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仕忠｜一座山村的千年变迁——“钱家山下”的由来

钱家山下，是浙江省诸暨县（市）枫桥镇一个临溪背山的小村子。1960年冬天，我出生于此村。

在“文革”中我开始记事起，村里只有三十多户人家，同为一个生产小队，黄姓居多，另有何姓、宣姓两族。因村子在山的北面山脚下，所以叫“山下”。但这山却并不叫“钱家山”，而是叫“老网山”。从宋代到现在，一千多年过去了，这山，这村，名字迭经变动，有着许多故事。

这个地方，在宋代属于诸暨县第四十九都，后来渐有人在此地居住，形成村落，名叫“瓜山村”，这村名一叫就是几百年，一直沿用到民国。但现在却叫“钱家山下”。

这山，村人习惯称为“老网山”。若是究其原始，本名应是“㫰网山”。“㫰”，是晾晒的意思。因为从北边看过去，这山很像是在风中晾晒、稍微展开的一张渔网，故有此称。

㫰，通“朗”，发音相同，所以也有人写作“朗网山”“浪网山”。我看到清代人编的杨村郭氏族谱，就记作“朗网山”。

这里的人发lǎng这个音不全，变成lǎo，于是就成了“老网山”。

这“网”（wǎng）字，我们方言发音却是“mǎng”，这“a”音往往会发成“o”，就成了“mong”，即方言“梦”的读音，就成了“老梦山”。有时这“mong”音也发不全，失掉了“ng”，就成了“mo”，则与方言“马”的读音相同，于是也记作“老马山”。

1950年初，县里做地名调查，由本村上报，“老网山”一名被载入《诸暨县地名志》，就成了通用名。后来还印在了地图上，标注海拔为197米。

爷孙俩背景里的老网山（2007年夏，黄仕忠摄）

卫星地图上的钱家山下及其周边。

在卫星地图可以查到老网山、钱家山下及其周边村落。

老网山处在一道山岭支脉的末梢，山脊是从西南延展而来的。所历山麓，各有名称，其后为大坟山、龙头岗、韭菜湾、十馒头，与陈昂、顾家坞的大山相连，伸向更远方，然后接上了会稽山的主脉。

图上所标“网山村”，原为“上木沉庙”，我曾就读的“网山小学”，就设在这座庙里。它位于钱家山下与小溪坞两村之间，两村曾合为“网山村”（设公社时叫“网山大队”），所以标图时就把村名放在两村之间的这处地方了。

北侧的“阳春”（旧作“杨村”），人民公社时期叫“新山大队”，“文革”中我在“新山学校”读的初中（1972-1974）。东北侧的“白米湾”，“文革”中是“白米湾五七中学”的所在地，是我读高中（1974-1976）的地方。

所标“枫桥江”，大约因它属于“枫桥江”水系支流，所以用了这名字。其实这一段叫“永宁江”，其上游已经建成“永宁水库”，是一座蓄水一千一百余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2016年8月7日正式落成蓄水，从而彻底消弭了洪水泛滥；下游到宅士村以下，则叫栎江。大约因为短短三五里便有不同称呼，会让标图的人为难，所以干脆作为“枫桥江”的支流来称呼吧。

如图中所示，从小溪坞到白米湾这方圆三里的长方形区域，就是我小时候的主要活动范围。三至五里，大约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大多数农村孩子的活动直径。

民国时，诸暨县分设七个区，以“区”统“乡”。我们村属大东区的震泽乡。1930年代，实行保甲制度，乡镇以下设保甲。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实行连保连坐。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取消保甲制，改为区乡村三级制。钱家山下与小溪坞组合成村级建制，叫做“网山村”，仍归震泽乡，不久又归保安乡。

1956年7月，网山村与新山村（杨村）、凤山村（下西湖）联合成立“新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新网社），三村所有土地归集体所有，生产资料也公有化，划归栎江乡管理。

1958年7月，“枫桥人民公社”成立，栎江乡改为栎江大队，新网社又改组为“新山连队”，其中新江村取“新”字，网山、凤山取“山”字。同年10月，开办“大食堂”，吃大锅饭。

1960年，撤销枫桥人民公社，改为枫桥区公所，栎江大队改为栎江人民公社。“新山连队”解散，分为三个大队，“新山大队”以杨村为主体；下西湖为“凤山大队”；网山村则成立“网山大队”，下设两个小队，分辖小溪坞和钱家山下。

1964年4月，从栎江公社分出南面片区，成立永宁公社，下辖八个大队。1970年3月至1973年1月，永宁公社曾一度并回栎江公社，嗣后再度恢复。1983年9月，撤公社，改为永宁乡；同时撤队改村，恢复“网山村”旧称。其间“杨村”自然村新定名为“阳春”。

