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纪录片《在少林》：禅、武、世俗与内心

坐禅参悟，绝世武功，弟子们似乎都可以飞檐走壁，尤其对西方人，神秘不可测。今年2月，少林舞台功夫剧奔赴瑞士演出，一票难求。

孙红云本着探寻真实少林人的好奇心，拍了一部力求本真的92分钟的纪录电影《在少林》。

禅的理念

《在少林》入围了边锋国际纪录片节（Doc Edge）的竞赛单元，旧金山国际电影节(SFIFF)的长片竞赛单元，以及受邀第22届“人与环境”国际电影节(BIFF)为开幕影片。该片于2023年入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纪录片竞赛单元，获“俄罗斯纪录电影电视协会大奖”，评委称该片为“纪录电影艺术的交响曲”。

《在少林》海报

映后有位俄罗斯电影人问孙红云，“你在少林寺待了那么久，学到了什么功夫？”

孙红云回答，“中国里的‘功夫’有两个意思，除了您理解的那个‘武术’，还有我们专注在一件事情上所花费的时间，如泡茶，需要耐心和等待，才能喝到好茶，这也是一种功夫。”

少林是中国禅和功夫的发源地，僧侣们以一种看似自相矛盾的方式，通过练习最刚强的武术来追求佛教的平和与觉悟。《在少林》以平实的视角观察了几位少林僧侣、塞尔维亚年轻女人类学家在少林寺的生活及心路历程。和普通人一样，他们有一日的功课，有岁月变化中对情感的困惑，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影片并没有直击社会矛盾，而是通过舒缓的视听感受，如少林寺的四季景致，早晚习武、劳作麦收、师父与弟子的山中交谈，僧人与野生小动物的相处，引领观众沉浸式体验生活在“少林”的日子。在澎湃新闻采访孙红云时，她强调自己是有意识地在化繁为简，只观内心。这恰巧也符合了禅的理念。

僧和俗能在这里找到内心平静和终结痛苦吗？

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红云在硕士研究生期间，与中央新影厂的著名导演邵振堂合作创作了《伊文斯眼中的中国》，她硕士研究论文也是伊文思，影像风格颇受伊文思影响，充满艺术性。她还参与了张同道教授总导演的央视系列纪录片《纪录经典》，《纪录经典》既有纪录电影大师的经典作品，如伊文思、维尔托夫、弗拉哈迪、格里尔逊、里芬斯塔尔、梅索斯兄弟等，也含纳了故事片大师的纪录电影杰作，如阿仑·雷乃、布努埃尔、卡普拉、安东尼奥尼、爱森斯坦、罗姆等人的纪录电影。孙红云还译著了《纪录片也要讲故事》，编著《尤里斯·伊文思与纪录电影》，著有《真实的游戏：西方新纪录电影》。

汉语言文学毕业的她刚入纪录片领域时，对于中国当时盛行的纪实主义纪录片美学心生抗拒。“这种做法不太调动智慧和文本建构的艺术性。直到某个机缘看到伊文斯的《风的故事》，影片的创造性和思想性让我认识到纪录片的魅力，也让我坚信了我要走纪录片这个方向。”她对记者说。

说到《在少林》的拍摄缘起，孙红云说自己有内心比较挣扎的一段时间，她去过凤凰山的龙泉寺做义工，想找到一种疗愈，由于有拍纪录片的能力，很快就能融入其中，她和其中一位法师相聊甚欢，法师出家前是一位清华热力学博士毕业的高材生，孙红云此时发现，出家人不一定是因为避世或解困逃到庙里，“他一定是对自己内心的诉求高过对现实生活的追求。”

孙红云也有一个好奇，“我最好的闺蜜在她女儿6岁的时候出家了，这件事对我触动其实蛮大的，我总在想，如果庙里再让她失望，她还能往哪里逃？所以我一直好奇，寺庙里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

所谓的僧和俗能在这里找到内心平静和终结痛苦吗？这成为了她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母题。

《在少林》海报

拍摄少林寺的人太多了，到底该怎么拍？

辗转通过熟人介绍，进入少林寺拍摄的第一年，拍的素材基本都废掉了，一方面进不到真正的“少林寺”，拍到的只能是官方活动，孙红云笑着说，“那时候全国在那少林寺拍摄的人太多了，乌泱乌泱的，打个比方，少林寺有一只鸟下蛋，就得有100个镜头怼在那里！”这期间，孙红云停下来思考，到底该怎么拍？

因为不想再按照投资方的脚步走下去，和资方分手后的孙红云靠着之前做文宣片赚来的一点钱，找了摄制团队，再一次回到少林寺拍摄收割小麦，可遇到连阴雨天拍摄无法进行，摄制团队都在房间里看世界杯，孙红云再次陷入了一种挣扎，是不是天意不让我拍了？

一日早晨，天空依然下着雨，她看到树上有一只小鸟破壳而出，蛋壳就掉在她的脚边，她为这个新生惊喜不已，“这么糟糕的天气阻挡不了一个美好生命的诞生，我这点挫折算不上什么。”

