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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在哪里

2018-08-14 09:4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跟着校长助理上楼的时候，我就不太愿意来这所学校教书了。楼道很暗，头顶的灯还是那种农村都少见的黄灯泡，里面的钨丝闪烁不定地发出不安全的嘶鸣。雨从元旦前就在落，阴云笼罩，空气凝滞，小半月了，始终散不开。上海的冬天就是这么难过，据说可以带走很多不耐寒或不耐烦的老人。如果这是养老院的楼道，估计会更加鬼气阴森。我迟疑地踩上两级楼梯，又退下来张望。

“电梯被封了，跟我来吧。”

穿西装套裙的校长助理机敏地说。那会儿，我还预料不到，一个星期后，她就分别和外方校长、中方校长、副校长、学生办主任、食堂大厨、小卖部收银员、传达室保安，以及几个苍耳般浑身带刺的学生，通通大吵一架，离职了。她毕业于杭州一所二本院校。学校总是有那种微妙的氛围，直白地赞赏高学历、名校，以及教育背景背后的东西，因而，有的人明显能感受到某种残忍却无从改变的拒斥感，甚至是修饰过的如同等级的差异对待。

当然，此时我能感受到的，仅有这个幽暗的楼道。我要去三楼办公室见负责面试的学科组长。再过几个月，我就要硕士毕业了，拖拖拉拉，运气不佳，没找到什么好工作。即便是这么寒碜的学校，开出四位数的薪资，我也担心它不要我。我一面沮丧地摸黑上楼，一面在心里回想片刻前银副校长对学校的夸耀。她夸耀的是校长室川流不息的名校师资。普林斯顿、MIT、斯坦福、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常春藤校徽如一枚枚邮票，齐集于石灰墙皮暴起的校长室，确实，很难想象。但银副校长精悍地一笑：“外教的合同都是和宾州总校签的。”她没有提，他们只签了两年。这两年，他们就像两眼摸黑，双耳受了东方塞壬的蛊惑，滑入了一个叫做“中国”的大坑，每天都在抱团抱怨，令人烦不胜烦。

看我四下环顾，银副校长也镇静自如。她聊什么都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亲切：“中国的国际教育行业才刚起步，政府对低龄留学也谨慎，暂时批不到地或盖不成楼，是正常的。但我们的新校区用地，在批了。朝阳行业，鱼龙混杂，我们的中方领导，作为上海中学国际部的创始者之一，资历深厚，假以时日，自然是行业的领头羊。”我也不是有志于任何行业的人，琢磨着如果来这里，至少练练英语，是可以的。

办公室八九十平米，各学科沿“井”字划分，像个临时搭的大棚子。天花板很低，方形铝扣板仿佛随时会掉下来。老师们埋首于自己的隔断格子间，做着案头工作。学科组长见人就笑，一个苋红色的冒热气的保温杯，就像长在她手上，散发出茉莉和龙井的清香。她不年轻了，大约三十五六岁，脸上却没有情欲的痕迹。两条眼纹随着笑容显山露水，张翅往鬓角飞去。她说她姓章，立早章。我也报了名字。

就在这时，覃蕾惊叫一声，从很多个头顶攒动的格子间，弹起身，目光怔怔，锁定我。几秒后，她尖叫着从窗户边奔过来，胸前上下起伏，大口喘气，高跟鞋蹭得地板发出令人不安的回响。

“啊——我一听声音就触了电，真是你，老天爷啊……真的是你！你怎么会来这里？”

真的是她。我上次见她，是我们本科毕业不久，她去了长宁区一家银行做大堂经理。我去玩，还在她的住处待过一晚。我一进门，发现阳台上晾着两条灰蓝色男士平角裤，以为她正在恋爱。后来一问，原来这是单身女子防身术。我听了，扑在她的床上笑得不能自已。这个小插曲一直留在记忆里。

后来，我们突然都联系不上她。但年轻人都忙着处理与这世界的紧张关系，一个朋友，谁也不会太在意。是这样，有的人隔几年就要消失一次，哪怕你们曾彼此珍视，互诉衷肠，后来不知怎的，就任由对方溺死在茫茫人海，或他自己的生活里。只有极少的朋友，会再次以意想不到的时空和面貌，浮出水面。我盯着覃蕾，确定她存在的事实后，更惊愕于短短三年，一个人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连说话的腔调和声音都可以彻底改变。

