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苦盦：顾颉刚同殷履安在抗战时期的私语与温情

《顾颉刚殷履安抗战家书》，顾潮编注，中华书局2023年出版，收录顾殷夫妇在抗战时期的家书194通。这些家书，起于1932年1月23日，讫于1943年5月27日，其中，1932年79通，1934年7通，1937至1943年108通，基本上包括了抗战的最起初和最艰难的时期，是微末的个体生命在悲惨的战争岁月之中人生际遇、家庭变故、心理感受的如实反映。历经战乱摧残与革命动荡，竟能较为完好地保存下来，继而颇为精详地整理出来，让人得以聆听当年连天烽火下的向隅私语、窥见两人私密尺牍中的满怀温情，为支撑宏大的历史叙述和弥补疏阔的历史罅隙，提供了生动的细节及丰富的素材，是不可多得的档案史料。

《顾颉刚殷履安抗战家书》

一、历史图景和社会思想的实录

战争是残酷的。从广义讲，抗战时期，四万万同胞均是战争的受害者，“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复兴文库》，第64册，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179—180页），因而又均是抗战的参与者。但在狭义之上，顾颉刚与殷履安既不是对敌战士，也不是失所难民，虽然也曾跑过警报、躲过炸弹，在事实上却与抗战前线有着距离，所记并不能直接反映出战争的惨烈与生命的悲壮，相较于中华书局出版的另一种同类型图书《重读抗战家书》而言，后者是据中国国家博物馆等收藏的多封家书编辑而成，作者既有我军官兵，亦有国军将领，既有高级军官，亦有底层兵卒，鲜活地展现了先烈们舍生忘死的伟大家国情怀，生动地呈现出全民族守土抗战的伟大历史图景，更能激发读者延续抗战记忆、弘扬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殷履安与顾颉刚合影，1937年4月17日于北平中山公园

不过，上阵杀敌终究是少数人，而更多的，还是留守在大后方，一边关注时局，一边延续生活，等待着胜利的消息，所以，即便顾殷家书并不能直接反映出战争的惨烈与生命的悲壮，却如实记录了绝大多数人的“常态”，既是大后方千千万万同胞的小缩影，也是历史图景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1932年1月，学校放假，顾颉刚自北平归杭州省亲，借道上海。顾颉刚对殷履安说，“我这次到上海，本想住两天”，但是1月28日“那天上海形势非常紧张，华界迁居者多极了，弄得宝山路车马拥挤不通，甚至有两个女子从车马堆里共提一只箱子到租界的，沙袋也堆在道中”，已预感到不祥，“我想不如早走为妙，就于伯祥们宴我毕事后，赶上车站了。到杭已九时”，次日始知当晚“八时，日军欲以武力接防闸北，义勇军和商团拒之，十九路军亦帮助义勇军，遂于天通庵路、虬江路附近开火了”（第4通，1932年1月30日），这就是史称的“一·二八事变”。虽然顾颉刚未亲历其事，但对大战之前时局的混乱与民众的不安交代得颇细致。在杭州时，顾颉刚又看见“日来上海逃难来杭的已有二万人，车上挤极了，人都是在窗中出入的”（第7通，1932年2月2日），“杭州一方面收受上海的避难者，一方面又收受南京的避难者，每天约有一万人来，把旅馆都住满了”（第8通，1932年2月4日），“每天从沪南站来的有一万人，从南京来的亦有千馀人。南京到杭州有长途汽车，本来票价六十元，后以人多涨至一百廿元，今则涨至二百廿元了”（第9通，1932年2月6日）。在顾颉刚的家书中，这些被记录的暴增人口与腾贵物价，何尝不是战乱所导致的颠沛流离的客观表述。

