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国家给地方高校发钱，是“撒胡椒面”还是“及时雨”？

前不久，一条“国家给地方高校发钱”的新闻刷爆网络，着实让不少地方高校开心了一把。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联合下达的2018年“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预算通知，该项经费高达114.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26亿元。

按照规定，这笔资金将下拨给全国3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的地方高校。

据统计，在我国的2900多所高校中，地方高校占95%，全国97%的在校大学生在地方高校学习。

因此，国家增加拨款额度用于支持地方高校发展，自然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不过，这样是否就可以让地方高校在长期以来的发展困境中得以突破呢？

直指发展不平衡

在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飞看来，此次拨款所指向的是地方院校与部属院校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里谈到，新时代社会主义的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不平衡、不充分在教育领域里也表现得非常明显。相对高等教育而言，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不平衡。”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飞说。

近些年，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投入力度也在逐渐增大。

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2016年、2017年，我国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分别为9518亿元、10110亿元、11109亿元，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

在这一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也确实得到较大发展，近些年来国内高校在国际大学排行榜上的名次不断上升就是一个例证。

“在硬件方便，比如校舍、实验设施等，部属高校与国外高校的差别不大，甚至有些高校比国外一些高校还要好。”徐飞说，但地方院校与之相比却普遍存在较大差距。而且，当前部属高校与地方高校的这个差距还有扩大的趋势，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就显得更加尖锐。

“因此，这114.6亿元的资金支持意义重大，体现了国家在解决这种不平衡问题上的意志。”

对此，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魏建国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长期以来，部属院校代表了我国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但有多个中西部省份却没有一所部属院校，这就造成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极大不平衡、不公平。”在魏建国看来，此次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地方高校，其中包括部分“部省合建”高校和“双一流”高校，实际上就是“中央在以往相关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我国高等教育布局不平衡方面所作出的重要努力”。

更偏重政策导向

必须承认，114.6亿元的财政拨款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于很多地方高校，尤其是中西部的地方高校来说，能够从中分得上亿元或者几千万元，是非常“解渴”的。

但如果横向对比，这项拨款似乎就没有了数额优势。

据2018年教育部直属高校财政拨款资料显示，获得财政拨款前两名的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依次为53.44亿元、50.83亿元。

仅两所部属高校的财政拨款，就已经快赶上今年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的总额。

因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虽然地方高校整体处于经费十分紧张的状况，此次专项拨款肯定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对于数量庞大的地方院校来说，分摊下来也就是“撒胡椒面”，能发挥的作用有限。

对此，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深以为然。

“对于接受补助的地方高校来说，此次中央财政专项拨款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但能分配到这项拨款的还是极少数学校，所以，这对于地方院校整体财政状况的缓解、办学条件的改善等，无法起到很大的作用。”别敦荣说。

2012年，我国年度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总额超过2万亿元，占GDP比重首次达到4%，此后便一直不低于这个比例。

这其中，自然包括近年不断增加的高等教育投入。

“我推测，将来，中央对地方高校的支持还会继续增大，尽管受制于财政收入增长等因素的制约，幅度可能不会太大。”魏建国说。

徐飞则强调，拿到这项资金的地方高校也许可以在基础建设方面派上一些用场，但它有一个更加明确的政策导向，即改革和发展。

根据《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该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各地改革完善地方高校预算拨款制度，逐步提高生均拨款水平；支持地方高校深化改革和内涵式发展，加强教学实验平台、科研平台、实践基地、公共服务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等；按照国家有关重大决策部署，支持地方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等。

“当前，高等教育发展还是要高举改革的大旗，继续向改革要红利。”徐飞说，这就要求地方高校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

“以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经历过很长时间的外延式的、简单的体量增长，各高校求大求全，拼综合性和体量。但现在，我国高等教育要由大到强，就需要转变思路，真正把心思用到质量、用到内涵、用到改革上来，以此来促进地方高校的发展。”

“输血”“造血”相结合

对于当前地方高校发展中的困境，尤其是经费上的困境，在别敦荣看来，还是应该多渠道解决。

“地方高校包括地方所属院校和民办院校两类。地方所属院校主要由地方财政来负责，后者应该加大支持力度，另外也要发挥地方所属高校的积极性，给予它们更多筹措资金的自主权，在政策上予以扶持，以此增加地方所属院校的财政收入，改善办学条件。”别敦荣说，另一方面，民办院校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现在全国700多所民办院校，它们的资金来源于社会资本，如何让更多社会资本进入高等教育，支持高校办学，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别敦荣认为，国家在政策制定上应该给予支持，让民间资本、社会资本支持发展高等教育。“在国家‘输血’不足的情况下，地方院校要自己‘造血’，以实现更好的发展。”

对此，魏建国也强调，地方高校要加强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同、联动关系，争取多渠道筹集办学经费。

比如在一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妨采用“PPP模式”（即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由地方高校、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合作，从而解决高校的基建经费难题，缓解政府的短期支出压力，也让企业获得一定的利益。

同样，徐飞也表示，地方政府要有相当力度或更大力度的教育投入，“114.6亿元虽然也不少，但对那么多地方高校来说，毕竟还是杯水车薪，所以我觉得，在中央财政这种具有信号意义的资金引导下，希望地方政府做好配套，同时吸引社会资本、民间资本乃至国际资本”。

采访中，他还特别强调了地方高校发展困境中的人才问题。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如今，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是否拥有最优秀的师资力量，应该是地方高校发展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徐飞说。

当前，高校人才流动颇受关注。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区域上，多是由中西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流动到东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在高校间，多是由地方高校流动到部属高校。

不过，作为地方高校的苏州大学，近些年却取得飞速发展。“这里面有地方财政大力支持的因素，但更大程度上，还是要有人才的培养与引进，才使它取得今天的成绩。”徐飞说。

呼唤“现代大学制度”

当然，地方高校发展的困境不止经费一方面，而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也由来已久。

1999年，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高校扩招由此拉开大幕，这在当时也成为推动地方高校发展的一个强劲动力。

但就像前文所述，我国高等教育要由大到强，则要求高校提升教学质量，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进入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以后，我觉得地方高校主要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管理的问题，另一个是如何评价的问题。”储朝晖说。

在他看来，当前地方高校严重依赖于行政管理，而这种管理模式是很难办好学校的。

“此外，地方高校的评价主要还是依赖于当地的行政部门，或者由行政部门委托，比如教育部的评估中心。”储朝晖说，这就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用什么标准评价、评价过多过滥。

“评价标准过于单一，同时评价的次数太频繁，评价的方式也过于简单。事实上，这种评价还是类似于上级行政部门的检查，而不是一个专业的第三方客观的评价，因此评价过程就存在大量造假。”

在储朝晖看来，要想推动地方高校的发展，最关键的还是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让大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让大学的发展主要由大学内部，或者更直白地说，主要由大学教师决定。

对于储朝晖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看法，徐飞也表示赞同。

“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指导下，地方高校要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规范治理体系，比如成立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提升治理能力。”徐飞说，除此之外，地方高校还可以与地方企业走融合式协同发展之路，开展定制式联合培养，提升与地方的黏合度。“当前，地方高校通过转变发展思路，完全可以转劣势为优势。”

同样，加大地方财政支持、扩大地方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观点，也得到了别敦荣的认同，因为“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来讲，这不仅是一种战略性投资，也可以解放地方高校生产力，提高发展效率”。 

（原题为《国家给地方高校发钱，是“撒胡椒面”还是“及时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