覃蕾剪了个齐肩童花头。读大学时，她的头发从未变过，又长又多，散下来，长至臀部，盘起来，像一面钟。她拒绝做任何染烫，去理发店，总是修修刘海，还有分叉的半寸发梢。她爱长发搭长裙。长裙呢，裙摆都大得像舞台演出服，要么是黑白灰的纯色雪纺，要么是波西米亚风，颜色醒目的花叶随机分布在靛青棉布上，笼统地罩住双腿，只露出脚背。上身倒穿得很贴，也恒定，一般是掐腰的白短袖，鸡心领或荷叶边。

覃蕾在我们寝室说，这打扮，她可是花了心思的，扬长避短。因为她颈长，腰细，胯宽，腿粗，汗毛重。优势是天生的，短处是后来的。她在河北唐山滦县的一个村庄长大，能考上“985”大学，日均十小时冷板凳要坐得下，胯就坐宽了。中学离得远，每日沿沙丘沟谷，徒步二十余里（没有听过热身或拉伸的体育知识）。每逢暑假，小麦收割，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反复巩固她久经锻炼的腓肠肌和比目鱼肌，腿部自然而然，壮硕成巴掌大的凸块。

“余生，我都不可能穿露小腿的裙子。找个小腿比我粗，腿毛比我多的男孩，都有些为难。”

以前，覃蕾常这么叹气，她的遗憾和焦虑，在初入大学女性美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与强调的时期，我们感同身受。上政治公共课时，我们同情地窥探覃蕾半侧着身子，一只手摸进课桌下的小腿，不停地揉捏，捶打，希望它能紧致一点，秀气一点。

多年以后，我才在这里，看到成果。覃蕾的小腿瘦了些，但依然比一般女性要粗，不过没什么打紧，因为你很难特别注意到这点。她穿着米白色贴身羊绒衫，浅蓝色包臀牛仔短裙，肉色丝袜，酒红色方根磨砂短靴。她的脸一直白皙红润，不沾细纹，橘色口红让她气色更好。眼镜换成了与之前金属黑边酒瓶底相反的绛色，方形，大框，板材。也许长期戴眼镜的缘故，眼球突出，眼眶陷得有点儿深。镜片背后，那双细长的丹凤眼画了眼线，更亮，看什么都更坚定。覃蕾说不上多么漂亮，但肯定是那种不会让自己走颓势的女人。她27岁了，我想说，72岁的覃蕾也会是个不错的干净可亲的老太太。

我对朋友的需求一贯比学习和工作更甚，当天就签了合同。我高兴地搬到覃蕾对面的格子间，就像初进大学那间和经济学院混搭的寝室，我的下铺正对覃蕾的下铺，抬眼就能看见对方。那时，覃蕾性格安静，和人相处，有种心事沉沉的钝感，没有多少倾诉的欲望。不过她一开口，话里总有些信息量。她喜欢看书和跑步，二者都让她深思过多。她从不和我们一起逛街、看电影、吃日料，但每次来月经歪在床头，她都会虚弱而诚恳地咨询某些在我们看来无关紧要却令她困扰不已的问题。比如，她喜欢询问意义。我记得她有过一次浅尝辄止的恋爱，影响不大，事后便不再提及。

我后来才慢慢感受到，这个被老师们调侃为“牛棚”（连不懂中文的外国人都学会了这个词的发音）的公共办公区，比女生宿舍更加喜欢评头论足。而不知怎的，覃蕾正中评论的旋涡。除了单身，她看来看去，都不是当初的样子了。她经常为了一点小事一惊一乍。和外国男老师聊天时，她表情夸张，双臂抱肩，笑得花枝乱颤。她喜欢甩头发，头发不吹干就出门。她爱穿玫瑰红或黑白斜纹的紧身连衣裙。她的恨天高蹬得整层楼都听得见。她走路时，腰臀的动作幅度，像故意扭那么大。所有这些，被章老师挑着眉提炼为：“招摇过市，能撩到一个男人，是一个男人。”