顾颉刚致殷履安书，1932年2月1日

战争在继续着，生活也继续着。顾颉刚对殷履安说，“此间均安好。打牌，掷洋，掷状元等，依然新年风味，我虽从兴，但终觉强为欢笑，无解于中心之郁伊”（第10通，1932年2月7日），“一念战区人民，我们真是天上人了”（第16通，1932年2月14日）。而在家中，“此次抵抗日本，父亲、母亲、姑母这班老辈也无不赞成，可见民气之盛”；不惟如此，就连流氓也有义举，“当日本发动之初，曾以二百万元饵杜月笙，请其遣派徒党扰乱华界。杜氏佯应之，及起事，又诈说，二百万不足，请再给二百万。日人不应，彼即翻脸，即以此款组织义勇军，抵抗日本。日本受军队与义勇军之夹攻，败得更快了。上海流氓本来很多，常有绑票及剥衣服之事，现在则此辈悉做了义勇军，地方治安反而安谧了”，故顾颉刚认为，“我们用传统观念来看杜月笙，本来只是一个流氓头，但用民族观念来看，则他真是一个英雄，值得我们的敬仰”。因而多次鼓励殷履安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出力报国，“我们不能直接卫国，凡可出力的地方总要出力。如燕大方面派捐，希望你写得多些。因为如果亡国，钱多亦无用也”（第12通，1932年2月10日），“如果有人来写十九路军的捐，或上海难民的捐，请你多写些，因为我们报国只有这一条路”（第22通，1932年2月23日）。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殷履安颇忧虑，不断地追问顾颉刚，“北平将怎样？燕京要关门吗？那么你的书将如何？东交民巷也要占据吗？中法工商银行要关门吗？我的存物怎么办？将来日本一败，沦陷区势必糜烂，你的藏书和父亲的古玩，要否遭殃，甚难预定。假使损失，岂非一生辛苦，尽付流水呢！我甚为之担忧”，另一方面又表示，“然而抗战能胜利，日本能毁灭，则个人之损失，是微乎其微了，光明在前头，应当大快而特快乐了”（第166通，1941年12月9日）。而此也代表着当时社会上普遍心理，自毁其家，以纾国难，是在所不惜的。

二、家庭生活与夫妻情义的重构

顾颉刚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均写过自传，并且公开发表，虽然屡次谈到家庭，但在长辈方面却集中于祖父母的身上，绝少提及父母。而在1950年题为《顾颉刚自传》的文章中，顾颉刚说，“因为我的生母早死，我由祖母抚养成人，我自小和继母龃龉，而我的叔父又觊觎我们的产业，看我父仅我一子，心想只要把我赶掉，我家的产业就是他的，他和我的继母常在我的父亲面前交互说我坏话，挑拨我们父子间的感情”（《顾颉刚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对继母的反感，也屡见于《顾颉刚日记》，但多数是宣泄情绪，如“继母的讨厌，非人类所宜有”（《顾颉刚日记》，1921年11月18日），又“讲起继母，弄得火冒。这人一想起就讨厌”（《顾颉刚日记》，1922年4月20日），较少涉及具体事例，即继母是如何龃龉、如何挑拨，不得其详，但在家书之中则多表现。如1932年阴历三月，顾颉刚过生日，“究竟自己烧菜还是叫菜”，继母念拖字诀以敷衍之，以致“父母之间又闹了一回‘寿气’”。还有“斋星官的事，又使我一气。本来我不要斋什么星官，也是事前父母说了好久，已是必斋的事了”，但继母居然对别家人说，“双官要斋星官，但父母无为儿子斋星官的道理，怎么好”（第66通，1932年4月30日），其继母之作怪，可见一斑。在例举的琐事之中，顾颉刚还为殷履安着力刻画了其继母的说话尖酸与待人刻薄。“说到继母，真可恨可叹可怜。我来了月馀，已换了四个女仆。一到楼上，总听得她骂人，不是骂女仆就是骂男仆，否则骂和官或父亲，所不骂者我耳。一讲话，总是说人不是”（第30通，1932年3月8日），“继母为人，只有一张嘴”（第66通，1932年4月30日），“继母嘴上利害，无一人一事足当其心目”（第11通，1932年2月8日）。顾颉刚对殷履安说，“我当然愿意早回来，尤其在看见继母的时候”（第36通，1932年3月17日），并嘱咐她，“请你买些东西寄与继母，抵我的饭食。否则说不定她心里要不快乐的”（第41通，1932年3月23日）。

