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金谈全知视角、理解他人与教育的意义

李敏金（章静 绘）

多年前，还在艾奥瓦大学读创意写作的时候，我写过一个对话驱动的短篇，用的是全知视角。该习作遭到了工作坊同学的猛烈批评。如今想来，我知道那个小说有很多问题，但在当时，作为一个牙牙学语的外国人，我把失败经验总结为不能用全知视角。放眼望去，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用第一或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写作，我自然以为全知视角早已在美国过时。可当我真的依样画葫芦，即便我再努力去呈现不同人物的视角，还是觉得自己的小说世界变窄了。

可以想见我读到韩裔美国作家李敏金（Min Jin Lee）作品时的激动。无论是首部长篇《百万富翁的免费午餐》（Free Food for Millionaires）还是这几年受到全球瞩目的作品《柏青哥》（Pachinko），她用的都是全知视角，而且该视角在不同人物之间切换自如。以《百万富翁的免费午餐》为例，凯西从常青藤大学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她的父亲就说自己不是百万富翁，不能再供养她了。凯西的反应是：“你没能成为百万富翁，该怪谁呢？”我刚被这句回嘴逗乐，全知叙事者马上介绍了凯西父亲的经历，原来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切。等我终于又开始同情他时，他猛地扇了凯西一耳光。全知视角似乎在和读者玩着心理游戏。

我最佩服的是李敏金的作品容纳了这么多人物这么多不同的声音，令我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读者必须直面持着不同信仰，拥有不同价值观的人，不是几个主要人物，而是十几个乃至几十个人物，在他们的冲撞和冲突之中，我们理解为什么人会做出极端的事情来。在政治上愈加两极分化的美国，李敏金的作品让我们看到“理解”或“共情”不是挂在嘴上的漂亮话，而是一条荆棘路。

最近，在接受专访时，李敏金谈到了全知视角的运用、如何理解他人、对真理的追求以及教育的目的。

《百万富翁的免费午餐》英文版书影

《柏青哥》英文版书影

我想先借机表达我的感激，您的小说启发我重新去认识全知视角。现如今，很多的创意写作项目都鼓励学生去写第三人称限知视角，但其实这个视角很多情况下就是伪装的第一人称。您的作品让我重新认识到复调的重要意义，使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来。您怎么会选择全知视角来写作？

李敏金：谢谢你的赞誉。我喜欢全知视角，因为我从小到大读过并且喜欢的十九世纪欧美小说用的都是这个视角。在过去的五六十年，写作的潮流确实转向了第一或第三人称限知视角。你说的对，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很多时候就近乎第一人称。你选择一个人物作为叙事者，你可以用这个视角写出精彩的作品。但是，尽管我喜欢读第一或第三人称限知小说，这不是我想写的小说。我写的是社会小说，也就是关于社会和社会问题的小说。我不想只从一个人物的视角出发来写。当然了，你可以有不同的章节，每个章节从不同的人物出发，但我觉得这样写有点难。除非你笔下每个叙事者的声音都截然不同，不然读者不一定能分辨人物。再者，我的小说里人物众多，我不想只在其中选三到四个进行切换。全知视角对我想写的小说比较适宜，但我也确实很欣赏第一或第三人称限知视角营造出的亲密感。

您是一开始就用全知视角写，还是有一个试错的过程？

李敏金：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掌握这种叙事手法。我指的不是技术上的掌握，因为技术上的学习其实不难，有一些门道，你也可以模仿那些大师。我指的是作为一个人的成长，我需要长成一个能理解不同人视角的人。或许，有人一出生就具有这种能力，但我发现，年纪越大，我运用全知就更自如。现在，就算我用第一人称写作，里面常常有全知视角的感觉，读我散文的朋友经常这么说。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不是在写我，而是在用一个集体的口吻谈论大家。我鼓励我的学生用全知视角写作，但因为创意写作项目多是用短篇小说来教学，短篇不那么适合全知视角。还有一点，很多人说全知视角显得冷漠、疏远，我不同意。这完全取决于作者。当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乔治·艾略特和简·奥斯丁的时候，我从不觉得他们冷漠。恰恰相反，我感到他们对全人类的关怀，不仅仅是对某一个人。我觉得这是我们应当努力的方向。

乔治·艾略特的代表作《米德尔马契》

我特别欣赏您说的，写作需要人的成长和懂得。下一个问题正好与此有关。您写小说收放自如。一方面，您精细地掌控和编排不同人物的声音和互动，但另一方面，您似乎又放任小说人物自由发声。可以聊聊您是怎么掌握收与放之间的平衡吗？