我像个质量可靠的传声筒，复述章老师的话给覃蕾听。覃蕾先是冷笑一声，刻薄地定义了章老师作为老处女不值一活的人生，又发誓自己绝不会步她的后尘。最后，像是为了给老朋友一个交代，又像是为我们彼此的不理解气急败坏，她激动地朝我嚷嚷道：“我难道不清楚自己变化很大？光说与人相处，我从冷若冰霜，到热情似火，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为什么？因为我不自知。我还没有认清自己，没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我不是你，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你们都固化了，既幸运又悲哀。我？我在把自己豁出去，去尝试，我无所畏惧。”

虽然大家都觉得覃蕾有点可笑，但同时所有人都清楚，覃蕾心地不坏，备课勤苦，她教的微观经济学，耐心找来各种道具和游戏，化抽象为形象，深受学生喜爱。而且，她很爱学生。比如，有学生参加街头露天演出或为在建的上海迪士尼农民工义演，需要攒人头鼓鼓掌，无论多远多忙，覃蕾总是一口答应。事实上，谁都知道，她是一个特别吝惜时间的人。一得空，她总在背单词、读英文小说，朋友圈日常打卡，完成定额任务。

四月初，春寒已过，梅雨未到，上海有了一段晴朗清爽的好日子。校园乐队在微信公众号刊登演出的售票通知，覃蕾即刻转发到教师群，吆喝大家一道去。她示众自己250元的支付截图，又发了三首歌单曲目（五月天的《温柔》《倔强》，还有一首英文老歌Hotel California），说每一首都太好听，岂能错过。她得到的唯一回应是一个美国小伙翻白眼的表情。大家心里都觉得规格与票价不符，即便包含酒水和人情，也未免不近人情。章老师反问道，250块？侬晓得伐？上海大剧院请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的国家级剧团，在侬面前演一场世界级水准的交响、歌剧、芭蕾，多少钞票？——八十块，八年不涨，八十块。

这支叫SWITCH的校园乐队由化学老师岑小河带队，也是由他领着几个有点幼功同时热爱音乐的学生一同创建的。学校给予了精神支持。至于吉他、钢琴、键盘、鼓手、提琴，包括音箱和话筒，都是师生从各自家里各自背载而来。乐队一开始像个笑话，后来以强大而刻苦的纪律性受到尊重，最终成为艺术节和招生宣传册的一块王牌。这场演出定在杨浦区国顺东路一个剧场，剧场里有个颇有年代感的酒吧。乐队成员凑钱包了场（小河作为“灵魂导师”，自然掏得最多）。很多老师都没有去，但几乎全校学生都去了，连同他们得空的兴致勃勃的家长。酒吧里非常热闹。每个高脚凳都被两个学生分享。摆放饮料和甜品的长条桌被扫空，学生们如长条锁链般手挽手挨挨挤挤坐在一起。墙上发黄的格瓦拉头像、《英国病人》的电影海报，还有一幅像仙人掌又像竖起三根指头表达爱的手势的绿色油画，都被人群蹭得铆钉松掉。有些观众干脆被挤出了门外，却再无挤进来的可能。

我到的时候，乐队正在演唱《温柔》。学生礼貌，纷纷让出一条道，还有人抻手递来一杯冰可乐。覃蕾坐在舞台下方第一排正中央，我猜想她起码得提前半小时来，才能占据全场最佳位置。

一曲终了，主唱岑小河拍了拍话筒，示意全场安静，他有话要说。覃蕾转过身来，面向我们，食指放在嘴唇上：“嘘——”她化了粉紫色的眼影，烫了深栗色的卷发，斜刘海编了一条小小的鱼骨辫，发卡上固定着几颗珍珠。一位陌生、优雅、动人的女子。

岑小河腼腆地笑笑，目光短暂地落在话筒支架，轻咳了一声。他说：“我要感谢我的学生。在IC（帝国理工学院）读大学的四年间，我一直想把这首改编的高难度歌曲，完整呈现出来。直到今天，学生帮我实现了这个心愿。他们每个人都很在状态，没有砸我的场子。”

