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古今书法名家系列之二：汉末魏初著名书法家——梁鹄

甘肃古今书法名家系列之二：

汉末魏初著名书法家——梁鹄

作者：王有堂

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人，生卒年月不详，东汉末、魏之初的著名书法家。其八分书成就卓越，曾受到历代书法家的好评。梁庾肩吾《书品论》将梁鹄、皇象、钟繇、索靖等九人的八分书列为上品之下，他把梁鹄与北派始祖索靖和在书法史上具有历史地位的钟繇列在一起，其书法成就确实不同凡响。唐李嗣真《后书品》把梁鹄书法列为上中品。韦续《墨薮九品书》将他列为上上品。张怀瓘《书断》中又将梁鹄列为妙品，都给与了非常高的评价。

梁鹄的生平概述

梁鹄的书迹流传下来的很少，其中《隶释》称《鲁孔子庙碑》，由曹植作文，梁鹄书写，后来得到康有为的肯定。宋代欧阳修在《六一题跋》中说《魏受禅碑》世传是梁鹄之书，颜真卿认为是钟繇所书。至于《魏公卿上尊号表》，唐人多传为梁鹄之书，今有不少人说非梁所书，难以确定。也有将《魏受禅碑》说是王朗撰文，梁鹄书丹，钟繇刻字，故称三绝碑。孰是孰非，常使今人迷惘，一时难以分辨清楚。

我们暂将上面这些争议置之不理，而从梁鹄所处的那个时代说起，今天我们看到的碑记不管是真是假，还不到梁鹄所书的冰山一角。但有一点应该令今人感到叹服，在梁鹄生前就曾有两位他的铁杆粉丝，那不是普通官员，也不是一般文人，而是两位帝王，一位是汉灵帝刘宏，另一位是魏武帝曹操。一个书法家的书作于生前同时能够得到两位当朝皇帝的喜爱或推崇，这恐怕在历史上没有第二个。这就不得不使今天的书法家或书法理论家来重新分析和认识这一历史现象。

关于梁鹄的身世、书法师承和书法成就状况，最早见于西晋书法家卫恒（？——291年）的《四体书势》：

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经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直，计钱足而灭之。每书辄削而焚其柎，梁鹄乃益为柎，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柎。鹄卒以书至选部尚书。宜官后为袁术将。……梁鹄奔刘表，魏武帝破荆州，幕求鹄。鹄之为选部也，魏武帝为洛阳令而以为北部尉，故惧而自缚诣门。署军假司马，在秘书以勤书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鹄手迹。魏武帝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以为胜宜官，今宫殿题署多是鹄书。（选自《中国历代书论选》第24页，湖南美术出版社）

此段大意是：东汉时的上谷太守王次仲，是八分书的首创者，将八分书（含有今楷的新体隶书）作为遵循的法则和楷模。到了东汉末年，汉灵帝刘宏非常喜欢书法。当时有许多书法能人，有一名叫师宜官的书法家，最富盛名，他的字大到经为一丈，小到方寸之字能写数千言，很爱夸自己的书法才能，有自恃、自傲之举。他有时候身上不带钱去酒店饮酒，到酒店后从兜里拿出毛笔，在酒店的墙壁上大笔挥写，迎来了不少围观者赞叹，纷纷掷钱予他，等观赏者给足酒钱后就把写在墙上的字铲除掉（生怕别人效仿到他的笔迹），每次都是这样。有时候他在木板上写字，写完后就把木板烧掉。梁鹄知道师宜官喜欢饮酒，便想了一个办法，提酒到他家一起喝酒，师宜官一边喝酒一边写字，梁鹄趁他喝醉后窃取写好的木板而临摹其笔法，这样反复多次，就基本上掌握了师宜官的笔墨技巧。梁鹄对师宜官的书法认真摹仿，仔细推敲，勤学苦练，终于写得一手好字而得到朝廷的赏识，被晋升为协助皇帝处理事务的官员——选部尚书。后来师宜官追随袁术而去，梁鹄投奔荆州刺史刘表。魏武帝曹操破荆州，招募梁鹄。在这之前，梁鹄为选部尚书，魏武帝为洛阳令、北部尉，曾招求过梁鹄，但梁鹄怕受到束缚没有接受招募。这时魏武帝曹操破荆州，再也无法抗拒，便担任起曹操府中的副司马，以秘书的身份勤奋文案工作为其集团奉献自己的力量。所以到西晋时到处都流传着梁鹄的手迹。梁武帝非常喜欢梁鹄的书作，每到一地安置好帐房后，就把梁鹄的书法钉在墙壁上，细心观赏，玩味无穷，真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认为梁鹄的书法水准要比师宜官高。如今（西晋时）的宫殿题署大多都出自梁鹄之手。

