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家族》：血缘与家庭的迷思

其实，在柴田家，从奶奶初枝到信代甚至阿治，对于像他们这样通过自己的选择而组成的所谓家庭是否真的能在当代社会中存有一隅立足之地，都是心存怀疑的。通过故事的后半段，我们发现他们的家庭被拆分，或说是回到了之前的正常状态；但另一方面，就如信代对奶奶所说，在经过他们的选择以及相处后而形成的“羁绊”，已经像一根无形的细线般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因此地理上的分散也并不能真正打散这个“家庭”。在这里，这一“羁绊”并非血缘，一家六口都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那这一羁绊又是什么呢？而也正是它的存在，使得他们的家庭得以成立，而与传统的血缘家庭截然不同。

从东方到西方的传统中，血缘与家庭的联手直接奠定了社会的产生，并且这一模式延续至今，依旧享有着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但也就是在这一神圣面具之后，我们似乎忽略了存在于其中的诸多问题，以及它可能引起的麻烦与不幸。这一点，在当下社会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本文便围绕是枝裕和的这一部电影，讨论覆盖在传统的血缘与家庭上的迷思。

一．血缘家庭的神话

《小偷家族》的故事大略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一段展现这一六口之家的艰难和游走在犯罪边缘上的生活，以及每个成员之间所形成的关心、呵护与爱。信代最终决定留下明知道会给他们带来诱拐儿童之罪的由里的原因，便直接来自于她得知由里父母对其的忽略和虐待。几乎是一种恻隐之心，让她毅然做出这个选择。而当我们仔细思考和体会这一看似轻巧的决定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信代以及其他家庭成员身上的某种巨大力量，一种同病相怜的同情以及对于他们能够给由里一个更好家庭的自信。

故事的后半段既是家庭各个成员在面对警察审问时所发现的对于其他家庭成员的过往、秘密和不幸，以及让他们所选择组成的这一家庭面对传统社会以及家庭意识形态的挑战。这一意识形态的挑战主要通过审问他们的警察之口得以表达，尤其是在那位女警察审问信代时形成正面对峙。虽然我们看到信代渐渐处于劣势，但在她犹豫与停顿的间隙，以及女警察的咄咄逼人中，作为知晓了前半段故事的观众而言，我们都知道，真相并非如女警察所说的那样。也正是在这里，导演是枝裕和所希望表达的一些思考开始进入观众的意识，并且让我们产生自己的判断。

在我看来，故事的后半段是整部电影的核心部分，即两种不同模式的“家庭”开始面对面，遭遇彼此的质疑和检验。但由于传统血缘家庭自身的漫长历史以及其与各种现实权力的结合，而使它必然成为胜利者一方，但柴田家已经形成的羁绊却并非现实的权力所能斩断的。因此当阿治和祥太在之后再次见到，那些感情不仅未消弭，反而变得更加强烈。

柴田家族的形成自有其外部的原因所致，因为其中每个成员各自的不幸故事在促使着他们走到一起，而形成一种能够互相帮助与有个照应的“家庭”。或许正确地说，这一形式更像是18世纪西方诸多初代社会主义者的想象，如英国的威廉·莫里斯或法国的傅里叶，它是一个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的共产主义社区，在这其中并不要求有其他的联系，尤其是血缘。因此，如果我们暂时粗略地看柴田家族，就会发现它其实与共产主义社区的一些想象有着呼应的部分。但在这之外，这一家族同样拥有传统家庭所包含的另外一些能力。

因此当这两者结合后，产生的便是柴田这样的新式家族，与传统最不同的地方便是它并不建基在血缘之上。血缘是东西方传统家庭中的奠基石，正是因为它的存在，家庭才开始形成并渐渐成为社会以及国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如果我们大略地观察东西方的传统就会发现，血缘家族的诞生大都标志着某种社会制度以及相应思想体系的产生。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指出，为了维持血缘家庭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家庭内部以及外部都形成了相应的禁忌，例如乱伦或同性情欲，并且通过把女性当做流通资产而得以进行家庭权力的扩大与巩固。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所遭受的压迫来源时，恩格斯从家庭中发现问题的根源。而这一切的基础都是血缘。

中国从周朝建立的嫡长子继承制，我们在西方文明的诸多阶段中也曾发现。嫡长子继承制以及家庭伦理关系的形成，从而保护了家庭的稳定，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父系家族便由此在东西方的历史中形成。这一制度蔓延至今，虽然遭遇各种思潮运动的质疑和改革，但其根基却依旧十分稳定，因为我们当下的社会以及国家法律等诸多体系的基础都与其息息相关。因此，当柴田这一“非主流”的家庭被发现后，对其的侦查、审判和摧毁也就是必需的，这是主流社会权力的律令。

