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建江山｜三峡库区的赛博景观

基础设施是用来抵抗不确定性的系统，是创造稳定的工具。研究基础设施，并了解它的局限，即是了解人类知识及其硬件的局限。通过《基建江山》的展览，我们可以发现基础设施的体验涉及两个极端：日常生活与英雄主义。我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是基础设施的本质？

游览三峡水库的经历可以与研究三峡工程的经历互为镜像。以旅游者的身份经历的三峡，是有导览的大巴旅程。作为游客，游览三峡工程的第一站是纪念品商店。商店的中间放着一个巨大的模型，这是你唯一可以看到三峡工程全貌的地方。但这个视角，也是一个虚构的产物。

然后你会坐上大巴，它只带你去三个点。第一个景点是从高处观看五级船闸。第二个点是从中堡岛上看大坝。最后一个点是节流纪念公园，游客可以从这里在一定距离内观看到三峡大坝的立面。整个游览流线的隐喻是，即便研究对象，也即三峡工程，近在眼前，作为基础设施的研究者或游客，仍无法全局了解相关故事。究其原因，一部分来源于人与地理尺度的悬殊差别，另一部分则源于一种工程管理的姿态。

三峡地区最早的照片是由一个名叫康奈尔.普兰特（Cornell Plant）的英国生意人在1900年拍摄的。据说他是最早从长江口乘着蒸汽船逆流而上过三峡的外国人，这些照片出自他在1920年出版的书《扬子江一瞥》。

在此之前三峡地区因为地理屏障而相对孤立。19世纪开始发展的全球网络，很晚才渗透到三峡地区。即便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宜渝之间都是最后的防线。这也是为什么国民政府将指挥部设在重庆的原因。

虽然孤立，但是三峡地区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都相对丰富。20世纪初，孙中山特别希望把三峡地区的资源归纳到整个全球贸易系统里。而当时归纳的唯一方法就是疏通水路运输。在《建国方略》中，孙中山的想法是要把船抬到重庆，把中国内陆的农业产品等放到船上运出去。这个想法在历史上，被反复的修改，更正。但是它已经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标志。

三峡地区重峦叠嶂，看似孤立于中国内陆的三峡工程，事实上与两个星球尺度的旋涡紧密相关。一个是以北太平洋为中心的垃圾旋涡，而另一个，则是以三峡地区为中心的资本旋涡。

去年的消息，海洋里的垃圾重量已经超过了鱼类。全世界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最终都会被洋流围困在几大垃圾旋涡中，与长江联系最紧密的，就是北太平样垃圾旋涡。根据一项2010年的统计，中国是环太平洋127个国家中，海洋垃圾的最大贡献者。

从1992年三峡动工至今，有45个国际技术及金融机构与这个庞大的工程有关。三峡表面上是中国完成现代化的里程碑，实则与整个世界都密不可分。以三峡垃圾处理技术为例，有包括德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在内的多个国家专家参与其中。

从1940年至今，中国共建设了22400个15米以上的水坝，其中160个满足超大型水坝的要求。这是一张表示从1940年至今的水坝西进的地图。我们可以从中读到，三峡工程的完成，远不是一个结束，而只是一个开始。三峡工程的运营，也创造了一个不同以往的运营模式。二战后，三峡工程曾经短暂地由美国扶持。罗斯福执政期间将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水利工程项目作为冷战期间裹挟意识形态的手段。而国民政府，作为美国二战时期的同盟，则是罗斯福一直想拉拢的对象。

1992年动工的三峡，由于世界政局的变化，以及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成为一个金融项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世界范围内水利工程的运作模式。三峡总公司作为一个金融体，向国际输出技术、劳工、和资本。这张图是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参与的水利工程项目。可以看到，与冷战时期有所不同的是，1940年代的水利工程援建项目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手段。而2000年以后的水利工程项目，则变成了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这想必与冷战过后逐渐形成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研究三峡的入手点，在于这个水利工程的维护方式。基础设施本身是隐身的。美国技术史学家保罗·爱德华兹（Paul Edwards），在他的《技术与现代性》中，写道：基础设施即环境，基础设施即社会。作为环境的基础设施，重塑了自然，以人工的逻辑重新定义了光、水、和空气。作为社会的基础设施，将社会流动变成了一种基础设施的操作语言。我们发现一个地方的异域风情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我们对这个地方基础设施的不熟悉感。

