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穿张大千作伪手段的背后——以《<明皇纳凉图>研究》为例

1999年底，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举办“血战古人——张大千六十年回顾展”，一件私人收藏的唐代张萱《明皇纳凉图》首次公开亮相，此画实为张大千的手笔。

此画经收藏家程琦（1911—1988）收藏，程琦去世后几易其主。近日出版的《微风拂尘——张大千的造拟古迹与<明皇纳凉图>研究》一书详细介绍了这件《明皇纳凉图》的来龙去脉以及张大千造拟古画的一系列手段。

明皇纳凉图（手卷），2021年中国嘉德春拍显示为张大千作品

1999年11月24日到次年4月5日，在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举办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大展“血战古人——张大千六十年回顾展”，策展人是知名美术史研究学者傅申。这是这座美术馆第一次举办中国现代画的大型展览，不仅全方位回顾张大千的艺术经历，还破天荒地将张大千的摹古之作进行展示，后者成为我们全面了解张大千艺术的重要契机，直到今天还为人津津乐道。众所周知，张大千的摹古手段一流，他临摹的古迹几乎就是一部中国绘画史。傅申这位研究张大千的权威，很早就立志将张大千的摹古之作鉴别出来，且成果颇丰。

出于这一目的，他特意借到了张大千的一些摹古作品，如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五代巨然《茂林叠嶂图》、美国檀香山美术馆及纽约私人收藏的两本南宋梁楷《睡猿图》、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明末期初梅清《黄山文殊台》、耶鲁大学美术馆藏石溪《黄峰千仞峰》等。原来这些画都出于张大千之手，其中还有一件私人收藏的唐代张萱《明皇纳凉图》，这是它第一次公开亮相，此画也是张大千的手笔。（图1）

图1：《明皇纳凉图》（局部）

近日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宫力、俞庆榕编著的《微风拂尘——张大千的造拟古迹与<明皇纳凉图>研究》（简称《<明皇纳凉图>研究》）详细介绍了这件《明皇纳凉图》的来龙去脉以及张大千造拟古画的一系列手段，成为古代书画鉴定的一个重要案例（图2）。作者系统梳理此画流传历程和它与母本之间关联，条分缕析，像侦探一样还原了张大千的“作案”过程，其中涉及作伪方法和收藏家心态等内容，很大程度上对今天的古书画收藏很有裨益。

图2：《微风拂尘——张大千的造拟古迹与<明皇纳凉图>研究》书影

一、三十多年前的美国——《明皇纳凉图》的出现

在1991年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展出此画前，很少人有见到过这件《明皇纳凉图》。其实在《<明皇纳凉图>研究》出版前，也没有多少人关注这件重要的作品和它背后蕴含的重要信息。从地理上讲，展览远在大洋彼岸的华盛顿，从时间上讲，它已是三十多年前的展览，不要说亲自在美国见到过此画，就是听说过这件作品的人恐怕也寥寥无几。

傅申说，能够借到《明皇纳凉图》参展，要比从波士顿美术馆和大都会博物馆借画难得多。当时藏家提出一个要求，就是把这件作品写成张大千仿古画中的精品。很有可能这位收藏家就是程琦（1911—1988）。程琦他与晚清收藏家裴景福交往，两家人过从甚密。黄君实回忆程琦从小在文物堆里长大，不到二十岁，就得到父亲赞助的数万银元，用于购画。他在广东购得古画五张，其中两件为赝品，虽然如此，还有三件真迹中就有一件旷世巨作即武宗元《朝元仙仗图》。这是作者在书中诸多引人入胜处之一，他用类似小说的笔法，生动还原了这件作品流传以及张大千作伪的经过，写出了这些真实故事的戏剧性，有着其他学术著作没有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程琦之后《明皇纳凉图》第二位可以确定的藏家是杨凡。那是在程琦去世后，其藏品逐渐易主，2005年，《明皇纳凉图》现身中国嘉德，被杨凡收入囊中。到了2010年，该画再次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不知落入谁手。2021年，中国嘉德再次拍卖此画，遂入藏上海湫光美术馆。董其昌曾提到“书画收藏家与鉴藏不同，收藏乃有力好名者，不分真赝，概以重值得之，置之高阁，经年不观，尘埃积寸；鉴藏家得片经只字，如天球拱璧，性命倚之”。相比很多收藏家将藏品束之高阁，别说是与人共飨，就连自己也从不欣赏，湫光美术馆将此画公开出版，嘉惠艺林。

