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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境内“唐诗之路”上的唐代石刻

许力

2023-06-08 08:22

来源：澎湃新闻

若简单梳理《全唐诗》作者目录，就会发现，那些在当时就闻名天下的大诗人，基本上都曾在浙江境内留下过足迹，骆宾王、杜审言、贺知章、李白、杜甫、孟郊、皮日休、孟浩然、李邕、杜牧、张志和等等，这些星光熠熠的名字，辉耀着大唐的天空。浙江全境唐代石刻保存状况如何？

作者多年来对浙江全境唐代石刻进行实地勘察和案头整理，用路线行进式的方法按地区记录了浙江诗路沿线上的唐代石刻遗存，并与文献资料互为参证。

浙江“唐诗之路”是个现代的概念，从地理路径上来看，它包含了浙江地区几乎所有的地域风貌和自然景观；而从人文视角出发，这条路上充满了故事和想象力。有人将这条路径的地域行进方式设定为：自绍兴的上虞始发，由曹娥江上溯，沿着古剡溪水道漫游，也就是沿现在的曹娥江一直往西南方向的上游行进，途经嵊县（今嵊州），过新昌，直达天台。这条旅线，是基于曹娥江的地理水系构成，它将余姚、宁波以及海上舟山的一部分，都纳入这个区域范围。简单地说，以往的认知是，自上虞沿古剡溪，一直上溯至终点天台山的旅程，才被定义为“浙东唐诗之路”。经过近几年来对浙江“唐诗之路”上唐代石刻的寻访整理，以及相应的研究，我认为浙江的“唐诗之路”，远不应局限于此，它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浙江唐代历史的实物呈现，其研究和再现的地理区域，应该涵盖全浙范围。缘此，此次唐代石刻研究的探索范围，自然将延伸到地理意义上的全浙江境内。研究以已探访到的现存唐代摩崖石刻为主体，探索对象涉及碑刻、经幢、已佚失的刻本等各种形式的唐代文字石刻留存，补充部分文献著录失载或误载的石刻名品。

长兴老鸦窝唐裴汶、李词、张文规等题刻现状

长兴老鸦窝唐张文规题名

浙江“唐诗之路”从具象的旅行路线的索骥，上升到精神层面的探究，它呈现的是唐代的浙江文化史，同时也是一部唐代文人浙江交游史。当年的古人来浙江，绝不仅仅为了观光，更重要的是寻访那些南山高士、山中宰执——在这条微妙的旅行线路上，隐藏了太多的皇家顾问、高僧名道。唐代士大夫来浙江寻仙访道，或者为了某种政治意图，借助旅行的形式，形成了一条隐秘的交游线路。因为这条隐逸而闪光的旅途，成就了上千首唐代诗篇，从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记录来看，来过浙江的诗人，超过百数。如若简单梳理《全唐诗》作者目录，就会发现，那些在当时就闻名天下的大诗人，基本上都曾在浙江境内留下过足迹，骆宾王、杜审言、贺知章、李白、杜甫、孟郊、皮日休、孟浩然、李邕、杜牧、张志和等等，这些星光熠熠的名字，辉耀着大唐的天空。

浙江“唐诗之路”上的唐代摩崖石刻分布图

浙江作为地理概念大约形成于汉代，而春秋时期的浙江，大部分地域属越国，北部的嘉兴、湖州等部分地界，因濒临太湖西岸和南岸，很长一段时间内归属于吴国统辖，为吴文化所笼罩。浙江在当时是吴越文化并存的局面。最后因为楚国的兴起和秦代大一统的完成，浙江逐步形成自身独特而复杂的文化面貌。在思考“石刻唐诗之路”概念的时候，笔者觉得无论浙江的哪一块区域，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每个浙江地域的独特文化，都是浙江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唐诗之路”与钱塘江、灵江、瓯江等水系都紧密相连一般。北自嘉兴、湖州，东往宁波、舟山，南至绍兴、台州、温州，西到金华和丽水、衢州，同为一体。

