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静如｜“有限的政治姿态”：清遗民夏孙桐末年一瞥

清遗民群体中，夏孙桐（1857-1942）不是特别耀眼的一位。就创造性或争议性而言，他有些淡乎寡味，在近代学术史、思想史、政治史领域似乎都谈不上影响或面目。可查的惟一一篇以他为题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是研究他的诗词的，就中更偏重于他的词作与词学，反映了他的影响所在（参见方慧勤《夏孙桐诗词研究》，苏州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不过，他晚年处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统治”之下，与伪满小朝廷、汪伪政权人物及日本人有互动、来往，一方面有意识地开启对近代史的“默省”，另一方面又努力面对自己的道德困境，做出回应。以历史的后见之明与夏孙桐的知识结构来看，其“默省”也许并无大过人处，但“默省”意识的存在，使他更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位置”及其“张力”。这是我们感兴趣的。

夏孙桐

一

夏孙桐官至杭州知府，但1938年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也署先朝旧史官”（《自题花之寺看海棠图》，《观所尚斋诗存》卷二，民国二十八年铅印本）。追溯起来，他在翰林院编修任上时，就与修国史会典。清室逊政后，他参与编纂了《清史稿》及徐世昌主编的《大清畿辅先哲传》《晚晴簃诗汇》《清儒学案》，还参与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撰写。像他这样同时参与了五种大工程的，并不多见，显示了他在传统目录学、史学上的造诣与名声。他在诸老间颇有资望，曾为缪荃孙、叶昌炽、陈曾寿、冯幵、郭则沄、关赓麟、赵椿年、张仲炘、汪曾武、黄公渚等人的编著题耑（详见夏武康、夏志兰整理《闰庵公遗墨辑录》，2004年自印本，17-38页）。1938年秋，傅增湘藏园举行“蓬山话旧”第五集（前清进士雅集）时，他是最年长的一位。基本上，他目睹了中法战争以来的所有军国大事，尽管从未置身于事件的中心。最接近的一次要数庚子事变，1900年秋冬，他奔赴西安“行在”，然而也远离事变的中心北京。他作为清遗民或清遗臣，处在类似的行列。他从未出任、也未谋求过民国政府的官职（供职清史馆应当作单独讨论），这使他与成多禄、郭则沄、许宝蘅、缪荃孙或孙雄那样的“遗民”不同，经得起道德考验。可是，除了礼节、名分，他又从未与溥仪小朝廷发生过实质的政治关联，从丁巳复辟到伪满建立，他都是局外人，这有别于刘廷琛、周馥、罗振玉、郑孝胥或胡嗣瑗那样的遗民。

后人编《闰庵公遗墨辑录》

但是，历史是细腻的，看似淡乎寡味的夏孙桐也从未隐身而自外于历史，只是需要我们费一些捕捉的功夫。1939年，夏孙桐《观所尚斋文存》印行，卷末附《自述》一篇，记及清室逊政之局：

武昌肇乱，遂致改革之变，避地上海者两年。有采旧望、招之出仕者谢之，而无买山归隐之资，不得已客游乞食，膺聘佐修清史。（《观所尚斋文存》卷末，民国二十八年铅印本）

“武昌肇乱”自是清遗臣口吻，“遂致改革之变”却与他惯用的“国变”二字有别。他为余诚格（1856-1926）、缪荃孙（1844-1919）、朱祖谋（1857-1931）、奭良（1851-1930）、陈名侃（1848-1929）、刘南（1830-1912）诸人撰述的墓志铭或传记依次有云：