扫地僧、雨中站在红墙下独自靠腿的小沙弥，牵马下山的师兄……穿插着少林功夫舞剧的现场演出，《在少林》试图解构表象和精神内里之间的关系。

“爸爸妈妈每天都来看我，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藏着看我，后来我妈妈就在少林寺旁边找了一份工作……”一个小沙弥说。

“我家里条件还可以，就是小时候不好好念书，老是喜欢拳脚，我出了两次车祸，第二次车祸小脑出血，出院后我爸直接把我从医院送到了寺里……挺好！”一位僧侣说。

“有一个叫雪瓦山的地方，四周都是悬崖绝壁，然后爬锁链上去，到了一个跟这个地方差不多的山洞，那里都是死人骨头，当时我跟你年龄差不多，我是没有依靠的人，也没有可走的路，所以看到白骨就跟看到石头草木差不多，经常看见毒蛇在那里蜕皮，我就在那座山上住了七年，山上有何首乌，有野菜，遍地都是宝贝……”一位僧侣大雪天带着刚出家的侍者来到山上，生起一堆篝火，这样讲述着。

片中，白须武僧讲了一个故事，从前黄檗住持得道以后，母亲因为想他天天哭，眼睛哭瞎了，因为儿子右脚有一个凸出的痣，她就天天在村口给路过的僧人洗脚，希望能遇见儿子，黄檗住持有天路过村口听说了这件事，他想了许久，也去让母亲给她洗脚，只不过让妈妈把他的左脚洗了两遍，什么话也没说就离开了。

“从老僧口里说出的以前得道高僧的故事，借以说出，其实每一代僧人在修行的路上，面对的障碍都是一样的。”孙红云说。

【对话】

练武和修禅

澎湃新闻：搞学术的拍不好片子，搞实战的没有理论支撑，这可能是所有学纪录片专业学生面对的一个共同的问题，理论和实践如何贯通？

孙红云：国际纪录片创作整体出现一种趋势，创作者的理论修养都不错，至少是人文修养很好的。国外的理论和创作之间是蛮贯通的，像《细细的蓝线》导演埃罗尔·莫里斯曾是一名哲学博士生，《杀戮演绎》的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是哲学政治学博士毕业的。中国的情况比较独特，中国最早的那一代独立电影人其实都是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之后随着数字时代来临，创作设备比较低廉，人人都跃跃欲试，再加上独立纪录片易于受到国际关注，纪录片创作群体变得多层次和多元化。

现在我们被短视频淹没，拿起手机就可以拍，这是数字影像时代给纪录片摄制最大的便利。少林寺的武僧拍摄他们练功的动作就比我拍得好，他们懂动作的节奏，也懂手机竖屏美学，他们学习视听语言非常快。

如果说对抗各种理论和知识，其实在局限自己，因为人类的知识和智慧是不断积累形成的，要不停地创作，就需要调动你的情感、想象、知识、智慧，这是需要学习的。

澎湃新闻：“少林”题材并不好拍，涉及的内容广泛，其实蛮烫手的，为何去碰？

孙红云：有阵子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叫“佛系”。自己生活中碰到一些问题，想疗愈。我自己一直对精神要求比较强烈。我在大学实习的时候，每天跑步会经过一个清贫的庙，我就单纯好奇想去看看。

坐禅其实是枯燥的，可看性不够，没有冲突，练武的时候，人是刚性的，我想探究少林寺人如何处理最刚性的练武和让人内心宁静的修禅？

《在少林》海报

人物和主题

澎湃新闻：群像本不好拍，如何寻找人物和主题线？

孙红云：说实话，庙里的那些武僧特别地忙，不停地去各地表演，疫情前根本没充分的时间去与他们相处，加上全世界都在各种拍少林寺，他们难免在镜头前有“表演痕迹”。大家的拍摄都在继续塑造少林寺的神话，什么绝世武功之类的，我恰恰最不想拍就是这一部分。

我影片中的几个武僧，其实是有些硬功夫的，徒手碎砖等等，但我还是坚持聚焦于个体，他们首先是人，功夫和僧侣对他们意味着什么？给他们带来什么，又约束了他们什么？

片中诗僧的侍者恒坤只有18岁，他跟随师父住在偏僻的二祖庵的山上，没有面对过多少拍摄的镜头，父亲在他5岁就去世了。在我跟他闲聊中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人是我可以拍到从俗到僧真实心路的人。于是，我们摄制组到他家去拍摄，他从小跟爷爷奶奶住在南阳非常偏远贫穷的一个山村里，自然环境很恶劣，母亲改嫁，他以前住的老房子里四面透风，他从小是个事实孤儿成长起来的。

澎湃新闻：回乡后，他的爷爷在做自己的棺材，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这个孙子，没想到孙子竟然要出家，回家的那个场景令人印象深刻。