长兴霸王潭唐杨汉公等题名拓本

浙江北部是唐代摩崖石刻遗存相对比较集中的地域，又以湖州长兴唐代御茶苑石刻最为著名。长兴有一处名胜——顾渚山明月峡，唐代时其影响力直达宫廷。在这个山脉周围，包含霸王潭、老鸦岕等地方，完好保留了大量湖州刺史的摩崖石刻留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有那位写出“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风流才子杜牧。湖州之南有德清武康镇，此地有水景名“下龙潭”，有唐人题名石刻一处，因离顾渚山并不太远，此题名和顾渚山有着惊人相似的地方。在士林镇公园内，还有唐代经幢一处，被收录于清代《两浙金石志》中。湖州原有宋代所建的墨妙亭，收藏有唐太宗李世民的亲笔草书《屏风帖》的刻石，很遗憾，数百年前就已经遗失不见，历代翻刻多次之后，终究消失于历史的尘埃中。所幸还有古代拓本传世，我们可一窥太宗手迹。

德清武康下龙潭唐贞元题刻

海宁，直到现在都是浙江才子的盛产地，唐代自不例外。此地有三处经幢，均为晚唐遗存，颇有文化凭吊的价值。沿着钱塘江上溯，江两岸还有留刻于悬崖绝壁之上的唐代摩崖题记。第一处是桐君山，位于富春江的江岸，归桐庐县统辖，与严子陵钓台一样，是钱塘江上游一处很重要的景观。第二处在淳安千岛湖西侧的红铜山，唐代时此处有采矿记录。这处石刻自唐玄宗天宝年间直至唐宪宗元和年间（742—820）都有记录，时代序列非常清晰。

杭州，古称钱唐、武林，是唐代石刻的又一个集中地。源于白居易的领衔和推崇，杭州大量的唐代摩崖石刻，某种意义上是以聚集的形式铺开的。唐晚期的“ 元和中兴”，是这些遗迹的时代推手。除了有著名的灵隐飞来峰、吴山和周边最重要的驿站袁浦定山摩崖石刻之外，还有市中心的一处晚唐开成年间（836—840）的经幢“龙兴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杭州飞来峰唐卢元辅石刻细节

杭州飞来峰唐卢元辅题刻清代拓本

杭州吴山青衣洞唐刻石

杭州吴山青衣洞唐开成五年题名拓本

由杭州向南，就进入“唐诗之路”的另一个核心区域——绍兴。绍兴的唐刻几乎都在市区，主要原因是城市位于交通要冲。绍兴最为著名的石刻，有学者认为当属“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贺知章。

宁波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与唐代有关的摩崖石刻，但在阿育王寺，至今还留有一通著名的唐碑《阿育王寺常住田碑》。这通石碑，不但证明了这所寺庙为官方创建的“血统”，以及它所拥有的田产，同时，也是唐代碑刻书法中的精品之作。此碑以行书入碑，挥洒纵横，有着明显的唐代主流书风面目，书者学习二王（东晋书圣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痕迹，在碑文书法中随处可见，十分珍贵。另在市郊的保国寺，还保存有从别处移来的两通晚唐石经幢，也是唐代宗教史的重要文物遗迹。

