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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在拉摩斯公寓

2023-06-02 17:0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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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在拉摩斯公寓

张小红

冯雪峰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但从1929年2月起到1951年5月止，他在虹口断断续续居住、生活、工作的7年左右的时间里，大部分岁月是处在顺境中的，特别是从1929年到鲁迅逝世的1936年这段时期，可算是他人生的顶峰期，虽然已经埋下了“祸根”，但毕竟是辉煌的，有着许多值得记叙的故事……

1921年冯雪峰18岁时留影

冯雪峰在虹口曾经居住过的地点

1929年2月-1930年5月，景云里11号甲三楼

1930年5月-1933年6月，拉摩斯公寓地下室

1936年4月-5月，大陆新村9号鲁迅家

1946年2月-9月，天潼大楼（天潼路乍浦路口）

1949年6月-1951年5月，兴立村（今东横浜路82弄）2号

冯雪峰在虹口部分居住地

“左联”成立后两个月，1930年5月，鲁迅由景云里17号搬迁到北四川路底的拉摩斯公寓（今四川北路2093号北川公寓）三楼4室。不久，冯雪峰也于同月携眷搬到拉摩斯公寓地下室。

所谓地下室，实际上比地面仅低40厘米左右，大部分在地面上部，它位于鲁迅寓所西隔壁楼的底层，整座大楼仅此一间地下室，很可能原是汽车间，房间约15平方米，约2.1米高，房间矮光线也差。

楼适夷在1941年9月29日夜作的《怀雪峰》一文中对地下室生活有一段记述：

“完全不替自己作丝毫打算的他（指雪峰），个人的生活弄得混乱而贫苦，他和他的妻子、女儿，住在鲁迅先生所住的底下的一间地下室里，黑得连白天也须点着电灯，房间中凌乱的可怕。他只有很少的时间回到自己的家里，整天在外边跑着，差不多时常连车钱也没有。‘给我一块钱！’他常常这样对我说。我便从衣袋里挖出所有的钱，分一部分给他。‘想写点稿子，一点时间也没有！’说着匆匆地跑走了。我想，他也许急着给妻子买米的。”（《雪峰研究通讯》第一期，义乌县冯雪峰研究会编）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冯雪峰摄于上海

许广平在《鲁迅和青年们》中也有记述：冯雪峰“曾有一时住在我们比邻，他大约每天10时才能到家，时常见他的太太抱着小孩在门外伫候，饿久了，小孩拿干面包充饥。他不管家里人的心焦，非到相当时间不回，回来饭后已11时了。”饭后还得去与鲁迅商量工作，安排需要鲁迅来写的文章，“甚至题目也常常是他出好指定，非做不可的。”鲁迅“有时接受了，有时则加以拒绝”，等他离去返家时，“往往在晨2、3点。”

自1929年2月，到1933年12月这三年多的时间里，冯雪峰扮演了一个颇为难的角色。他一方面是共产党员，是代表党与鲁迅联系的人，另一方面又是鲁迅的学生与挚友。他既要执行当时王明那条脱离实际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决策，又要遵从鲁迅那“正视黑暗执著现实”的精神去做工作。

好在他本是主见很深的人，而且从心底里是赞同鲁迅的观点与做法的，因此在做“左联”工作时，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有“左”的色彩，但毕竟减低和排除了不少左倾路线对“左联”工作的干扰，使“左联”在严重白色恐怖下，在国民党文化围剿中，仍能保持住自己的阵地，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战绩，尤其是在冯雪峰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一年时间里。（1931年2月—1932年2月）

1931年2月，“左联”五烈士牺牲后，上海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左联”的一切活动被取缔，许多盟员动摇甚至叛逃，“左联”人数由90多一下子降到只剩12人，（茅盾：《关于“左联”》）就在这样严峻的时刻，冯雪峰接任“左联”党团书记的职务。接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和鲁迅商量出版《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

稿源是没有问题的，困难在于没有厂家敢承印，冯雪峰好不容易通过本家亲戚，在虹口横滨桥附近找到了一家小印刷所，但老板承印的条件非常苛刻，不仅要几倍的排印费，而且不准印上报头和照片，同时从排版到印刷必须一个晚上完成，并且要有“左联”的人留在印刷所，以防万一出事有人出头顶，天亮以前还必须把成品立刻搬走等等，这些条件冯雪峰都一一答应了。

烈士的照片是在拉摩斯公寓地下室——冯雪峰家里印的，报头“前哨”两个字由鲁迅手书后，将两个字分开，分别找人刻制，然后把当夜打印好的成品，天亮前用黄包车运到冯雪峰、楼适夷、江丰等人家中，分别敲印报头、粘贴照片，装订成册。

楼适夷在《记“左联”的两个刊物》和《怀雪峰》两文中记叙了此事。楼适夷说，他熬夜坐在阴森森的机器房里，陪着工人说笑话，买香烟点心请客。在家里把刊物装订好再一处一处发送出去，多余的藏在床底下，喘一口大气，然后乘着朦胧的夜色，在冷静的马路上散步。

