黄仕忠｜阳春大地方

吾乡旧有俚谣，道是：“阳春大地方，三只飞机甩勿光。”

阳春在吾村北边，隔溪相望，民国时屋舍俨然，兴盛繁华。因遭三架日军飞机轰炸，它那极具江南民居特色的四进主宅惨遭焚毁，只留下周遭屋室与祠堂，残存于今。这首俚谣，既有对阳春这“大地方”的艳羡，也有对三架飞机掷炸弹这件恨事的叹息，还透露着一种永不屈服的精神：纵然日军派出三架飞机，也不能将其全部焚毁。

阳春是我祖母的娘家，郭姓几百户，聚族而居，唯有几户佃农属他姓，依附主家而生存。郭氏最初的三位太公，从清初开始，建造了三座东南向的七间两弄的屋舍，相连成排，后来其中两座又连建了三排，构成“四斢”（四进）巨宅，前后贯通，遂有“比屋千间”之说。内里总共有两千余根屋柱，皆粗壮圆润，其中外露者九百九十九根，唯最后一根系石柱，相传为避僭越之嫌。

所用砖瓦皆为青砖黑瓦，乃就地取泥烧制，以至在村子西侧、南侧挖了两口六亩和十亩大小的池塘，后来人称“六亩塘”“十亩塘”，成为村子的鱼塘，也是洗濯和防火用的水源。

主屋每斢，自成台门（院落），中间为石板铺成的天井。楼上每个房间的后檐，有走道相连。楼与楼之间则有“走马楼”相接。

每进院落之间有石板铺设的道路，族人称“马路”，共有前、中、后三条马路。屋与屋之间，尚有较小的石板通道，称“弄堂”。纵是阴雨连绵，各室之间，虽穿布鞋来往，亦得不湿鞋底。

巷道所铺青石板，长八尺宽三尺，相传运自绍兴某处，先从水路运至八角亭，然后抬舆而至。所费工夫，略可想见。

两座四进主宅之前，又各建有一座台门。台门外墙均用石条拼接而成，刻有花纹、飞禽、走兽等。

台门内之“大厅”，最为壮观，为三间一统，厅中柱子需二人合抱，横梁亦然。柱下石墩呈大鼓状，门槛则为一尺五寸见方的石条。屋顶椽子皆为粗二十公分的条木。前后门窗系重木镂空，雕有花卉或八仙等吉祥图案。内里照壁均用水磨砖铺设，构成几何图形。大厅梁上吊挂着铜钩，供年节时张灯结彩之用。故凡遇喜事，室内灯火通明，氤氲之气，袅袅萦绕，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令人叹为观止。

据族人传说，在建造左侧大厅时，一条过海梁忽然开裂，束手无策之际，忽有过路人，告以桐油拌石灰涂之，可作补救。用之，果然见效，而其人则倏忽不见。或疑是仙人相助。此梁今日犹存，弥合的裂缝隐然可见。

阳春郭姓源出汾阳王郭子仪，为其子郭暧之裔，也即《打金枝》中那位小生的后裔。元代先有一支移居诸暨，后再析一支，居枫桥镇郭店村。到清代顺治之初，从郭店又析出一支，迁至沿栎江（亦称栎溪、永宁江）上溯七里之“扬村”，后易名杨村，又改名新江、新山，今定名为阳春村。

此处原为溪谷间的沙滩地，唯其祖宗目光远大，构筑屋宅时有统筹规划，历经数代人经营，屋舍俨然。据说原定建筑，准备筑成八卦形状，但因故受阻。而郭氏一族的建筑规划，直到抗战前夕，也仍未能完工。

乡谣有云：“民国十八年，大水没寮檐。”那是1929年，永宁江水暴涨，越过风水埂，直扑阳春屋宅。室内水深三尺，灶台的陶镬里或有游鱼。但洪水退后，屋室安危无恙，无一倒塌，可见其建造之牢固。

郭姓祖上曾称富一时。据传，一余姓官绅，精于风水，尝经此地，见二山相卫，左为狮子，右为白象，惊曰：“此地必出贵人！”再谛视之，狮子之足向外，护卫似有未周，乃颔首曰：“原来只是富了点。”仍遣媒以女嫁之。

今日斯宅村“千柱屋”，以别致的构筑方式，为人称道，其建筑格局，其实系模仿阳春而来，不仅建造时间晚了一个半世纪，而且限于地形，规模地势也逊色甚多。

斯宅“千柱屋”远景，每排五个台门，前后两进，正屋各五间，各屋相接。

杨村则为两座七间两弄的正屋构成一排，前后共四进，各台门之间留有“马路”和“弄堂”，规模更为宏大。

1942年8月29日，盘踞于县城的日伪军夜出“扫荡”。时有小股游击队宿于阳春郭氏所设的乡校“新书房”（后来为“白米湾中学”所在地），日军于凌晨时分追蹑而至，枪响，游击队皆惊散，日军搜索无获，遂围住阳春，令保长带路，挨户查看，勒令村人皆至“大道地”集中，然后核对有无外人，男子则验看手上、肩头有无握枪、扛枪痕迹。