欢笑之中，有人鼓掌，有人吹起了口哨。

覃蕾抱着一大捧鲜花，起身上台。兴许受气氛的感染，她飞红了脸，好像有很多感慨，欲言又止。我这才发现，她穿了一身礼服。礼服是很别致的渐变风格，从藕荷色的无袖上身到杏白色的公主裙摆。纱质的轻盈被一根纤细的水钻腰带握住。一切都恰到好处，委实美丽温柔。只是……有点儿太郑重其事了。

覃蕾先把小束的玫瑰、百合、黄绣球、勿忘我、满天星送给各个乐手，最后送给岑小河的，是向日葵。

“好大一棵花！”岑小河道了谢，狡黠地一笑：“学校安排的？校长委派的代表？”

“去你的，我自己掏钱买的！”覃蕾假装嗔怒道。

“谢谢覃老师！”

“谢谢！”

“Thank you, Cathy!”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Muchas gracias!"

六月底，一个学年即将结束。等到九月开学，有些学生我就见不到了。他们有的随父母移民，有的只身转去国外的中学，以提前适应语言、文化、气候、饮食和孤独。我总能从这些孩子的周记里读到一些共同的东西：向往先进而新鲜的西方，留恋熟悉舒适的上海。审时度势的反诘，举棋不定的恐惧。我选择那条人迹罕至的林中路，因为它充满荆棘，需要开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爱，亲情，责任感。永别了，朋友。一切结束都意味着开始。

念9年级的Aimee（一个沉默而骄傲的苏州女孩）就是其中之一。全家移民加拿大的手续办妥后，她的周记变成日记，开始打包回忆。随着回忆的深入与清晰，每篇日记也越写越长。最后一次作业，她写下了一年前对一位老师的暗恋，还有这场暗恋给家人带来的痛苦。

他带我们一起看《爆裂鼓手》。他每天都在强调持久的热情、大量的基本功和必须完成的挑战。他帮我成为一个出色的吉他手，可是，就像帮助其他所有乐手那样。他开跑车带我，我们，兜遍上海的风。他父母给他在浦东金桥置的别墅，又大又空，周末随时欢迎我们敲门。他会做饭，不做饭时，会点很好吃的外卖。如果我们恰好赶上晚餐，他家厨师做的本帮菜也一级棒。他讲英语，伦敦腔比那些英国乡下、苏格兰、爱尔兰的老师，好听得多，我总是私下模仿。他身上积淀着遥远异国的时空。他和十六岁学长一致的稚嫩的外貌，使他洋溢出春日青草般的气息。他教完这两年，就要去接管家族的苹果电脑配件公司了。他和我们说过，他想过如何突破——如何突破富贵子弟既定的无聊命运。

我和岑小河教不同学科，素日的交集仅限一周一次的全校教师例会。例会要求所有人出席，老师们拿笔记本或平板电脑，记录学校的新制度和领导们灵感般降临的指令。岑小河有时不来，有时迟到。迟到了，向大家微微一笑，拖椅子坐下。他总是头发杂乱，穿条白色的脏牛仔裤，套件皱巴巴的明显大很多的T恤。个子不高，一米七不到。五官也不怎好看，大概是眼袋耷拉，颧骨上的雀斑密密麻麻。可是，我不止一次在学生周记中，读到对他的关注。她们喜欢他课堂上具备速冻效果的冷幽默，他轻盈而松弛的自由感，还有一身无处安放的无用的才华。

对此，同事眼中并不全是欣赏。有次，学术主任，一位严谨严肃的美国人，故意提出一个令人棘手的教育案例，想为难迟到的岑小河。后者一脸茫然，大拇指揉搓着自己的太阳穴，用一种玩世不恭的语气说：“啊，我今天头痛。”

美国人对他一通冷嘲热讽，扶正教育，最终，场面弄得很难看。

完会后，银副校长半开玩笑地对我们指指点点，提醒美国人：“你可以骂这个，骂那个，作死地骂，都问题不大。但你不能这样骂小河老师，他会马上辞职的。以我们学校这么低的薪水，再去找一个背景这么好的化学老师，同时接管乐队，不计较器材费和辅导费……可能吗？你能做到吗？”