公于国变后，隐居上海，凡十余年，自号愧庵，以见志事。（《书望江余寿平中丞事》，《观所尚斋文存》卷四）

国变后，文献凋零，咸惧国粹湮没，购书、刻书之风转盛。吴兴刘翰怡、张石铭两君并裒集丛书，咸向就正。（《缪艺风先生行状》，《观所尚斋文存》卷四）

辛亥国变后，不问世事，往来湖淞之间，以遗老终矣。（《清故光禄大夫前礼部右侍郎归安朱公行状》，《观所尚斋文存》卷四）

遭国变后去官。（《史馆满洲三君传·奭良》，《观所尚斋文存》卷四）

国变后，公深自韬隐，历十余年而后殂逝。（《前副都御使陈公墓志铭》，《观所尚斋文存》卷五）

宣统三年，遭国变，忧愤致疾，次年正月初三日卒。（《历任绵州直隶州知州刘公墓志铭》，《观所尚斋文存》卷五）

凡言及清室逊政，无一例外，皆用“国变”二字。我们当然可以设想，自述不比述人，不便抬高自己，用“国变”二字来衬托个人的遭际、反应与“气节”。但这种“降调”更可能出于别的原因。这些墓志铭或传记都写于伪满建立以前，而他的这篇《自述》又作于日本全面侵华以后。这会不会影响到“叙事”的修辞选择？我们可以带着这个疑问，进入夏孙桐的晚年世界。

《观所尚斋文存》，夏孙桐自题书名

二

“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夏孙桐《吉林成澹堪龙沙感事诗遗墨乃易箦前所作其子属题》其一写道：“兴山黑水旧岩畺，翻近他人卧榻旁。谁解绸缪思未雨，伊川一叹早神伤。”（《观所尚斋诗存》卷二）题中提到的成多禄，病卒于1928年11月20日，当时张作霖被炸死，“易帜”尚未落定。成多禄“易箦”前的龙沙感事诗遗墨肯定与此相关。夏孙桐题咏首句中“兴山”是兴安岭，“黑水”是黑龙江，次句中“他人”指日本侵略者，其为借题发挥，咏眼前的“九·一八”事变无疑。同题第二首，有句云：

雀螂鹬蚌催危局，怅望筹边何处楼。（《吉林成澹堪龙沙感事诗遗墨乃易箦前所作其子属题》，《观所尚斋诗存》卷二）

“雀螂鹬蚌”之句，指民国以来军阀派系间的连年混战，当然还包括了新生的国、共力量。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他反复致叹，尤其是面对国土日益沦丧之时。北京沦陷后，他作有《世事一首》，有句云：

唐镇纷争原祸始，秦庭孤注未盟寒。（《观所尚斋诗存》卷二）

1938年，东南各省沦陷后，他又作有《扬州慢》一闋，慨叹“忍看看，金粉东南，都作芜城”，1941年曾发表在龙榆生主编的《同声月刊》上，有句云：

燎原祸始，更何须、身到才惊。（《同声月刊》第1卷第3期，1941年）

1939年，广东沦陷。他又于庚辰元旦即1940年2月8日这一天，作了一阙《满庭芳》，下半阙有云：

迁延。天漫问，厓珠又失，皋佩空捐。几壮怀销，猿臂残年。长此纷纷蚌鹬，劫灰畔、默省因缘。春婆梦，看人醉醒，凄语诉蛮笺。（《悔龛词笺注》，夏志兰、夏武康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00页）

引人注目的仍是“长此纷纷蚌鹬，劫灰畔、默省因缘”几句。无论是“雀螂鹬蚌”“纷纷蚌鹬”，还是“唐镇”，都是夏孙桐对及身而见的“当代史”的一种看法，所谓“劫灰畔、默省因缘”。这是描述了民国史的一个表面现象，还不太谈得上解释，或者说只给了一个表面化的解释：“祸始”是民国以来的内部“纷争”。

《悔龛词》书影

1937年底，夏孙桐的《南楼令·宫怨》则提供了更为冷峻的观察。此题共有四首，第一首写道：“白露冷瑶阶，停琴别有怀。旧荣华、逝水难回。自古蛾眉同见妒，邢与尹、一般哀。/云雨梦荒台。谁怜宋玉才。关新妆、争宠频来。学得楚腰人尽瘦，犹自惜、镜鸾开。”原稿有自注：

前半阙言分党相争，同归于尽也。后半阙言人尽趋时好，犹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也。（《悔龛词笺注》，186页）

