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书单︱抓住“儿童”，思考童年

《儿童与青少年历史期刊》的2008年创刊号中，有一组文章聚焦《年龄作为历史分析的一个范畴》，呼应琼·斯科特（Joan Scott）对性别作为历史分析范畴的开创性讨论。文章指出，年龄和性别作为分析范畴，虽然都具有生理学上的意义，但同时也都来自历史和文化的建构，并且体现着权力的关系。不同年龄群体的等级关系是社会组织的一个主要方面，较之性别差异所形成的权力秩序更为灵活，而且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基于年龄的权力关系更为显著。  

年龄作为一个分析框架，如何深化我们对于文学、哲学、史学，抑或是对我们自身的思考呢？让我们来听听本期的荐书者高甜、胡鹂藻、许曼曼、Lidong、泓桉、柯小菁（柯佳昕）是怎么说的吧！

高甜（剑桥大学博士生）

我想推荐的书叫做《江戸児童図書へのいざない》，此书专注于日本江户时期与出版和印刷相关的儿童文化史，并呼吁通过江户时代的图书和“玩具书”来重新评价日本的儿童文化。作者Ann King Herring（アン·ヘリング）是一位在美国出生的日本儿童文化史和印刷文化史的研究者、法政大学的荣誉教授。这本书向我们系统地讲解了日本江户时代木版印刷术的发展，以及随着印刷术技术的普及和成本降低而走进寻常百姓生活的图画书读物，如“赤本”“黑本”。同时书中的一些章节向我们展现了纸质“玩具画”是如何随着多色木版印刷技术和浮世绘的蓬勃发展，在18世纪中期开花结果的。

Ann King Herring通过这些形式多样的印刷品让我们了解到一百多年前江户城的居民们如何通过图画书来培养儿童的阅读习惯和对世界万物的好奇心；以及这些没有明确目标读者年龄阶段划分的书籍，如何在读者们亲子共读时成为了串连起两代人人生阶段的记忆纽带。

虽说书中提及的图书出版于江户时期的日本，但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尤其是80后90后的读者们，书中的许多纸制“玩具画”作品都能让我们联想到自己童年时期的纸制玩具，例如换装纸娃娃、洋画片纸牌、双陆飞行棋。所以我不仅想把这本书推荐给对江户出版文化史和儿童文化史感兴趣的读者们；我同时也想把这本书推荐给童心未泯的大孩子们，希望你们在翻阅此书时，能重拾孩童时期，也许远离高科技玩具、也许物质匮乏，但是在“不够炫酷”的纸质玩具勾勒出幻想的世界中玩得无比尽兴的美好回忆。

胡鹂藻（澳门大学博士生）

当人类切换到动物、植物或机器人的视角，也许才会深度思考——作为人类的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剑桥大学Zoe Jaques教授所撰写的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the Posthuman: Animal, Environment, Cyborg从三个方面（动物、环境、赛博格）审视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视角下人类的地位。作者借用《彼得潘》（Peter Pan）中“betwixt-and-between”的概念来描述人类与非人类的界限，并从本体论（ontological）的角度探究儿童文学如何向读者揭露人性、生态、性别和科技等议题的复杂性。

本书涉及的细读文本体裁广泛，从小说到图画书，从诗歌到动画，强调后人类哲学对人类身份的质疑或巩固既可能出现在错综复杂的故事中，也可能隐含在看似简单的文本里。本书还将《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爱心树》（The Giving Tree）、《木偶奇遇记》（Pinocchio）等经典定义为后人类思想演变中的重要作品，通过批判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来构建人物新身份。例如，《爱丽丝梦游仙境》描述了一个具有极强流动性的幻想世界，用拟人与拟物的手法实现物种杂交（hybridization）。不论是长有人手的渡渡鸟，还是脖子长得像蛇的爱丽丝，通过怪诞的变形，人类与非人类的界限被消除，而人类所谓的“优越性”也受到挑战。

从后人类主义出发，这部学术著作发掘出人类与非人类概念的不稳定性，表明儿童文学具备干预人类权威、挑战人类主体性及模糊人类与非人类边界的潜能。在人类世（Anthropocene）背景下，这本书或对后人类身份构建、生态伦理等问题的研究有极大启发。