而当父母对话之时，“父亲说一句话”，继母“她总用训责的口气答之，呼斥与仆人一例”，顾颉刚作为旁观者，相形之下，对殷履安颇有感触地说，“想起了你的待我，更增我伉俪之情”。其实，顾颉刚一生有三任妻子，首任为吴徵兰，次任为殷履安，三任为张静秋，此外还有一位可望而不可即的红颜知己谭慕愚，情感世界可谓相当丰富，容易给人一种“滥情”之感，于是坊间相传顾颉刚为人颇自私，三任妻子都是为了照顾自己生活起居而已。但据家书来看，顾颉刚对殷履安是诚挚的。如殷履安患有耳疾，时不时地需要就医，顾颉刚始终记挂着，并在多通家书之内表示关切，“我到庆馀堂买药时，当在牌子上细看一过，有无相当之药”（第64通，1932年4月26日）。战时夫妻分居两地，别愁离恨，眠思梦想，顾颉刚对殷履安说，“昨天夜里，我又梦回平了。下车之后，即雇车到大石作，那时你已睡了，我就坐在床上和你谈话，一只手伸在被窝里抚摩你的身体。忽然醒来，只有叹一口气”（第51通，1932年4月5—6日）。而顾颉刚期待殷履安相从已久，但殷履安认为，“你我多在安全地带，能不动最是好的”，并劝慰顾颉刚，“请你不要怨恨我，这是战事的赐与，没有法子啊”（第105通，1937年12月19日）。在此之前，顾颉刚也曾经问过，“履安，我何尝不想早回来，在此间冰清清的，何如在你跟前热络络的。只是父亲既不放心我走，我也不放心杭州的治安，又是为几篇文债逼了几年，一回北平实无法做，故不得不忍心离开你耳。你要恨我吗”（第26通，1932年3月1日）。而事实上，殷履安对顾颉刚是“不应有恨”。

一方面，据顾颉刚《予与履安同居年月表》，自“民国八年五月结婚”至“卅二年五月三十日，履安卒于柏溪”，“综计首尾廿五年，实足廿四年。其中除十四年在北京，十七年在广州，二十二年在成府，二十九年在成都，终年未别之外，其馀皆有间断”（《顾颉刚日记》，1943年5月31日），抗战期间更是聚少离多。而顾颉刚在外，虽是孑然一人，却如翩然一鹤，时而西北（如甘肃、青海），时而西南（如成都、重庆），居无定所，行无定踪，将家累卸肩给了殷履安，一身受苦，独力以支。即以1932年言，“以一二八之变”，顾颉刚“留居杭州半年”，虽然饱受继母的不待见，但起居饮食上至少不用自己操持，但殷履安在北平，既要为顾颉刚守护家产（特别是学术研究的图书文稿），还要为之养育后人（即顾自珍、顾自明，均为吴徵兰所出），有时候还需要代其出面处理各种杂务（如请人代课、抄书，或为之走亲、吊友），事必躬亲，任其劳怨，难怪旁人评价殷履安是“有贤德”，而且“见之前后十馀年，率如此”（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46页）。服劳而外，殷履安还得忍受相思的苦闷与磨折，1932年“二月初旬”，殷履安许久未得顾颉刚来函，“急得了不得，差不多整整的十多天没有一刻一分钟安心的度过去了”（顾自明来书第1通，1932年2月10日），“涕泣不止，形更瘦削”，顾颉刚听闻后，“感愧交并”，对殷履安深情地说，“我深信世界上真爱我的”，除了父亲之外，“只有一你”（第27通，1932年3月4日）。

