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说童年创伤：与自己的“内在孩童”和解

2008年，荷兰莱顿大学生物医学数据科学家巴斯· 海曼斯和他团队进行了一项研究，让他们从无言的基因中看到了一场发生在60年前的大饥荒。

在1944到1945年荷兰那个“饥饿冬天”里，受饿的怀孕母亲产出的新生儿比一般婴儿都要“重”，当这批婴儿步入中年，他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更高，患肥胖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精神分裂症的比率也更高。

也就是说，你或许根本不知道你的母亲怀着你时经历了什么，但你的身体记得，就像母亲讲述给腹中的胎儿一样。婴儿并未切身经历母亲的饥饿，但他们身上负责燃烧脂肪的那部分基因却变得“沉默”。

从那以后，表观遗传学——一个研究后天环境对基因的影响的领域——开始逐渐受到科学家们的关注。基因的甲基化则是该领域较为普遍的研究之一。

后来该团队又在2014年的论文中，鉴定到了181个与饥饿经历相关的差异甲基化位点，这些位点所在的基因主要与代谢调控相关。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基因通过表观遗传的方式，记录着类似于饥荒这样的苦难创伤、外部环境给身体带来的影响，并让这种记录在代代之间流传。

成人基因对创伤的反应尚且如此，儿童呢？

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说过：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近些年有越来越多的研究都逐一证实童年创伤与基因甲基化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一生”或许还不足以治愈一段不幸的童年，还得搭上后面几代的人生。

“凶手有着不幸的童年”

和天灾人祸带来的创伤比起来，孩童的创伤往往在代价付出之后浮现，比如某地发生杀人事件，凶手被逮捕后都被爆有“不幸的童年”或者“不幸的家庭”，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比如近二十年前的“马加爵案”和最近的“吴谢宇弑母案”。

2020年发表在《精神病学，心理学和法律》上的一篇研究甚至分析了经历不同类型童年虐待的连环杀人狂的杀人动机，会倾向以何种方式杀人，以及以何种方式处理尸体。比如童年受到心理虐待的杀人狂往往是出于强奸的目的实施谋杀，并且更倾向于杀害前折磨受害人。

孩童早年发生的创伤往往被淡化和完全忽视：毕竟，若孩童还不具备完善的描述意识，也不记得它们，对于成人它们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我曾以为我没有什么创伤，可前几天我爸妈因为我的穿着习惯与别人作类比取笑我，我才发现我可能错了，”21岁的小张说。天气冷的时候他不太喜欢更换羽绒服，“我知道他们是我最亲近的人，也知道他们没有恶意，明明可以一笑而过，但那时候的那种尴尬，心头无比紧张他们的下一句话，感觉浑身发抖欲发冷汗，恐怕我永远难忘。”

如果要给童年创伤做一个分类，根据美国国家儿童创伤压力网，儿童创伤分为霸凌、社区暴力、复杂创伤（指儿童暴露于多种创伤事件，通常是侵入性和带有人际关系性质的）、灾难、药物伤害、身体虐待、性虐待、恐吓等13个种类。

孩童的成长环境是其幸福的来源，也可能是其苦难的来源。因此，家庭和学校就成了“最安全但也是最危险”的地方。

“谈到家庭，我觉得它是没有拼好的拼图。不是说它没有完成，而是拼图从一开始就是缺块的。”

小邱从小生活在以继母和弟弟为中心的重组家庭里，就像童话故事描绘的，继母对小邱尖酸刻薄，父亲则是不冷不热。现实世界没有魔法，在这样充满压力的环境里，小邱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常出现突然性晕倒。父亲带她去过几次医院，但诊断和治疗“每次都不了了之。”

进入高中，小邱打算竞选班干部，但这一举动让其他同学视其为“眼中钉”，从最初语言上的冷嘲热讽到后来肢体上的推搡，不堪其扰的小邱不得不选择了休学。不美好的童年和被校园霸凌的青少年经历最终导致她在高一第一学期就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II型。