许曼曼（儿童史与儿童电影研究者）

作为一名儿童史领域的研究者，我的学术兴趣逐渐从个案式分析转向更为抽象的理论思考，想要借助理论的探照灯思考手头个案能够揭示的根本问题。本期我想向各位读者推荐两本书，第一本书是刘晓东教授所著《发现伟大儿童：从童年哲学到儿童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该书汇编了刘晓东教授近年来在教育哲学领域发表的多篇重要文章，方便读者相对系统地了解童年哲学、儿童主义、童心主义哲学等学术概念。这本书至少从两个方面给我们提供启迪：其一，作者认为教育学与政治学有极大的关联与交叉性，讨论教育论题的根本就在于如何想象、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形态。在这一背景下，刘晓东并未将儿童本位限制于某一学科之内，例如我们熟知的儿童文学或者教育学，而是强调“儿童是社会、文化进步的基础和须臾不可分离的根系，还是人文学科的开端和目的”，一个尊重儿童天性、有助于人性发展的社会是值得期许和富有未来的。其二，作者在第三部分从童心主义到儿童主义，致力于对中国与日本的儿童观进行爬梳与融汇，试图构建儿童主义这一新的观念体系。有意思的是，作者分析了中国哲学思想中的童心学说、李贽的童心哲学、日本大正时期的童心主义，视野宏阔地勾描了童心哲学所依赖的中西方交汇的思想资源，为我们思考不同时期的儿童与童年提供了一种观念史的可能。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建议读者参阅西方哲学视野中的童心，与中国哲学作一番对话与补充。

我推荐的第二本书来自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撰写的《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贺宏亮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相较于现今市面上关于丰子恺的传记作品，这本传记更具学术气息，语言优美且意蕴深厚，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今日推荐的理由仍与童心相关：接续李贽提出的童心说，新文化运动时期众多学人共同推进儿童的发现，丰子恺便是其中之一。丰子恺别具慧眼地辨识出童心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珍贵品质，他提醒我们：童心不仅存在于孩童身上，青年或成年人亦可通过有意识地培养，使得这一特定心灵状态在长大后不泯灭。这本书有创见地将丰子恺不同时期的漫画与文学作品放入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与美学背景中去，不论是师法自然、追求趣味，还是发现传统、护身护心，丰子恺的艺术作品均折射了他身上特有的儿童性。所谓儿童崇拜者不仅是丰子恺绘制儿童漫画得来的美名，更是定位丰子恺人生追求与创作取向的关键词。这本书在最后的结语亦别有深意，揭示了童心哲学的社会价值：“丰子恺最大的成就，或许是在20世纪变幻无常的政治中始终保持一种自由自在的精神，当许多人在艺术创作与政治活动之间进行痛苦的选择时，他没有完全被现实击溃，也不为历史所出卖。”

Lidong（北美青椒）

The Dark Fantastic: Race and the Imagination from Harry Potter to the Hunger Games，这本书对青少年流行奇幻作品及其衍生的同人创作进行了深入分析，聚焦于黑人女性形象的呈现及背后的意涵，比如英国BBC制作的电视剧《梅林传奇》（2008-2012）里侍女出身的格温（Gwen），美国奇幻青春剧《吸血鬼日记》（系列小说1991-2014，改编剧集2009-2017）中作为女主好友之一的邦尼（Bonnie）等。作者创造并理论化“dark fantastic”一词作为研究范式，意指种族差异在奇幻故事的想象中所扮演的角色。贯通批判性种族理论和黑人少数族裔的个人经历，作者的整体行文和分析可读、易懂，其见地又能做到不失批判力度和理论深度，是我个人比较欣赏的学术表达，尤其作为关涉社会正义议题的一类研究。