2006年，政府对行政村进行新一轮“撤、扩、并”，网山与聚英二村并入阳春村，组成新的“阳春村”，钱家山下亦属阳春行政村。

永宁江宛曲流经村边（此图为1980年出版）

不过半个世纪，乡村的建制便有如许变化，连地图上宛曲的河道，也在人民公社的最后岁月里，被裁切为直线，变成略如图中粗线标识的公路的走向。不禁令人遥想，此前千余年中，不知经历了几许沧桑，几多故事。

“老网山”作为山名被记录，大约是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在有村之前，这座山叫“瓜山”，因为远远看去，这山的形状很像是一个梨头瓜。

“瓜山”这个名字的出现，不晚于宋代。明张元忭等编纂的万历《绍兴府志》卷一《疆域志》载：

诸暨县……第四十八都领图二（元四图），第四十九都领图二（元三图），第五十都领图三（元同。以上宋为长宁乡，旧名永宁。领里五：步溪、大坑、石砩、马塘、黄山。元初增丰义、瓜山、高湖三里）

从秦汉以后，中国实行了郡县制，县以下以“乡”统“里”。延至宋代，变为以“都”统“图”，不过“乡”级行政区划也依然保留着。明代实行“里”“甲”制，以“都”统“里”。所谓“里”“图”，实是一物。《明史·食货志二》说：“以一百十户为一里，里分十甲，曰里甲。”

此地唐代叫“永宁”，后来改称“长宁”，区域包括原东和公社（乡）、永宁公社（乡）以及栎江公社（乡）南部的桥亭、择树下（宅士）等村落。

据《府志》所载，“第四十九都”在宋代辖有二图（里），元初才增加了第三个“图”（里），名“瓜山里”。

元初新增的“瓜山里”，自应是在瓜山周边的地方。永宁江北侧的杨村属第五十都，那么这瓜山里可能便是溪南属于四十九都的钱家山下、小溪坞这一块了。

“里”以山而得名，那么，在元代以前，就已有瓜山之称了。元初，把瓜山北侧、西侧的村子设为“瓜山里”。后来，此地有了居民，村名便叫“瓜山村”，并且一直沿用到民国年间。所以我爷爷为炳水伯伯写的快板定的第一句，就叫做“四十九都瓜山村”（详见《讨新妇》篇）。直到1950年代初，各家老宅门头，还保存着“瓜山村”的门牌。我堂兄说，我家养猪的老宅，民国时曾是“瓜山小学”的所在，那牌子一直保存到解放后，是他十来岁时才摘掉的。那已经是60年代初了。

我们村位于瓜山之下，所以村名又叫作“瓜山下”。正如周边的一些村名，有横山脚下、白果树下、择树下、庙背后，都是这般叫出来的。

倒影于白米湾山塘里的老网山（黄仕忠摄）

说起来，瓜山之形似瓜，但形状却不是很圆润，其间有一微凹处，让这瓜像是被谁用大手给扭了一下，略微变了形。也许因了这个缘故，村子又被称作“qián瓜山下”。

“qián”，它的本字可能是“拑”，两面夹住扭了一下，方言是“扭曲”的意思。《说文》徐灏笺：“从手曰拑，从竹曰箝，从钢铁曰钳，通用则不别也。”现在把这三个字“通用”为一个“钳”字，所以都不知道有这个“拑”字了。我初中时的郭校长说，他曾看到文献，有写作“前瓜山下”的。

“瓜”，我们喊作“guō”，与家（gō）的发音很近。

50年代乡里登记地名，农协的人不识字，提供了一个大家都在喊的称呼，乡文书以音记名，写作“钱家山下”，于是村子便有了新名字。

现在，只要输入“钱家山下”四个字，就能找到。通过卫星导航，可直达村口。

其实，从古到今，从没人叫这山为“钱家山”，这山也从不属于“钱家”人，周边更从没住过姓钱的人家。从“瓜山里”到“瓜山村”，再到“瓜山下”“前瓜山下”，又到现在的“钱家山下”，一个小小村子的名字的变化，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人类的生活，多是依山傍水而居。老网山，是我村的坚实依靠；永宁江，则为整个溪谷与其中的村落带来了流动和变化。

