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环境数据造假案：数据早有问题，环境部官员认为贻误多年

环境监测数据造假案件频频曝光。8月6日，临汾市市长刘予强因环保局原局长张文清环境数据造假窝案被环境部约谈。

“临汾市曾经也是污染最重的城市，后来慢慢就淡化了，其实也是有数据质量的问题，但这就导致把很多问题耽误了。” 6日的约谈会上，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说道。

造假“丑闻”如何破除？临汾的污染困局如何破解？

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认为，在现有的空气质量考核体制下，地方为了改善自己不利或者落后的排名，很容易对空气质量监测做手脚：临汾、西安的监测数据造假案在监测仪器上做手脚，属于“闯红灯”，性质恶劣；但还有部分城市打“擦边球”，通过洒水等措施仅改善监测站周边的空气质量，也是为了数据好看一点，这些属于“闯黄灯”。

彭应登建议，国家在环境质量考核上不应以监测数据作为唯一指标，还可以把当地群众的“获得感”调查作为参考指标，避免地方对数据“做手脚”；同时，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可以增加排名的层次、方位——比如把汾渭平原的几个情况相似的城市做个排名，把各地市的改善程度进行排名，比较城市自身的改善状况，增加城市改善环境的动力。

此外，彭应登建议在接下来落实“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过程中，对重点区域的重点城市实施“一城一策”，制定切实可行、可达的实施方案。

具体到临汾。“不拿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开刀’，空气质量改善是不可能实现的。”彭应登说。

在“造假案”前的数据质量也有问题

8月6日早上，北京雷雨交加。

比约定时间提前半个多小时，刘予强一行穿着衬衣西裤已站在了环境部大楼四楼中厅外。

作为山西省临汾市市长，刘予强已是第二次代表临汾市政府在这里接受环境部约谈。

第一次是2017年1月初，临汾出现二氧化硫小时浓度“破千”的状况引发舆论关注，原环保部以其大气污染防治不力，空气质量不降反升为由对临汾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这一次由于“临汾空气质量监测数据造假案”，作为具有领导责任的临汾市政府再次被约谈。

第一次约谈后，原环保部对临汾启动区域限批，暂停新增大气污染物排放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这意味着，临汾的高污染发展被套上了“紧箍咒”。

限批期间，虽然刘予强率领临汾上下做了大量工作，还聘请了柴发合、冯银厂等多位环保专家为临汾问诊，但临汾空气质量中包括二氧化硫在内的两项指标一直难以达到解限的要求。

在这一背景下，环保局原局长张文清走上“邪路”，授意对监测数据进行造假。

6日的约谈会上，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说，临汾不在污染防治上下功夫、真抓实干，而在监测数据上动手脚、打歪主意，严重背离了中央要求，严重误导了环境决策，严重侵害了公众知情权，严重伤害了政府公信力，情节十分严重。

约谈现场，一方措辞严厉，另一方皆低着头。刘予强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不停记录。

“临汾市曾经也是污染最重的城市，后来慢慢就淡化了，其实也是有数据质量的问题，但这就导致把很多问题耽误了。”刘长根说。

“环境监测质量不真实、不准确，我们的决策就搞不清楚，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刘长根说。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此前已从多位环境部官员处得到印证，实际上，在刘予强履新之前的几届政府任期内，临汾就存在环境数据不实的情况。

8月6日的约谈会上，环境部监测司副巡视员张京麒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临汾在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事权上收之前就存在数据不实等问题”。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事权上收是在2016年，而此之前，地方对监测数据“动手脚”的事情屡见不鲜。

临汾境内拥有丰富的煤炭、铁矿等资源，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早在十几年前，就有媒体报道，2005年临汾在全国113个重点监测城市中，大气质量排名倒数第一；2006年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结果显示：全国509个县级以上被考核的城市中，有43个城市空气质量劣于三级，临汾位列其中。

临汾市统计局数据显示，直到去年，临汾全市煤焦冶电四大行业企业个数占比超过四分之三，从增加值看，占全市工业的比重89.1%。

临汾的转型没有完成，空气却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2012年，临汾市区大气综合污染指数从2000年的11.61下降到1.678。市区空气质量二级天数达到了342天。2013年按照空气质量标准评价，临汾市位列全省第一，并被评为山西省级环保模范城市行列。

2014年，临汾在取得省级环保模范城市后，开始争创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彭应登看到过临汾提交的创模材料，他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创模’有几项对空气质量状况的要求，当时我一看，2013-2015连续三年临汾空气质量已达标了！怎么可能？当时北京还没有达标，临汾就达标了？大家心里都明白”。

彭应登说，在没有改变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前提下，寄希望于空气质量的快速改善是件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套上“紧箍咒”的这一年

2017年12月29日，元旦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原环保部对临汾市解除区域限批的消息在一个山西环保微信群里转发，大家纷纷点赞、鼓掌。

