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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个人生命经验的突围：从女性、学者到思想者

2023-06-06 16:0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上周，贺桂梅教授携新课《北大贺桂梅教授的女性文学课》入驻哔哩哔哩，迅速收获超过1.2万粉丝，也收到了“云学生”们的热情表白。这门以文学作为媒介，以女性主义作为方法的课程，真正指向的是：如何认识我们今天的处境。

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各国妇女代表就女性话题畅所欲言

贺桂梅教授在1994−1997年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开始参与女性文学批评。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顺义召开，文学界、学术界、媒体界等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热潮。她开始读王安忆、铁凝、林白、陈染、徐小斌、徐坤等人的小说，也开始在戴锦华、夏晓虹、张京媛等老师们开设的女性话题课程上接触到女性主义理论，并意识到自己的性别经验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

自1995年就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的《性别的神话与陷落》，到完成学术著作《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在近30年的时间里，女性文学与性别文化研究始终是贺桂梅教授关注的一个重要维度。她在《“个人的”如何是“政治的”——我的性别研究反思》一文中，曾提到：“无论是从事文学史、思想史研究还是当代文化批评，从性别角度介入相关问题的讨论，常常是自己会努力尝试的一种方式。”

何为女性文学？对于我们有什么启发？在最新录制的短片中，贺教授讲述了自己在个人生命成长的阶段与女性文学的相遇时刻。

从切实生活出发的女性主义

世妇会前夕，北京街头的电影海报

我接触女性文学这个议题大概是在九十年代中期，那时候我刚刚本科毕业，成为一名硕士研究生，正好赶上了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那时候是全国、全社会性地形成了一个女性关注的热潮。我当年作为一个女学生也非常热情地投入其中，所谓投入其中就是认同它提出的问题，去阅读相关的作品和理论，而且也展开自己的思考。

当时女性文学吸引我的是，作为一个女性在生活中面临的这些困惑，看起来是不那么学术的，人们也不用学术的方式跟你讨论这些问题。但实际上这些困惑对我的生活，以及我周围同学的生活，特别是日常的、私人的场域，构成了不小的困扰。

比如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从小是被当成一个假小子看待的，我没有受过特别多的训练说“你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女孩，你的坐姿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我从小就没有受过这些“束缚”，或者说对这一性别的展演的面向了解不多。

本科毕业，贺桂梅（左）与好朋友合影

可是当我读大学了，我就要作为一个成年人跟大家交往，就会发现人们对我是有预期的，你是一个女性，你就应该怎么样。比如你应该被动一些，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人交往。当然我还不提让我非常生气的那种，完全不尊重我们意见的那些行为。

上世纪90年代，贺桂梅在燕园

总之，我觉得每一个人在青春期都会有这些性别方面的困扰，我发现我们来研究女性文学，我们来探讨女性主义的理论，它回应的是跟我的生活切身相关的很多问题，而且我通过阅读那些文学作品发现这些是可以被书写的。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相关性，出于一种内在的、深切的相关性，使我开始有很强的动力去阅读，去思考，去写作。

研究生时期的贺桂梅与同学合影

实际上我的学术发表最早就是关于女性文学方面的，但是大概在读硕士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就中断了关于女性文学的研究。为什么呢，第一，我不愿意为了约稿去写，当时女性文学是个大热点，所以就经常会有编辑来约稿。而我更愿意为了回答我的问题，回答我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精神上存在的问题而去写作和思考。第二，我同时感受到某种理论上的困境，或者是理论上的不够。就是好像大家说来说去都同一套话，所以我就不想反复地重复。

我在读书期间曾经参与过中央电视台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史》专题节目的拍摄，那段关在中央电视台租来的某个宾馆的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大量地阅读了关于女性主义和性别问题、女性问题的一些历史、社会史研究方面的著作，这样就补足了我原来关注文学问题和理论问题的某种不足。