乾隆《诸暨县志》卷四载：

栎桥溪，接龙溪、左溪。龙溪发楼家山，左溪亦发皂荚岭，由石砩、桥亭至桥下，由洄溪入泌浦湖。

县志所载的栎桥溪，现在叫栎江。上游永宁乡这一段，叫永宁江。

“永宁江”这个称呼，与“永宁乡”的设置，互为因果。

南宋施宿等编撰的《（嘉泰）会稽志》卷十二载：

长宁，旧名永宁乡，在县东三十五里。管里五：步溪里、大坑里、石废（砩）里、马塘里、黄山里。

早在北宋以前，就已经有“永宁乡”，并且有“石砩里”了。

“石砩”，意思是石头垒起来的堰。《广韵·废韵》：“砩，以石遏水曰砩。”《正字通》说：“音费。以石遏水，旱可溉田，利大于塘。”所以，砩，也就是用石头拦河蓄水的意思。

因为遏水，抬高了水位，水位与堰持平。过满，则从旁溢出，通过村里渠道自流，再流至周边和低一级的梯田，从而达到灌溉目的。所以这“砩”，比一般池塘只有蓄水功能，要有利得多。

石砩，是一条石头垒成的堰

石砩村，因这条石堰而得名。

把石堰叫做“砩”，在诸暨枫桥和嵊县一带很常见。这两地都有叫“石砩”的地名，此外还有更多叫“某某砩”的地方，都是因为在溪河中建有这种石堰而得名，且嵊县更多过枫桥。这可能与山区地形有关。因为山区及半山区，主要为山坡梯田，村落多居于溪水边上，以石垒堰，既用作洗濯，也用来灌溉。

永宁的这条石堰，在宋代就已有了。南宋嘉泰年间（1201-1204）编成的《会稽志》有“石废里”，元初记作“石砩里”。明清的地方志里，也有记载，如《（雍正）浙江通志》卷五十七就记载了“石砩堰”和“洄村堰”，都是永宁江水系上的石堰。

永宁江上的这条石砩，在古代是不小的工程，历经千年，仍完好地保存到现在。石堰抬高水位之后，满溢的溪水通过小渠自流，灌溉了周边和下游数百亩水田。抬高水位构成的水面，可供两岸石砩村和溪东人洗濯之用。水流自动流经村内小渠，全村各家都可以在家门口方便地用活水洗濯，所以是古代极为难得的水利工程。

石砩村位于溪西，曾经是永宁乡和永宁公社的所在地。也是黄姓聚居之地。

黄姓在南宋初迁于此，开枝散叶。溪之东亦有村，名“溪东”，宣姓为主。这条“石砩”的建造、完善与利用，主要为宣、黄两族的功劳。钱家山下的黄姓、宣姓，亦从此二村迁徙而来。宣姓更早，黄姓的移居时间，大约在嘉道年间。

河水出石砩之后，河道稍趋平坦，河谷转宽，相隔或有二三里，水田渐多，村落散居。在一块较大的平坦地方，有一个大村子，一个叫杨村（今名“阳春”），为郭姓聚居地，自雍正年间始迁至此，繁衍昌盛，远近闻名。周边的小村子，大多不过几户或十几、二十户，散居在山边。所以去诸暨其他地方，被问是哪里人，若说“钱家山下人”，必是无人知晓，须得说“伢是杨村、石砩人”，别人才能确定我们村的大致方位。

古时候，这大溪之水从石砩堰下流出，经石砩大桥，向北千余米，至茅草坞、“新桥头”，为山脚所阻，折返向西，直达㫰网山脚，为“猫尾巴”所挡，顺势转北，冲往大风岸头（今日北面村口围堰的北侧），为杨村人所筑“风水埂”所抵，再折向西，过洋桥，才流经与今天相同的河道，进入下游。到宅士、桥亭以下，则称栎江；流至洄村、霞朗桥一带，与赵溪-枫溪汇合，称为枫桥江，水面变宽，便于船只通航，有客船可直达杭州。

山谷出石砩之前，仅数十米宽。自石砩村以下，渐渐延展至千余米，因洪水荡涤两岸沙地，河道变动不停。以往从石砩出来，有两条路。一条是从石砩大桥沿河经过新桥头（有石板筑的新桥，此新桥，当为民国年间所建，可通双轮车）后，分别往杨村、白米湾，或转东经过杨乌岭往枫桥。

另一条便是从石砩村出来，穿过大片的桑园地后，转斜山子，从磨车前沿老网山脚走过钱家山下，出村后，穿过另一片桑园地，经过洋桥边，经洞家桥，过丁家的竹园边，穿过田畈，经过下西湖到新店湾岭下，进入从诸暨到绍兴的官道（民国时已有公路）。往西，翻过新店湾岭，通往诸暨县城；往东北，沿西大山脚，经过栎桥头、郭店，通往枫桥镇。

