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记忆⑫｜虹镇老街再探索：记一次建筑学教学实践

虹镇老街在上海的聚集形成由来已久，曾是上海市区最大的一片棚户区。随着城市发展的需要及房地产开发地不断推进，棚户区（城中村）也在逐步被推倒、拆迁，截至2018年4月采访时，广义范围上的虹镇老街，西南边近沙泾港的张桥一片，在局部地区还保留着相对完整的“棚户区生存形态”。2017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李彦伯、王凯两位教授，曾带领着2016级建筑三班的24位学生，以虹镇老街的张桥社区为基地，展开了一次“直面建筑的设计”探索。

接触该项目之前，不少同学甚至不知道在上海还有棚户区这样的居住形态，因此，同济大学的两位教师一方面从教学出发，让一年级的新同学在建筑空间内了解社会与人的关系，以更完整地体会“什么是建筑”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建筑”的概念，另一方面也为他们进一步理解和思考“建筑师为谁设计”做准备。

通过在张桥地区数月的调研，在最后的汇报中，同学们会将各自调研的家庭称为“我们家”，与居民们信任与平等的关系在逐渐建立，他们也因此收获到了与建筑形成相关更为重要的“信息”。“我们更希望能够让学生真实的面对这个世界。我们的设计教育其实最终不是完成自己的一个作品，而是为了一些真实的人服务的。而他们这些人的喜怒哀乐，他们这些人的需求，这些人的痛苦，这些人的快乐其实都是跟你的设计相关的。”对于教学实践的初衷，王凯老师这样说。

地点：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人物：李彦伯、王凯 （教师）李今荣 （学生）

时间：2018年4月13日

澎湃新闻：关于开展针对棚户区（城中村）教学调研的初衷？

王凯：我从20年前进入这个学院读本科开始，一直到后来毕业留校工作任教，基本上没有离开上海这个城市。所以我对上海这个城市是有一个比较长的故事和感情的。我是从北方考过来的，小时候的生活经历跟上海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所以对于上海这个城市一直以来有一种若即若离，自己是外来人的感觉。但是上海这个城市对所有人是一样的，很欢迎的态度。我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各种方式直接建立这个联系，所以这个课题可能也是跟这个情结有点关系。当然这是一个很远的情感的联想。

实际上，这个课题是我们一年级一整年教学计划的一部分，是我和李彦伯老师从2016级建筑三班开始一直在尝试的教学的改革。选择棚户区这样的一种空间类型，一个比较主要的想法是在教学上对一年级同学来说，需要一个代入感。这个代入感区别于常见的那种所谓基本功的训练，我们更希望能够让学生真实的面对这个世界。从上个学期学生直接进入自然形的场地去摸那些树，认那些花，了解那些地形的高低变化，到你站在场地里面观察周围的环境，再到这次学生深入到这个社区去跟他们的居民产生交流，大量的访谈，建立情感和知识上的一个联系，就是为了能够让他们有一个比较真实的一个环境，让他们知道设计到底是为谁而做的。

我们的设计教育其实最终不是完成自己的一个作品，而是为了一些真实的人服务的。而他们这些人的喜怒哀乐，他们的需求、痛苦、快乐其实都是跟你的设计相关的。

李彦伯：张桥社区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和王老师之前去踏勘这个场地的时候，走着走着，我就说我们现在在走这条小路，当年是一条河，90%有可能，但是我不能马上确认。回来以后我一查历史地图，它原来确实是一条河，一条小河。这种情况其实很多见，当这些居民，外来的移民从水路上到陆地以后，原来邻河而建的小村落慢慢地就把水给填掉，变成地了。这些都是属于上海这个城市非常独特的城市肌理，或者说历史的地理。

如果城市建设把它抹掉了肯定就没有了，那么上海这个城市将来很可能变成在某一个年代某个层面上，是断档的。不管从档案学的角度来说，还是以历史的角度来说，这都是一个根本的档案，可能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越来越开始关注城中村的原因。

