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学生决定去送外卖

“当系统成为统摄一切的事物，人的身份、目的变得不再重要。

对于另一些人而言，正是在做骑手的过程中，身份的微妙才逐渐浮现。”

复旦青年记者 马语灿 主笔

复旦青年记者 陈卓扬 侯名瑄 报道

复旦青年记者 陈诗雨 编辑

2022年12月，复旦大学2018级中国语言文学系本科生李如麻同时注册“美团”与“饿了么”两个平台，成为了一名兼职骑手。

做骑手的第一晚，凌晨两点，李如麻准备送出她当晚的最后一单外卖。这是一份烤冷面，从同济大学附近的商家送到复旦大学本部南一门。这扇门在十一点关闭，餐盒塞不进栏杆的空隙，她拨通电话，等待顾客出来，好从栏杆上面递外卖。

深夜时分骑电动车在路上狂飙，街道鲜有行人，李如麻一边骑车，一边唱歌，“偶尔会碰到一两个人，反正他们也不认识我，就这样吧。”

蓝皮书《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2022）》收录的《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现状与社会保护问题研究》曾在2022年10月进行过一项针对外卖骑手的全国调查，结果显示，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外卖骑手占总人数的7.1%。走出象牙塔的日子里，盖好餐箱，戴上头盔，他们穿梭于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与林立的高楼大厦之间。

头盔下，他们看见不一样的世界。

成为骑手

从萌生做外卖骑手的想法到真正注册成为一名众包骑手，李如麻只用了两天时间。她买了一辆二手电动车，办理一张大流量的手机卡，在平台注册，然后接下了第一单。

2022年12月，“新十条”政策出台，疫情防控进一步放松，上海的外卖骑手迎来了一波感染高峰。夜里，李如麻点了一份外卖，却迟迟没有骑手接单。最后，她加价20元找到一位“跑腿”，才拿到这份迟到两小时的外卖。

生气之余，李如麻想到，在运力紧张的节点上兼职做骑手，或许是赚钱的好机会。这一年，她刚刚本科毕业，就职于一家文创公司，工作内容是面向国际学校进行创意写作培训，只有周末上网课，因此有了空余时间。

做外卖骑手的第一天，晚上十一点出门，凌晨两点收工，李如麻一共送了十几单外卖。收工后，比之疲惫，她反而更多感到兴奋。对于线下“社恐”的她而言，和完全陌生的人见面、沟通意味着巨大的突破。

地球的另一端，2022年8月，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大三年级学生秦汉承来到加拿大外卖公司FoodHWY的站点报到。这是一家专为加拿大华人打造的外卖平台，聚集了众多中餐商家，因为醒目的红色小轿车商标，被大家叫做“小红mall（小红车）”。

做外卖员是因为秦汉承想挣点零花钱，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比如买喜欢的东西，或者投资股票。他本打算租一辆混合动力的“现代”，因为比较省油。朋友帮他算了算，每公里油耗价格只有几加元差距，劝他选辆驾驶体验更好的车，最后，秦汉承租下了一辆蓝紫色的雷克萨斯。

▲秦汉承的雷克萨斯轿车/图源：秦汉承

八月尚未开学，华人留学生不多，正值“小红车”的淡季。在站点等待了一个小时，没有接到一个订单，他按捺不住，打电话让朋友点一单，“想着宰他一顿”。这单是奶茶，配送距离七公里，入账4.25加元（约21人民币）。此外，朋友还特地给了10加元（约50人民币）的小费。

秦汉承在八月里几乎每天都在送外卖。因为淡季订单少，他又注册了另一个外卖平台DoorDash，还用朋友的身份信息开通了一个账号。开学后，他每周仍会抽出20-40小时的空余时间配送外卖。

同样成为全职骑手的，还有四川省社会研究院2020级社会学硕士曹栩豪。曹栩豪读过《人物》的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对外卖骑手的生存状况印象深刻。

在研究院，他的导师恰巧在做一项四川省总工会委托的课题，主要研究网络主播、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跟着导师“跑调研”，曹栩豪有了更深入研究外卖骑手群体的构想。冲动也来自他所在的学科——将目光放在特别的群体和他们被忽视的互动与意义，几乎是一种社会学人的本能。

▲外卖骑手出事故，交警和医务人员正处理

/图源：曹栩豪

初步试过访谈骑手，曹栩豪感到收获十分有限，于是决定采用“参与式观察法”，入职外卖骑手。运气来得很凑巧，2021年8月下旬，学校正放暑假，他走在回宿舍的路上，遇见一位骑手问路。“他问完之后我马上说，你们那里招不招骑手？”