我祖母娘家的楼上是族人共有的谷仓，阁栅绵密，楼板厚实，可供承重，亦避潮湿。郭姓一族，族田广茂，地块丰腴，亩产甚高，所收租谷，亦极丰厚，岁末，族中分粮，各家可得数百上千斤。亦有懒汉，无所事事，只凭族田公产，日子也过得不错。

当日军围村时，夏粮才方晒干，佃农将租谷缴完，金黄的稻谷，堆至屋脊。日军搜村时见此状况，恐其襄助国军，次日便遣飞机轰炸。

8月30日下午二时许，三架日机从西大山的白茅尖方向飞来，至村子上空，盘旋一周，确认目标。有乡人躲于小山上，机上之人，毛发可辨。

日机先投燃烧弹，再投重磅炸弹一十九枚。第一枚燃烧弹就直接命中我祖母娘家的那栋楼屋。硝烟顿起，大火熊熊。有人被炸死，亦有人被烧死，其余村人四散躲避。

不一会日机离去，村人返回救火。忽有传言：“日本佬来了！”遂又惊散。待知是误传，再回来救火，连进四斢的屋宅，其中第二、三、四进，皆已焚烧殆尽，仅余断垣残壁，唯南首两大厅所在的两个院落及祠堂等，幸而无恙。

当三架飞机呼啸而来之时，我父亲与其小叔正在溪滩地里耕作，初以为目标是吾村，紧张得气不敢出，后见投到溪对面的阳春，才觉侥幸。

抗战那些年，我家迭遭变故。我祖父因被日军捉去当民夫，颇受惊吓，卧床年余，不幸去世，但请医所费甚巨，家中无以为继，祖母遂将陪嫁的金器送往娘家，请外太祖母觅人出售，换作零用。然而，这些金器尚未来得及售出，祖宅便被日机焚毁，后来扒摸灰烬，发现那金饰被高温熔化，凝结成团，幸然尚在，于是送了回来。

我父亲请人制作成几个金戒指，作了他用。最后还余下数钱，做成一条翠边，祖母甚是喜爱，插在鬓边，她去世时，就给带了去。

我祖母郭香云（1900-1963）遗像

我外太公郭文科，育有三子。大舅公郭开泰，诸暨中学校（中专）毕业，曾任国军某部军需官。抗战期间，在江西某地行军途中，他将驾驶室位置让给了衔低而年长的同僚，换坐到车厢，道窄路险，失控翻车，不幸遇难，驾驶室的同僚则安然无恙。二舅公复泰，会计出身，抗战中迁成都，在铁路局工作，后家于彼，仅闻育有四子，余皆不详。三舅公兴泰，亦从军，曾驻南京，内战后期，随军退至西南一带，因不愿赴台，遂家焉。

我祖母的娘家，在国难之中，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惨不可言，大舅公郭开泰更是在抗战中为国捐躯。然而在“土改”中，家中仅存老弱，村中有人恶意欺侮，划其成分为地主。我父亲那孤独的大舅妈，只好以地主婆身份，随女儿客居东北，后虽得享百岁遐龄，其魂犹不得返故里。

亦或以是之故，复泰、兴泰两位舅公，终生不曾返乡，其后人亦早与阳春族人断了联系。我曾很多次想象着天降机缘，能与我父亲的表兄弟们续上联系，可以抚慰父亲的心怀，遗憾的是直到他以九五之龄离去，也仍未能如愿。

前些年郭氏重编家谱，我亦获赠一部，煌煌四函。观其中郭文科一支，除其子及孙名字尚存，其余一概无载。那战火焚余的宅基，早已是鹊巢鸠占，此间再无其后人之音讯。

【回音壁一】

郑尚宪（厦门大学）：我也来一篇《老虎应》。

福建多山地，易守难攻，且交通不便，资源匮乏，经济落后，日本人对它兴趣不大，所以抗战期间，沿海各省份中福建受日寇荼毒最少。除了厦门被长期占领（1938.5—1945.9），福州两度被占领各几个月外，其他县市都没遭受铁蹄蹂躏。不过这不等于就不受战火影响。

我的家乡仙游县是著名的甘蔗产区，宋代修纂的《仙溪志》里，已有本地制作蔗糖的记载。仙游蔗糖产量高品质优，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一种固定且成熟的产业链：农民大量种植甘蔗，到冬天砍收下来，土法熬制成糖，卖给专门经销的商户——大大小小的“糖行”，再由他们通过种种渠道销往全国各地。世世代代，许多农民靠种甘蔗混个温饱或小康，而不少“糖行”商户则靠经销蔗糖发家，蔗糖成了仙游县的支柱产业。