殷履安与顾颉刚合影，1920年于苏州

另一方面，自吴徵兰产女染疾，诸长辈置之不理后，顾颉刚日夕焦虑，就落下了失眠的病根儿，丧妻续弦以来，虽见好转，却得不到根治。丁此国难，加以笔墨为累，又复转剧，因而成了家书里常见的话题。且殷履安对顾颉刚失眠症的忧虑，比顾颉刚对殷履安耳疾的关心，有过之而无不及，“你日来失眠，甚念”（第29通，1932年3月4日），“失眠症不能脱根，真讨厌”（第45通，1932年3月28日），“你连日失眠，闻之甚念”（第43通，1932年3月26日），“是你一个人在外，比较寂寞，请你不要写作，得以减少失眠，暂时忍耐几个月罢”（第100通，1937年11月18日）。为了让顾颉刚脱离失眠困扰，殷履安甚至说，“你离开了我，失眠更剧，这亦是无奈何的事！你的家庭人少，又是南北分居，多时的分离我亦十分寂寞。你说在从前可以娶一个妾，在现在则不能。倘现在可以，我宁成全你而牺牲我了。然而现在法律娶妾仍未能禁止，你不妨娶一个罢”（第40通，1932年3月21日）。对此，顾颉刚则写了一通长信表示拒绝，“你既如此待我，我何忍不如此待你。所以纳妾之事，不但自己不想，就是父母要为我做时我也不要。不但父母为我干时我不要，就是你为我干时我也不要。如果要了，我就是一个负心人了”（第46通，1932年3月29—30日）。而此后殷履安仍不时地提及，“你要失眠症不发，只要有一个女人陪伴你，减少寂寞，心得安慰就可得眠。我想我宁愿牺牲一己成全你，如有凑巧的人，不妨娶一个妾”（第98通，1937年11月1日），“你来信常提起失眠，我顾念你的身体，所以叫你纳妾，夺我之爱岂我所愿，但时局如此，没有法子啊”（第105通，1937年12月19日），“若你一定要纳妾，则我决不阻挡，因我不能生育，实在对不起你啊”（第116通，1938年2月11日）。但因顾颉刚的复函均佚，如何作答，不得而知。1940年之后，顾殷夫妇“同在成都”的赖家园，即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所在地。据同在园中的钱穆“晨夕”所见，“夫人贤德，尤所少见。颉刚患失眠症，每夜必为颉刚捶背摩腿，良久乃能入睡”（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230页），服侍可云备至。

顾颉刚致殷履安书，1932年5月2日

“颉刚留所日少，离所日多，又常去重庆”，久滞不归，“其家暂留园中，随亦接去”（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230页），居于柏溪。1943年5月30日，殷履安因染上恶性疟疾，突然离世。数日之后，顾颉刚在去函上题注道，“此为我与履安之最后一书，廿七日渠接此书尚到予办公室寻觅防空证，至廿八日而疾作，三十日而长逝矣，痛哉”（第193通，1943年5月26日），又在日记之中写道，“徵兰之殁，予仅哭两次，一气绝，一入殓耳。独至履安，则一思念辄泪下，今日又哭出，她对我实在太忠心了，叫我如何不想她”（《顾颉刚日记》，1943年7月27日），足见“他对履安也怀着深厚的情感”（《顾颉刚日记》余英时序）。且顾颉刚本打算在自传之内专辟一节来写《履安的死》，可惜的是，最终无果。

三、朋友群像与学术掌故的再现

2011年，中华书局出版《顾颉刚全集》，其中《顾颉刚书信集》一种，因受编辑体例限制，只收录了顾颉刚的发信，基本上不涉及受函。个别信函虽然有编者的说明，毕竟是单向的，在事件的叙述或评论上，缺少回应，即不能完整地呈现时人时事，让读者不明其就里。此次合编抗战时期家书，将顾殷夫妇的“来鸿去雁”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使得多数内容能够相互连贯对应，所呈现的当年的人与事也就更为清晰。