再往东南就到了台州。台州有个特点，最重要的唐代摩崖石刻，几乎都集中在天台。当然，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天台是佛教天台宗（第一个本土化佛教宗派）的发源地，早在唐代，它的影响力就远播朝鲜半岛和日本。除了有宗教的特殊原因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唐代时天台隐居了一些与皇室确切地说是与皇帝有着密切关联的高士，故而很多唐代名人到天台，可能都有政治因素的考虑。天台山琼台上的柳泌唐诗题刻拓片，是目前在“唐诗之路”上发现的唯一一首被《全唐诗》收录的唐诗摩崖石刻原迹。这处唐刻摩崖是笔者父亲许小胖先生于2015年2月偶然在琼台绝壁上发现的。此摩崖离地面垂直距离近300米，是悬崖断崖间伸出的一个小平台，所以只有在很特殊的位置才可以欣赏到。这处摩崖石刻自唐代元和年间（806—820）到现在保存完好。这也颠覆了天台山方志的部分著录，以及清代以来天台文人的笔记研究。天台国清寺有一件至宝，国清寺的僧人们看守很严，是唐物中的珍品。在五百罗汉堂的正对面墙上有个玻璃框，常年都是水汽弥漫，隔着玻璃，里面那几个字还是能看得清楚——大中国清之寺，右侧有落款“柳公权书”。这是柳公权目前存世的、已发现的唯一的摩崖榜题，单字字径大概有30余厘米。如此大字已经算是古代榜题中的巨型文字。

天台唐《修禅道场碑铭》局部

古人尤其宋以前人写字，是一手举纸，另一手举笔，悬空书写。唐人写字的常态，一般都不会太大，日常书写最大也就指掌字而已。这一点在孙晓云先生的《书法有法》专著里有深入的研究。笔者曾于文献中搜检，推测柳公权的“大中国清之寺”原迹，当年或是写在诏书的拖尾上，后来寺僧怕它湮灭，就把它复刻到了国清寺后山的崖壁上，这是目前存世柳公权摩崖的孤本。北宋的大书法家米芾，当年为了寻访它，花了数年时间，亲自到国清寺，此后在其专著《海岳名言》里专门留下一则关于柳公权摩崖石刻的记录。天台已发现的唐刻中还有一颗遗珠——桐柏宫鸣鹤观中，有两尊唐代伯夷、叔齐石像，其背后刻有像名。明代徐霞客亲访此处，清代也有学者将此像名石刻书法归入李阳冰名下。笔者收录于此，聊备一说。

过天台后往西可以到金华，被当时的浙江巡抚阮元收入《两浙金石志》的法隆寺经幢，依然以华丽的大唐风姿向世人昭示那个盛世的绝美。根据志书记载，金华的双龙洞里还留有唐人祈雨的题刻，虽然目前还没有找到确切的地点，或者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双龙洞依然是我们怀古的佳处。

缙云已经进入丽水的辖区，此处唐刻不少，源于那位唐代大书法家李阳冰。缙云现存唐代碑刻有三处，都是宋人翻刻唐碑；摩崖也有三处，以倪翁洞一处最为著名。市区的公园里，就留着李阳冰、李湜的摩崖石刻。

除了缙云，丽水市区还有一处唐代摩崖——三岩寺的李邕石刻榜题，单字体量之大，蔚为壮观，与天台山国清寺的柳公权石刻榜题，堪为浙江唐代摩崖大字双绝。

丽水往南便是青田，这里的石门洞景区颇负盛名。据当地方志记载，该地有唐人石刻题名四处，还有极其珍贵的南朝山水大诗人谢灵运的摩崖题诗。其中又以唐代天宝年间（742—756）诸暨县令郭密之的两首石门诗摩崖最为显眼。郭氏本是诗人，《全唐诗》收录有他的作品。他有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就是写下“ 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边塞诗人高适。

石刻“唐诗之路”的最后目的地，是温州北部的乐清。乐清的雁荡山是中国沿海地区的名胜，在历史上与天台山并称天下绝景，也一度是大唐诗人们江南旅行的终点。唐代的雁荡山，也曾是一个经常遇到“神迹”的地方。雁荡山的摩崖自唐朝延续到近现代，石刻题记的序列保存得非常完好，比如灵峰、大小龙湫、香炉峰等地域，摩崖石刻内容非常丰富，从年代、人物到书体、文体均有所涉猎。这里保存有浙江省内目前为止发现最早的地方太守游山石刻题记——夏启伯题名。夏氏是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713—741）的太守。此则题名内容虽简单，主要是开山和造寺的记录，但在时间的维度上拔得头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