钱家山下村，是经石砩沿永宁江而行的必经之地。

钱家山下，在阳春之东南，石砩之西北，背山而临江。其生存发展，与永宁息息相关。

永宁江，这是官家的称呼，村里人习惯称其为“大溪”，用来区别于从韭菜湾那边山谷（今建有“五联水库”）流出来的小溪（小溪坞得名当缘于此）。河水几经改道，所以我们又称旧者为“老大溪”，新开掘者为“新大溪”。

“大溪”这个称呼，应是从古代传下的名字。正如石砩堰东侧的村子，就叫“溪东”。

夏日洪水暴发，永宁江水从石砩前面的山谷口奔涌而出，在溪谷间翻卷滚动。如此年复一年，溪谷间时而成河流，时而为田地，村落的位置也屡经变迁。

在1930年代以前，永宁江从我们村边流过，我祖母出台门，下石阶，即可洗濯。春日，桃花水汛来到，成群的鱼儿漫过浅滩，溯往上游产卵，徒手可执。我父亲说，他年轻时曾见过成群的金色鲤鱼，十分醒目。夏初之夜，用竹笼置水流中“呛蟹”，清晨可得一笼青蟹。但到我小时候，溪流上相隔数里便有水闸，断绝了鱼儿洄溯之路；农药的大规模使用，又让蟹类近于绝迹。人类为自己的生存，无所不用其极，根本无暇顾及其他生物的衍生。

永宁江在石砩以上，属于山区，地形落差较大，山高涧深，水流湍急。出石砩谷口，溪谷渐宽，地势平坦，流速骤缓。夏季洪水之时，水量壅积，浪头翻动，漫过堤埂，冲进我们村里，甚是令人恐惧。

我爷爷黄汉标，字竹书，读过私塾，能书法。在三十多岁时，已是村中的“场面上人”（绅士），他倡议全村合力改造河道，在离村百米的老网山脚垒起石坎，让河水改道。我家则献出了几亩沙滩地作为新的河道，从此杜绝了洪水对村子的威胁。

旧有的河道淤积后，成为菜地，近村的部分成了村里晒谷的道地。村子下方的一小段，在我小时候还是溷积村中废水，长满辣蓼草。“文革”中，我父亲申请在“自留地”上为我们兄弟建屋，队里以其靠近仓库，不许。父亲无奈，就申请这段废弃的旧河道，建起了四间用沙墙构筑的新屋（详见《造屋记》篇）。就这般，我祖父倡议改河道，无意中为儿孙们留下了一块屋基地。

我们村口旧有一丘水田，叫“庵塘独庙”。我小时候不知何以有此名。“文革”中改造水田，在旁边旱地的地下一米深处，挖出了一段屋址，还有卵石铺成的道路（我们叫“弹子路”），是我亲眼所见。后又闻从邻近桑园地的土堆下挖出了坛钵，应是僧侣的骨殖。这才明白，此处在古代曾有过一座尼姑庵，庵边有一口池塘，后来此庵遭弃，池塘被填埋成了水田，唯有其名尚存。这庵的存在，可能还在此地有村民之前。

世事变幻，诚如沧海桑田。

所以，钱家山下，是浙东会稽山麓的一个小村子，是我儿时生长的地方。从我十八岁考上大学，离开家乡到杭州，二十六岁时再转广州，从此不辞长作岭南人，于是那山，那水，那村，还有我的父老乡亲，便都成为游子的记忆；这梦中的家山，因一次次用记忆作刷洗而愈加清晰，因无数次梦中的再现而愈益完整，构成一个似真似幻的独立世界：既存在于过往的历史，也酝酿于今日的心海，成为我写作的源泉。

因此，我写下这一组文字，来记录这片土地上的人事和风俗，记录我的父亲、母亲和他们的时代，记录我童年、少年的亲身经历，——我仿佛穿越到了过去，重现往昔的场景，时而身处场中，时而观于景外。

这是我梦中的家山，是我永远的乌托邦，也是窥见往昔世界的一个小小的管孔。

欢迎您随我进入到“钱家山下”。

【回音壁】

吴真（中国人民大学）：村名的变迁，也浓缩了一部乡村变迁史。“瓜山村”“㫰网山”的消失，正好说明地理名称在进入地方志等官方叙事过程中，不断地被雅驯、被正名，于是有了现在的“钱家山下”。