如长女顾康媛（即顾自明）“年幼患病，口哑不能言，入聋哑学校”，稍长，顾颉刚欲为之做媒，属意于吴春晗（即吴晗），并试着对殷履安说，“我看吴春晗君人颇诚实，又笃学，而需经济的帮助甚亟，不知他要康媛，康媛要他否？似可请冯先生一询他，再由你一询康媛。如果有几分近情，则今年暑假可招其住在我家，与康媛试作朋友。如吴君不成，则赵肖甫君何如？此二人皆诚实，可信其不至弃置；若谭其骧、朱士嘉诸君，虽知其无妻，亦知其需用钱，然不敢作此想也”（第5通，1932年2月12日），继而追问，“康媛亲事之说，你看了觉得如何？她自己觉得如何？看父亲意，似‘入赘’亦无不可”（第16通，1932年2月14日），言辞之间，似乎乐观其成。如据《顾颉刚书信集》所载，也就止于此了，至于殷履安与顾康媛作何感想是不知道的。而据家书，因顾颉刚先后两函是后发者先到，殷履安误以为属意的是“聋校的金先生”，乃说“康亲事她自己不很满意，我也不以为然，不必急急提及”（第21通，1932年2月21日），继而收到前信，其态度则更为消极，她对顾颉刚说，“吴春晗与赵肖甫二人，他们未必会肯。因为吴君在大学快毕业，自立就在眼前，不会贪我的三四千元。再赵君曾对我说过，他不要本乡的女子，现在要拣漂亮一些，有一些学问的了。在现在时代，婚姻自由，他们决不肯贪一些钱而将就订婚的，不比从前父母强逼订了没有法子”，甚至认为“康媛最好不嫁，如贫穷的子给他钱而得自立，时代新法道德观念看得轻，将来说不定要丢掉她，徒多一番苦痛。有数千元而给她自己保存以养老，这是最好的办法”（第25通，1932年2月27日），于是这门亲事就此打住。

其实，吴春晗“此人家境甚贫”，与袁震相恋后愈形困迫，不得已而称贷于人。顾颉刚为人颇慷慨，多遂其请，而殷履安不以为然，屡次在信函内叮嘱他说，“吴先生要借钱，你切不可答允多，只好应酬他贰百元，恐他永无还的日子，你可说我旅费已用去不少，又要医病，无法如数”（第139通，1939年7月27日），“吴辰伯款你先可借他贰百元，因他永无还的希望，如白寿彝一样。借人容易要人还是难的，以后再有人借，你得拒绝，因被我旅费已用完了”（第140通，1939年7月31日），“辰伯向你借了多少钱？现在时候的钱，你切勿轻易借给人，因我们二年来旅费用了多少，也自顾不暇，实亏空了”（第142通，1939年8月15日）。

除了吴春晗的“永无还”以外，容庚的“真不能办事”，侯堮的“仍是单相思”，赵丰田的“不是十分肯用苦功”，潘家洵的“无同情心，又好摆架子，处处存心损人利己”，韩儒林的“太岂有此理了”，陆小曼的“可谓人中妖孽”，谢祚茝的“割过三次肚皮”，在现存近200通家书里，虽然详略不一，却均被描绘得鲜活有趣，正如“颊上添毫，睛中点墨”，给人以另一种“神明殊胜”之感。