对于记录，其实我们不是没有机会，我们曾经有过机会。但是因为大家追求新，追求体面，追求光鲜，追求更高更大，所以暂时会察觉不到这些东西的价值。

城市当然会一直发展下去。但是你这个城市从哪里来的？应该是蛮重要的一个事情。可能对于绝大多数人的日常温饱来说并不重要，或者说我们很多的学生小朋友其实他们可能第一次去做理论作业，做城中村的作业之前，他们都不知道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还有这样的城市形态。

我们今天讲的上海就是由大量的移民注入，然后在比较现代化的理念和管理的这种方式下发展起来的，这个才是上海。所以如果把这种多元化的文化都撇去不留的话，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上海能够成为今天的上海。

澎湃新闻：有别于里弄、或者说其他城市的城中村，虹镇老街这片区域的特别之处在哪里？

王凯：棚户区或者是贫民窟这样一种大量的，有各种各样外来人口，短暂的居民和一些长期的居民混杂在一起形成的，高度的自组织、高密度的这么一种生存环境，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在世界上很多地区都有这样的情况。这个情况与其说是由于文化造成的，不如说是因为人的基本生存需求造成的。所以学生进入这样的区域，他可以直接感受到一些非常基本的建筑学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可能并不一定针对上海，它针对的是一个人的基本需求。

我们在棚户区里可以看到两个房子间距非常非常小，那这个时候人的基本需求是什么，包括比如说对于基本采光的需求，对于通风的需求，对于人际关系私密性的保证，以及健康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建设，可能都是同学们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一个非常基本的，或者说建筑学的基本问题的一个理解。就是个人的身体，他生存的一个空间的尺度，两个人之间相互的关系。再由一群人变化成一个社群。这个社群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那他们这个关系应该用什么样的一种空间形态去提供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一个改善，并在关怀他们的前提下，不是做大量的拆造也能够让有一个足够体面的、受尊重的生活。

李彦伯：城中村的建筑多数是“违章”的。但违章这个事情本身是蛮动态的一个词，我们觉得挺有意思的。另外一个形容词是“临时”。我们知道很多的弄堂、里弄或者是城中村也好，事实上传出要动迁的这种消息一定不是短时间的，不是一天两天，甚至据我们所知，张桥这个社区可能在九几年就已经开始有风声说要动迁了。但是现在已经过了二十年，那么真正在有朝一日动迁之前，居民们一直在过着一种“等着第二只靴子掉下来”的这种生活。这是一种很临时性的日子。

怎么解释呢？比如说我听说明天要动迁了，本来我觉得我的房子已经很破了，想投个两万块钱把它装修一下。但有消息明年要动迁了，这个装修费不会有人给我补偿，算了，我就这样凑合了，结果这一凑合不是两年，是二十年。

我们也不能说这很有趣，而是说它非常特别，非常不同寻常。我们关心这些村民，这些居民的日常，但是这个状态其实是一种非常不寻常、不日常的一种状态，是很特别的一种状态。但恰恰这两种状态都是在一种看似平常之中，其实是有非常强烈的矛盾在里面的。不管是违章还是临时，这是很有张力的，我们希望借助人类学和社会学一种调查的方式去切入去了解。