不难看出，“宫怨”词是寄托之作。自注“分党相争，同归于尽”对应上半阙的“邢与尹、一般哀”，仍不出“鹬蚌”之喻。自注又说“后半阙言人尽趋时好，犹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也”云云，则分明含着一种解释。“时好”指涉“新”的“进步”学说、主义、观念是无疑的。1926年底，另一清遗民郭曾炘曾议论道：“自帝制推翻，而旧学说无所用，共和立国未几，国会一再散，总统一再逐，元首一席，近已无从产生。新学说又无所用之，此时只有人人自由行动而已。余谓人人自由行动，此大乱所以终不已也。军阀也，官僚也，政客也，商会也，工党也，流派也，土匪也，虽团体大小不同，而各有其势力，各有其派系，极言之，无非耗斁生灵而已。”（《郭曾炘日记》，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9页）夏孙桐所持看法当与之相近。不过，有两点区别：第一，1926年北洋政权还没垮台，国、共作为力量不似抗战时那样显著，郭曾炘看到的主要还是“国会一再散，总统一再逐”；第二，郭曾炘以“新学说又无所用之”“人人自由行动”来解释民国的失败，过于简单清晰，又缺少地缘、世界视野，不及“时好”二字有引而未发之势。“时好”是“现代性”之产物，上与公理相契，下得大众欢心，通常容易占据制高点。不同“时好”之间总是存在紧张，就现实而言，彼此的争夺倚赖于实力、策略、情势、时机等等因素，但就理路而言，“时好”具有自证性。除了最后的实际赢家，在历史进程中，“时好”并不能真正依其所是落地，来加以检验，因而“自证”便成了惟一的权威。从思想史或哲学角度看，“现代性”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确证，由它而来的“时好”，当然亦是如此。戊戌政变以还，激进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主旋律，其原因即在于此，至少是其中之一。当然，如果旨在回答1937年中国何以遭受日本侵华之辱，或“民国”何以失败，那么“时好”或“激进主义”这样的解释就远不够细腻、完足。直到今天，它仍是众多军事史、党史、宪政史、经济史、工业史、思想史、世界史、比较史诸专业学者所致力回答的问题。历史进程中的个体，至多能提供微观体验与观察。夏孙桐的“默省”是一例。

三

夏孙桐《南楼令·宫怨》共计四首。上文所引为第一首，也是惟一有自注的一首。作为组诗，不可能只有一首有寄托，其他三首为闲笔。后人夏志兰、夏武康整理的《悔龛词笺注》，只注解了部分词语、典故，没注出“本事”或“隐曲”来。我们进一步钩深索隐，便可明白，其他三首并非没有寄托，只是不便注出。先看第四首：

携手下庭阶，宫娥劝别怀。祝平安、鸾驭遄回。建业文房多秘宝，休付与、劫灰哀。/何处避风台。艰难保障才。漏沉沉、漆室忧来。虎踞龙蟠形胜在，闻喜宴、可重开。（《悔龛词笺注》，259页）

从内容看，这首写蒋氏国民党政权1937年底迁都重庆，南京沦陷。“祝平安、鸾驭遄回”“虎踞龙蟠形胜在，闻喜宴、可重开”是期待国民党早日驱逐侵略者，还都南京。但是，夏孙桐生前手定的《悔龛词续》却独独删去了这一首。这是为何？1926年，夏孙桐《悔龛词》曾由朱祖谋刻行，编入《沧海遗音集》丛书。夏孙桐殁于1942年初，《悔龛词续》的编定自在此前。《词续》交付龙榆生后，龙氏拟编入《沧海遗音续编》。龙榆生是朱祖谋的词学传人，又与夏孙桐有很深交谊，如此安排，甚合情理。说起来，龙榆生在南京主编《同声月刊》时，曾请夏孙桐题字，杂志从1940年创刊号到1942年第2卷第6期都用夏孙桐字。夏孙桐辞世后，才改用叶恭绰题字。抗战胜利时，《词续》已刻版，有红印本问世，龙榆生手自批校（龙榆生手校红印本，旧藏黄永年教授处。黄永年教授2007年亡故，不知此本是否还在？），但龙榆生很快因仕伪被捕，此版遂毁。1962年，同为翰林出身、时任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的陈叔通特加关照，才得以铅印行世；陈叔通、叶恭绰两人还都为此本署了耑。显然，当时龙榆生供职南京汪伪政权，而此词奉蒋氏国民党政权为“朔”，如果不删，交付龙榆生编校，不啻指桑骂槐。