但好景不长，解除限批仅仅三个月，环境部便发现临汾市6个国控空气自动监测站部分监测数据异常，采样系统受到人为干扰，监测数据造假窝案曝光。

这让临汾再次陷入舆论漩涡，也让临汾一年的环保治理成绩淹没在了数据造假的“丑闻”中。

“临汾这一年做了很多工作有目共睹的，一千多台拆下来的锅炉都摆在那。”山西一位环保企业负责人向澎湃新闻表示，他认为，数据质量问题是多年积弊，“当然临汾一定要吸取教训，积极主动作为，把坏事儿变好事儿”。

从限批到解限，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临汾市委市政府召开两次“史上规模最大”的千人环保动员大会，强力推进“八大治理工程”。

2017年2月的环保动员大会上，刘予强做了长时间的发言，并要求市直各部门负责人挨个到台上签署环保责任状并表态。

二氧化硫“爆表”事件后，原环保部的专家组指出，冬季采暖燃煤是二氧化硫超标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燃煤供热锅炉、清洁能源改造滞后也增加了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对此，临汾对燃煤锅炉进行了全面排查，并且按不同范围分类处理。市区155平方千米的规划区内，所有燃煤锅炉清零。

公开资料显示，2017年，临汾市尧都区共取缔所有单位燃煤锅炉、部分居民燃煤锅炉共1023台，这些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燃煤锅炉集中堆存在一片空地上，颇具历史感。

据中国环境报报道，截至2017年10月底，临汾对全市所有钢铁、焦化和平川县市区涉气工业企业进行深度治理，对所有“散乱污”企业进行整治；分三年，通过集中供热、煤改电、煤改气等方式，推动市区155km2规划区“无煤化”、市区周边1500km2“清洁化”、1500km2以外区域“集约化”，共涉及群众40.3万户；临汾优先启动了影响环境质量的28个棚户区改造点；对全市区建筑工地落实“施工围挡、物料覆盖、车辆冲洗、洒水抑尘”等六个100%要求。

此外，为推动改善能源结构，去年，刘予强多次跑到北京中石油总部为临汾“谈气”并在今年7月份终于把天然气的问题谈下来了，这为临汾市冬季保供，实现增气减煤、清洁燃烧提供了气源保障。

纳入169城空气排名后，临汾垫底

“去年被约谈后，临汾市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很清楚，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这不可否认。但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等问题仍非常严重。”刘长根在6日的约谈现场说道。

结构性的问题难以在短时期能改变，因此空气质量更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突然好转。前不久环境部将全国城市空气质量的排名从74个城市扩大到169个城市，临汾在扩围后被纳入，2018年上半年排名垫底。

环境部大气司副司长李培说，“现阶段，环境部正联合山西省共同研究今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具体的计划，也希望在制定的过程中认真的去研究空气污染改善的有效措施，希望临汾市能够尽快加大力度，尽快扭转空气质量污染严重形势，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尽快改善空气质量。”

像第一次被约谈时一样，刘予强在约谈会上做了表态发言，而不同的是，这一次约谈结束后，媒体们没能“围堵”上，他与其他政府官员一起匆匆离开。

临汾的污染困局接下来如何破解？彭应登认为，在现有的空气质量考核体制下，地方为了改善自己不利或者落后的排名，很容易对空气质量监测做手脚：临汾、西安的监测数据造假案在监测仪器上做手脚，属于“闯红灯”，性质恶劣；但还有部分城市打“擦边球”，通过洒水等措施仅改善监测站周边的空气质量，也是为了数据好看一点，这些属于“闯黄灯”。

因此，彭应登建议国家对空气质量考核进行调整和优化，“不仅客观数据要‘好看’，还要有主观的评价，那就是把当地老百姓的切身感受作为一个考核的依据或参考，通过第三方做公众的满意度调查，主观和客观相结合才能够比较完整的表现当地的空气质量状况，也可以倒逼地方不单纯的从数据上下功夫”。

此外，虽然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可以倒逼污染严重的地区改善空气质量，但彭应登认为不一定要搞全国大排名，比如把临汾和海口放在一起比较没有可比性。

“我们的排名应该多层次，多方位地去排，重点区域内进行排名就可以。”彭应登说，比如把汾渭平原的几个情况相似的城市做个排名，他们的这个状况是接近的，这个排名是比较合理的。而且这种排名不是简单的绝对值的排名，而是把各地市的改善程度进行排名，比较的是城市自身的改善状况。

环境污染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大气十条”第一阶段目标中“京60”的实现，是在整个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力度、高投入的背景下实现的。彭应登认为，每个城市的自然状况，工业发展水平，污染水平、社会活动不同，治污的阶段也不一样，因此，应根据城市特有的自然条件、历史状况、污染成因等各方面因素，制定切实可行、可达的措施，细化不同区域的治污目标，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稳步推进一个区域的污染治理，也能从根本上杜绝数据造假。

在“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中，国家将汾渭平原纳入重点区域，这对包括临汾在内的资源型污染城市既是鞭策也是挑战。

“不拿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运输结构这些结构问题‘开刀’，空气质量改善是不可能实现的。”彭应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