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例子是Thomas对《饥饿游戏》中小芸（Rue）这一形象的分析。作品本身不管在北美还是其他地区的传播，都被定性为典型的“大女主”作品，但凯特尼斯（Katniss）的女主光环也让我们无形中忽视在其阴影下被边缘化、甚至被牺牲的其他女性人物。Thomas注意到一个颇有深意的叙事细节，并为人物之间的权力关系定下了基调。原著书中小芸这个角色第一次被介绍到读者面前，是凯特尼斯在观看电视转播其他区选手的画面中捕捉到这个身影，她尤其留意到这个女孩跟自己的妹妹小樱（Prim）的异（肤色）与同（娇小）。在后续的情节发展中，Thomas援引学者Robin Bernstein的概念“racial innocence”（详见公号往期推荐）指出，种族差异将两个女孩的纯真区别对待，合理化暴力发生在作为少数族裔的小芸身上。在这三个女性角色的关系中，比如凯特尼斯是为了保护被抽中名字纸条的妹妹，自愿作为选手参加这项残酷的竞赛，但同样纯真无罪的小芸没有其他选择而被迫站上竞技场，直面可怕的现实。在后期比赛的生死较量中，小芸不是作为凶残的对手，而是纯真如同妹妹一样的存在，因此她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求生知识和技能教给凯特尼斯，但叙事合理化小芸的付出某种程度上也在默认她牺牲的必要性：小芸的死亡在实际效益上，让女主收到了小芸所属的十一区提供的面包物资，更重要的是在道德层面上证明女主后续的攻击、报复行为不是没有人性的谋杀，而更像是一个女英雄。从叙事定调到完成，少数族裔小芸的纯真与否是被种族差异所操控的，服务于代表白人至上的凯特尼斯这样的女战士。

该著作聚焦被边缘化的黑人女孩群像，去剖析和批判主流幻想文学和影视作品中被奉为圭臬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其在幻想叙事中的种种症结也正映射出社会现状和弊病。正如作者自己所言,“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se dark fictional girls within these multimedia texts is analogous to the marginalization of people of color in schooling and society”(11)，以及角色和现实族群所经受的暴力和不公正对待。作者从种族视角入手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范式，帮助我们思考如何解构由年龄、阶层、性别等其他社会结构主导的、跟儿童和青少年相关的价值体系。

泓桉（社会文化史研究者）

早在“少年班”为国人关注之前，美国就开启了“科学天才搜罗”（Science Talent Search）项目。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非营利性组织“科学服务”（Science Service）牵头，通过一系列测试，选拔四十名最有天赋的青少年，为美国的科学建设补充生力军。这个项目延续至今，成为美国最负盛名的高中科学竞赛。比较不为人知的是，这个项目的启动，曾交织着美国成人对当时青少年文化中排斥“科学”的忧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调查曾显示，美国青少年对科学家的态度有负面倾向，形容科学家是孤僻内向、没有异性缘的。为了扭转科学在青少年心中的地位，成人开始培养和宣传年少的科学偶像，传达“科学是非常酷的”理念。

在《天真的实验：美国的童年和通俗科学文化》一书中，作者认为，这种成人的忧虑夹杂着上一代人对于儿时科学探索的怀旧之情。在20世纪早期，科学活动一度被认为是顺应儿童天性的，因为“科学”和“童年”常与诸如“天真”“自然”“纯洁”“永恒”等概念相连，能更接近于“真相”。人们还普遍认同的是，儿童对于周遭世界的探索，某种程度上可被归入科学实践。然而，从二战开始，持续到战后的一段时间内，儿童（尤以白人男孩为代表）在科学领域的先天优势逐渐不再为公众或学界所乐道。不少成人都指责流行文化的侵蚀，导致科学探索的快乐不再足以吸引青少年，于是，美国社会出现了一些诸如“孩子是天生的科学家”“科学其实很有趣”的呼声。不过，这仍然没有缓解成人的焦虑，因为事实证明“小科学家”并不会自然而然地长成“大科学家”。对此，有科学教育人士就质疑这些将儿童类比为科学家的说法，认为其对科学的困难和复杂过于轻描淡写，严肃的科学活动需要学习并掌握儿童本能需求以外的许多抽象技能，而且科学实践的结果并不总是符合预期。