对方报出一串地址，告诉他打车到站点，会有人对接。曹栩豪来到站点，同副站长沟通好时间安排、设备租用，当场办理好了入职手续。这时副站长告诉他，注册当天必须跑满九单。

“我说我什么都不会”，曹栩豪回想起当天的场景还有些后怕，副站长答得轻松，“没关系，我们找人带嘛”。下午两三点，外面下着大雨，毫无准备的曹栩豪披上副站长找来的雨衣，跨上了电动车。

带曹栩豪跑单的“师父”，正是在宿舍楼下碰见的那位。师父退出自己的账号，登录曹栩豪的账号，骑在前面，每到一个地方就停下来教他：如何取餐，如何给顾客打电话，如何拍照发短信……

雨天送外卖，曹栩豪感觉“特别恼火”。雨淋在头盔上模糊了视线，他骑得很慢。手机套上防水袋，触屏变得不那么灵敏。每逢这种雨天，又必然“爆单”，有顾客打来电话，催问订单为什么迟迟不到。“心里面慌，又下雨，挺危险的”，他回忆。

九单送下来，曹栩豪的鞋子、衣服基本已经全部湿透，“送得好心酸呐”。

而成为骑手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头盔下的世界

兼职的两个月里，曹栩豪一般跑“中班”——早上十点上线，下午两点下线，骑手在一个小时内吃饭休整，三点再次上线，跑到晚上九点。这只是理论上的作息，实际上，到了下线的时间，如果手上的订单没有跑完，也无法停下休息。

他的餐箱里随时备着面包和水，以便在休息时间被挤占时可以吃点东西填饱肚子。这种情况，每周会发生两三次。

除非加班到凌晨一点，每天的工作结束后曹栩豪都会复盘当天的情况，做田野笔记。在笔记中，他有时只是简单记录一天的跑单经过，有时会动手绘制流程图，有时则会写下一些思考：

“下雨的时候，站长在讨论群里说：‘下雨了，大家都上线哈。’这句话是为了他的自身利益吗？还是关心大家，让骑手多赚一些？”

“每天面对的都是不确定，而不是工厂里确定的、重复的事情。比如今天，一根钉子又扎到轮胎里了。”

▲曹栩豪的田野笔记/图源：曹栩豪

曹栩豪见过因为多次误操作被开除的骑手。在早会上，站长解聘了骑手，“你把装备退了，我们觉得你上班风险还是太高了。”

系统将细微的失误捕捉、放大，发生误操作将受到站点的警告甚至惩罚。最常见的“误操作”是在距离顾客100米以外的位置就点了送达。

但曹栩豪觉得许多骑手并非有意为之。比如在信号较弱的电梯里，手机常常卡顿，“以为没划到这个订单，又去划，就划到其他订单上。”

▲骑手外卖箱上的提示语/图源：曹栩豪

然而，在曹栩豪的观察中，骑手并非是算法的“牵线木偶”，他们利用不成文的技巧，应对着突如其来的状况。

一次，曹栩豪发现自己的订单被其他骑手误拿了。这是送外卖常有的事，但系统并不容修改差错的时间，如果只是等待另一位骑手将外卖送回来，很可能造成订单超时。发现错单后曹栩豪立刻联系站长，站长告诉他，先让商家重新做一份，然后在系统中上报“出餐慢”，系统会自动延长配送时间。

这样的“技巧”并不少见。在曹栩豪看来，尽管算法对系统中的人施以刚性机制，骑手的主观能动性却能成为柔性一环，使整个外卖系统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

当系统成为统摄一切的事物，人的身份、目的变得不再重要。

曹栩豪的同事们并不在意他的硕士学历。在他们看来，系统需要一个人跑单，而这个人是不是大学生，做不做田野调查，都没关系，“只要你上线了，登上系统，不管你是谁，系统都可以把你‘拿捏’得很死。”

对于另一些人而言，正是在做骑手的过程中，身份的微妙才逐渐浮现。

复旦大学2020级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李言熙在2022年暑假做过半天外卖骑手。在他看来，成为外卖骑手是以极低的成本进入另一视角体验生活。当他戴上头盔、坐上电瓶车，卸下平日里的“学生”标签，李言熙明显感受到“好像身边所有人对我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他把这归结于“我们这个社会真的很会用职业去评判一个人”。

有时他不清楚某一栋楼的方位，询问小区保安，却发现他们“有点不耐烦”。与此同时，他感觉自己好像成为了外卖小哥的“自己人”，其他外卖骑手开始主动找李言熙搭话，在等红绿灯的路口或者商家的出餐点，问他“今天送这么多”、“怎么穿着拖鞋就出来送了”。此前，从来没有外卖小哥同他闲聊过。

年轻女性骑手的身份，则给李如麻带来了更多不同的体验。在做骑手的半个月她很少遇见其他女性骑手，匆忙中也来不及聊天，“打个照面就过去了”。她发现，作为一个年轻女性，自己在骑手群体中总是一眼就被看出是一个“异类”，经常有商家或其他骑手问她“你多大”、“为什么要来干这一行”。