直至今日，20岁的小邱仍然深受童年创伤的困扰，她无法和中年女子正常交流，因为那总会让她想起自己的继母。

国际社会上有一种“儿童期不良经历评分（ACE）”，在普通人群中，得分越高的人，自杀、吸毒，或者患上抑郁症、心脏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概率越高。2016年发表在《BMC公共卫生》上的一篇研究就证实了童年时期遭受身体虐待和性虐待与成年期患糖尿病高度相关。2019年发表在《柳叶刀精神病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强调，童年创伤可能会改变大脑结构，使抑郁症加重或反复发作。

在国内，父母不正确的教育方式、繁重的学业压力、校园暴力等因素可能影响青少年成长。近年有研究显示，青少年被检测出心理问题的概率正在走高，但许多父母可能很难意识到自己在其中的负面影响，经常“使错劲”。

“我的父母都不太善于表达情感。当我提出一些想法时，我爸的第一反应是否定我。父母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又怎么指望他们倾听呢？”今年21岁，就读文产管理专业的小陈说。

“35例刑事案件，30例被告都是家属”

虐童、针对儿童的暴力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童年创伤的主要来源，也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密切关注。

“虐待”，看似遥远的一个词，或许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留下过痕迹。国际社会普遍将儿童虐待（child maltreatment）分为大致四类：身体虐待（physical abuse），情绪虐待（emotional abuse），性虐待（sexual abuse）以及忽视（neglect）。

一个人今天某种特定的、怪异的、潜意识的行为，或许就是曾经父母的谩骂，老师在全班面前对自己的羞辱，或是同学的暴力、孤立所结下的果。

2021年有一项针对962名大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他们中的22.1%在18岁之前受到情感虐待，38.6%受到身体虐待，8.6%受到不同程度上的性虐待。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输入关键字“虐待”和“未成年人”进行搜索，显示有189例刑事案件文书，其中，从2018年到2022年共有35篇属于虐待儿童行为的刑事案件。此外，还有多达2757份未经筛选的文书属于民事案件。

根据这35份刑事案件判决文书，30起案件的被告为受害人家属，5起为教育工作者，包括学校老师和“特训营教官”。他们的虐待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辱骂，掌掴，脚踢，用衣架、木棒、竹棍、PVC水管殴打，被害人分别被打至昏迷口吐白沫、骨折、器官出血、昏迷或落下残疾。此外，加害人还会采用牙签、针、烧红的火钳等工具施以虐待，或者将孩子关进“小黑屋”、手脚捆绑、禁食等。

细看施暴原因，家长大多以孩子不听话、学习成绩不好、不认真做作业、未能实现父母任务等出于“教育”的目的实施虐待；老师则是以交头接耳，检讨字数不足等原因体罚、教育学生；“教官”因为学生不服从管理，“按照规矩”对学生拳脚相加或持械殴打，但“规矩”原本写明的是“学生违反相关规定或者不听从管理，教官可对其进行超负荷体能训练、背负重物以及打手心和臀部等体罚”。

除了家庭和学校，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在世界的某处，百万婴儿降生于战火之中。叙利亚内战爆发9周年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报告显示至少480万叙利亚儿童在内战期间出生，大约9000名儿童在冲突中死伤，另有大约100万儿童以难民身份出生在叙利亚邻国。叙利亚危机爆发12年以来，暴力、流离失所和缺乏基本服务持续困扰着儿童的生活。

2022年，叙利亚251名儿童丧生；2021年有近900名儿童丧生或受伤。自危机开始以来，死亡和受伤的儿童总数已接近13000。

逝者已逝，幸存者又该如何走下去？2021年，地雷、战争遗留下来的未爆弹药是儿童伤亡的主要原因，使许多儿童终身残疾。疾病、强奸、被迫卖淫，除了这些，战乱中的孩子在心理上还要承受PTSD、焦虑症、抑郁症带来的痛苦；部分儿童迫于生活，要靠撒谎、偷窃和出卖身体才能生存，甚至会被征为童兵。

无数幼小心灵堆叠起来的苦难与悲伤，最终都会转化为整个人类社会不可挽回的成本。儿童基金联盟委托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对针对儿童暴力的全球直接和间接成本进行评估，2014年公布其调查结果：估计每年因针对儿童暴力损失7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8%。

“这不是你的错”