在考察科学教育在20世纪的美国所经历的转变时，本书关注了更大范围的社会变迁，包括工业化、对于天性的理解、科学的专业化发展、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等，指出这些方面共同促成了围绕儿童科学活动的理念转变。在探讨科学与童年的关系时，本书还引入了性别视角，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提到女性作为科学知识传授者的地位在叙述中有被边缘化的趋势：20世纪以前的文学不乏满足孩子求知欲的母亲或阿姨等虚构形象；到20世纪三十年代之前，学校还向女性开放教授科学课程的职位，之后逐步偏向聘用男性教师；二战之后，当舆论提到男孩失去对于科学的热情时，人们常常会指责是女性科学老师没有尽到循循善诱的责任。本书在探讨成人对于科学教育和童年的理解变化之外，也关注儿童自身的声音，其中既有儿童博物馆收藏的记录儿童访客活动的资料，也有创办了青少年科学俱乐部的小会员写给杂志的书信，还有20世纪的科学家们记录童年的科幻影视文学作品的口述史料，从儿童这个特定年龄人群的视角，本书展现了20世纪科学知识在美国普及的历史进程。

柯小菁（柯佳昕，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特聘副研究员）

Julia Stone（石爱理）博士，毕业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Chinese Basket Babies: A German Missionary Foundling Home and the Girls it Raised (1850s-1914)一书，是她长期投入研究西方传教育婴事业的一个成果。本书是以1850年德国传教士在香港成立的“巴陵育婴堂”（或称“巴陵女书院”，Findelhaus Bethesda）做[作]为一研究个案，文中除了详细考察巴陵育婴堂的成立背景、经过及管理方式，最重要的是揭露育婴堂里女孩们的生活故事，以及当时中国广东南部弃婴的社会背景。

根据学者梁其姿的研究，中国明清时期，育婴堂是地方士绅重要的慈善事业之一，因应民间弃养与杀婴风俗，收留对象尤其以女婴居多。清代中央政府对这些慈善机构采取不主动干涉的态度，而是站在肯定与鼓励的立场，交由民间自行处理。女婴多半在断奶以后被有需要的家庭领养，幸运一点的自幼成为童养媳，命运乖舛的，成长之后则被辗转卖到妓院沦落为娼。晚清许多西洋传教士陆续到中国宣教之后，秉持以基督教“教化”（civilize）异教徒的理念，也主动加入收养这些弃婴与孤儿。与中国育婴堂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将这些幼儿照顾至成人，开办教育，甚至教导一技之长。

何以在众多西洋传教士建立的育婴堂中，巴陵育婴堂的微观研究，值得关注与投入？作者首先强调，欧洲传教士在中国建立慈善事业的相关数据，主要是来自传教士的叙述，尤其是在男性传教士“凝视”（gaze）下的观点，巴陵育婴堂也不例外。如何跳脱男性观点，诠释一群被改造的女性故事，益发显得重要。第二，过去无论是研究中国或是西洋传教士所建立的育婴堂或孤儿院，多半是利用统计数据来研究，例如财务收支、入院人数、死亡数、社会流动等，对内部儿童的生活实况缺乏掌握。统计资料的缺陷在于无法涵盖长时间变化，并且难以呈现准确性。例如，有许多女孩在婚后经历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巨大改变，这些是统计资料所无法具体描绘的现象。巴陵育婴堂的独特之处在于，为后人留下许多女孩的生活细节，以性别角度分析这些故事背后的社会现象与意识形态，正是作者最重要的贡献，也是对上述两点限制的突破。

本书除了导论与结论之外，一共分成六章。第一、二章讨论巴陵育婴堂如何诞生与结束，以及院内的德国职员如何塑造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中国女基督徒。三至六章则是进入女孩们的生命故事，述说她们是如何从原先被放弃的孩子，在传教士的教化下，努力向上提升，成为医生、教师、护士等职业妇女；并透过婚姻，重新融入中国社会，及其适应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以及育婴堂的传教士替她们挑选婚配对象的同时，她们如何展现自主性。结论则是特别将巴陵育婴堂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脉络，讨论杀婴、弃儿在晚清中国社会的整体意义。

以上为书评导语，书评全文请见《一项跨文化的工程：巴陵育婴堂的故事》，《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期23（2014年6月），页183-193。

（本文首刊于微信公众号“儿童历史文化研究”，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