龙榆生

龙榆生还没仕伪时，夏孙桐与他有过时局方面的交流。北京沦陷之初，龙榆生颇为挂念，驰函问讯。夏孙桐在回信中说了大概情况，还议及陈三立之死，有云：

散原作古，以达观言之，脱离尘世苦恼，未始非福。如蒙之老而不死，反当羡之。危城情景与庚子大不同，秋词竟无继作者。（《闰庵公遗墨辑录》，203页）

1937年9月14日陈三立卒于北京寓所，夏孙桐作有挽联一幅：“牛耳骚坛，瓣香争奉江西社；鹃声故国，丹旐凄悬蓟北秋。”（《闰庵公遗墨辑录》，183页）上联讲诗坛地位，下联讲北京的沦陷。夏孙桐在信中说陈三立“脱离尘世苦恼，未始非福”，自己还略有几分羡慕，就是因为“危城情景与庚子大不同”。1900至1901年的庚子事变中，北京也是“危城”，日后文学史上留名的《庚子秋词》便作于此时。王鹏运等人庚子前后几年的词稿，夏孙桐手中恰好藏有汇钞一册，还曾手自装裱为《刻烛零笺》册子（详夏孙桐《刻烛零笺跋》,《悔龛词》附录《观所尚斋文存补遗》，1962年铅印本；另参见《咫社词钞》第十二集《说明》，南江涛编《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第12册，568页）。但现在情势不同，“秋词竟无继作者”。日本侵华与庚子事变不一样，是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意在吞并中国的全部领土。从1937年7月底的“北平地方治安维持会”到1937年12月14日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都是傀儡组织，具监管性质，北京城中的肃杀气息与政治压力，不同于庚子年。《南楼令·宫怨》第二首便是写此局势：

花柳拂香阶，临春忆胜怀。怅西风、团扇秋回。阅尽兴亡多少事，胭井冷、几人哀。//近水有楼台。题红更妙才。御沟深、一叶传来。信道宫中多秘密，鹦鹉畔、口休开。（《悔龛词笺注》，186页）

“怅西风、团扇秋回”里的“团扇”是宫怨题材的本地风光，这里主要带出“秋”字，庚子、丁丑之秋，都在指涉范围之内。“胭井冷、几人哀”虽有典故，却是以庚子事变中的珍妃之死指代当下的“丁丑事变”。“题红更妙才”指北洋旧人献媚取容，不论是“北平地方治安维持会”、伪临时政府的和平宣言，还是王揖唐之流的肉麻文章，都深符此喻，“妙才”二字寓有讽刺意味。最后，“鹦鹉畔、口休开”，指在北京沦陷区内感受到的政治压力。

《刻烛零笺跋》，载《悔龛词续》附录《观所尚斋文存补遗》

明乎此，便可知夏孙桐手定《悔龛词续》，收录《南楼令·秋怨》三首，却仅注出第一首“本事”的两点用心：第一个原因是“分党相争，同归于尽”是可以明说的，并无违碍；第二个考虑是注出第一首的本事，就可以留下线索，提醒读者注意整组词皆有时事寄托。

四

人是社会性的存在，总是要直面现实生活。夏孙桐也不例外，清室逊政后他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笔耕。他不但偶尔要与充当汉奸的北洋旧人周旋，还要直接与日本人周旋，例如桥川时雄，例如土屋竹雨。1927年12月，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通过《人文科学研究所暂行细则》，议定以庚子赔款修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王式通、江瀚、吴廷燮、柯劭忞、孙雄、杨钟羲、罗振玉等人一样，夏孙桐也参与此项工程，任分纂。桥川时雄是核心人物之一，他与《提要》撰稿人的通信，还班班可考（参见萨仁高娃《有关〈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通信》，《文献》2006年第3期）。抗战爆发，这项事业未即中辍。夏孙桐这一时期不少作品发表在《雅言》杂志上，此杂志由“余园诗社”负责，而余园即是桥川时雄的北京寓所，也是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者的不时交流之所。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桥川时雄离京时写有《余园落叶赋》二十首（仅存四首），1962年桥川时雄听说台湾那边已经印成《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特地写了《余园旧忆四首》寄给王云五，“以志谢忱”（今村与志雄編《橋川時雄の詩文と追憶》，汲古書院2006年版，134页）。从这些事实来看，夏孙桐生活在一个多重关系相交织的现实世界里。