蒋志毅（表侄）：钱家山下、小溪坞的前世今生，我也很有兴趣，可惜没有老的文字，而老一辈已经凋零，可能永远是个谜了。

王茂根（中学校友）：你写了很多家乡村史的题材，大大的点赞。网山、小溪坞，从小就知道，小时候去过好多次。钱家山下以前不晓得，今天读了这篇文章才了解了完整的村史。

陈立忠（中学同学）：地名的演变，见证时代变迁。我们村，四乡八邻都叫我们为新庄里。现在也是这么叫。而它的官名却是新塘村。据老辈说我们村的太公是陈蔡迁来的，当时一户人家，因这里有先人死了葬坟于此，是来这里管坟庄的，所以叫新庄，解放后因觉得新（坟）庄不雅，改叫新塘。

村尾有个叫金村的自然村，三户人家二个姓，没有姓金的。整个村何时消失，无从考证。

还有读初中时要去三里外的潘村（潘正江同学他们村）每天要走过一个叫“朱家桥头”的地方。没人家，只两个水塘，转过几个弯跨过一个石板桥，说它是桥也不过是山边小溪铺的一根一米来长的石条。小时候总好奇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后来在我堂兄那里听得一些传说，堂兄亦听得老辈说这地方原本有个朱姓大村，人丁兴旺，想必那个桥也不会很短小。有一次天灾，东面的山突然塌下来，整个村被埋在里面。从此只留地名不见人。后来我每次经过这里都要停下来，多看一眼东面的东堂山，想是哪次地震导致山崩，而从山上延绵下来一直到朱家桥头的山梁，大概就是当初塌下来的遗迹了。生产队时候在水塘里挖塘泥，村民在塘底下挖出些砖砖瓦瓦，还有灶台上用的竹制饭架之类的东西。或可佐证当时的传说。

廖可斌（北京大学）：地名以讹传讹（如瓜山变钱家山之类）；俗化（如小孤山变小姑山之类），雅化（如北京稀屎胡同变西施胡同之类），很有意思。

郑尚宪（厦门大学）：我发现有一个奇怪现象：许多地名的读音和文字差别很大，像我老家福建仙游，文字是“森林村”（据说是因为旧时树林极为繁盛），读音为“内篮”，问过村中老人，也不明所以。我下午再仔细回想了一下，莆仙方言中“林”有三个读音，分别谐音“泥”“淋”“篮”，我家乡的读音应为“内林”。离我们村五里远还有一个大村庄，叫“林内”。

杨海文（中山大学）：大家写村史。

戚世隽（中山大学）：好想去看看钱家山下这个村子，已经有好多熟人了。

邢向东（陕西师大）：地名考证好！家、瓜音近。

任平（杭大同学）：对一地名的考证，引发不少故事，是写随笔散文的好方法。杭州不少地名皆有故事，且反映历史渊源，城市变化，值得写。我儿子从美国回来后，做了不少乡村改造项目，我鼓励他也做点地名文史调查，这个很有意思。

岑宝康（杭大同学）：我辈两代以前，乡村的祠堂、庙宇的碑记石刻以及家谱、族记，林林总总，多多少少记载了一些乡土文化的片断花絮。现如今，乡土文化的传承已难以为继，中国社会几千年来赖以维系的传统伦理分崩离析，连本来能自动上位的迷信巫术也逼仄受阻。前几日，我们村几位长者找到我，要我帮村里写一篇村史。我欣然应允。看了你这篇东西，我更觉得那是我对村庄的应尽义务。

李舜华（广州大学）：小试了一把考证功夫。迤逦寻来，便是一部村落变迁史。我倒是喜欢那“瓜山下”。您现在可不就是瓜老说史。

林华勇（中山大学）：地名相对于语音或语法结构来说，通常比较固定，不容易发生变化。所以地名通常隐含不少社会变迁的信息。罗常培先生的《语言与文化》举了不少例子。如广州地名中的“涌”或“冲”，“和”或“禾”，粤西地名中的“那”“洞”“垌”“谢”等字，大致是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底层语素。乡下有个山，写作“谢鞋山”，还编出了个感谢赐鞋的民间故事，反映出当地人知恩图报的朴素情感。实际上“鞋”为“下”（同音）之误，“谢”应是个地理名词性语素，否则无法解释另一个地名“谢鸡”。也就是说“谢”“鞋”都是记音字。似乎跟您的“钱家山”（有钱人家的山，反映民间对富裕的追求和向往）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刘勇强（北京大学）：村名史和造屋记两篇相得益彰，又与此前的茅坑记等互为补充，构成了钱家山下乡村变迁的实况，是难得一见的基层国民生活图景。经兄充满真挚情感的记述，一切鲜活如在目前。此虽与我早年的经历区别很大，但感受实有相通处。期待早日结集出版。