《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史》

虽然我的重心是在做当代中国和当代文学研究，但实际上我一直都没有放弃过关于女性文学和性别问题的研究。只是我会更偏向电视连续剧，电影这些大众文化当中的性别问题。

而且我在很早以前就说，谈论女性的问题不是要变成“女人主义”，而是要把性别的问题放到一个更大的场域里来讨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直接地面对女性问题，面对女性文学的问题。

所以，大概从博士毕业（2000年）到我完成《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这本对我来说相对重要的学术著作，这段时间内，我仍旧在做女性文学和性别研究，但是我是把它放到大众文化或者文化研究的脉络里。

重新探讨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

这次决定讲女性文学的课程，首先涉及到的是对文学的理解，为什么谈文学，而不是谈电视连续剧、谈电影。

第一点，是因为当我回过头来看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时候，这一百多年间，文学在各种叙事媒介中，是最核心、最重要的。

我们今天实际是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文学的位置相对地边缘化，但是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如果我们要了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那么其实文学是最重要的媒介。

第二点，二十世纪的女性文学它提供了远远比其他的媒介更深入、更丰富的、更复杂的书写，这也使得我们今天需要很自觉地来直面我们作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女性拥有的这一套遗产或者说财产。

因为中国的女性问题跟日本、韩国，跟西方不大一样，这有很多的原因可以解释，而且事实就是如此。可是我们在理论上经常跟着西方跑，而没有意识到我们传统的根基在哪儿，我们在二十世纪积累了什么经验，在文学书写当中它提供了这种想象的空间。我们没有太深入地推进相关的研究，所以这也是我有兴趣重新探讨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点，跟我自己现在的年龄有关，因为我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一个青年，一般来说四十五岁以后就不叫青年了，实际上我们现在年龄放得很宽。但确实我自己深切地感觉到这一点大概是在我四十八岁的时候，完成了《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这本书，因为在这个时候我开始觉得自己慢慢地、逐渐地脱离了那种情绪化的，内心始终不是很安宁的，那样一种青春的状态。而开始觉得自己变得比较沉稳，也比较自信。

贺桂梅教授出席学术交流活动

这个自信不在于我认为我有多强，而是我相信我也可以通过思考，通过学术探讨，通过写作，来回应包含我自己，包括社会的一些问题。当然我的能量有多大，这是放到一边的，但至少我自己觉得很安宁，所以我认为中年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可能逐渐地摆脱了青春期的那种躁动和内心的不安。

有血肉感的学术研究

与此同时，作为母亲，无论是带孩子，还是参与家庭生活的过程，对我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大的磨砺和磨炼。我大概在三十八岁的时候有了孩子，在那之前我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文学青年，生活比较自由，比较随意，对自己的约束也不是很多。但是进入这种有孩子的家庭生活之后，就有很多事情需要约束，同时你得要有一种智慧，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处理的，不仅仅是你自己的问题，还要包含你去协调与他人的关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磨炼。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的各种各样的经验，也是在我这个年龄想去讨论和反思的，这也是我在不断地回顾和思考的时候，发现性别问题在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维度，因此我就更愿意跟同行、朋友和学生们交流和讨论这些问题。

贝蒂·弗里登（Betty Friedan）是一位美国作家、编辑，在近代女性主义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著作《女性的奥秘》为提倡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经典。

这使我想起六十年代美国女权运动家、社会改革家贝蒂·弗里登写《女性的奥秘》。她一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她是一个天分很高的研究者，可是她被迫地回到家庭中去带孩子，而且三、四个孩子，她觉得很困扰。开始她认为大概是她自己的问题，但是后来她通过跟同行，跟同为家庭主妇的那些朋友、老同学去沟通的时候，才发现她们都有同样的问题。因此她才萌生出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做一个调查，我要写一本书。

我觉得做女性文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跟我们的生命是直接相关的，跟我们在日常生活，甚至是那些私人生活场域里面遇到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因此这样的学术探讨会更有一种血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