二．模仿血缘家庭与超越

随着血缘家庭得以巩固，成为社会的核心部分，围绕它而形成的一系列意识形态也便被建构与运作。远古的人们或许就已经发现，通过两性而产生的繁衍机制中所存在的某种联系，由女性所孕育的新生命自然而然地成为家庭以及部落中的成员，而不会遭遇任何质疑。因此，随之而建构起的许多其他东西也就享受了这一殊荣，而被当做与之相似的先天恩赐从而忽略了对其的反思。在这其中被忽略的最重要的一样东西便是存在于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感情，如父爱、母爱，以及由此诞生的父性、母性等在如今依旧会时常被我们提起，且完全不会质疑的东西。

在柴田家族中，存在于上一代与下一代人之间的羁绊应该如何界定成为围绕在信代、阿治和祥太、由里之间的重要问题。阿治一直希望祥太和由里能喊他“爸爸”，但两个孩子始终都未能喊出口；而信代虽然对祥太说，是否称呼她作“妈妈”并不要紧，但当她最终面对女警察问她：“祥太和由里怎么称呼她”时，却依旧感到十分痛苦。在这个新式家庭中，成员之间的称呼会直接显现出他们每个人的身份。而虽然祥太和由里都并未称信代与阿治“妈妈”与“爸爸”，但后者却是以这一角色来对待和照顾孩子们的。随着故事的进展我们也发现，信代也并不是亚纪的姐姐，而初枝也不是任何人的奶奶。但是这似乎并不妨碍他们在家庭中对于自己角色的一种自觉意识。而这一自我家庭成员角色的界定则是模仿传统血缘家庭的。

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这些称谓都是血缘家庭的产物，它们其实并不像夫妻或朋友这类称谓，因此像柴田家族里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成员之间的称谓也就成了问题。这一问题的浮现依旧是在女警察和信代的谈话中，虽然信代一直以“母亲”的身份来照顾两个孩子，但由于后者从未喊过她“妈妈”而导致——在女警察以及信代自己看来——这段模仿血缘家庭而组成的家庭本身的虚构性。

对于传统家庭而言，称谓背后所隐藏的是血缘的亲疏远近。在传统中国的嫡长子继承制中，当某一对夫妻没有长子时，常常会通过家族内部的过继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而一旦过继程序结束，过继来的儿子在法律以及伦理上就成了夫妻的直系血缘亲属，从而享有一切继承权，称谓也就随之改变。西方虽然与之不完全相同，但也颇有相似之处。在简·奥斯丁的小说《傲慢与偏见》中，由于本尼特先生没有儿子，而使得他的财产最终必须由其侄儿来继承，而女儿们可能分文不落。在中国元明之后，女性被剥夺继承权，男子成为血缘家庭中唯一的正统继承人。这也是传统血缘家庭中性别歧视的根源之一。

当孩子们最终都无声地喊出“爸爸，妈妈”这些称谓时，也都是在他们的家庭被分解之后。此时，这些称谓也便有了新的涵义，即家庭的存在不仅仅只是空间形式上的，更重要是情感之间的联系和羁绊。当他们聚在一起时，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没有喊出“爸爸、妈妈”，但当他们分开后为了重新证实和巩固这一羁绊，“爸爸、妈妈”的称谓也就成了某种暗号和印证。也是这一“家庭”真正开始存在的证明，即“我自主自愿地选择称你作‘爸爸’或‘妈妈’”，而非来自于血缘的律令或外界的强迫。也正在这一自愿的选择前提下，柴田这一新式家族才正有了真正的意义。

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说称了“爸爸、妈妈”这些来源于血缘家庭的称谓就能建构出家庭，而是指出这样一种现象：新式的家庭结构模仿了传统的血缘家庭，从其称谓到成员们的相处模式等等，但重要的是，这一家庭不再有先天的律令强制性，即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的血缘之线被剪断，取而代之的是自我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彼此自由选择。

但这一新式家庭模式到底能走多远？其中的家庭成员们之间没有了血缘的联系真就能形成强烈的感情吗？初枝、信代和阿治对此都有过质疑，但随着故事的发展，这些质疑便渐渐消失，尤其在初枝奶奶心中。她似乎知道死神将至，因此对着在海边游玩欢笑的这些家人们说：“谢谢你们！”谢什么呢？我们通过拼凑电影中关于她的故事能够大略地了解她的不幸。信代说，是她把奶奶捡回来的。在丈夫背叛自己与另一个女人成家之后，初枝将一个人孤独终老。因此当她遇到这些原本陌生的家人之后，她不仅得到了照顾，也拥有了快乐。所以她感谢他们——“谢谢你选择让我拖累你们啊！”

