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300年︱他曾经是谁？他在美国变成了谁？

【编者按】2023年是亚当·斯密诞辰300周年。这位“经济学之父”身上充满着矛盾：他天赋异禀，14岁就读格拉斯哥大学，17岁入读牛津大学，25岁成为母校格拉斯哥大学的正教授；但同时又素有痴名：读书时经常发呆，懒得给朋友们回信，一生未婚也没有子嗣。他只留下两部著作——《国富论》被奉为现代经济学“开山之作”，《道德情操论》却被视为伦理学的经典。

300年来，亚当·斯密的思想仍影响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轨迹，他的形象也曾被蒙上历史的迷雾。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亚当·斯密，澎湃新闻推出“亚当·斯密300年”专题，邀请多位学人从历史、哲学、经济学等层面，多维度展示这位“现代经济学之父”的多重面貌。

亚当·斯密曾经是谁？亚当·斯密在美国变成了谁？斯密在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及法理学等各个领域的思想历久弥新，不断塑造着美国人的观念。两百多年来，美国人持续回到亚当·斯密，试图从这位伟大先哲那里为不同时代的问题找到答案。2022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亚当·斯密的美国》一书中，作者Glory Liu就发现，亚当·斯密思想的脸谱，两百多年来一直随着美国经济社会历史语境重心的变迁而不断变换。我们如今所熟知的“经济学之父”的形象，并非亚当·斯密思想的必然逻辑延展。它的背后，其实站着一代代美国人自己的社会目标和思想需要。

亚当·斯密

建国时期，斯密尚未对美国人的思想产生根本性影响，他只是众多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中的一员，但开国元勋们对斯密的阅读和使用让这位苏格兰哲学家进入了美国人的视野。1776年，斯密巨著《国富论》面世，同年7月美国迎来独立。面对内忧外患，这个初生的国家如何锚定当下、探索未来？“建国之父”们纷纷从来自大洋彼岸的启蒙思想中寻求答案。启蒙思想家追求的是一种自然科学式的方法论，他们试图探寻“人的科学”，找出人类、政府和社会关系中普遍且恒定的科学原理，这正符合美国当前渴求理性启蒙的需要。

在这一时期，斯密的思想对美国三位重量级政治家产生了关键性影响，相应地，三位政治家也出于各自的需要“误读”了斯密。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论》（The Federalist Paper）中转化吸收了斯密关于人类行为和社会机制之间关系形成的一般原理，包括斯密通过生产方式划分经济利益群体，以及斯密对宗教派别分割的讨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借鉴斯密著作中的经济逻辑来反对重农主义，鼓励制造业发展，以此指导美国经济大厦的建立，但他最终导向支持政府干预的结论，这与斯密原本的经济自由主张背道而驰。约翰·亚当斯则更重视斯密的道德哲学，借助斯密对同情及其不平衡性的讨论，首次分析了寡头政治的心理基础，挖掘财富转换为权力的隐藏机制。这一时期并没有出现单一确定的斯密形象，开国元勋只是采纳斯密的部分观点为自己的立场辩护。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后期，斯密的名誉在支持者的声援和反对者的声讨中逐渐固化，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创始人和自由贸易的坚定使徒。19世纪初，学界亟需一种能够支撑美国政治独立性与经济独特性的研究，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南方自由贸易的早期捍卫者抓住这个机会，将斯密塑造成“政治经济学之父”，把《国富论》定义为第一部完整的、成系统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由此奠定了斯密在这一学科的核心地位。伴随着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与课程改革，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悄然融入美国人的观念、思想与行动。南北战争之后，学术走向现代化与专业化，政治经济学从道德哲学中分离，以数据分析和情境考量著称的德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逐渐取代了斯密那种依靠描述和演绎建立的“永恒普遍”原理。斯密实质性的理论贡献与其荣誉性的历史形象相割离，前者遭受驱逐，后者则成为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与此同时，斯密的形象贯穿了整个19世纪的关税政策争论。南北战争前，南方种植园农场主依靠与英国和新英格兰的交易维持自身利益，提高关税就意味着生活成本的增加及奴隶制的贬值，因此他们坚决反对当前的关税政策，大力鼓吹自由贸易，主张自由贸易带来共赢与和平。他们诉诸亚当·斯密这一知识权威，将斯密庞杂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提炼为“支持自由贸易，反对政府干预”。反之，对北方制造业者来说，高关税保护了国内工业，废除奴隶制能带来更大的国内市场，因此他们追随李斯特以及德国经济学家建立的“美国体系”，指责自由贸易是殖民国家的阴谋。保护主义者将反对的矛头指向自由主义者背后的权威，指出斯密著作呈现的不融贯，强调斯密思想的历史局限，并否认将斯密观念应用于当下政治实践的合法性。