李敏金：再次谢谢你的赞许。我首先想到的是，每次我为写作而采访别人，我都觉得，要去理解被访者最好的一面，其实非常困难。这话说出来好像显得很奇怪。但是真的，每次我遇到别人，无论是在电梯里或是餐桌上，我都会问自己：这个人希望我如何看他？他想展现给我的最好一面是什么？要是我这么去想，就有点像称职的母亲或父亲对孩子的爱，而不是被访者等着我去评估，与之竞争，甚至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这样一来，我就开始更公平地看待他人，不会被我渴望去爱这个人的意愿所左右。我用“爱”这个词非常慎重，因为我想要看见爱的证据。在此之后，我会想如何准确地说出有关这个人的事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活着一个想要展现最好一面的人，但我们也有行为、语言、态度等证据证明我们实际上是怎样的人。我作为小说家的工作就是去看到那百分之六十的人。再之后，有时候我们会做非常糟糕的事。不过，在我的所有采访经历里，每个人都会给出这么做的理由。我的工作是去理解那个理由。我相信坏人本质上也是好人的吗？我不相信。要是你是坏人，有时候你就真的是坏人。不过，坏人几乎从不认为自己是坏人。作为一个公平的叙事者，我必须呈现真相的复杂一面。

您如何在采访过程里看到受访人最好的一面？

李敏金：我试图给他们空间，让他们说自己是怎样的人。每个人都渴望被看见，即便最害羞的人也会一直留下痕迹，让你去推知她是谁。我尽量不去评判，而是去接纳。这有时候很难，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是愿意畅所欲言。有的时候人们很难放下防备，很多人曾遭受过伤害或背叛，对他们而言，敞开心怀非常吓人。我会试着对受访者说：“你可以对我放心。我不会伤害你，我会尽我所能保护你。”看过我的作品的人知道，我不会打压别人。而且我也觉得别人知道我会说出事实真相。如果发生了不好的事，我会说发生了什么，而且我会尽最大能力去理解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下一个问题和《柏青哥》有关，您听到在日韩国人所遭受的歧视之后，怒不可遏，才决定要写这部四代人从韩国移民到日本的家族史诗。不过，您也提到，您放弃了早前的书稿。什么促使您推倒重来，您是怎么从头开始写这本书的？

李敏金：我是十九岁的时候听到韩裔日本人的遭遇的。因为我那时候只有十九岁，我非常生气。我不是一个性情平和的人，我经常为人类的狡诈、疯狂和自私感到气愤。不过，我试图问自己，我可以做什么？所以，到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写了一部小说的底稿，题为《母国》（Motherland）。我之后扔掉了那部底稿百分之九十的内容，因为稿子攒满了愤怒，比这个更糟，小说很枯燥。等我随丈夫的工作搬到日本去居住之后，我见到了韩裔日本人，我意识到我必须剥离自以为是的姿态。自以为是和愤怒都产生不出好的作品。所以我必须重新开始。我觉得我的写作之路充满了这种我觉得自己蠢到家的时刻。我怒气冲天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自己很聪明。所以这就成了在自以为是和丢脸丢到家两个极端之间的对话，两者之中的某个位置是真理的所在。我必须放下复仇之剑，讲述真理，寻找爱，后面两样才是读者想要的。

您怎么定义“真理”？

李敏金：我觉得客观真理是存在的。我不同意人们说的“你的真理不是我的真理”。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可以就一些事达成共识，定下必须遵守的法规。我们当今世界的很多问题就在于大家都普遍接受“所有事情都是相对而没有绝对”。这不对。我把“真理”用作名词，而不是形容词。真理是存在的。我认为欺压是恶。我认为恶存在。我总是想着待人接物的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而，就因为我们多了一点权力或资源或人脉，我们就觉得可以欺压别人，这是不对的。我们必须倾听被欺压的少数族裔的声音，因为他们所说的事情非常令人不适。只有我们去倾听，事情才有机会改变。这不是一个让人感到舒服的时代，因为人们有很多渠道表达不满。但糟糕的是，虽然科技和经济如此发达，我们却在目睹贫富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我们试图假装这一切没在发生，但是不平等处处可见。

说到平等和不平等，您常常在公开场合谈论“阶层”（class），这个词其他美国作家不常用。在您看来，“阶层”对我们理解当今美国的族裔问题有何重要意义呢？

李敏金：我觉得阶层令我们感到不适，种姓（caste）令我们感到不适。种姓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包含着我们的阶层以及我们的身份认同。我很担心，如果我们不能开诚布公地谈论阶层，很多问题就不会改变。我还要说一些更奇怪的话：很多作家不愿谈论阶层是因为很多时候作家来自上层社会。含金钥匙出生不是任何人的错。我无意贬低任何人。事实上，如果你的家族留给你信托基金，我很为你高兴。我们不应责怪别人有钱，但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纵容有钱的人去欺压没钱的人？要是你出身平平，但最终取得了财富，而且一样仗势欺人，那也是不对的。我不认为贫穷或富有本身有什么值得自豪的。我觉得，我们急需做的是讲述以及讨论不同阶层的经验。我碰到过极度不开心的有钱人，我也碰到过没什么钱，工作很辛苦的人，但他们非常快乐，充满爱与自信。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我还想到教育和快乐之间的关系。我知道您正在写的长篇《美国补习班》（American Hagwon）探讨的是教育问题。我有很多亚裔的朋友，见面总是会聊起教育，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家长过分重视学习成绩，以至于长大之后，我们还会像仓鼠在轮圈中奔跑一样去累计成就，处在无止境的焦虑之中。什么样的教育可以让孩子在志向高远（aim high）的前提下也能知足而乐？