抗战期间，这蔗糖还曾演绎出一出造富神话。

老人们常常说起，抗战爆发后，因为怕日军飞机轰炸，全县遍植甘蔗，连许多原来种粮食、蔬菜的田地，也都改种甘蔗。一旦听到空袭警报，男女老少往甘蔗地里一躲，就不用担心挨炸。

两年下来，敌机基本上没有来过，但却实实在在造成了灾难。原因是粮食种少了，不够吃，粮价猛涨；而甘蔗种多了，榨出来的糖又因为战争影响，运不出去，糖行纷纷倒闭。糖价奇低，粮价高企，广大蔗农糖卖不出去，粮食买不进来，生计成了问题。

有道是“乱世出英雄”，这时有一个商户挺身而出。此人年轻胆大，逆势而为，把家里的房产、田地全都典当出去，筹了一大笔钱，又借了许多高利贷，趁糖价极低，收购了全县一大半蔗糖。仙游人形容一个人胆大，往往说他“老虎都敢骑”，此人姓吴，名某应，因此得了个“老虎应”的外号。

几个月下来，“老虎应”除了满仓满谷堆积如山的蔗糖外，几乎一无所有，眼看就要完蛋。谁知天无绝人之路，随着战线向内地推进，沿海一带战事稍缓，交通逐步恢复。“老虎应”抓住时机，几乎雇佣了全县所有的河船，将囤积的大量蔗糖沿木兰溪顺流东下，运到莆田涵江出海口，装上大货船运到福州马尾，从海路销往上海，再从外地运粮回来，一来一往，获利百倍。

经此一役，“老虎应”成了全县首富，名震遐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我下乡时已是七十年代，三十几年过去了，老人们犹津津乐道“老虎应”的发家神话，以及衍生出来的种种轶事。我听得多了，觉得这些传说真假参半，演绎成分居多，但有一件是确切无疑的。

话说“老虎应”成了全县首富后，其账房先生自然也就跟着沾光，于是拿钱回老家盖房。有人嫉妒，就向“老虎应”告发其贪污，乡下正在盖的房子就是赃证，于是“老虎应”带人前去查访。

到那一看，房子盖得差不多了，但规模并不大，也就是一般乡间常见的三开间格局。“老虎应”勃然大怒，责令立马停工。账房先生吓了个半死，赶紧上前解释。

“老虎应”不容分说，大手一挥，叫过工头，命令他把盖了一半的房子拆了，就地重盖一幢五开间大厝，“所有费用我出！”接着转过身来，训斥账房先生：“你盖这么小的房子，不是打我脸吗？人家会说我‘老虎应’只顾自己发财，对待下人那么刻薄！”

于是重打锣鼓另开张，一座五开间豪宅（俗称“五间张”）在村头拔地而起，远近闻名。

说来也巧，这位账房先生老家离我们村不远，我们每回去公社交公粮、挑肥料，都要路过其村庄，有时还会在那所豪宅边上歇歇脚。

每当此时，这则轶事就会被人提起，该村人也引以为傲，可见实有其事。至于“老虎应”本名，我问了几个人，则无人说得出来。

大概是1973年吧，一次我爸带我去表叔家走亲戚，路过一片河滩，一个放羊的老头看到我爸，远远迎了上来，一口一个“郑先生”地叫着，还掏出半包皱巴巴的卷烟敬我爸。

我爸问：“你现在还抽卷烟？”

对方略显尴尬地说：“没办法，叶子烟我卷不来。”

两人点了烟，聊了几句就分手了。

我问此人是谁，我爸说他就是“老虎应”。我大吃一惊，没想到传说中的风云人物竟是这般模样，后悔刚才没有多看他几眼。

又问我爸，他怎么对你那么客气，还喊你“郑先生”（很久没人这样称呼了）。我爸说这是有缘故的。原来“土改”时，县委书记（当时称“县政委”）是南下干部，对本地情况不熟悉，我爸给他当兼职秘书。

一次在审批各区上报的拟枪毙地主名单时，看到有个待决人犯名字旁边加注“老虎应”三个字，书记眉头一拧：“‘老虎应’？这个人肯定很坏！”

我爸赶紧把“老虎应”外号的由来说了一遍，又告诉书记，此人暴富后弃农经商，一度做得很大，商业版图扩张到福州、上海，四十年代末期国民经济崩溃，他因此破产回家，当初典当出去的田地一直都没赎回（先是不在乎，后是没钱赎），从经济成分上看，应该属于破落的民族资本家。