孙红云：在少林寺的武僧，尤其是自幼在外习武长大成人的，他们是不愿意回家的，但也非常抗拒给他们贴标签为和尚，或许他们还有电影梦，或许还想还俗成家。因为外界对于家里出了一个和尚或是尼姑被认为是很不光彩的事情。另外，很小的孩子常年离家在外习武，他们朝夕相处师兄弟的关系更像家人，比如小顿珠哭了，大家会很自然地帮他把鞋弄干净，抚慰他，最后背着他回去，他们这种兄弟情，要远胜于跟父母家人的血缘关系。少林寺是允许他们回家的，只是他们由于各种原因真的不愿意回家。

澎湃新闻：印象深刻的还有舞剧中的一段表演被搬到了自然环境中，僧人根据纪录片片中剧情，一段段进行表演，从箱子里被困到挣扎到冲出箱子斗争，最后又倒回箱子，能不能讲讲这个镜头的创作？

孙红云：少林寺的武术分两种，一种是强身健体的，一种是表演的，结合舞蹈和功夫。你说得对，那就是一个贯穿线索。

那个箱子就是你自己，有时候你需要的空间可能很小，你恐惧外面的世界，可是一旦出去了，箱子就不存在了。它也可以有很多的变化，它像一个棺材，意味着生死是相生相伴的，它像是你的房子，是你的保护也是你的局限，它像是门，意味着自由也意味着障碍。于是，摄影师和我想将它和现实自然环境进行一个勾连。

澎湃新闻：少林寺的和尚是可以下山回家的，下山可以拍到很多东西，但你似乎是舍弃了一些很可以博眼球的内容？

孙红云：是的。他们当中有个沙弥还没有受和尚戒，他跟我们摄制组的小伙子蛮熟的，他对尘世还是充满了向往，总是幻想恋爱的滋味。有次他帮拿设备就便装跟摄制组一起下山，天晚就在县城留宿。在一个自助餐厅碰到一个女服务员和他搭讪，俩人互加了微信，吃完饭小伙子们去K歌，他给女孩点了杯果汁，女孩却非要喝啤酒，他问那女孩你家兄妹几个，他们学习好不好？那女孩一脸的奇怪，心想怎么问这么老土的问题。晚上这个女孩就不想走了，这个沙弥和我们摄影小哥住在一起，女孩疯狂发信息给他，他吓坏了，不停问“现在女孩怎么这样？”一早晨便逃回山上了。

澎湃新闻：这个很像现实版“山下的女人是老虎”。

孙红云：对，你想想看，他们出家前在俗世里可能干的都是各种为了几百块钱讨生活的活儿，可是在少林寺，师父会教他们习武读书、画画、写书法、学外语，甚至出国去见世面，受到人们的尊重和认可。但他下山以后回到一个完全为谋食的生活中，他们的精神和自尊是受不了的，所以这才是让他们留在寺庙里的原因。

“禅者”和“武者”​​​​​​​

澎湃新闻：那个带弟子上山坐禅的禅师说话很有趣，能不能说说他？

孙红云：禅师叫延勇，他自幼是个孤儿，在他八九岁的时候跟一个道士来到少林寺，道士当时把他丢在少林寺门口了，少林寺收养了他。后来自己出去行脚，汉传佛教有修苦禅的，行脚到山野之地闭关，他在钟南山非常险峻的雪瓦山上待过六七年，体会过人生的各种生死，他给我们讲过好多故事，简直是个故事大王！他词语的感染力会瞬间把你浸泡透。他是少林寺几届机锋辩禅的冠军，但他没有读过任何公立学校，没有文凭。写诗和追求信仰占据他生命的全部，因为他没有被现代教育规训过，他是我见过唯一的，将自己尽可能地活在古代浪漫主义诗人情境中的人。一个深秋，我们跟延勇出去拍摄，刚开始他不怎么高兴，突然看到一片风中摇曳的芦苇，他立即兴奋地手舞足蹈：“当年达摩大师就是一苇渡江的，你看！芦苇简直是天地！”马上吟歌起来，他平常就是这样的人。

澎湃新闻：你还拍到了塞尔维亚来的人类学女博士，她形容少林寺的四季还是充满诗意的。

孙红云：对，其实他们每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我想展现少林寺的多面性和丰富性。少林寺有外国班，我们都拍了。有一位同学只有一个耳朵，他之前抑郁自杀未遂，把自己的耳朵割掉了，然后来到少林寺学禅学功夫救自己。

​​​​​​​那里有故事的外国人蛮多的，这个女博士玛塔也是一个外来者，她是一个异文化者。恰好她来少林寺一个月的样子我去那里开始拍摄，我觉得她可以代表一个俗世的有思辨能力的视点来观察和分析少林寺。她研究“禅”和“武”的关系，我的电影想深入表现“禅者”和“武者”。于是，在拍摄的三年里，我有意给玛塔创造一些与我的拍摄对象相见和交流的机会。而观众和她一样在少林寺最初都是异文化者，是失语者，随着她在少林寺体验和调研的展开，观众不知不觉也被带入。

当然，很多人都在诟病少林寺商业化，我也读了很多这种信息，这更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想用镜头去纪录和呈现真实生活在那里的一些人，并不是全部，这点我深知。也就是我觉得它有最有魅力的那部分：禅、武、世俗与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