这期《前哨》刊头上大书“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杂志”，作为“纪念战死者专号”，主要内容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有《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有鲁迅署名“L·S”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和前驱的血》（题目为冯雪峰所加），有冯雪峰署名“文英”的短评《我们同志的死和走狗的卑劣》以及鲁迅写的《柔石小传》和其他烈士的小传与照片等。

这一期《前哨》虽然是秘密发行，但也销出两三千份，并通过史沫特莱、尾崎秀实等外国友人传到了国外，得到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及德、英、奥、日等国革命作家的声援。国民党封锁消息的企图破产了，他们的卑劣与凶残大白于天下。

这期《前哨》所引起的国内外的强烈反响，大大出乎编者的预料。为了纪念这次合作的成功，庆祝这场斗争的胜利，鲁迅携家眷邀冯雪峰一家同往春阳照相馆照像，照片中鲁迅先生抱着海婴与冯雪峰席地而坐，何爱玉抱着她的女儿和许广平并坐在他们后面的椅子上。在照片下，鲁迅还亲笔写下了“20，四月，1931，上海。”

《前哨》的名声一下子红了起来。为避免敌人的注意，从第二期起，就改名为《文学导报》。在《回忆鲁迅》（《雪峰文集》四卷212页）一文中，冯雪峰有一段关于他与鲁迅共同编刊的生动记述：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至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之间，我都住在他所住的公寓最下一层（他住在三层楼）和他共编着《文学导报》与《十字街头》，我们工作大都在深夜在那些深夜中他的情绪都是兴奋愉快的。……大半都在许广平先生等已经睡了的时候，我到他那里去，告诉他已经有那些文章，还缺乏怎样的文章和需要多少字数，他就说：‘我来凑一点’。或者从案头拿给我已写好的文章，说有多少字，那么，还少多少字，也由他再写一点。

这样就算编好一期了。于是拿出饼干之类的点心来，就在暗暗的台灯之下轻声地谈起来。轻声地谈，是因为人们都已经睡觉，四周已经很静寂的缘故。他的心神实在显得快乐，并且像年轻人一般天真，话大半都是这样开头的：‘我这样想’。”

五烈士牺牲后，受到严重摧残的“左联”处于涣散状态，冯雪峰接任党团书记后，面临的实际上是重组“左联”。为此，首先要加强领导力量，除了依靠鲁迅之外，他还争取到茅盾、瞿秋白、丁玲等的指导和帮助，再加上策略上的转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又使“左联”生机勃勃了。

31年5月下旬，他去动员茅盾出任“左联”行政书记，茅盾起先推辞，他的韧劲又来了，就像对鲁迅做过的那样，坚持说：“试试罢，反正是轮流担任，工作也是大家做的……”结果，茅盾只好出山。

也大约在同时，一次，冯雪峰到茅盾家送刚出版的《前哨》，认识了受王明排挤、寄居在茅盾家的瞿秋白。秋白非常赞赏这期《前哨》，表示想利用养病的机会做点文学工作，冯雪峰立刻向鲁迅说了，鲁迅急忙说：“我们抓住他！”这样，秋白就开始了与鲁迅的珍贵友谊，开始了他的译著活动，而且开始参与了“左联”的领导。

这当然不是党组织的委派，只是冯雪峰的主动争取，他几乎“三、四天到他（指秋白）那里去一次，至少一个星期去一次，主要是去和他谈‘左联’与革命文学运动的情况，讨论问题和拿他写的稿子。”（《回忆鲁迅·雪峰文集》四卷214页）

冯雪峰明白以瞿秋白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深厚的文学修养，尤其是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以及他在党内的威望，由他来参与“左联”工作，这对“左联”加强领导，转变策略，摆脱困境，重新奋起，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31年5、6月中间，冯雪峰又吸收丁玲参加“左联”工作，委托她来主编《北斗》。因为丁玲当时在文学界既有相当的知名度又不太红，比较适宜团结各方面的人。冯雪峰又主张《北斗》办得灰色一点，要以发表创作为主，而且要有非左翼作家的作品，如谢冰心、陈衡哲、凌叔华、沈从文等等。从而使《北斗》在白色恐怖下获得了公开出版的可能，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31年11月，在鲁迅、秋白、茅盾、丁玲等人的指导与协助下，冯雪峰起草了“左联”执委会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这一决议“标志着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左联”前期》），也就是说，它标志着“左联”已开始在摆脱“左”的干扰，也是冯雪峰担任“左联”党团书记期间所取得显著成绩的标志。

1932年2月，冯雪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书记，年底，又调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干事，33年6月，再次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并按中央局指示，搬到王家沙附近的鸣玉坊居住，结束了在拉摩斯公寓长达三年的生活。这时，冯雪峰已进入完全秘密的地下工作状态。

33年7月起负责筹备将于9月30日在上海虹口霍山路85号举行的远东反战会议。11月，江苏省委一名干部被捕，冯雪峰也险陷敌手，只得在家隐蔽了一个多月，中央局乃决定调他去苏区。12月，冯雪峰离沪去瑞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