爱德华兹认为“人类文明从根本上依赖基础设施系统，但我们很少会注意到它们，只有当基础设施失败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它，但是基础设施往往不会失败。”基础设施的失败，以及基础设施运行中的意外，是我研究基础设施的入手点。然而我不能完全同意爱德华兹的话，我认为意外以及错误本就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因为它们源自人类的知识结构与自然系统之前的鸿沟。一旦人类设计的机械系统，与自然系统相互作用，知识中的盲点就有可能浮现，那么错误也就会出现。所以我认为基础设施是不断在出错的，如果基础设施即环境，那么错误也是环境的一部分。

自2002年，三峡水库开始蓄水以来，每年都有20万吨的漂浮物流入水库，这个数字在短时间内不会减少。为便于分析，不妨把垃圾看成是三峡工程运作过程中的一个意想不到的错误，而在维护并更正这个错误的过程中，基础设施的运行模式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浮现。我从四个角度研究三峡工程的漂浮物问题，其中包括历史地理资料，媒体报道，公司的年报和宣传材料，以及采访和对谈。我跟随的对象包括测绘者，管理者，漂浮物，和清漂工人。

地图：错误的起点

以地图为媒介，我跟随了测绘者。专门为三峡地区所做的测绘应该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了防守而绘制的。这套地图的结构事实上与地理结构完全不同。以一种非常传统的方法，山体用毛毛虫画法表示。这与通过等高线表示山的画法完全不同。而这样画的意义，是服务于战争。此处要强调的是策略性的地理重点，如高地和瓶颈期。

第二套地图，则是日军在国民政府地图基础上绘制的航空轰炸地图。与国民政府的地图不同，日军的地图在结构上更接近景观的几何表达。日军可以通过国民政府的地图，了解中国军队对于地理环境的认识。

二战接近尾声的时候，美国国家垦务局派约翰·萨瓦奇（John Savage）, 美国最好的水利工程师考察三峡。由于三峡地区坚硬的岩石结构，萨瓦奇认为它是“上帝赐给中国的好坝址”，他发现上述两张地图都不足以作为设计水坝的依据。在提出方案之前，他让美国垦务局再次进行了航空测绘。同时，为了让国民政府更加深入地进行设计，他给出了一个需要测绘的清单。

三峡地区地理知识的发展历史，印证了“地图不是领土”的名言。博尔赫斯在《论科学的精确性》中想象了一张1：1的地图。我们会发现即便地图与景观能够完全对应，它们之间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地图是一个将地理信息通过笛卡尔坐标系过滤的系统。它将自然分类，并过滤掉了自然过程的动态。然而任何工程，都逃不开地图空间。如果知识无法归纳和概括，人们将无法以现代化的方式介入景观。然而，当我们归纳概括的时候，很多东西便已经被过滤掉了。而这些不可见的，最终将成为工程系统中错误的来源。在今天的语境下，也即是漂浮物。垃圾不是三峡工程唯一的问题，而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作为一个经济体，扩张是三峡总公司的逻辑。而它的扩张无法与地理资源割裂。它从河流，进军到了其他清洁能源领域，包括风能和太阳能。

垃圾：水与火之间

接下来，我跟踪了三峡地区的垃圾。三峡水库中漂浮物的来源包括长江上游两岸森林的自然代谢，长江支流水边的垃圾堆，枯水期散落在消落带的垃圾。时至今日，万州江岸还随处可见洗衣服的人。每天早上，很多妇女在江边用洗衣粉洗衣。

治理三峡水库中的漂浮物，不仅是打捞后焚烧这么简单。这是一个系统问题，我们会发现长江中上游的市镇，城市垃圾处理在2000年前后，还是相对不健全的。现在这个垃圾处理系统仍在发展中。

整个三峡库区，正在用一个以火为媒介的垃圾处理系统，替代一个以水为媒介的垃圾处理系统。这个转变需要一系列的垃圾处理网络，覆盖城市以及景观。下面两张图是从2008到2020年已经建设和计划建设的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可以看到与在媒介替换的同时，城市化的逻辑也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火在中国民间文化中是沟通生死两界的媒介，浴火重生的典故被用在垃圾焚烧的宣传概念中，暗示了一种消费观念的变化。丢弃完好无损的商品的负罪感被割裂开来。垃圾焚烧技术造成了浪费不复存在的错觉。

与垃圾处理技术、景观平行展开的，是垃圾成分与数量的变化，这又与三峡地区的消费模式有着密切的联系。1980年以前，垃圾在中国社会中几乎沿着一个闭合回路运动。经济落后的社会中，人们更可能通过创造性的方式处理垃圾，并使其成为回环。而经济发展会造成消费品 “进步淘汰”，也就是说，丢弃完好的物品，并对它们进行无差别的处理，无论是焚烧还是填埋，是经济进步的一个部分。