李敏金：我在你的问题里听到的关键词是“志向高远”，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当我想到“高远”，我会想到登山，想到伸长手臂。我在自己的研究里有一个发现：如今全球化的经济迫使中产阶级、劳工阶级和富人阶级的家长都想让孩子得到精英教育。我必须指出，不是只有亚裔家长如此。我们来看，精英教育和教育是两回事，对吧？好比说你需要一个袋子装三明治，可以用纸袋，也可以用昂贵的名牌手袋。两者都可以装三明治，但前者有实用功能，而后者象征着其他的东西。我不评判你用纸袋还是名牌手袋，我根本不在乎。有时候人们只是为了审美的需求拥有或者渴望拥有某样东西，并不在乎其中的象征意味。我碰到过很多这样的人，我也到了一个不会计较这种小事的年纪。说回正题，我认为每个人都须接受教育。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都认同必须有一定程度的义务教育，虽然每个国家和地区对这个程度做出不同的规定。所以，你问的问题其实是：什么样的教育让人们对生活更不满意？这是个不同的问题。

您说得对，这是我想问的问题。

李敏金：我现在在为这本小说做采访。和很多韩裔人士交谈之后，我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都非常在乎教育。很多时候，我为此感动，他们发自内心相信教育能够改变命运，而且他们要把这个能够改变命运的东西送给他们的孩子。令我焦心的是对教育的盲目崇拜，也就是说，如果你没能进某个学校，你就一文不值。教育现在成了对等级地位的象征，这是非常糟糕的。而今，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似乎都想把孩子送进美国竞争最激烈的那几所精英学校和项目。全世界都如此，不仅是美国人。然而，这些学校的学位没有增加。我们就说有人想去艾奥瓦作家工作坊念创意写作硕士，这个项目被认为是全美顶级的项目，很可能是，但也可以再议。想想每年有多少人申请这个项目，被录取简直是一种奇迹。当然了，录取的人是很优秀，但也有很多优秀的人没有被录取，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写得不如别人。我见过很多人因为不能被这个那个学校录取，就此一蹶不振。我不禁自问，申请的本质是什么？你是想拿到一个学位呢，还是想写小说？这是两回事儿。你希望得到的是教育，还是教育所象征的等级地位？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深陷文化泥沼的我们很多时候看不清问题本质。

这让我想起了您的大学经历。在耶鲁大学，您根本不在乎绩点。您修了所有感兴趣的课，只是为了学习。当时的您就看清了教育的目的，而非教育的象征标签。

李敏金：是的，但我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不后悔，如果你让我再次选择，我还是会这么干。当时的我不知道你需要高绩点才能申请研究生院和奖学金。没人告诉我这些，因为我能进耶鲁对我的父母而言已经是奇迹了。我想去那儿是因为我最喜欢的作家都在那儿念过书。等我真的进去了，就像走进了知识的自助餐厅，可以吃到饱。我很高兴自己这么做了。但是，等我毕业的时候要去申请研究生院，我的绩点大概只有3.4或者3.3。我跟现在的学生说起这事儿，他们都瞪大眼睛看着我，好像我是傻瓜。但是我也瞪大眼睛看着他们：我比其他耶鲁毕业生多修了八到九门课，这是很了不起的，你们真的要非议我的绩点？人们有的时候真的只看象征标签，而不在乎实质，这很荒唐。我们都被骗了。不是因为某人进了耶鲁，就证明他很聪明。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进过耶鲁，不是所有人都很聪明。

我同意您所说的一切。但我不知道要怎么才能改变人们的看法。好比说人们只看你的绩点，而不看你修了多少课，或者你从哪儿毕业的而不是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作为个体，我们要怎么才能改变这些观念呢？

李敏金：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分享自己的失败和平庸。我会分享事实真相，而后我发现其他人也会这么做。很多人以为我做什么都很成功，但我会告诉他们我第一次考纽约州的律师资格考试没有过。我花了十一年才出版了自己的首部长篇，我每天都很努力，但还是花了十一年。所以，你去哪儿念大学和你花多久才能出小说之间没有一点儿联系。