小邱的手臂上还有无数条小刀划过的刀疤，那是她给自己的“惩罚”。小邱认为，是因为自己不够乖巧，成为了家庭的负担。她以这样的方式为自己“赎罪”。这些伤痕伴随小邱至今。

美国心理学者贝弗莉·恩格尔所著的《这不是你的错：如何治愈》一书中，提到过一个人久久不能走出童年创伤，并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问题或攻击行为，很大部分原因是源于创伤带给自己的“羞耻感”。

“羞耻感是残忍暴力行为以及破坏性关系的源头，也是很多成瘾行为问题的核心。在所有情感中，唯有羞耻感会破坏我们对自我的评价，认为自己肮脏丑陋、低人一等、毫无价值、不值得被爱。如果一个人长时间受羞耻感的折磨，他会厌恶自己，从而不惜自虐甚至自杀。”

经过五年的研究，她发现“慈悲心”是治疗羞耻感的良方。2003年，克里斯汀·内夫提出“自我悲悯”的概念，就如同佛教中“悲悯”的意思包含了对万事万物包括自己在遭受痛苦时产生的同情感。概念提出后迅速引起了心理学界的兴趣。“原来，自己也可以同情自己。”

贝佛莉说，自我悲悯可以加速人体释放后叶催产素(oxytocin)，此类荷尔蒙可以提升信任感、镇定度、安全感、慷慨度和联结感。“将悲悯拓展到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失败和各种苦难，这对我的来访者，尤其是儿童虐待的受害者而言尤为重要。”

心理健康问题尚没有标准的解决方案，重要的是正视和疗愈。面对心理疾病，首先应正确认识它，青少年时期正是学习、认识世界的时候，心理健康教育也就尤为重要。

《2020年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素养现状》调查数据显示，关于是否会寻求帮助，当自己出现心理问题时，30.8%的青少年选择了“肯定会”，而16.1%选择了“不会”；面对家人、朋友出现心理问题时，54.8%的青少年选择“肯定会”，有5.8%选择了“不会”。

意识到自己或身边的人出现较为严重心理问题并且无法通过自我缓和的方式解决时，最重要的就是寻求帮助，可以向父母、心理咨询师倾诉，向医院寻求帮助。现在，线上诊疗的方式在我国精神心理领域很受欢迎，不同于线下问诊，数字化医疗在精神心理领域更具优势，并且部分精神心理咨询不依赖仪器设备的检查和生化指标的检验，线上问诊可能为我们点亮一盏灯。

后疫情时代，大众心理问题逐渐受到更多的关注，精神卫生缺口问题提上日程。

意识少，人才少，资源少，缺口大，使得心理健康问题日渐暴露的同时又难以短时间解决。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的年轻医生王慧说：“我国精神障碍患儿已经超过5000万，总体就诊率不到20%，而我国儿童精神科医生只有500人左右。” 去年8月，王慧获得了北京大学青年医师奖，是儿童精神卫生领域唯一的获奖者。

2022年两会期间，许多人大代表就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提出近十多条建议。国家层面接连出台政策，表明了对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程度。

心理健康除了政策推动，也离不开法律的保护和支持。

在儿童专门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开篇总则第1条就是强调儿童身心健康的保护，并从各方面规定了儿童的身心保护；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从预防儿童犯罪的角度，强调对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事先预防与事后矫治。

值得注意的是在立法层面，儿童身体健康保护和心理健康保护上缺乏明确的划分。上述儿童心理健康保护的法律规定中，几乎所有条文都将儿童的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合并表述为“身心健康”。

营造良好的儿童成长环境更离不开家长、社会和国家层面的努力与协同，当然也包括自己的努力。

“我经常被我爸否决，包括我最大的绘画梦想，这导致我承受‘痛苦’的下限很低，常常很久才意识到自己身处于一种‘不喜欢’和‘不健康’的状态，这一点我在放弃考ACCA的时候才意识到。”小陈说。

“不过我觉得，要走出创伤，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去追寻‘超我’，发现自己的闪光点，汲取配得感。我现在状态很好。但遗憾的是很多人都没能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

撰稿：周奥岚

可视化设计：周奥岚、付雨涵

统筹：朱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