南北战争后的关税政策依旧以保护主义为基调，但斯密作为自由贸易使徒的声誉依然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争论中得以延续，斯密形象成为两党凝聚党内力量的标识。保护主义者集结在共和党的旗帜下，以完整的经济逻辑支持高关税政策；而民主党又回到亚当·斯密的政治理论堡垒，为他树立起18世纪英雄权威的形象，继续强化斯密观念的永恒性。隐藏在自由与保护背后更深的分歧，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应用的张力。

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美国成为全球最庞大的工业力量，“进步时代”的资本主义危机呼求政治经济学为社会不平等、劳资冲突和金融震荡提供解决方案。斯密为思考美国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新的方式，自由派和保护派针锋相对时失却的伦理维度和法理学维度再次回到斯密形象中，使他短暂地成为了“新学派的先锋”。理查德.T.伊利区分了“旧学派”与“新学派”，前者承袭理性自利原则，以先天演绎的方式得到自由市场的结论；而“新学派”采取历史的、暂时的思考方式，从观察分析中得出一般化理论，以结合了自利与利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通过对人本身的尊重，伊利赋予政治经济学一种规范性力量，为政治经济学设定了伦理目标。将伦理规范带入政治经济学的做法是否会削弱这门科学的精确性和中立性？经济学应该仅仅讨论“是什么”，还是要进一步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这些争论造就了两个相对的斯密形象：旧的英国式抽象演绎路径把斯密还原为非伦理的、自由放任和无限制的自利主义的象征；新的历史性归纳路径则承认斯密作为一个历史研究对象的独立价值，并为其整体思想的一致性辩护。

伦理学之外，随着《论正义、警察、税收和武装的讲座》（Lectures on Justice, Police, Revenue, and Arms）以及更多文献出版，斯密的法理学理论得到学界重视。众多学者用《讲座》证明斯密政治经济观点的原创性，威廉·考德威尔更是进一步把斯密对政治和社会权威体系的“基因-历史”解释当成社会契约论的替代理论，强调斯密在法理学上的重大贡献。可惜的是，随着芝加哥学派的崛起，这种丰富多元的斯密形象终究被单一扁平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所取代。

20世纪以来，芝加哥学派把斯密置于意识形态争论的核心，利用他捍卫自由主义的内容和未来，缔造了新时代的“斯密神话”，成就了流传最广、最为持久的斯密经典形象。20世纪初的大萧条对自由放任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冷战背景下的社会主义计划浪潮又令人感到担忧，自由市场倡导者们不得不拿起理论武器捍卫自己的立场。他们再度将目光投向斯密，让他为自由主义背书。芝加哥学派先驱雅各布·瓦伊纳和法兰克·奈特构建价格理论来反对凯恩斯主义，以价格变动传达市场信息，用价格分析理解个体行为和资源配置。以价格理论为核心构建起的斯密解释框架为后来的芝加哥学派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早期芝加哥斯密的形象存在两个面向，在芝加哥大学教学的过程中，瓦伊纳和奈特把斯密的古典劳动价值理论当作反面案例来证明价格理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但同时称赞斯密很好地平衡了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从这种解读中，他们得出了一种不排除干预的保守自由放任理论，在支持自由市场的基本立场下，他们没有把自由放任等同于自然必然，而是承认一些政府活动能够促进对公共利益，但他们也强调政府干预的诸多脆弱性。