澎湃新闻：具体实践的策略和方式是怎么样的呢？学生们的设计会有与现实脱节，或者受到居民本身建筑启发的情况吗？

王凯：最开始会让我们学生去采集空间片断，就请他们去找那种看起来比较奇怪的，挺好玩的一些点。这些奇怪和好玩的点在建筑学的意义上来说可能不合理，比如说这么近的一个房子，两个楼梯。这个楼梯这么陡，楼梯钻过去还有一个二层的楼板，很陡很陡，那个板还盖不上，都是非常不符合传统认知的一个东西，是突破了我们原来传统设计里关于一些尺度的理解。但确实，你生活的尺度和图上画的尺度不一样。有的时候你图上画出来是很挤很挤的一个房子，可是你去观察，他却生活得很好。这种情况一定不是没原因的，它两个楼梯的走法，看似好玩，背后更重要的其实是生活关系导致的空间关系，这是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突破我们传统基于经济性、合理性、效率这样对于建筑的基本认识。阁楼里面你设计一个房子如果能放一个楼梯，绝对不放两个，因为浪费嘛。但是因为有不同的要求，比如说多了一个楼梯，马上同样一个房子空间的层次变化、丰富性，包括对于不同空间之间关系的私密性以及层级的调整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非正规的营造对我们的观察和理解是很有帮助的。

居民们实际在处理本质的问题，这样的处理不需要很多的知识，任何人都可以做。其实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和任何一个居民是平等的，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年级的学生和高年级的学生也是平等的。学生因此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接触到非常一手、鲜活的智慧和知识，他们也因此获得了很大的自信。

但所有的设计都会有与现实脱节的可能。毕竟我们是一个教学过程，是一个训练。最本质的任务是让他们理解建筑学是什么，这个维度是很重要的，并不是说他们要做一个马上就能造的房子。这个可能甚至是本科毕业以后，研究生毕业以后进入实践之后再逐渐获得的认知。在教学阶段，我们恰恰要打破的就是那种过于实用的思考方式，同时相对来说，这个课题跟很多课题相比，它反而又是比较接近实用的。因为问题是很直接的，这种直接问题的理解是很容易的，学生很容易接触到，当然一定会存在有一些理想化。比方说这兄弟几个人互相关系不大好，好了，这个房子你们不要从这个门来，那个兄弟从另外一个门进。同学们对于社会理解这方面是需要逐渐深化的。

在这个过程中，有同学做了一个我觉得很感人的一个建筑。那户人家里面曾住着老夫妇两个人，老先生前不久去世了，那个房间还不小，现在只有他太太一个人在那边生活。他们有一个女儿现在已经长大了，已经离开去读书了，可能每个周末会回来。一两百平米的房子，两三层，其实就一个人。那这个当然不实用。可是对于我们来说，如果能够从中理解到人和人的感情，一个已故去的亲人在你生活中的位置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建筑学来说如果能够理解人的这种情感，能够塑造人的情感，能够重视或者是珍视一个你不认识人的一种悲伤，我想这个非常有价值。

李彦伯：我们这次课程的设置第一个环节就是调研。我们不是学人类学的，也不是学社会学的，但是我们是用人类学的一种所谓叫做主位的调研方式去调研。什么叫主位？文化主位，我们要设想我们就是当地人，要跟他们一样，同进同出这样一种方式。以至于我们同学几十次的到现场，到指定的那个对点的家庭去，最后有的人被那边的爷爷奶奶认成干孙女，这挺有意思的，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我们回到学校里，回到教室里去做一些设计。假想他在原来这个场地上可能建一幢新的房子，长成什么样子，就做成这个样子。后来我们又做了一个小型的公共建筑的设计。

在此之前，其实我们老师没有任何的预设说我们要做一个什么风格的，我们只是说需要什么功能，几块地有可能是在哪个区域。但是功能由同学自己决定，怎么决定的呢？因为这个时候同学已经跟居民打成一片了，是各自家庭的代表，那么如果现在政府有一笔钱，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公共空间的话，你希望做一个什么功能？每个人有两分钟的陈词，所有人都演讲完毕之后大家开始投票，投出来。最后我们投出来四个功能，社区的图书馆，儿童在放学之后的暂时可以在那边放一放的日托中心，一个社区的公共浴室。还有一个社区的诊所，也是同学投出来的。

对于同学来说，这是完全虚拟的，但一个真实的建筑师他在切入一个真实项目的时候就是这样完整的一个过程，全生命周期。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虽然我们面对的是一年级的同学，但是这个引导应该说很恰如其分，我不觉得会太早。让他们有一个对于这个专业，这个学科到底是做什么，以及怎么工作的一个全流水的了解。当然这个最基本、最简单的版本。