停课备考那个星期，我、覃蕾、章老师和另外四个女老师，约好一起去学校附近奥克莱斯新开的一家日料店聚餐。店很大，客寥寥。店员都戴着口罩，专注地做寿司，切鱼片，倒生抽，挤芥末。偶尔有玻璃瓶子轻碰的声音。我们被领着，在远离两对情侣的窗边坐下。暗色的皮质沙发像流沙一样，深陷下去，包裹住我们不安的身心。桌子上方，球形藤编灯罩里，一颗桔色小灯正发出柔和温暖的光。我们感到从未这样亲近，甚至乐意永久地互相陪伴下去。每个人都笑嘻嘻的。每个人心情都很好。

菜品新鲜，做得也精致，但上菜很慢。这正好。我们都希望，能吃得慢点，再慢点，这样我们就能好好聊聊天。虽然每天见面，但我们并不真正的相互了解。平素，我们按捺不住好奇心，又都烦腻了通过表象的蛛丝马迹去猜测，去揣度，去总结对方。我们珍惜这样的机会。我们彼此心知肚明。我们要玩“真心话大冒险”。

覃蕾的运气很差，儿歌停的时候，毛绒小象总是落到她手里。她提不出什么吊人胃口的好问题，自己却不得不吞吞吐吐，回答种种难以启齿的。游戏过程中，同事们反复强调，如实相告是游戏的基本原则，是游戏的灵魂。其次，回答要快，要直接，不经大脑，不加修饰，这样才刺激好玩。玩了一会儿，大家便察觉出什么，主动向章老师转让了提问的机会。

“覃蕾，”章老师抿嘴一笑，“你的初夜是什么时候？”

“念大二。”

“多大？”

“21岁。我读书晚，高考又复读了一年。”

“覃蕾，你现在有喜欢的人吗？”

“没有。”

“覃蕾，你喜欢岑小河吗？”

“瞎说什么。”

“哎哎，别忘了，真心话，真心话啊。”

“覃蕾，你存款有多少？”

“六万。”

“哇。我们这么点工资，你还能存下六万。以后肯定很贤惠，持家，谁娶到你，真是福气。”

果然，整个晚上，大家既像狗仔，又像明星，里里外外，筋骨皮肉，花式玩法，把每个人都翻耙一遍，自己也被翻耙了一遍。我们又兴奋，又无聊，又委屈，又安慰。十点一刻，离席前，我们约定最后一局。手机里卓依婷嗲声欢快地唱起《蜗牛与黄鹂鸟》来：

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

阿嫩阿嫩绿得刚发芽

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

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阿树阿上两只黄鹂鸟

阿嘻阿嘻哈哈在笑他

葡萄成熟还早得很哪

现在上来干什么……

毛绒小象在空中激烈地跳跃。一圈又一圈。覃蕾眉心慌乱，双臂像落水者那样扑腾，想赶紧送走这个瘟神。停。

“覃蕾，”章老师笑着缩回想拍拍覃蕾的手，意味深长地环视了在座的各位，“有学生说，你给岑小河发过自拍照，裸照，是真的吗？”

覃蕾惊愕地瞪大眼睛。她眼眶充血，死死地盯着章老师。她像输红了眼的赌徒，目光中有种令人忧惧的义无反顾。她的嘴巴动了动，过了好一会儿，才磕磕绊绊地说：“你，你，你这是中伤！”她提起包，头也不回地离开。

我一动不动坐着，羞愧得抬不起头来。

章老师放下夹起的三文鱼，生气地说：“一个游戏而已嘛，她这么当真干嘛。”

另一个教托福的女老师笑道：“你也真是，开什么国际玩笑。她跟岑小河？哪跟哪嘛。”

那天下午，我在教学楼监考完最后一科，抱着试卷回办公室，刚落座，一个11年级的女孩尾随而至。她是我教过的学生，也是朋友，有时我们会约了看看话剧展览什么的。她的神情游离不定，像消化不良似的有种轻微不适。她邀我去散散步，一出门，就压低声音说：“我必须要找人讲讲这个事了。真不敢相信。今早我在音乐室练习，岑小河说，昨天晚上，他十二点多到家，发现覃蕾躺在他床上，睡着了，只穿了一条吊带睡裙。床头灯开着，饼干盒开着，冰箱开着，窗户也开着，是爬窗进来的。她肯定先考察过了，知道没装防盗窗什么的。岑小河在浦东碧云的别墅，我去过，那个小区，好处是临水，建在湖面上，有竹林、花圃和果园。但是，房子都不新了，安保做得不好，保安也不行，你只要气定神闲地说是去见朋友，就让进了。”