梁鹄与八分书

卫恒的描述基本上奠定了关于梁鹄的概况，往后的书法家大多都是以此为据，没有新的资料来评述。唐代著名书法理论家张怀瓘补充说：梁鹄“少好书，受法于师宜官，举孝廉为郎，灵帝重之，亦在鸿都门下。”（《中国历代书论选》第191页。湖南美术出版社。）

根据以上二人的描述和当今一些可信的资料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梁鹄在汉末魏初确是一位首屈一指的书法大家，他不但胜过师宜官，也比当时著名的书法家钟繇的名气要高。

东汉时期，朝廷以儒家的名教纲常为正统思想，举荐具有显著孝心的学子在朝廷任职，成为当时一项任用官员的措施。梁鹄少年时能够刻苦读书，自幼喜欢书法，又非常孝敬父母，成为当地比较有名的孝子，而被举荐入京城，任为郎官。不久进入鸿都门（是当时最高的学府）学习，他一边深入学习儒家的名教纲常，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努力学习，一边刻苦临习书法，梁鹄的书法功力就是在鸿都门学府里打下的基础。后来拜师宜官为书法老师，认真学习八分书与章草等书体；师宜官是东汉时期的大书法家，擅长隶书、八分书和章草；今河北巨鹿有《耿球碑》，为袁术所立，相传是师宜官所书。梁鹄对师宜官日夜追随，靠自己的勤奋和智慧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精髓，终成一代大家。汉灵帝刘宏虽然治国昏庸，但他富有艺术细胞，尤其对书法秉有特殊的兴趣。起初汉灵帝对师宜官书法很赏识，后来发现师宜官如卫恒所说的那样有“甚矜其能”的毛病。师宜官自高、自大和自傲成了他仕途上的一大障碍，汉灵帝知道师宜官的这个毛病后，心里感到惋惜，并说：“师宜官、师宜官，实不宜官也!”便就打消了招他为官的想法。汉灵帝却对梁鹄大不一样，不但非常喜欢梁鹄的书法，也喜欢他孝敬长辈的传统美德和忠君职守的优良品质，把梁鹄提升到他的身边，任选部尚书，这其中梁鹄的书法造诣确是他迁升的一个主要原因。

梁鹄与师宜官相比较而言，师宜官善于写小字，梁鹄善于写大字，两人的书法都呈现出龙威虎震、意象雄健的宏大气势。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梁鹄比师宜官的用笔更加果练精熟、干脆利落，方笔中有圆笔润泽，斩截中呈朴茂意趣，富于变化，充分体现出八分书的精熟与超迈，具有大字书写的雄浑与博大。所以卫恒《四体书势》评价说：八分隶书的成形，是得力于梁鹄的。

梁鹄与《魏受禅书》

《魏受禅碑》（也称《受禅碑》），是否梁鹄所书？笔者在这里做个分析与比较，并把它的艺术价值和书法历史意义做一评说，以飨读者，愿同大家共同商讨或论说这一历史现象。

《魏受禅碑》，即《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和《受禅碑》两块石刻碑文。现存河南许昌市西南三十五华里处的繁城镇魏文帝庙的遗址上，刻于东汉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因其撰文绝、书丹绝、镌刻绝，故称三绝，是汉魏历史交替的里程碑。

公卿将军上尊号碑

东汉建安六年（196年），曹操迎汉献帝建都许昌繁城，并在此交通要冲设置重兵把守。汉献帝刘协慑于曹魏集团的威逼，只好将

天下禅让于曹操的儿子曹丕。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十月，魏王曹丕在许昌繁城接受了汉献帝的禅让，因此而竖立起《公卿将军上尊号奏》与《受禅表》两块石碑，记载了曹丕受禅的历史事实。两碑“一是百官劝进碑，一是受禅碑”，后人取其碑额篆题，泛称《受禅表》碑。