章丹晨（伦敦大学）：原来钱家山是这么来的！想起一些英国的地名，也跟字面意思没关系，而是由古英语、法语之类的读音转化成了耳熟能详的字眼，英语里叫corruption，背后的故事就往往少有人知道了。

林杰祥（北京大学）：一座山历经千年，名字变了，其形貌是变化不大的。一个村落，历经千年，其中的风景、区划、建筑、人物，却已截然不同。岁月的颜色就是如此地沧桑多变。老师通过方志、地理、方言、习俗和时代特征来考证“瓜山里”到“钱家山下”的演变历程，村名从古朴走向雅驯，村民也从宋元走进现代，人文环境在变迁，人的生活和观念在变迁，而在这里的生活感受，却有着特殊的相似性，并世代绵延。书写一个村落，是书写寄托乡思和乡情，同时也是书写特定时代的社会形态与生活体验，也书写了一个“乡土的中国”。

沈珍妮（学生）：“世事变幻，诚如沧海桑田。”五六十年代里风风火火的改革仿佛连时间都在加速，小小庵塘早已静静沉埋，却还留下了自己的名字。高山易名，大溪改道，看似亘古不变的山川，其实也几经沧桑变幻。此间生活的人的历史，也在这种变与不变中铺展开来。从历史的、地理的层面，真正地去了解一片土地，也是对这“梦中家山”能言説的深情之一吧。

高伯齐（中大校友）：看到村名登记那么草率，很无语，想起大学同学说起当初民族分类登记时那么随便，可以想象那时的文化氛围和风气。这几十年乡村合并过程大刀阔斧，村名的改变，或者更多的是湮灭，更是迅雷不及掩耳盗铃。比如我故乡的小山村，以前叫“下河西村”，大概十几二十年前和另外三个村合成“四河村”，小组已经标到了十几，让故乡陌生了很多……

徐大军（杭州师大）：黄老师对家乡村名的考证，是一个典型案例。一代有一代对音传村名的理解。“钱家山下”，既有村名的前代读音的痕迹，也有一个时代周边村名习称的影响，如周边的一些村名有横山脚下、白果树下、择树下、庙背后。

顾黔（南京大学）：瓜山里—瓜山村—瓜山下—钱家山下，感慨！

张志峰（济南大学）：中国的自然村落正在快速减少，传统的村落文化也日渐消失。文章三言两语，就将大家带入了那个时代，陌生的往事，家长里短，村落变迁，便现于眼前。期待后篇。

关瑾华（学生）：小孩子时，父亲汇款或寄衣物给爷爷奶奶，只能通过邮电局，地址是：“阳江市江城区大魁大队吉树村”，我由此知道了故乡那个村子的名字，“魁”字也是。我一直好奇“吉树”到底是哪棵树？遗憾的是直到爷爷和父亲离开人世，我都没能鼓起勇气向他们讨个答案。看了“钱家山下”得名缘由，恍然想起那条已被港口开发整体征用的小渔村。多少有趣有情的地名，就这样湮没在滚滚发展的大潮里……

王蒙（学生）：我小时候生活过的村庄叫“李建村”，村里也无人姓李。读初中时曾翻出一封八十年代的信，是爷爷的表哥从台湾寄来的，地址写成“李鑑村”。问爷爷，才知道这就是原先的写法。我妈总是愧疚，让我在乡下躲了几年“计划生育”，好像是耽误了几年学业，可正因为在乡下生活的这几年，让我觉得自己和这个村庄血脉相连，有着更加丰富的人生体验。也很感谢老师，这篇文章让我暂时从“新手妈妈”的焦虑抓狂崩溃角色走出来，想起自己在村子里生活的美好童年时光，腾出空来给爷爷打个电话，聊一聊旧事，暂时回到曾经是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的日子。

刘洋（学生）：印象中，冠以姓氏命名的村庄十分常见，比如我的故乡就叫“罗家台”，可罗姓却远算不上我们村的大姓，这是心里一直都有的疑惑。看完“钱家山下”村名变化的来龙去脉，发现小到一个地名，原来也大有学问。乡文书以音记名，由误写造成的村名变化，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人们将错就错，对“木头做成了船”已成定局，无奈只好认可。

蒋思婷（学生）：之前老师用“钱家山下”为微信名，我还以为那山是被姓钱的氏族所拥有的，所以叫“钱家山”。现在看了这篇文章，原本居然是“瓜山”，似乎跟着穿越了历史的时空，令人忍俊不禁。太有意思了。