二、最大的现实意义——“著录派”鉴定的失效

这本书前有徐建融先生的序，对作者拆穿张大千作伪伎俩大加赞赏。针对近来在古书画鉴定中流行的“著录派”方法，作者在分析古今著录里的《明皇纳凉图》时已经相当清晰地传递出这一信息，用著录代替美术，用文字代替图像，似乎将书画鉴定这一难题“简单化”了，但往往很难得出准确的结论。在我看来，这本专著向我们传递的最重要的消息就在此。

作者告诉我们，最早在北宋《宣和画谱》卷五“张萱”条目下就有“《明皇纳凉图》一”的著录。那是北宋内府收藏张萱四十七张作品之一，且位于目录之首（图3）。古代著录最大的“致命伤”就是只有文字，没有图像，仅凭所录名称无法确定就是此本。这就涉及又一个问题即收藏家心态的问题。后者可列为古书画鉴定“形而上”的思路，前者则是“形而下”的方法。对于古书画鉴定收藏而言，两者缺一不可，或曰任何一方面的疏忽大意，都将产生错误的鉴定结果，以至于进入“被骗—骗人—骗己”之循环。

图3：北宋《宣和画谱》卷五“张萱”条目下就有“《明皇纳凉图》一”的著录。

《宣和画谱》之后，清初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人物卷和王原祁、孙颁岳等编著的《佩文斋书画谱》中均有张萱的著录，对照后发现，这些著录完全就是照抄《宣和画谱》，并非卞、王等人亲见，这样的著录价值就可想而知了。笔者发现，就连近人徐邦达编著的《改订历代流传绘画编年表》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且不说古代著录无图片这一硬伤，就是近来拍场所见，在这本《编年表》著录的作品里也偶见赝鼎。

程琦收藏《明皇纳凉图》，并把此画编入自己《萱晖堂书画录》。耐人寻味的是他在二十世纪摄影技术成熟的时候，执意将自己的《书画录》沿袭古制，只录文字，不插图片，本书作者一语道破，说他“舍易取难，其实是心理问题”。

三、收藏家的心态——古书画鉴定之“看不见的手”

如果说看画、看著录等技术手段是“形而下”的鉴定，那么鉴藏家在鉴定过程中的心态就是“形而上”的鉴定，是古书画鉴定之“看不见的手”。后者在其中的作用相当微妙，很多时候会左右鉴定的最终结果。《<明皇纳凉图>研究》一书，除了分析第一种鉴定方法外，还特别注重揣摩和把握收藏家的心态，为今天的收藏家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参考。笔者认为，这也是阅读此书最大的意义所在。

程琦购入《明皇纳凉图》后，将其书斋称为“萱晖堂”，其中的“萱”即张萱，可见其对于此画的重视程度。他找来元代汤垕《古今画鉴》一书，其中说张萱的画风“画妇人以朱晕耳根”，此画中的杨贵妃和宫女正是“朱晕耳根”。他觉得这种“契合”正是此画出于张萱之手的佐证。

殊不知，张大千熟谙历代著录，在“造拟”这件《明皇纳凉图》之前怎会忽略汤垕的这本名著。著录的内容和图像“契合”算是“真实的谎言”。古代著录在那些资料匮乏的年代或许有一点参考价值，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乃至今天，这类著录只会“助纣为虐”，导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结局。近来每次大型书画展，有老师戏谑，造假的人都来看，他们也要学习。这方面张大千是“先行者”。而收藏家切不可有这一自欺欺人的“情结”。

程琦还一厢情愿地将此画的签条定为宋高宗手笔。其实从艺术鉴赏角度审视这根签条，其书法堪称“拙劣”，程氏指鹿为马，又引用著录来为自己张目。杨万里《诚斋诗画》提到宋高宗书法初作黄（庭坚）字，天下翕然学黄。后学米（芾）字，则天下翕然学米。最后学孙过庭，故孝宗、光宗皆作孙字。程琦的结论是，签条书法乃宋高宗晚年手笔。令人忍俊不禁。