李今荣：我入户的那家整个是租给现在一个二房东，他是做裁缝生意的。我当时设计也是为他做一个公共裁缝店的空间，因为他当时的整个状态是家里面三口人住在一个12平的房子里面，他还要做一个裁缝的营生，感觉非常不方便。儿子在那边生活，但跟他交流也少。整个生活，隐私和公共区域没办法区分。

他的楼上是另外独立的两户租户，后面就通过设计，帮他们做了一个错层的公共空间。第一户就第一层进入，第二户他们有另外的一个通道，有一个独立的门进入到他们房间里面。第三户就又往上走，就是那个楼梯给我的感觉很奇妙，他们一个立面看起来是非常完整的，但是其实它里面已经是比较分离，是独立的一个状态。

因为它楼下是裁缝店，是一个比较公共的空间，我改造是想把这个公共的空间和这个私人的空间做一个划分和改造，让这两个都能更好地去进行。所以我把底层挑高，用错层关照了一下他们的采光。尽量让一层的公共空间通过挑高有一个高处的采光，公私做了一个区分，主要就是改善这些问题吧。我感觉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后来又把那个图拿给他们看，他们也觉得也挺开心的。我通过这个过程也渐渐地了解了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

但对于我们做的设计，他刚开始就有点看不懂我画的东西，我就给他解释这是哪这是哪，他说哎，你都画成这样，这么好了，但是我们也用不上啊，谢谢你。

这真是一种没办法拥有这些东西，又开心又无奈的一个状态。

澎湃新闻：棚户区（城中村）在城市建设中的浪潮中必然会被拆除，我们研究关注它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

李彦伯：现在有一个提法叫落脚城市嘛。其实你不要小看这些弄堂，这些城中村看起来好象挺破败的，脏水横流并不成体。但是事实上，它们为当今的城市日常运行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很多人并没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跟时间赛跑，因为里弄不断地在被拆除，城中村越来越萎缩，将来有一天肯定会没有，因为它无论如何称不上体面的城市生活。在里面住的人就像刚刚我们讲的，是一种解决方案，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真的有一天有朝一日，这些人有了能力他一定不希望永远住在这。没有人希望永远住在这，所以他要落脚城市。这里像城市躯体里的跳蚤一样，也像一个中继站。有一天他的事业发展起来了，他有能力他就离开了。所以这个角度来讲，城市不是静态的，它是动态的。我们希望能够为这个城市多留一些这样的一些记录，它们都是档案，是活的档案。

我们的身份主要还是老师，我们教建筑学，所以建筑学是什么？建筑学其实就是建立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这么一个学问。我们要研究怎么把人物和自然之间的媒介去搭建起来，这个媒介小一点、微观一点就是房子，宏观一点就是社区，或者是一个城市，甚至就是一个城市，城市规划区。所以我们希望引导同学去关注这样一些内容，一些课题。

城中村也好，里弄也好，它们都是非常不同的类型，但是事实上它们现在都在消亡，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有两方面，一就是刚刚说的，用这样一些还能够找得到的资源，城市里面真实的社区，有一些历史痕迹、历史信息的，文化背景的社区去让同学有机会接触真实的社会，城市的发展。他们恰恰是在观察一个个城市发展的断面，微观的切片，这对于同学来讲非常有收益。

王凯：这种拆除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里面确实很难改造。以前有很多研究者和建筑师设想过在上面附加或拆出不同的空间进行改造，但是这个确实难度很大。当地人也大部分是没有办法才住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拆除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同时这样的社区在全世界范围内是大量的存在的。在它要拆没拆的这个时候，或者说在世界上很多人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的，我们建筑学应不应该面对这样的问题，应不应该思考这样的东西。可能我觉得还是很必要的。一方面它真的涉及到建筑学最基本的核心问题，另外一方面是从伦理上，我们都觉得建筑学的教育应该要面对这些可能不是永久的，不是辉煌的，不是永恒的，是临时的，可能不是那么光鲜的那些，可能也不是那么体面的那些人的生活状态，甚至是有能力应该对他们进行回应的。