桥川时雄

1939年秋，土屋竹雨访问中国，来到北京，桥川时雄、王揖唐先后举办过两场欢迎宴。桥川时雄设宴于会贤堂，傅增湘、夏孙桐、郭则沄、夏仁虎、黄孝纾诸人与宴。土屋竹雨名久泰（1887-1958），字子健，号竹雨，出身文化世家，有《猗庐诗稿》行世。他年轻时就读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政治学科，1928年在东京麹町创立艺文社，主编汉诗文月刊《东华》。列名《东华》杂志的中国“名誉员”（社宾）包括溥儒、溥僡、王揖唐、汪荣宝，“顾问”包括陈宝琛、升允、郑孝胥、吴闿生、齐白石、袁励准、曹经沅、杨啸谷、程淯、王一亭、黄宾虹、罗振玉等人（参见稻畑耕一郎《傅增湘诗篇遗留日本考——兼论〈东华〉与〈雅言〉之关联》，林宗正、张伯伟编《从传统到现代的中国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281-301页）。会贤堂的欢迎宴上，他们有诗词唱和，相关作品以《燕京唱和集》为总题发表在《东华》杂志第一百三十八期（1940年1月）。土屋诗云：“万里泛楂来自东，会贤堂上会诸公。湖山秋比苏杭地，冠带人追魏晋风。世乱殊知文可贵，节佳转愧句难工。醉余犹有挥弦意，目送数行天际鸿。”可以说是寻常文字，除第三联“世乱”二字聊作点缀外，诗中没有日本军国的胜利者姿态。夏孙桐和诗云：

藉甚诗名沧海东，且欣倾盖得逢公。尊前主客联今雨，世外襟期慕古风。醉倚斜阳秋未晚，句赓白雪和难工。凤城烟景犹如昨，天畔冥冥听塞鸿。（转引自前揭稻畑耕一郎《傅增湘诗篇遗留日本考——兼论〈东华〉与〈雅言〉之关联》）

也是名副其实的应酬文字，相当浮泛，辞不甚炼，情不甚深，世不甚明。夏孙桐晚年很多诗作都发表于《雅言》，《雅言》上却无此首踪迹。傅增湘尤然。作为《雅言》实际负责人，傅增湘有约稿、统稿的压力，其个人诗作往往既发表于东京的《东华》杂志，又发表于北京的《雅言》杂志。应酬土屋竹雨的那首诗，却只见于前者，不见于后者。无论夏孙桐还是傅增湘，很可能都是有意为之：本就是礼节性的场面语，又何必在国内刊物上发表？我们可以视为一种“有限的政治姿态”。

傅增湘

当然，《雅言》杂志本身就是日伪政权笼罩下的产物。1943年日本大使重光向阳在东交民巷宴请北京耆旧时，傅增湘不但与宴，还将唱和集《东郊雅集诗》登在了《雅言》杂志上。傅增湘的诗很醒目，题为《闻大使西山过耶律文忠墓》，诗云：“奕奕衣冠照碧波，感人遗德阅年多。楚才晋用今犹古，笑问苍生可奈何。”落款署：“重光大使新自金陵移节燕京，得瞻丰彩，喜而有作，录呈吟正。”（《雅言》癸未卷一，南江涛编《民国旧体诗词期刊三种》第8册，438页）傅增湘守节不坚，显而易见。虽然如此，我们可以再作一些并不离谱的推测：可能迫于某种压力，这组《东郊雅集诗》不得不在《雅言》上登出，对比一介文人土屋竹雨受到的待遇，这种行为模式很好诠释了“欺软怕硬”四个字；或者，字面上，傅增湘内心“耍了滑头”，并未直接阿谀重光向阳，而是就耶律楚材写起，以疑问句“笑问苍生可奈何”收尾，启发重光向阳多行“善事”。