李慧（广西大学）：小小村庄名称变化隐含假名安立之大义。读老师近日文章，体会到道并非高高在上或在古书中，道在村庄、在日常、在民间传说等等。

王芊（中山大学）：钱家山下，没想到和钱姓人家毫无关系，只是音记方言的结果。无论是卫星地图中的“钱家山”，还是族谱中的“朗网山”，地志中的“老网山”，这些官方、正史、家族文献中记载的文本内容，似乎都和民间口耳相传的地名有些许差异。诧异官方正史文献居然是这样产生的，所谓“正统”，反而掺杂了太多偶然甚至儿戏。而㫰网山、瓜山下这些让乡人真正具有归属感的口传地名，以及地名有趣的内涵，尤其是文雅阿嬷被闹新房的故事、老屋墙上留下的七言长诗，这些鲜活的真实的“历史”，也很难进入官方、正史文献中吧。

一座山村的回音

黄仕敏（家姐）：记起了小时候发大水，水把我们家台门屋的天井都淹了。那是夏天，我们都躲在楼上，妈做了六谷饼送上楼，不让我们下来。

傅杰（复旦大学）：圣地。

董上德（中山大学）：美文，村史，地方志。

刘石（清华大学）：有文有史，有义有情。

张健（香港中文大学）：山村史，家族史，吾兄娓娓道来，意词并佳。

张宏生（香港浸会大学）：这篇见出专业功力，修志者必用。

纪德君（广州大学）：故土千年变幻，情牵游子之心啊！

姚伯岳（北京大学）：热爱家乡的人，也将被家乡载入史册。

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追忆逝水年华。普鲁斯特觉得，滋味、气味一类，对记忆的作用很重要。

沈澜（杭大同学）：写活了钱家山下，祖孙照片非常生动可爱。

岑宝康（杭大同学）：可视之为村志族谱的全新文本。把原本收绪敛情的志书类格式，自然演绎成了娓娓家珍，悠悠乡情。

寿永明（杭大同乡学弟）：老家的角角落落，挖了个遍。

陈侃章（杭大同乡同学）：大作细致，但文中“都”的地方行政名待商，我的记忆中“都”名始于元明，才有序数排列，宋朝是乡，尚未有“都”这一称呼，也不会有序数的排列。可进一步查考。我现在外面，尚未查资料，也许记忆有误。

张丽萍（杭大同乡同学）：原来，钱家山的来历这么复杂。

其实，村名变动太频繁也不见得是好事，特别是前几年的一次并村改名，总觉得有些草率。如果说新择湖是各取了新店湾、择村下、下西湖的一个字，还有迹可寻，但我们葛村、五宜村、渔稼等几个村合并称梅苑村，则完全掐断了沿革。

记得前几年有次回村里，祠堂面前贴着一张告示，署名是梅苑村村委会，我一愣：这梅苑村是哪个村，告示怎么贴到我们下张村来了？我们不是一直叫渔稼村吗？老邻舍告诉我，现在几个村并起来了，叫梅苑村了。

张梦新（浙江大学）：仕忠兄写家乡村名的变迁并作考证，显示了浓浓的乡情。学者写这类乡土文化的文章，很有意思，这也是乡村文化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徐永明（浙江大学）：黄老师写散文，一发而不可收。学者的散文，与作家不同，作家的散文以抒情见长，然乏根底学识。黄老师的散文，带有追忆性质，出入于个体记忆、风土人情、史志杂考间，信手写来，久远的人物和记忆又被激活，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尤其重要的是给后人留下了形象化的风土志。

周群（南京大学）：终于明白吾兄微信名的来历。其语音溯源与地名沿革知识，唯吾兄可志。地名见诸张元忭之《绍兴府志》，此志实际撰写者可能就是徐文长。难怪钱家山下数百年后出戏剧史研究名家。晚明虞淳熙尝言王元美、汤若士、徐文长、袁中郎乃“东坡临御”而“分身有四”。原来是“文长临御”而单传仕忠兄。

陈佳妮（中山大学）：老师对家乡历史如此细致的考辨，足见乡关之情，不以岁月、距离而淡漠。更令我感动的是文中最后所言，记录家乡不仅仅是一个地名，更是父母和自己曾经逝去的时代和铭记于心的经历，故乡既是人生最初接触到的“外界”，又是游子今后岁月里不断回望的“心海”，看了老师写的很多家乡的故事也让我有感于此。

杨惠玲（厦门大学）：可以认为您灵活运用了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来写这篇文章么？