随着芝加哥学派的进一步发展，弗里德希里·哈耶克、乔治·斯蒂格勒和弥尔顿·弗里德曼一步步将斯密形象还原为简单的“价格理论创始人”“自由放任支持者”和政治宣传工具。在哈耶克这里，斯密思想代表了一种“真正的个体主义”，他承认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易错性，因此主张废除一切强制性和排他性的权力。斯蒂格勒将“自利”看作斯密最伟大的洞见，自利的力量引导资源配置、激励劳动者工作，自利就是现代经济学的公理。他试图在政治领域贯彻自利原则，通过指出政客行动同样受自利引导来证明国家动机和能力都不值得信任。最终，弗里德曼出于意识形态宣传需求进一步简化了斯密的思想，并通过自己的公众影响力将“看不见的手”推上圣坛，他对“看不见的手”的解释完全抛却了其神学背景，把它作为一种纯粹科学模型与价格理论相结合运用于公开政治论辩中。至此，这些关键人物的刻意塑造铸就了“芝加哥斯密”，斯密的标志性地位与自利、自由市场和“看不见的手”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了一起。

1773年，波士顿民众反对政府印花税。

20世纪末，斯密文集的再版和资本主义社会在道德上面临的危机使得美国学术界重新审视斯密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哲学，“芝加哥斯密”的权威在风头正盛时受到挑战。作为政治思想家的斯密将经济思考融入公共正义考量。A.O.赫希曼着重探讨斯密如何将赚钱的贪欲这种激情转换成促进公共善的纯粹利益，同时强调政治领域的不理性；唐纳德·温奇把斯密放入18世纪去了解斯密关于政治本质的观点，在立法和宪法框架层面规定斯密的政治思考；伊什特万·洪特和叶礼庭指出在斯密这里，政府只保护人们的财产安全，执行严格正义，而市场肩负履行分配正义的责任。然而，对斯密政治学的这类解读无意间将政治抛入怀疑和悲观之中，造就了一个“反政治”的斯密。作为道德哲学家的斯密为资本主义社会建立道德根基。新保守主义者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在道德上的“无政府状态”已形成危机，他们回到斯密和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进行道德哲学的再创造，以铸造一种保守主义道德和政治共识。欧文·克里斯托和希伯尔法布提升了《道德情操论》的地位，重视同情、良心和内在的道德感，将经济自利嵌入良性的制度安排及“资产阶级德性”之中，在乐观主义的基调下构建出充斥着友爱情谊的资本主义社会，避免资本主义导向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虚无主义。

到了21世纪，全球学者对斯密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到美学、宗教学、诗辞语言学等各个领域。新时代的斯密研究带来了两个新形式的“亚当·斯密问题”：在道德领域中，我们如何理解斯密一边倡导市场社会带来的物质利益，一边担忧人们因此而付出的道德代价？学者们认为斯密最终乐观地捍卫了商业社会的道德基础，指出物质利益的丰裕最终会导向社会平等，从而带来尊严和独立，这也证明了构建资本主义道德的可能性。那么，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如何一边回到历史语境去探索斯密的思想，一边将其观点应用于时代问题？斯密的思想观念充满了复杂性和可塑性，给了斯密诠释者们不断重塑和发明的余地，使斯密能够在每一个时代中拥有自己的位置。立足时代问题探讨斯密的观点让每一代学者从中获得力量，同时赋予了斯密思想在新时代焕发生机的可能性。

纵览两百多年来斯密形象的变化，再回到开篇提出的问题，我们或许得到了一些答案。亚当·斯密曾经是谁？亚当·斯密在美国变成了谁？过去的人们对斯密的不同理解塑造了斯密现在的样子，后人在阅读、思考和辩护的过程中，不断将自己的观念和追求代入对斯密的理解之中。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斯密的使用并非对其实质理论的探讨，而是把斯密当作理论和政治武器来解决时代难题。但是，正如作者所说，美国人被他们自己所创造的亚当·斯密所俘获，现在是亚当·斯密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