我爸四十年代就读于国立暨南大学国际贸易系，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尤其是统一战线理论也比较了解，一席话讲得入情入理。县委书记也是通情达理之人，从善如流，大笔一挥，通知下面把此人放了，把原定的“地主”成分改为“工商业”。

后来又因为小县城里“民族资本家”寥寥无几，作为“团结对象”，还安排他当了县政协委员，因此免受了不少苦，所以一直对我爸感恩戴德。

听了我爸一席话，我不由得驻足回望。只见远远的河滩上，有一大二小三个黑点点，小的是两只羊，大的就是昔日江湖上纵横捭阖、叱咤风云的“老虎应”了。

孙启军（羊城晚报）：好呀，我来一篇《眼看楼塌》。

诸暨为古越人腹心之地，鱼米之乡，财帛充盈，《阳春大地方》中图文可证。模仿杨村所建前后两进的“千柱屋”，其规模形制已令人惊异，杨村那两座七间两弄的前后四进的“正屋”，倘若存世，其豪奢与宏大程度，更不知如何赞叹。

可惜这豪奢与宏大早已葬身于日机的轰炸，更令人唏嘘的是这被毁大屋背后的家族命运。杨村郭姓大族，不仅祖屋无端被炸毁，而且后人或因国难而殇或因家破而终生不再返乡，家族中许多人就这样悄然消失在历史和杨村“大地方”的幽深处。身处大时代，这就是命，担不担，受不受，留不留、走不走，其实半点不由人。

由此想到自己的父辈。

爷爷早年在襄垣城里做鞋维生，挣下一点家业，回村盖了两层三开间楼房，楼址选在村中一处向阳背阴的平坦台地，周遭均为古旧窑洞，颇有些顾盼自雄。

父亲叔伯兄弟五人。大爹自小残疾，拖着一条残腿讨生活，终生未出过村。二爹留过东洋，回乡后就在家读书，没出去做事，因会几句日语，被日本人看上，做过一阵虒亭乡的乡长。

三爹、四爹当了八路，在晋察冀一带与日本人游击，两人在部队均勇猛，打到后来，都当了不大不小的官；但打跑日本人后，与国军干，仗越打越猛，人越死越多，两人怕了，就相约开了小差，回到村里。

父亲行五老幺，比三爹、四爹晚一年进部队，却一直跟着南征北战挺了过来。

我小时候在三爹三娘家，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景，是三爹头上那一大块崎岖不平的红色伤疤，父亲后来告诉我，那是三爹在部队当机枪排长时留下的纪念。每逢激战，机枪火力最猛，招来的反噬火力也最烈。那一回，三爹的天灵盖差一点就被全掀了，这是他开小差的最直接原因。

他们叔伯五兄弟，二爹最先走，死于解放初期；其次四爹，死于“文革”初年，跳井死的；大爹和三爹因病死于上世纪70年代，死时都只五十多岁，对村民来说，已是得天年了。五兄弟中，如今只有我父亲仍在，却已瘫痪在床多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陪父亲回乡探亲，那两层三开间楼房破败已久，有些灰头土脸，兀自看得出是两层；十年前最后一次陪老父返乡，祖屋只剩下一堵土墙，瑟瑟立于寒风之中。

大时代的漩涡面前，家族曾经的大屋、财富和亲缘，个人拥有的学识、选择与荣耀，都一如草芥，经不起几下折腾。

【回音壁二】

黄仕忠：钱家山下村，并无姓钱之人；杨村，亦无姓杨之家，实为郭姓族居之地。我小时候，多以大队为名，不讲村名，也不重视村名的写法，此村或写作扬村、杨村、阳村。“文革”中，其村属“新山大队”，建有“新山学校”，系“浙江省教育革命先进单位”，远近闻名。我在这里读初中，班主任郭恒松老师给予我很多肯定和帮助。

1974年夏天，我从新山学校初中毕业，然后去了白米湾五七中学读高中。后来才知道，上高中需要推荐，首选贫下中农子弟，我家是中农，姐姐和哥哥高中毕业，队里定名额时，就不同意我再上学。据说是恒松郭老师（因校中郭姓老师太多，所以我们通常在前面加名字）为我说了一句话，大意是也要让学业好的学生去上。有了他这句话，我就读成了中学。

1990年代以后，撤公社为乡，撤队为村，需重定村名，因枫桥镇另有一杨村，定名在先，依照不重名的原则，定字作“阳春”，这也是清代郭氏一族的曾用之名。我祖母是杨村人，故我的血脉里有一份郭家的血统。

此文写作时参考了郭恒巨老师主编的《郭氏族谱》以及郭润涛兄所撰的序。润涛与我同年考上大学，当时永宁公社上榜者亦仅我们两人。他今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为不负恒巨老师之心意，他花三月工夫撰成谱序，追溯郭姓源流，记录的乃是正史；我做文学研究，则是从一个外孙的角度，记下其中一支的离合悲欢。