戚世隽（中山大学）：黄老师这已经是一篇文化地理学的小论文了。从钳瓜到钱家，俗文学里一些名称的变化，是不是也就是这么来的？

莫晓春（中大同学）：喜欢你的文字，平平淡淡之中展现出沧海桑田。

吴承学（中山大学）：网字，在潮州话中也读“mang”。和“梦”也是音同，但声调有点异。

高列过（华南农业大学）：我家乡的村子，说着“上北”“哈（下）北”，写出来是“上堡峪”“下堡峪”；说着“流失”，写出来是“灵秀”；说着“海口”，写出来是“解（xie）家口”……如今回到老家，开车走新建的公路导航，常常需要确认村子的“学名”，故乡似他乡，很是感慨。

陈慧（中山大学）：客家话里，“瓜”读“gua”，“家”读“ga”，读音也是很相近的。

然后想跟老师确认一下，是“庵塘”，还是“庵堂”呢？因客家话称庙宇都叫“庵堂”，故有此问。

赵素文（中国计量大学）：引经据典考察地名之背后，是一段悠长历史，人事沧桑，真是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

高薇（中山大学）：谢谢老师分享！回音壁有一个东山堂下朱家桥头的故事，实乃与庵塘独庙地名异曲同工，“只留地名不见人”，令人感慨万千。诞生、存在、延续、死亡、突如其来的毁灭，人是何其坚韧又是何其脆弱。到底要通过什么去证明，有些人曾经来过这个世间？读了这些故事之后，我突然发现，原来地名也可以是一个铭记历史的载体，一个对抗时间的工具，一个人之存在的证明。而记录地名的沿革，剖析社会的变迁，不也是在保留人之存在的证据吗？

其实这篇文章越读越感到似曾相识，好多地名似乎在哪里见过，尤其是“钱家山下”不住钱家人，我是有印象的！找了一下，果然原先《四十九都瓜山村》也有过地名沿革梳理尽管有相似之处，但两篇侧重点不同，文体风格迥异。看老师灵动的笔墨，如何安排材料，点染故事，讲述乡情，也是一种学习！

殷娇（中国艺术研究院）：在风中晾晒的渔网、被拑了的梨头瓜，家乡地名在黄老师的考证中变得别有风致——大俗大雅。祖辈父辈的付出与收获更是点缀了这座山下的风景，世事变幻如沧海桑田，但桃李成荫归后人。

张奕琳（中山大学）：一个村名的变迁，涉及语言学、地理学、民俗学等多个学科，或许还会涉及心理学？就像林华勇老师说的选择用“钱家”来登记，可能潜意识觉得名字吉祥。每次记载下来的名字，可能与时人的心态有关。

陈亮亮（香港大学）：江浙农村真是好风光！一个村子竟有千年历史，真是文化积淀丰厚！——我们村虽只有一两百年，却叫古塘。

宋月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艾山脚下，是我的家乡宋家村。

李凌云（北京大学）： 之前您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过从“瓜山下”到“钱家山下”的变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没想到您还对此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考证，挖掘出了更多有意思的细节。地名的变迁过程，蕴含着多少方言、民俗、历史、社会和文化信息呀！

我外婆老屋所在的村子，现在写做“布高下”，其中“高”应该是“篙”的记音，即农村晾晒东西用的长竹竿子。所以，这个村落以前应该是以纺织、印染为主要特色产业的？但在我外婆生活的时代，已经完全没有了相应的传统，而是改成以种竹子、做扇骨为主要农副业。深圳也有一个地名叫“晒布”，但似乎是与当地多雨、路过的客商喜欢在那里晾晒行李衣物有关。不知道这两种与晒布相关的地名，来源是相似的还是不同的。

我家的方言中，“网”的发音是miong，跟您家乡有相似之处。“拑”这个动词，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语汇。我刚才突然意识到，小时候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爸妈把我背起来会叫做“拑我”，现在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孔美艳（山西师大）：村名的梳理带出千年历史变迁，更包含了老师对梦中家山的深情。故乡，永远珍藏在每个游子内心最深处。

刘青松（南开大学）：一座山村的村名都有如此丰富的变迁史，更何况学术研究。

詹双晖（广东省社科院）：感受到浓浓的乡愁。

李庆新（广东省社科院）：新乡土志的一篇美文，一个范本！

杨哲（广东高教出版社）：黄老师的考证，从大学问到乡村名。我们老家也有以姓命名的村子，如苏二村，而村民并不姓苏，或也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谢谢分享！

陆韵（中大学生）：老师对历代地名、行政级别变化及其原因的考察，看似小题目，却也很有研究空间和趣味性。尤其是地名更迭背后的原因，既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又有偶然性，背后可以考究出很多关于一个时代的大环境以及人地关系的知识。对于我们这些刚入门的学生而言，这样的研究方式也是很有学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