因两碑的撰文、书丹和镌刻均未署名，所以引起了后人的诸多猜测。唐代刘禹锡在《玉堂嘉话》中说：“魏《受禅碑》，王朗文、梁鹄书、钟繇镌字，谓之三绝。”同一朝代，又提出此碑的书丹者为钟繇，而唐贤多传是梁鹄所书。我认为《魏受禅碑》系梁鹄所书是可信的。首先依钟繇留下来的笔迹《宣示表》、《荐季直表》等碑刻来看，此碑与钟繇的书法在用笔、结体和章法上均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又据曹操对梁鹄书法的无比喜爱，魏氏集团让梁鹄书丹的可能性很大；再者梁鹄的八分书在当时名气很大，这是一种由隶书向楷书过度的新隶书，而《魏受禅碑》显然属于八分书之列，要比钟繇的楷书要早一些，虽隶意特征还很明显，而艺术的气势与韵致呈现出新的气象，已经蕴含着书法向钟繇那种楷书过渡的笔法和态势。

两碑虽经一千七百余年，但它的艺术形象依然展现出照人的光彩，值得今天学书人的青睐和赏识，其用笔、结体和章法的创作，彰显出推陈出新的艺术效果。它将隶书的波磔逐渐革去，点画的起止转折呈现出方中有圆的形态，笔法的圆润凝筑起方整稳健的态势，形质与性情的结合达到了一种比较完美的艺术视觉效果。结构端庄而凝重，气势磅礴而遒劲；章法严谨规整，神韵浑厚朴茂；整个碑文给人的感觉是豪迈而雍容，率直而自然，古朴而新颖，幽深而耀眼。

《魏受禅碑》在我国书法历史上是一次重大变革，上承秦汉篆隶风骨，下启魏晋隋唐楷书风范，是我国字体、书法演变发展的改革与创新。两碑的字形、字体，均打破了汉隶的常规，变扁平规矩为方正自然，横竖点画取消了明显的波磔之笔，变钝钩为润钩。笔法虽存隶意，已呈楷书韵致，完成了把楷书由民间提升到庙堂书斋的转变。此碑受到历代书法家的推崇，曾得到过书圣王羲之的追慕和喜爱，还受到颜真卿、欧阳修等人的虔诚与热爱。

二十世纪中叶梁鹄故里文物工作者在民间散落的“汝帖”中发现梁鹄鲜为人知的稀世作品，将它放大刊石，其书写内容只有十六个字：

大魏受命肇造区夏

天人咸和运世隆化

其书法骨力劲健，笔墨凝炼，筋骨丰足，笔势雄强，充分体现出八分书的熟练和超迈；点画横竖起止处多用方折之笔，偶尔也有绞转笔墨，入笔方劲，中行遒缓；顿挫分明，舒敛皆能展现出雄强古朴之气势。

梁鹄与曹操

梁鹄的书法于中年时就得到了当朝皇帝汉灵帝的喜爱和推崇，可谓誉高名盛。老年时更得到魏武帝曹操的极度崇赏，传有“太祖（曹操）忘寝，观之丧目”之美誉。

曹操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一首《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表露出魏武帝求贤若渴的内心世界；一首《龟虽寿》“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又表现出他一生追求的远大理想。魏武帝的书法也表现出博大雄浑的气魄。如今的人们只能看到他在汉中褒谷中所写的“衮雪”二字，大型隶书，其书作逸气俊拔，雄健超迈，给人以非同凡响的感觉。曹操能写多种书体，除隶书外，还能写八分书和章草。根据曹操对梁鹄书法的无比喜爱，梁鹄绝不是只能熟写八分书的单向度书法家，曹操平时携带在身边或时常钉在墙壁上观赏的梁鹄书作，到底是哪一种书体？不得而知。但以魏武帝曹操豪迈的气魄，绝不会只欣赏比较规整的八分书，必定还有蕴含书法意味的草书（章草或今草），因为当时草书的挥写已成规模和阵势。我们要知道，中国最早的书法论文是东汉时崔瑗的《草书势》（《中国历代书论选》第1页。湖南美术出版社），崔瑗者，草圣张芝的老师，张芝自云：“上比崔瑗不足”。所以在汉末魏初时期，若一个书法家不能挥写草书，是绝不可能得到世人的崇拜。