错误吸引产业。有时经济和企业的发展，并不依托于计划的事实，而是依托于无法预料的错误。我们熟悉的垃圾处理格言：“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的资源。”与环境主义口号如出一辙。奥地利艺术家、建筑设计师百水（Friedensreich Hundertwasser）曾说：“垃圾不存在”。因为自然界中没有垃圾，一个循坏产生的废物，为另一个循环提供原料。百水认为城市中的垃圾处理，应该形成一个完成的回环，他认为从进食到排泄的问题解决了，而从排泄到进食却并没有解决，为了宣扬垃圾焚烧技术，他将一个金色的餐厅置于垃圾焚烧炉的烟囱之上，以证明垃圾焚烧技术对于完成城市过程中新陈代谢，也即是从排泄到进食的作用。

与百水设计的垃圾焚烧厂一样，一些公司开始雇佣建筑师，以自然元素为灵感来源，设计类似于美术馆和会展中心的建筑形式。建筑形式，以拙劣或精巧的手段，变成垃圾焚烧厂的伪装。这种伪装向自然和建筑两个方向延伸，装饰上模仿树叶或山体，而从类型上模仿城市的纪念碑。面对邻避效应，这些焚烧厂建筑用细腻的建筑形式作为一种保险措施。从环境保护和焚烧控制两个方面对居民进行着某种教育。然而在这些称颂垃圾焚烧技术的环保教育中，缺失的正是垃圾分类与回收的教育。

清漂工人：昼与夜之间

最后我跟踪的是清漂工人。三峡建成之后，面临的是生态系统的剧变，突然加深的水库，使得鱼类赖以产卵的浅滩不复存在。目前长江上游设立了很长的休渔期，也划定了鱼类保护区以禁渔。因为鱼类数量的减少，长江的渔民失去了经济来源。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研究农民问题时，提出农民可以长期承受多方面的压迫，直到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之时。

基础设施中的错误带来另一种“稳定”。失去生活来源的渔民们，本来已经到了无法生存的边缘。渔民们将用打渔的船和网打捞垃圾，并将垃圾卖给市政或三峡总公司赚取生活费。清漂工人每天四点上工，在正午工作结束。由于漂浮物爆发多在6-9月，而三峡地区气温又十分炎热，他们不得不在太阳下进行长时间重复性的体力劳动。有工人表示，最热的时候船的甲板可以烤熟鸡蛋，而收工回家的时候，手都无法拿起筷子。

工人的声音是被重重代表所歪曲的。就像斯科特所言，游牧民族的历史由农耕民族写就，所以他们沦为了野蛮人。在三峡清漂的16年间，只有6个清漂工人曾经以劳模的身份被媒体报道。媒体在赞扬他们吃苦耐劳的同时，也可能歪曲整个清漂工业对于渔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结语

我想以解读作品做结。我的作品起名为“千里江山：走向赛博景观”。中国人喜欢画江山，这不仅是一种审美需求，也是一种政治需求。江山的画卷表现了古老帝国拥有土地的方式。而在现代社会中，对于疆域遥远的想象，已经不再有意义。因为基础设施的覆盖，正在从根本上改变领域的意义。关于基础设施的研究，往往集中于以人类为主角的社会，一方面是因为基础设施的建设本身往往伴随着社会的变动，另一方面是因为现有的相关理论还无法全面地理解基础设施对于包括非人（nonhuman）在内的世界的意义——我们是否可以从超越技术与数字意外的角度理解环境天翻地覆的变化？

三峡工程，作为一个案例，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事实：自然景观不可逆转地与基础设施系统融为一体，而人体也与运行在基础设施上的机械器具紧密相连。就像自然景观为动植物提供栖息地，基础设施也支持着机械物品。有机过程，已经通过基础设施与无机过程不可逆地结合在了一起。纯粹意义上的自然景观已经不复存在，景观必定是人造环境与自然过程的结合。而对于基础设施的管理和控制，也越来越重地依赖电脑系统。

我之所以画千里江山，是想通过语言之外的表达方式，将基础设施叙事中的主角，从人类改变为环境。环境是赛博景观，是规范的载体。环境需要我们用审美和诗意的方式加以理解。我希望能够通过艺术手段，重新为自然赋予审美意义，以抵抗将自然等同于资源的发展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