当然，在谈时局、诉离绪、说家常的同时，家书之中不可避免地也提到过顾颉刚所从事的学术。1931年12月29日，《古史辨》第三册由朴社出版（此据《顾颉刚日记》，其版权页标注则为1931年11月），次年之初，顾颉刚邮寄给周作人、容肇祖、蒋廷黻、谢云声、黄仲琴、俢中诚等朋友，离北平后又请殷履安邮寄若干册。作为编者，顾颉刚甚为关切其学术评价与市场销量，先后去函问殷履安，“《古史辨》销路怎样”（第26通，1932年3月1日）以及“《大公报·文学副刊》上有评论《古史辨》的文字吗”（第33通，1932年3月13日）。据殷履安复函，1932年3月14日，“《古史辨》受时局关系，没有上次的好，问冯先生，现在还存七百本左右”（第34通，1932年3月14日），一月以后，“《古史辨》尚存六七百本，以上海及东北遭日人蹂躏，各地又闹水灾，销路自是大差”（第58通，1932年4月17日），而且“《副刊》上没有见到评论《古史辨》文，想来大家无心学问了”（第40通，1932年3月21日）。战乱对学术之影响，可见一斑。不过，顾颉刚却认为，“《古史辨》不能不续印下去，因为有了第四册，前三册也会联带有生意的。我要使研究古学的人或要得到一点古代史的知识的人不能不买《古史辨》一书，所以各方面都要编集。罗根泽是诸子方面，刘朝阳是天文历法方面，钱宾四是今古文问题方面……这样弄下去，才可收到分工合作的功效。照这样下去，古史问题一定可以在我未死前得到许多结论。就是为朴社生意着想，凡买一册的人总想买全一套，虽不懂天文历法的人也不能不买朝阳编的一册，一买就是一整套，像《二十四史》一样，生意即使不多，而数目也可观了。至于无钱的人，则零买亦无不可。总要使得这部书成为史学界的权威，朴社就不会倒了”（第64通，1932年4月26日）。受这种想法的驱使，顾颉刚续编了《古史辨》的第五册，至第七册，“无何事变突起，同人仓皇奔散”，其编者童书业“仅带一衣包，铺盖也没有带”（第91通，1937年9月10日），而此即顾颉刚《古史辨第七册序》所称“在锋镝之中挟稿而出，经过无数的困难，几以身殉”。这些学人在如此艰苦环境下仍然坚持编印《古史辨》，不能不算作是近代学术史或出版史的一段“痛史”。

另外，全书之末还附录了顾殷夫妇与顾自明及顾自珍姊妹在抗战中的来往信函30馀通，舐犊之爱，反哺之情，跃然纸上。如殷履安作为继母，她叮嘱顾自珍，“你身体弱，吃饭需当心，不要杂吃而不吃饭，有新开的饭馆，以后可去吃，不要省钱而害了身体。钱不够用，可带给你”（致女顾自珍书第1通，1939年1月上旬），“你脾弱，肚子容易不好，万勿吃凉而不消化的东西，至要”（致女顾自珍书第2通，1939年1月30日），即便生病住院期间，殷履安也放心不下，向顾自明再三强调，“你千万勿进城……我大约俟痛稍好血不流，即回家，勿念”（致女顾自明书第1通，1941年3月5日）。而顾自珍致顾颉刚数函（第17通至第19通），则详述了1941年殷履安的病况，“每次看到母亲，我心中说不出的凄惨，不知她要睡到何年何月呢？！睡了半年多，病况是毫无入佳境，瘦得很”（顾自珍来书第17通，1941年11月22日），并请求顾颉刚，“这个年月好人相离尚无大感，但是病人却不堪此久别呢，所以我再度请求您，若是可能的话千万千万回来一次”，让殷履安“兴奋一下呢”（顾自珍来书第18通，1941年11月25日），在印证了钱穆所说的“其两女乃前妻所出，而母女相处，慈孝之情，亦逾寻常”（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230页）。

殷履安致顾颉刚最后一书，1943年5月27日

“凭伊千里寄佳音，说尽离人一片心。须知相别经多载，方信家书抵万金。”每通家书背后都有一件往事，每段邮路尽头都是一双望眼，山河破残，妻孥离散，家国大义，儿女柔情，个中滋味在顾殷夫妇的笔端体现得淋漓而尽致，“谨以此书，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及顾颉刚先生诞辰130周年、《古史辨》出版97周年”，正其宜也。而编注者顾潮却于2023年3月溘然长逝，不及看到家书合璧付梓，为可悲也。

（按：今日为殷履安逝世8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