下车之后

李如麻在两周的时间里拿到了两千元左右的收入。上海运力恢复后，外卖订单的价格也回落到了正常状态，那之后，她没有继续这份兼职。她也没有把这段经历告诉家人，以免他们担心自己，“大家生怕‘阳了’，你这个时候送外卖。”

在她看来，即使不是这种时候，这份兼职恐怕也不会得到家人的支持，“他们大概会觉得，有送外卖的时间，还不如用来考研、考公。”

▲12月20日的部分订单/图源：李如麻

现在，她是一名专职做招聘的猎头。比之外卖骑手，她更倾向于能在业务能力和专业知识上有所积累的岗位，而不是“过上10年、20年，也不可能变成一个美团的正式员工”。李言熙也有同样的看法，外卖骑手没有职业门槛，“所有人都可以来做，竞争会很激烈”，且工作中也没有太大的能力提升，很容易被淘汰。

对李言熙而言，做外卖骑手是一种生活调剂。毕业后他进入互联网行业，日常工作诸如制作PPT、分析公司业绩，偶尔他会想，“这些工作是否只是在一个体系内空转？”送外卖的几个小时令他短暂离开了“空转”的生活，每送一单外卖，真真切切地把东西交到顾客手里，“我知道我完成了一个对别人有益的事”。

在体验职业之余，李如麻也想根据做骑手的经历“写点东西出来”。她构思过一篇脱口秀，段子里，“平台一定是最万恶不赦的那个”，而系统里形形色色的人们，都“会有好的和坏的时候”。

她形容这种状态是“犯迷糊”，“骑手也会犯迷糊，店家也会犯迷糊”。这也是李如麻自己的经历，一次她在老小区附近迷了路，收件人也说不清具体地址，“转到最后我感觉他都生气，‘你一个骑手，你为什么不知道？’”

她和朋友开玩笑说，如果看到骑手已经到了门口，却一直在楼下打转，不一定是骑手同时在送很多单——“可能是ta路痴”。

原本只是想赚些零花钱的秦汉承，在职业探索的路上找到了与外卖员经历的交叉点。

在加拿大，外卖员的薪资高于人均收入。八月，秦汉承挣了四千多加元，开学后每月薪酬稳定在两千到三千加元之间。平台对送餐时间的限制并不严格，外卖员们常常很“随性”，送餐途中甚至可以停车去买杯饮料。

就在这样“轻松惬意”的工作体验过程中，他开始注意观察人们的饮食偏好，并有了创业的灵感。目前，他在尝试餐饮创业。今年暑假，他考虑再送一段时间外卖。

结束三个月的田野调查，曹栩豪在2022年9月和另外三位同学一起完成了研究写作，主题聚焦在数字系统支配下骑手们萌发、又被技术理性反向渗透的“主体性”，论文被收录进一本青年学者论坛刊物。

已到了研究生的最后一年，曹栩豪准备参加公务员省考和事业单位考试。其实他并不想那么快进入工作岗位，在后期研究中，他了解到有技术团队正在开发自动送餐车，技术飞速更新迭代，到那时，三四千万的骑手大军何去何从？他仍想继续研究这些问题，“但是考博太难了”，他笑着说。

他的骑手师父因为装修生意失败，从老家来到成都做外卖骑手，现在已经又回到了老家。一次曹栩豪和师父一起吃饭，谈起骑手行业也有“晋级通道”，多做一段时间可以竞聘，当组长，当站长。师父并不同意他的说法，“谁会把这个当成长久职业”，他反问曹栩豪。

流动性，这是曹栩豪极深刻的感受之一，隔半个月到站点开早会，他发现“周围的人换了一圈”。

做骑手的几个月里，曹栩豪结识了许多骑手，此前曾在火锅店、售楼处、流水线、建筑工地工作。他们年轻，“焦虑”，聊天中曹栩豪得知，不少人抱着在短时间内多挣钱的心态，赚不到立即转身离开，赚到了，也就不做了。用骑手们的黑话来说，就是“上岸了”。

“灯红酒绿……映衬着骑手心中灰白的底色, 生存的压力在心中沉积为焦虑与急躁, 孤独的骑行充斥着失落与迷茫……骑手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飞驰而过, 留下时代的印记。”曹栩豪在论文的最后写道。

大学生骑手也没有在骑手的洪流中徘徊太久。下车之后，他们从“外卖骑手”的角色中切换出来，各奔前程，没入熙熙攘攘的人流。

▲夜幕下的外卖骑手/图源：曹栩豪

（李如麻为化名）

微信编辑丨马语灿

审核丨徐竞彦 张志强

原标题：《当大学生决定去送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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