刘勇强（北京大学）：“原来只是富了点”的传说，似自豪而稍加节制，似艳羡而略打折扣，大有意趣。

黄子晋（后辈）：我们曾去参观过斯宅大屋，千柱之屋，连廊相接，宛若迷宫，令人叹为观止。杨村大宅，实远胜于彼，规模则大上一倍，若能保留至今，不知该是何等壮观。

蒋思婷（学生）：杨村屋宅在国难中惨遭焚毁，已经令人痛惜。说到其后人失去音讯，又使人难过。但再想一想，这样的故事，在过往的岁月中，曾在无数村庄里发生，所以更让人为之叹息。

麻永尧（中学校友）：仕忠师兄所述，与我儿时所闻大抵相符，花了功夫的。据少华送我的《诸暨志》，诸暨郭姓是从东阳分蘖的，再分至郭店（郭少华、郭兴浩老家），后再分至阳春。初代太公建宅，工程巨大，按风水布局，人工建造南面的风水埂、北面的小山头、种植村口树（香樟、银杏，一株尚存，十人合抱），其住宅之排水系统十分宏大，道地皆为青石板铺设。老人言，奇怪的是，这么多青石板，其石塘在何处，一直无法找到。

儿时群孩戏玩，常念：阳春大地方，走个暗弄堂（楼高弄暗，穿廊而过，雨天可穿布鞋），两房两祠堂（指新老书房和新老祠堂）。生儿（领取）二石米，生女减一半。

杨村东南角有一老梦山（土语，即晾网山，形似），依风水讲，太突兀，火旺，故在村宅东南角开挖一大塘，即“阳春大塘”。现大塘因道路扩建，填了不少，有些渺小了。

我外太公家受日本鬼子伤害很大。清章是我外公，他有四兄弟，房子烧没了，大舅被枪打死在稻田里。故我母亲至今一听到日本两字，便两眼冒火。

郭巨松（中学校友）：据《阳春志》，阳春村原名扬村，约在嘉、道间，易名“杨村”。1950年8月，改名为“新江村”，以开通不久的新江而得名。“大跃进”时，新江、网山、凤山三村合并，各取一字为村名（新江村取“新”字，网山、凤山各取“山”字），名“新山”。

1962年，三村分别成立生产大队，原新江村沿用“新山”为队名。

1983年，撤社改乡、撤队改村，欲将村名恢复为杨村，但枫桥区东一乡有石海杨村，因地域命名不得重名，遂取“阳春白雪”一语的“阳春”二字，以谐音杨村而作为新村名。其含“阳”字，示郭氏系汾阳王后人，“春”为四季之始，寓繁荣昌盛、兴旺发达之意。

2006年，行政村合并，阳春村与网山、聚英二村合并为大行政村，仍以“阳春村”为村名。

又，日寇扫荡时，疑村中有抗日游击队，强迫村民集中于大道地，四周架上机枪，封锁村口进出通道，让云照保长辨认。并入村中，逐户搜查。至后书房，发现仓库数座，贮满租谷。过得三日，下午二时许，有三架日机从白茅尖（西大山）飞临村子上空，盘旋一周，先丢燃烧弹，继而丢下炸弹十九枚，房屋顷刻之间成了废墟，阳春巨宅，仅剩南首一带。此次灾难，被炸毁的房屋有：云照5间，云斌5间，……等，共计133间。

骆建平（复习班同学）：记得当年在白米湾上补习班（1978年春），教历史的宣老师给我们讲日本佬杨村掼炸弹，这神态、这语调严肃而风趣，至今记忆犹新。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作为驻村干部落在阳春村。到村的第一天，做了两件事：先是去拜访了住在大台门边上的润涛兄的父母；再是由村支书、村主任陪同去看了杨村大台门。台门的确很大！虽被炸残，比之我家住的枫桥通源台门要威严得许多。当天中午，我们还在台门里村支书妹夫郭赤峰家吃了晏饭。

魏崇新（北京外国语大学）：家族史寓国难史，可补大历史之阙。描写精于风水的余姓官绅一段，可入稗史。表兄弟迄今无信息，令人叹息！诸多细节，从何得来？考察？口述？地方文献？

黄仕忠：文章内容，有家父所述，师长所编族谱所载，以及我儿时所闻。希望这篇文章发表后，在成都、贵州的两位舅公的后人或许有机会看到，那么就可以联系上了吧。所以这也是一则“寻人启事”。

倪建平（杭大同学）：我1970年去新山小学开会，当时郭晓映、郭芳芬两位同学很出名。晚上在颓圮的屋址上散步，有人说此地出过四象八只牛，七七四十八只擂（滚）灰狗（富户），来说明这石板道上曾经的富有。