程琦先入为主，主观臆断，在此基础上的“考据”只会越走越远。这并非方法之误，而是收藏心态在作祟。收藏家在古书画鉴定时切忌切忌，否则前功尽弃，如练武之人，必定走火入魔，万劫不复。

四、古书画鉴定的“硬功”——书中几处重要的考据

作者在书中提到《明皇纳凉图》和《长恨歌》之联系。因为画中有题字“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图4）。《长恨歌》作于宪宗元和元年，即八〇六年，比张萱所处开元年间晚了几十年。《长恨歌》问世的时候张萱已不在人世了。古人造假怕遭天谴，故在画面上留有破绽。观者自身眼力不济，与造假者无关。张大千造假大概也延续古制，你看不出来，就怪不得张某人了。这是作者发现的一处例子，这种考据能力是古书画鉴定的“硬功”。

图4：画中“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题字。

张大千这种伎俩在此画上还有体现，且更为重要。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在自己的藏品上会用《千字文》编号，在《明皇纳凉图》上也有用“元”字编号（图5）。有一种收藏家粗枝大叶，不明就里。本书作者对“元”字进行了考据指出，张大千选《千字文》的字，必须避开已经用过的字，要从没有被记录的字中找一个。传世宋徽宗书《千字文》，开头写“天地元黄”，而不是“天地玄黄”。改“玄”为“元”。对于宋代避讳字，首当其冲的就是“玄”字，那是因为宋朝皇帝认为自己的祖先为“赵玄朗”，故而宋朝避“玄”讳，将“玄”写成“元”。明人项元汴怎么会避宋朝的讳？古书画鉴定这类情况并非个例。这似乎有是造假者的“故意”为之。

图5：项元汴在自己的藏品上会用《千字文》编号，在《明皇纳凉图》上也有用“元”字编号

第三，作者对“永兴军节度使之印”进行了考据，为今后我们遇到同样的问题提供了参考。作者举例五代杨凝式《神仙起居法》上的“永兴军节度使之印”（图6），在《明皇纳凉图》上也有，且不止一次钤盖。那也是张大千“有意”为之。因为在唐徐浩《朱巨川告身》上也有类似情况，一方“尚书吏部告身之印”官印盖了四十四处，成为《明皇纳凉图》上“永兴军节度使之印”钤盖多次的佐证。

图6：《明皇纳凉图》上，“永兴军节度使之印”

作者考据，北宋至道三年（九九七），北宋将国土划分为十五路，之后熙宁五年（一〇七二）将原本陕西分为永兴军路和秦凤路，才有了“永兴军”。南宋时，那个地方已经被金人占据，也不会有“永兴军”，更不会有“永兴军节度使之印”。而张大千给人的“错觉”是《明皇纳凉图》一直为大内收藏，怎会有地方官员反复钤印的可能。张大千作伪，只在画上“加盖”古印，而且都是一些收藏的“名印”，却不管上述历史制度背景，也是分明不把美术史学者置于眼角。从另一侧面也反映出当时的古书画收藏家重鉴藏印，而极度缺乏历史文化修养。本书作者当然不会放过这一重要线索。书中类似这种引人入胜的分析还有多处。

 拍卖是真刀真枪、真金白银的事情，鉴定则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之事。《<明皇纳凉图>研究》当然可以当成茶余饭后的“闲书”，看看故事，类似小说，这是作者的本事。也可以作为精美的画册，看看中国画之美，陶冶情操，这也是作者的本事。我认为，此书最关键的是给书画收藏家看，看看张大千造假的手段，能举一反三，古代的高手也能这样，看看程琦这类收藏家如何自欺欺人，以偏概全，最终买入假画的教训。若把书画鉴定“形而下”的技术和“形而上”的原则把握住，鉴定的准确性就会得到保障，这是收藏家最看重的地方，也是这本书最有价值之处。

注：本文原标题为《古书画鉴定的‘形而下’与‘形而上’——以<明皇纳凉图>研究》为例。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