李今荣：比较困难的地方，我觉得主要就是有一些居民对我们的做法不是很理解。我们调查的那个地方有一户奶奶，觉得他们这个地方马上要拆了，我们做这些东西没什么用，也非常介意自己的隐私被曝光。他们觉得我们应该花更多的精力去跟政府反映。《七十二家房客》那个电影的评价就是在社会上引起了人们对这些地方的关注，但是那个老奶奶感觉是把自己的一些不想向别人展示的东西拿出来，感觉好象别人欺骗了她。让大家对城中村，对自己在里面生活会有误解这样的。

棚户区可能是一个囊括了很多状态的，一个柔和的混合体，有一种魔幻的感觉。因为里面可能也住着那种生活得很有品质的老爷爷老奶奶不愿意搬出去，感觉这就挺好的；也有非法经营的一些店铺在里面。各种各样的人杂糅在一起，因为不同的原因聚集在这个场所，而且它是一直处于一个比较临时的状态。拆迁了之后我回去看，发现有的人还是选择留下来，有的人已经搬走了，反正这个场所现在已经不见了，人还是另寻出路，各自继续生活。

澎湃新闻：为什么会选择去“刷新”张桥社区？

李彦伯：做完这个设计之后我们反思了一下，我们老早以前的各种各样的设计都是这样的，即便你是选择一块城市、一块地，到那边去调研了当地的居民，但是你最后的课题其实还是在做一个假的题。本身真的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是模拟。我们不可能有钱帮每一个同学把他的设计造出来。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学术的问题：你从居民那边去获得很多信息，你从这个社区获得了很多的知识，但是最后你为社区做了什么？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所应该做的，或者应该尝试的一种价值观。后来经过讨论，一年级同学毕竟知识是有局限的，他还没有那么有能力真的去帮别人去造一个东西。所以根据一年级同学特定的情况，以这种刷新、美化的方式为他们的公共空间做一些事情。因为公共空间首先是社区共享的，不是为某一户某一家人去做了一点事情。

后来我们也争取到了一些社会资本的介入，某一家企业给了我们非常好的、防水的室外涂料，无偿捐助给我们，并且还专门给我们进行了一些培训。当天原计划两三点收工，后来居民就说了，你们这个画完了没？能不能在我家门口画一个东西，那个说能不能我们家小朋友喜欢什么，给我们画一个。同学们那个时候也都画得嗨了嘛，变成有点像一个社区的嘉年华的东西，其实本来没有这么个策划，我们本来打算就像快闪，干完就走。后来就变成了这个居民全都围出来看热闹，就是你一言我一语地在聊。一直到快天黑了，因为天很热，还画得差不多了，居民就说到我们家来，分一个西瓜边吃边聊。这样的互动真的让人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可以有这样一种信任。

李今荣：感觉他们尽管那个地方很狭小，但是很微妙地划分了各自的范围。这边居民当时说我们应该早点过去给他们画，他们说这是一个艺术创作，就可以当时在政府征收的时候给房子加一点值，还是很朴实的愿望。小孩子也比较喜欢我们画画，比较好奇，后来就把那些多余的颜料给他们了。我们在张桥路整条街墙角画了一些长的草，也画了一些指引的路标，这边有一个裁缝店，就在那个裁缝店门前的一面墙上画上他们做裁缝的标志。有一家爷爷要求给他们家画一条龙守门，还有小孩子要求给他们住的那个地方画一只狐狸。我们按他们的要求去做，因为这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在。

特别鸣谢2014同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延续与滞后——阅读虹镇老街棚户区》论文作者蒋伶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