赵国瑛（白米湾中学校友）：前半篇几乎是白描手法，述说郭氏祖屋宏阔，家资殷实，颇能度日。这么细致的描述不多见，如临其境，巨细无遗。后半篇方涉家事，又诉倭寇侵国，家事破落，令人唏嘘。

又闻一亲戚战死长沙，具体情况不详。战乱年代，国破家亡，不胜枚举，村志鲜有提及，后人几乎忘却。

由此想起吾村赵家亦遭日人轰炸，我祖屋也被炸，一对新婚夫妇（远房亲戚）殒命。家中大柜至今犹存弹孔。

许贺龙（杭大同学）：拜读大作，几多感慨！老兄之文，翔实、生动，兼具史学与文学价值。所述之事、之人、之物，依稀皆为吾等儿时所闻、所见，倍感亲切！在回音壁的结尾处，那位郑兄所言恰可为本文点题：大时代的漩涡面前，家族曾经的大屋、财富和亲缘，个人拥有的学识、选择与荣耀，都一如草芥，经不起几下折腾！

沈澜（杭大同学）：私家历史映射的是整个时代。类似的事听得不少，但依然让人叹息。

金红（杭大同学）：抛玉引玉。回音壁中的村史家史也很值得读。

吴振武（吉林大学）：写得好。我家保姆的丈夫也姓郭，她是守寡后才来上海做保姆，那时已经生了三个孩子。打仗最遭殃的就是老百姓，现在知道，假如没有天灾人祸，那时老百姓过日子还是不错的。从前概念里，似乎都在水深火热中……

殷娇（中国艺术研究院）：口述史的魅力可能就在于口述者既懂得金戒指和翠边的情感延续，又有青狮白象的传奇记录，更有身为外孙的自豪与叹息，郭氏家族在叙述中有了历史的厚度与个人的温度。

罗时进（苏州大学）：家史、村史即地域史，其家族性、地方性伤痕、痛楚，实与民族历史相关。这样的文章，其意义已超出了私家史。很有兴趣，一气读毕。

周晓康（澳洲墨尔本大学）：读来令人惊心动魄的家史，村史，中华抗战史，史料翔实，描述细致，文笔流畅。太精彩了! 给你一个大大的赞。

陈尚君（复旦大学）：阁下真用心追究家事，我则有心已无力。

蒋寅（华南师大）：建筑很有格调。

汪诗珮（台湾大学）：杨村的建筑与人文景观令人神往！

张宏生（香港浸会大学）：是文学，又何尝不是历史。

曹家齐（中山大学）：浓重的乡情，惨痛的历史。

李南晖（中山大学）：家国故事，妙笔著史。

范常喜（中山大学）：家国史、建筑史。

王进驹（暨南大学）：艳羡阳春大地方，汾阳之后源流长；华庭顷刻灰烟灭，国破何能保旧邦。

罗成（中山大学）：阳春大地方，且忆且寻思。青砖伴瓦漆，狮象踏新泥。寻寻觅觅，宅在哪里？点点滴滴，最难将息。

李桂奎（复旦大学）：老屋老宅，人世变迁，不只是乡愁！写写这些陈迹，是文献，是心史。

彭国忠（华东师大）：郭氏一姓传承史。以一姓见一国见天下，有传奇有传统有感情。

吴义雄（中山大学）：老兄是文章大家，大作读来兴味盎然，期盼多写！

李伟大（中山大学）：如此逸事，娓娓道来，拜读完，感觉您的笔法颇得逸闻主义神韵啊！

赵建新（中国戏曲学院）：建议大家都来写写私家历史。

张均（中山大学）：普通中国人于祖父以上，往往所知甚少，您真是有心人，给地方、给文化留一存照。

孙立（中山大学）：稿子里再多配几张建筑群内部的图片就更好了！小村庄，大历史！我兄功德无量！

史小军（暨南大学）：几十年前的人和事能写得如此吸引人，不惟文采，更是情怀！

何春晖（浙江大学）：如数家珍，实属不易！值得留住的历史。

涂秀虹（福建师大）：阳春，看了才知道是地名，非常好听的名字。这样的家族史太宝贵了，又因为您细腻的文笔，亲切的叙事，比虚构性小说更有意思。

李舜华（广州大学）：正要补充一句，上次您说到，自小未曾接触诗词，因此只写散文。传统文重于诗，诗重于词，便是因文章通经史，仍是经世之文字。因此，诗体中也以诗史或乐府诗为重，黄老师开辟私家历史一栏，方是真正可颂可扬之事。

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正文引发了回音壁，厉害。砌墙体还有新进展？《石钟山记》:"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抗战，土改，合作化，大锅饭……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很多，能记录传世的文字却少。

邹双双（中山大学）：想起课堂上讲到大江健三郎母亲叮嘱大江大学毕业后要回老家建设家乡，自然是没能回的，但家乡、家乡事一直存活在大江作品中。黄老师身在异乡，用文字记录故乡历史，风情，人物，也是对家乡多好的文化建设！