我摸不着头脑：“等等，你是想告诉我，覃蕾和岑小河在一起了？”

“哪里！”女孩打断我，“是覃蕾——想——和岑小河在一起。发发裸照就算了，还搞到家里了。岑小河很恼怒，叫她赶紧走，再不走他报警了。你知道覃蕾什么反应？我真的为她感到羞耻。”

我感到脑壳里有耳鸣的哐哐声，好像飞进了一只昆虫。昆虫拨弄着关于覃蕾的一切记忆。我记不起她和我说过有关岑小河的任何只言片语。入职初，她向我提示每个同事身上的人性，引导我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也避免触碰那些不该触碰的边界和底线。至于岑小河，长久以来，如同一个被不小心遗忘的礼貌随和的同事，她连提都没提起他。

“‘小河，小河，你要了我。你要了我，我就走……我爱你，我向往你，你就那么讨厌我？你不能抱抱我？’她说了很多话，说着说着，衣服脱掉了。岑小河说，有句话最令他反感。”

女孩停顿了一下，噎了口口水：“她说，‘小河你不明白吗？抛开那些标签，我们其实是一种人。我们其实是一种人，你是我未来的自己。’”

我问女孩：“岑小河还跟其他人说过这件事吗？”

“他告到校长室了。他没告到派出所，算很仁慈了。”女孩摇摇头，“这女人，太可怕了。”

我觉得胸口很闷。

“别的同学，知道这事吗？”

“乐队有五六个人知道了，估计，现在，更多的人已经听说了。”

我回到办公室，覃蕾不在。一位中教正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围拢来的七八外教讲述覃蕾“私闯民宅，按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应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至一千元罚款”。她的口气，仿佛指责覃蕾是她引以为耻的女儿，丢了她的颜面。外教们露出比平日更为夸张的演动画片似的表情，最后，平淡地一笑：“疯狂的爱情。”

我收到银副校长的微信语音：“请来校长室一趟”。

银副校长正焦躁地满屋走来走去，嘴里念念有词，噼里啪啦地说完“师德败坏”“影响恶劣”“立刻开除”，又以女性之间难免的同情口吻，向其他在场男性领导询问此事的逻辑、线索和征兆。

她猛地拉住我，劈脸问道：“你怎么不提前和学校说？纵容犯罪，可不是维护自己的朋友。”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说。

“不可能。你可是她在学校走得最近的朋友。你们可算故交，大学朝夕相处四年，什么交情？再说，你俩命里什么缘分？上海人口2400万，算一算，重逢几率有多大？”

银副校长咬定我在撒谎。

我觉得自己既无能，又无话可说，累得整个人快要虚脱了一样。

“唉，真的，她什么都没和我说啊。”

我记得那天是6月21号。

覃蕾抱着收纳箱，在办公桌上拣了几样想留下的东西，和同事们点点头：“我走啦，大家再见。”她微微一笑（不是久成习惯的一连串吓飞鸽群的大笑），脸上只有一点仿若敲门打搅到他人的歉疚，没有别的情绪。是我追出门，主动提出晚上一起吃饭。但覃蕾似乎决心使自己成为一个谜。她不咸不淡地说，她还要办离职，打包教师宿舍的物件，找酒店，等等。吃饭这事，来日方长啊。

我们至今没能一起吃顿饭。三年又要过去了，那所学校果然搬迁了新校区，占地规模和内外装修均适配名校毕业的师资、国际化课程、上层家庭的学生和二十万的学费。

今年立春那天，覃蕾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状态：“三十而立。”坐标是帝国理工学院富丽堂皇的中央图书馆。与此同时，岑小河在当年乐队演出的国顺东路剧场酒吧求婚成功：“Finally, she said yes!”

他们彼此都看不到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