当女警察对此质疑时，见识和思想都有限的信代不知该如何回答或反驳。因为直到这时，她依旧不能确定自己这个家庭里是否能够产生如传统血缘家庭中所拥有的那些情感与爱？

三.血缘与情感的神话

但颇为讽刺的是，就在信代对此感到痛苦和迷惑时，充满冷漠、争吵和虐待的那对年轻夫妇却成了被拐的由里的拯救者。面对媒体镜头，由里的父母都表达了对于自己孩子的爱，但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虚假的。由里的原生家庭给她带来的只有不幸，因此当信代和阿治让她自己选择是留在这里还是回到她原本家庭时，由里选择了前者。那些警察、成人以及社会都忽略了一个孩子的渴望，而以自己一贯的认知觉得，原生家庭对孩子而言是最好的去处。但众多的历史以及现实告诉我们，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对近代中国年轻的子女而言，原生家庭并非温柔之乡，而往往是他们渴望逃离和打碎的某个痛苦与压抑之地。在曹禺的《雷雨》以及巴金的《家》中，家庭是所有罪恶诞生的地方，也是陈旧的历史以及压迫的源头。我们可以想象，如果由里的父母依旧如此，那么未来的由里必然会和五四时代的青年一样，希望逃离家庭。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4岁的由里站在纸盒上，伸着脑袋往围栏的外面望，这或许就是一个意象。

关于家庭的温暖、庇护的港湾以及情感的寄托等等这些口耳相传，蔓延了千百年的神话，我们似乎都未曾有过质疑。到如今，它已经变得好似某种天生之物了，如父爱母爱，但诸多远近中外的故事以及近代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指出，父母之爱并非自然而然的天性，而是某种需要在后天学习后才能拥有的情感能力。因此，我们会看到许多父亲或母亲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去关心与爱自己的孩子，因为ta们未能从其他地方学习到。而这一学习由于其内容的特殊而更多是发生在家庭内部，并且外在的社会也会通过各种方式与途径来再生产这些意识形态，从而使其能够延续下去。但无论如何，原生家庭内部的学习是第一步，虽然这第一步错了，在之后能够通过自我的反思和再学习对其进行矫正，但许多时候由于并未意识到其中的错误，而直接导致这一能力的丧失。由里的父母便是典型代表。

在传统看来，这些情感都直接与血缘有关，认为正是血缘的联系才使得感情的产生与坚固。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传统家庭内部。在《红楼梦》中，赵姨娘便是以这一点来三番五次地要求自己的亲生女儿探春对他们多多照顾。而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存在于家庭成员之间感情的培养和建构性。由于探春从小在王夫人身边长大，因此她对于后者更有好感，而对血缘母亲赵姨娘则并没有多少感情羁绊。血缘并不是什么化学试剂，能够自动地产生诸多人类情感。情感更像是友谊和爱情，都是需要相处的时间之后才会诞生的。因此，生了由里的父母并不会因血缘而关心爱护她，而与她并无血缘关系的柴田一家却能对其呵护备至。

情感是血缘的最大神话和迷思之一，而血缘又是传统家庭的核心神话。由一而二，人们因此就常常忘了对其进行更深刻地思考，而导致许多不必要的悲剧在历史与当下反复重现。

四.结语

不像五六十年代存在于美国嬉皮士社群中的那些离家出走后而重组“家庭”的中产阶级年轻人，柴田家族的六位成员都来源于社会底层，他们的无能为力使其走到一起，既带有一定的被迫，但更多的还是他们自身的选择。这一模式并不仅仅只出现在当下，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如性少数族群或离家出走者，便尝试着通过彼此的选择而组建起新的家庭。瑞恩·墨菲编剧的美剧《姿态》（pose）中便涉及这一段历史。

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把“家”的地位层层拔高，最后使它成为座上之王，但在其宝座的阴影中，则存在着众多由于各种各样原因而被“家”驱逐或是难以被其接纳的边缘人与不幸者。而为了能在社会与世界中获得一些立足之地，这些人一边模仿着传统的家庭模式构建属于他们自己的家庭，一边又对其进行改造来使其能够容纳更多边缘人。而这些改造往往会直接牵涉到传统的权力结构，因而也就必然遭致后者的反攻。就如上文所指出的，柴田家族最终被拆毁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其不符合主流的家庭模式和意识形态，它作为一个“变态”存在于现代稳定的权力结构中，必然成为遭受打击的对象。这便是看似纯洁且温情脉脉的“家”内所存在的那部分可怖的黑暗力量。

在面对那些希望逃离家或是重建一个“新家”的边缘人而言，“家”对其的惩罚往往十分沉重。在《小偷家族》中，每个人最终都为此而受到了一定的惩罚（导演是枝裕和在此十分手下留情）。而如果我们选择不低头而与之对抗，一个极端且残酷的版本便是哪吒的结局——为了彻底解除血缘的束缚而选择“剔骨还父，割肉还母”。而这便是血缘与家庭神话所创造出的最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