回音壁好厉害！一乡连一乡，可以出系列了。

斯孝林（重庆友人）：谢谢黄老师分享的私家历史，虽是对家乡过去的记录，这也是在传承我们中华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乡土人情风貌。黄老师呕心沥血把家乡的点点滴滴汇编流传，除了忆念家乡，也是搜集发掘抢救故土文化，非常有价值！我们的后辈，若干年后，会感激黄老师的良苦用心，让大家不忘继往，在历史长河中感慨思考。

郦璋瑜（诸暨同乡）：刚过去“七·七”纪念日，看老师这篇感觉好触动，先辈“一身报国有万死”的侠义肝胆至今难忘，我们现在的和平来之不易。看到结尾老师朋友写的“大时代的漩涡面前，家族曾经的大屋、财富和亲缘，个人拥有的学识、选择与荣耀，都一如草芥，经不起几下折腾”，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人身上就是一座山，还是希望能一直拥有和平的生活，不辜负先辈的付出。

徐大军（杭州师大）：阳春大地方，那屋那人那事，牵连了家国的波折，也经历了的消磨。对阳春“千柱屋”的描述尤其层次分明又生动，令人想见其规模气象。

顾克勇（浙江理工大学）：家史、国难交织，亲情充溢其中，对家族后人的确有警示作用。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日本侵华耻辱教训要牢记。我老家在鲁西南孔孟之乡，虽然离铁道游击队活动地点枣庄煤矿、微山湖不到一百里，但很少听到家族老人讲日本人是如何在我们家乡烧杀抢掠。看黄老师的文章，无意补上了一次党课。

张志峰（济南大学）：一个人的家教，总在点滴中体现。文中的“祖母”，就是一位知书达礼而又坚韧的传统女性，在国破家亡时，用柔弱的身躯，托起了一个大家庭。

张诗洋（广州大学）：小说戏曲中，小生甫一出场，自报家门者，杜姓皆宗杜子美，郭姓总归郭子仪。读到阳春郭姓，果真源出汾阳王郭子仪。还颇具有传奇色彩，是《打金枝》中那位小生的后裔。也算是戏曲家法的一种互文了。

回音壁中老师说到“钱家山下村，并无姓钱之人；杨村，亦无姓杨之家，实为郭姓族居之地。”写这篇文章与感念初中班主任郭老师有关。写一姓一族，念一城一地总关情，这份情因为包含历史感而更厚重。

杜雪（北京语言大学）：您家乡真可以说是群贤荟萃的福地。只我上过课、从过学的老师就已经有您、钱老师、郭老师！看到文中郭老师到名字，说他为新修族谱作序我还迟疑了一下，原来真的是！不能说世界太小，只能感叹人杰地灵。

谢文艳（中大学生）：黄老师的文字充满了情感，读起来仿佛一草一木一屋都有灵魂，对旧时故人的描写，仿佛见到了真人。

沈珍妮（中大学生）：在网上看到现在阳春祖宅的照片，还足可相见当日气象。如今重修族谱，子孙昌盛，也可说是劫后不坏的真金吧。郑老师的《老虎应》是第一次读，“乱世英雄”，命运翻覆，令人唏嘘。期待郑老师也写一个系列。

廖智敏（中大学生）：动乱年代里小人物的生活史。读到阳春屋宅遭遇洪水之后竟能安然无恙，大为震惊！想到近些年来关于豆腐渣工程的报道报道，不由感叹现在的工程质量大不如前了……可能以前的人们修房子是想让子子孙孙都能安居受庇护，于是用心建造。现在的不少房子只是商品，“用”个几十年，以后大不了推倒重来……

另外祖母的遗像看着好亲切呀！因为年代的关系，人比较精瘦，但是眼里还盛着满满的笑意，感觉是个很温暖乐观的人。

曾庆兰（中大学生）：读完全篇，更能想象阳春之大、之兴旺，也就越为当年日军飞机轰炸当地而感慨、愤怒。动荡年代，老师的舅公一家流离失所，音讯全无，亲人惦念却不能再得团聚，令人叹息。如郑老师、孙老师所叙述的一样，当年与之相似的人和事应当还有很多。在时代的风浪面前，家族与个人无比渺小、脆弱，但万事万物祸福相依，挺过去，才有机会迎来曙光。也许某一天，舅公的后人读到您的文章，又会重新接续起这份亲缘。

陆韵（中大学生）：大时代的历史烟尘、战乱离散下，模糊了很多普通人鲜活又惊心动魄的一生。后辈的记忆、口述、文字，族谱和家谱，都是对时代、对先辈的缅怀和尊重。而未来阳春郭氏若要编修新谱，老师文章里所提供的人物事迹材料正是一份重要的补足，这也是文章的史料价值。

