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见70年 | 大桥故事会：大江将永远铭记

讲述人：成莉玲

2018年3月27日，正在建设中的桥梁博物馆收到了第一批捐赠的藏品，共17件，是一对70多岁的老人，专程从北京到武汉、从清华园到桥梁科技大厦，捐出的中铁大桥局第一任总工程师汪菊潜生前的珍贵物品。这对老人正是汪菊潜的女儿汪昆华和女婿赵士琦，他们都是清华大学的退休教授。

2021年，在建党百年之际，汪菊潜获“中国中铁‘开路先锋’卓越人物”称号，他的女儿又将颁发的1万元奖金捐给了桥梁博物馆。

汪菊潜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

最早的桥梁工程专家

第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把自己毕生精力贡献给了

桥梁科学技术的发展

他总是把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在同事的眼中

在亲人的心中

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报国赤子心

“汪菊潜说一口上海普通话，身材高大，喜欢穿铁路制服，戴大盖帽。他的英文非常好，印尼共和国总统苏加诺当年在陈毅副总理、大桥局局长彭敏和汪菊潜陪同下参观武汉长江大桥时，汪菊潜都是直接用英语和苏加诺与其对话。”中铁大桥局退休老专家、为武汉长江大桥苏联专家组组长西林作过翻译的邹立中回忆说。

印尼共和国总统苏加诺（右二）在陈毅副总理（右一）、大桥局局长彭敏（左二）、总工汪菊潜（左三）陪同下参观武汉长江大桥。

1926年，汪菊潜获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士学位。1927年1月，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后在美国公司实习。1930年6月，他拒绝了美国桥梁公司的高薪聘请，毅然回国，参与南京火车轮渡北岸栈桥、粤汉铁路的建设。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敌机轰炸沪宁铁路时，他多次冒生命危险参与桥梁抢修。

汪菊潜（右一）在美国时

1946年，汪菊潜任中国桥梁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兼总工程师。抗战胜利后，负责修复被战火严重破坏的钱塘江大桥，他领导上海分公司的青年专家们创造出“套箱法”，成功地解决了修复深水桥墩的难题。

1954年1月，周恩来总理任命汪菊潜为大桥局总工程师。1955年，由茅以升为主任委员的武汉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成立，同时，苏联派出了专家组。

武汉长江大桥技术委员会成员在大桥上留影（右四为茅以升，右三为汪菊潜）

当时，桥梁建设在技术上提出了向苏联学习，但即使在那样的形势和条件下，汪菊潜仍从实际出发，对各项技术问题都有个人见解，始终顾全大局而不露锋芒，与苏联专家组和睦相处。出于高度的责任感，他规定每张设计图纸必须经他过目，出图即使在他出差期间，事后也要补送办公室。对大桥工程的详情和发展，他是中国工程师中了解最全面、最深刻的一个人。

当有人提出“这是苏联专家的意见”时，他凛然反问：“我是问你自己的意见，你自己有没有看法？”因而，中国工程师从不敢推卸自身责任。

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后，在南京长江大桥的设计、施工阶段，汪菊潜任铁道部副部长，参与了大桥的建设工作。

你是这样的人

2016年的一个冬日，我来到清华园汪昆华家中，和汪菊潜的三个子女一起缅怀他们的父亲。

谈及父亲，兄妹仨不禁唏嘘，与父亲在一起的岁月仿佛就在昨天……

1937年，汪菊潜的大儿子汪原仁在南京出生，当时汪菊潜在交通部工作。日军侵占南京，汪菊潜和夫人随部迁至汉口，后在云南滇缅铁路工程局、叙昆铁路工程局、四川綦江铁路工程处工作。大儿子出生后就被送到了上海爷爷奶奶家。

“我直到9岁多才见到父亲。抗战胜利后，爸爸又去美国考察，1946年回国后我们一家人才在上海团聚。”大儿子汪原仁回忆。

“我7岁时才见到爸爸，中间奶奶去世，爸爸都没能回上海。”小儿子汪原明说。

汪菊潜与夫人（前排左）、女儿汪昆华（前排右）、小儿子汪原明（后排左）、大儿子汪原仁（后排右）合影

工作繁忙的汪菊潜很难常常陪伴家人，但他的为人处世作风，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几个孩子。

1963年，汪原明考上北京航空学院，学习空气动力学，毕业后入伍到沈阳，后来调到信阳。“每年探亲结束坐火车回部队的火车票，都是我自己去北京火车站排一宿的队买的。即使爸爸是铁道部副部长，我都从来没找过他帮忙买票。在我的脑海里就没有找爸爸帮忙买票的想法，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汪原明说。

1964年，汪原明被部队派到北京出公差，返程买的卧铺票，可由于售票人员的疏忽，把上面的小票贴成了坐号。由于没有当天的卧铺了，经过调剂，工作人员把票改为第二天的卧铺，汪原明只能推迟一天回部队。“父亲知道后，着实把我训了一顿：‘你出差怎么能因为没有卧铺票就晚一天回去呢？’”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50多年了，但让汪原明记忆深刻，“为这个事挨一顿训，当时我觉得很委屈，心想，这又不是我的错。但现在回想，爸爸说的是对的，出公差，该什么时候回去就应该什么时候回去。”

女婿赵世琦回忆说：“1972年，那时物资都不丰富，爸爸决定带着一家人去北京莫斯科餐厅改善一下生活。当时点了一个烤大虾，服务员说没有。于时，我们就点了别的菜。可正在这时，另一名服务员端着一盘烤大虾进了旁边的一个包房。爸爸说那是专门特供给高干的，进那个包房要有‘VIP卡’，爸爸也有，但他不用。”

2016年12月21日，汪菊潜的女婿赵世琦（左一）、小儿子汪原仁（左二）、女儿汪昆华（左三）、大儿子（左四）、小儿媳温庆林（左五）合影

汪原仁在清华读书，后来留校当老师，老师和同学都不知道他爸爸是铁道部副部长。后来他在教育部当外资贷款司司长，也没人知道他的父亲是谁。

即使有了世俗眼中的“功成名就”，汪菊潜始终是个低调的人，亲和的人。

汪菊潜担任铁道部副部长后，经常深入现场调查研究，及时作出指示。他每到现场，就步行进山洞、上桥梁与工人座谈，坐在地上就谈，没有一点儿副部长的架子。

1960年8月，汪菊潜视察兰新线回京后，身体不适，查出得了肝炎，后来病情加重，转成肝癌。为挽救他的生命，组织上从国外买药，他听说一针要一百多元，坚决拒绝使用。他说：“我的病已是不治之症，给我用是浪费，还是留给需要的同志吧。”

1975年2月26日，汪菊潜因肝癌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69岁。虽然汪菊潜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快50年了，但他为中国现代桥梁建造技术所作的巨大贡献，他开拓创新的精神，他热爱祖国、清正廉洁的品格情操是一代代中国工程师学习的榜样。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汪菊潜生前留影

监制｜舒智明

审核｜祁曙光

编辑｜白尧虹 王申成

文字｜成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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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桥见70年 | 大桥故事会：大江将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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