梁鹄笔迹流传极少的原因有两个，都与魏武帝曹操有关。其一，魏武帝曹操禁止歌功颂德的树碑立传之举，严禁碑刻勒石，所以三国两晋时期（除北魏等国），有名书法家的笔迹流传就自然稀缺。其二，由于中国统治阶级以儒家“名教纲常”为正统思想，魏武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从根本上违反了儒家纲常，因此从两晋开始的统治者就把曹操列到逆臣而受到排斥。所以，不但曹操的书法难以流传，就是他喜欢的书法家也受到了牵连，致使像梁鹄这样在生前名誉极高的书法家笔迹极少，使后人无法领略到一代名家真实而全面的书法面貌。历史无法弥补，缺憾也在情理之中。

梁鹄给后人的启示具有人生价值，正如索靖与孙过庭所说的那样：“百官毕修，事业并丽”（索靖《草书状》第30页）；“固义理之回归，信贤达之兼善者矣。存精寓赏，岂徒然欤？”（孙过庭《书谱》第124页）。索靖认为，学习书法是百官必修的课目，它与人们所追求的事业并不矛盾，能够互相熏染，互相促进，使两方面都能取得好成绩；

孙过庭也有同感，书法艺术所固有的义理合乎于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确实能使贤明通达之人在各方面皆能取得优异成绩。梁鹄刻苦学习书法，取得了显著成就，而精湛的书艺又给他的仕途增添了晋升的光环，使他在书法和事业上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梁鹄是汉末魏初的著名书法家，是我们甘肃的历史名人。因历史原因，他留给我们的书法作品甚少，但他孝廉笃实，虚心好学，勤奋临池，恪守职责的优秀品德和他能够克服和避免老师师宜官以书法为资本的傲慢行为，一生把书法作为修身养性、为己筑学的一项内容，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梁鹄于汉末魏初战乱频繁的动荡社会环境中，能够静下心来集思广益，刻苦练习书法，竭尽全力推陈出新，创作出独具风范的八分书体，为中国书法走向法定规范的晋唐楷书，做出了承前启后的历史性贡献。我们今天的书法家或书法爱好者，应该学习梁鹄的创新精神，与时俱进，努力创作出具有时代特征的书法艺术作品。

作者简介

王有堂：字厚冰，号融烟，甘肃永登（兰州新区）人，生于1955年9月，中共党员，退伍军人。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甘肃省黄河文化研究会理事、甘肃省老年大学书法讲师、兰州大学老干局书法教师、甘肃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楹联学会会员、兰州新区瑞涵书画院名誉院长。

是集书法创作、书法理论、书法教育和诗词、楹联创作为一体的书法学人。临池下过一番苦功， 书法创作主张多样化形式。注重字外功夫，阅读了许多中、西方美学书籍和古代书学论文，并对现代书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总结。先后在《书法报》、《中国书法报》、《书法导报》和我省一级核心刊物等报刊上发表过十多篇学术性文章。由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书法美学著作《文思书契——浸透在笔墨中的文化含量》。对政治、历史、哲学皆感兴趣。谙熟诗词格律，创作了五百余首诗词，赞赏祖国山河，赞叹沧桑巨变，感悟书学体会。

十多年来在甘肃省老年大学和兰州大学老干处从事书法教育工作，总结了一套在离退休干部和知识分子群体中传授书法的教学经验。人生经历丰富，曾有过工、农、商、学、兵的人生体验。著有：《甘肃古今书法名家》 《孙过庭书谱最新注释和解读》 《循法入门——书法基础语言的积累过程》 《破法创新——书法创作语言的建构过程》 《尊法别择——书法语言创作的历史参照》 《王有堂书法作品选》 《王有堂诗词选集》《王有堂楹联集》 整编《现代书法美学精粹》 编著甘肃省老年大学中级班和高级班书法教材等。著述约有一百六十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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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甘肃省古今书法名家系列之二：汉末魏初著名书法家——梁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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