彭冰冰（中大学生）：读完这篇和回音壁的两篇，觉得难受又唏嘘，联想起古希腊悲剧里的英雄，拥有再多荣誉也逃不过命运，人的有限性和命运的无限性实在无法抗衡。不过古希腊悲剧的命运更像是某种天机，而几篇文章里的命运则是时代洪流对人的席卷，“半点不由人”。“开泰”“复泰”“兴泰”是多好的名字啊，可是如此命途多舛，真让人痛心。

章丹晨（伦敦大学）：黄老师笔下的阳春村和村人的故事， 好像近在眼前，这下真的是飞机也甩不倒了。

陈雅新（深圳大学）：谢谢黄老师分享！读来很有意思，大历史在民间的记忆。行文精炼又真挚，道是无情却有情。

刘正平（杭州师大）：谢谢黄老师！这个看风水的情节挺好玩的。郭子仪后裔迁徙这么远。

彭秋溪（杭州师大）：哈哈哈哈哈，看风水一段好神奇。

孙书磊（南京大学）：民居+民宿+文化+情感。有深度，又耐读！

黄丽群（丽水学院）：我小时候住的也是一幢古建筑，雕梁画栋十分壮观。据说墙是泥里掺入糯米饭、稻草等夯实筑成，十分坚固……

当地人叫大qu，中堂特别大，晚饭后大家都坐在两旁的长条登上说故事、聊八卦，我小时候经常带一群小朋友在此“做戏”。

毋丹（浙江工商大学）：我好多年前去绍兴开会，借光去参观过千柱屋，后来想跟别人推荐，就想不起来具体在诸暨哪里，您的文章帮我解决了。

宋月华（社科文献出版社）：一口气读完。那时的住宅才叫住宅，我们现在住在楼的方寸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房子，是休息的地方。

刘青松（南开大学）：三架飞机也炸不掉，但在“时代”面前也只能消逝。

刘娟（湖南工商大学）：既是家族史，也是中国史。喜欢读您写的历史，娓娓道来，饱含深情。

李颖瑜（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听过斯宅村，原来竟仿阳春而来，假如未被炸毁，该是何等壮观，可能会成为更有名的文化景点。在家族观念越来越淡薄的今天，我很难想象这么多同姓族人聚居在一起的样子。想起张爱玲小说中大家族内部的是是非非，现代人追求自由、隐私、独立，小家庭取代了大家族。不过餐桌越来越小的今天，我偶尔也会怀念小时候和一大家子人团聚的日子，我们下一代的家族观念可能会更加淡薄，尤其经过独生子女这一代，“亲戚”这个词在未来世界可能都会越来越模糊，想想这些，不禁让人无比唏嘘，也更感叹您记载这些往事的深远意义。

胡光明（香港理工大学）：读老师写阳春村外太公家的历史，撇开“大时代中小人物”的视角，我更看重这种虽有些遥远、但又与自身有着千丝万缕血缘联系的家族史事：祖上汾阳王，阳春郭氏的出身何等荣耀；阳春大屋虽毁，由仿其制的“千柱屋”可想见其何等壮观；再到阳春郭氏看重读书，业于教书者代不乏人，足见其文化昌隆。如此，阳春便不是小村，真如老师所写的“大地方”了！

于是，我想到我祖母和她的娘家！祖母完氏，出于离我家不过十里的完天庙村，邻近又有完楼、完老家，人称“三完”。上世纪90年代，“三完”及鹿邑县史志办、民族宗教局邀请各方研究论证，“确认”此“完”乃“完颜”简写，出于金朝完颜氏，一时完氏乡人皆恢复“完颜”复姓，民族也变成了“满族”，接续清朝以女真为满洲先人，谁也想不到清朝亡了快一百年，豫东乡下倒出了清朝祖先的后裔。据说“三完”村人走路都横了起来，不仅周边的村子不敢招惹他们，就连“三完”嫁出去的姑娘都在婆家抖擞起来，更不消说“三完”小伙子们找媳妇儿了，只要看上了，一般人家只好答应……（思绪良多，希望也能像老师一样，慢慢写出来！）

吴秀明（江苏开放大学）：很喜欢江南的古建筑，粉墙黛瓦，有少量精致的雕刻，不施彩绘，素雅清新。老师对阳春村民居建筑的描绘得具体真切，读来仿佛亲临游览了一番。老师后面说曾获赠郭氏家谱，观其中一支，除其子及孙名字尚存，战火后的宅基，早已是鹊巢鸠占。今之视昔，有“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受。

赵李滢（校友同乡）：才知道诸暨曾有比千柱屋更宏大壮观的建筑群。俨然是成了诸暨历史人文加建筑故事大王，下次有机会跟你一起回乡听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