我这么说，是因为写小说跟考试是两件不同的事。能写好小说的人不一定能做好其他事，反之亦然。某种程度上，这让世界更公平。我相信一切都可以改变。历史上有这么多事情发生了改变，改变来自于人们决定要说出事实真相。我们的文化中有很多谎言：有多长时间人们都在说女性比男性笨？人们说我们的脑子更小，不像男人的脑子可以装更多东西？人们还说我们太过情绪化，没法做理性的判断和决定？人们说黑人不如白人。这些错误的观念来自于政府，而且记录在法律文件里。我们能不能改变文化观念？我相信我们可以，只是需要勇气和时间。我们必须去改变这些错误有害的观念。我那些十八九岁或二十出头的学生常常跑来问我：“世界真的会改变吗？我感觉不到希望。”我看着他们，然后说：“要是你们不相信世界会改变，我就真的完蛋了。”我今年五十四岁，我相信世界会改变和进步。我在自己身上看到了改变，我也改变了很多事，有大事也有小事。每次你做出一些改变，就会感到自己更强大了一点儿。我鼓励其他人也这么做，这样会形成一个强大的良性循环，你会相信世界可以不同，你不用忍受那些错误的文化观念。

我要回去追问一个关于写作的问题。有一篇先前的访谈说，您首先写给韩裔读者。是这样吗？如果是，这会怎么影响您的叙事决定？如果不是，您的脑海中有没有首要的读者群体？

李敏金：我不确定那篇访谈的引用是否准确，但是我确实同意，我脑海中的读者不是美国白人。我想的是一个类似我的读者。我是用英语写作的韩裔美国人，来自纽约。在乔治亚州或洛杉矶长大的韩裔美国人和我是不一样的。在我的宇宙里，我是一个人，我存在，我的复合身份正常得很。很多时候，给主流媒体写作的少数族裔或局外人会变成满足社会大众好奇心的老师。我不这样看待自己，我把自己看成中心，而非边缘。在这个意义上，我为韩裔读者写作，因为那个读者是我本人。但我也同时在为所有人写作。而且，我是个要求苛刻的读者。如果一本书无聊或愚蠢或装腔作势，我不想读。

某种程度上，为一个像我这么挑剔的读者写作反而扩大了我的读者群。我在能够容纳三千人的会场做过活动，参与者大多是白人。我很惊讶。三千人之中，大概有五十到六十个亚裔。如果你查看数据，我的大部分美国读者都是白人和黑人，因为这是绝大部分美国读者的族裔背景。现在我拥有更多的亚裔读者。我也很高兴能有全球的读者。但我一点儿都不想给我的读者一口口喂食，告诉他们韩裔人士是什么样的。这是局外人给局内人写作的陷阱，会产生很糟糕的作品。

不给局内人喂食这一点说得太好了。我自己作为局外人，常常感到要做这么多解释，很麻烦。我非常欣赏你把文化背景无缝融入人物的命运之中，不做半点儿解释。

李敏金：谢谢，不过我也觉得读者很聪明。只要你尊重他们，他们会跟随你。我觉得小说读者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群，我们都对其他人怀有共情心。如果你对人性的书写是坦诚的，你的人类读者会跟着你。其他事情，比如语言，文化背景，都可以在具体的场景设置里解决。

最后一个问题。您在二十多岁的时候，辞掉了律所的工作去写小说。如果让现在的您对当初的自己说一句话，您会说什么？

李敏金：我会告诉她“量力而为”（keep a low overhead）。我记得这是格蕾丝·佩雷（Grace Paley）给刚开始写作的人的建议。“量力而为”要求你专注于你所在乎的东西。

格蕾丝·佩雷，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诗人

回顾我的写作生涯，我可以很确定地说我一直认真对待写作这件事。那意味着我要放弃很多东西，不能去某些地方，错过很多活动。我生活的核心是我的丈夫、孩子、父母和工作，不一定是那个顺序。有很多事我没法做。我想去读创意写作硕士，我想去参加作家驻留项目，不过我也不清楚他们会不会要我，因为我收到过很多拒信。但是，我可以比其他人读更多书。我一直在阅读，也一直在写作，一开始糟糕，但越写越好。

我们对所谓的现代作家有着很多乱七八糟的幻想。在美国，关于作家的想象一度是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你必须永远在路上，要有很多性伴侣，喝很多酒。我觉得这全是胡说八道。事实上，我认识的很多美国优秀作家都高度自律，排除一切无谓的干扰，专注于他们的写作。你必须如此，因为世界上的很多人并不在乎书籍。我已经对这个事实释怀了，因为我已经做出决定，写作对我而言至关重要。如果你所追寻的是世俗价值，成为作家不是个明智的决定。如果你想出名，不要当作家。如果你想有钱，千万不要当作家。如果你有想写的东西而且想写，那我会说：坐下来，认真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