无论作何推测，我们旨在说明，所谓“有限的政治姿态”，离不开它与世俗生活之间的平衡。对它既不宜有过高标准，也不宜有过高评价，而应注意人之为人是如何“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无论他是想进一步，还是退一步。

五

当我们注意到这种“有限的政治姿态”后，夏孙桐如何看伪满，就会是一个问题。我们回到《南楼令·宫怨》的第三首：

无语对空阶，长门寂寞怀。暗猜详、绿转黄回。试问倾城何结果，娃馆去、马嵬哀。//桃李尽舆台。群芳未易才。顾昭阳、鸦影还来。留得凋残金粉气，生面改、待谁开。（《悔龛词笺注》，186页）

这首也没有自注，但可以断定，是咏溥仪伪满的。这里可以举出三个互相协调的阐释：“暗猜详、绿转黄回”跟早先伪满的建立相关。一，笔者曾指出郭曾炘《落叶诗》“转绿年光亦刹那”指短暂的丁巳复辟（参见笔者《“清遗民”与北洋政府的依违离合——以漫社诗人群体为中心》，《诗书画》2016年第4期。另外，郭曾炘这首诗见于孙雄编印的《落叶集》，夏孙桐同题之作也收录在此集。作为作者之一，夏孙桐手中肯定藏有《落叶集》，无疑读过郭曾炘的诗作），同一意象自然也可以被关联到伪满。二，“马嵬哀”指唐玄宗身不由己，与溥仪伪满的处境正同。三，“留得凋残金粉气，生面改、待谁开”中的“凋残金粉气”最宜注意，溥仪虽然是清王室、旧天子，但从故宫到天津，再从天津到长春，一迁再迁，徒存血脉，象征意义也变得稀薄起来，尤其要命的是，溥仪在长春建立的不是“大清”，而是“（伪）满洲国”，一个日本人扶持的傀儡政权，不具合法性，用“留得凋残金粉气”来形容再合适不过。这个道理可以参见伪满建立时汪荣宝的感慨，载于郭则沄自订年谱里：

异时有编《纲目》者，必大书曰：“帝为满洲国执政，清亡。”是大清不亡于辛亥，而亡于今日也。（郭则沄《郭则沄自订年谱》，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73页）

准此，“群芳未易才”就应当指围绕在伪满溥仪身边的旧臣，而“生面改，待谁开”则可以视为一位逊清老臣的担忧。

1941年夏，夏孙桐得到伪满溥仪颁赐的匾额。溥仪为什么要赐匾？因为夏孙桐是光绪八年壬午科（1882）举人，1942年又是一个壬午年，按照旧例，可以重赴鹿鸣宴。夏孙桐感激之余，写了两首诗，题名为《来岁壬午为六十年重逢乡举之期蒙行朝颁赐匾额纪恩感遇敬赋二律》，其一云：

宸章褒宠主恩宣，拜赐遗臣一泫然。新政久闻停蕊榜，殊荣无异预萍筵。过江鲫愧庸才厕，告朔羊犹旧制沿。在野自甘名士翳，殷殷说项赖群贤（自注：事由旧交许季湘、宝瑞臣、袁洁珊、胡琴初诸公及门人陈仁先合词上闻）。（《雅言》辛巳卷七，南江涛编《民国旧体诗词期刊三种》第7册，297-298页）

据自注，伪满溥仪赐夏孙桐匾额，是由许宝蘅、爱新觉罗·宝熙、袁金铠、胡嗣瑗、陈曾寿奏请的。称“陈曾寿”为门人，是因陈曾寿为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1903）进士，夏孙桐充此科会试同考官。夏孙桐纪恩诗写成后，傅增湘、邢端、袁毓麐、傅岳棻、胡嗣瑗、夏仁虎、诸以仁、朱师辙、张一麐、陈汉第、陈敬第、金兆蕃、关赓麟、王季烈、仵墉、朱彭寿、尚秉和、杨鼎元、梁启勋、章锡奎等人有和作，最后结集为《闰枝先生乡举重逢纪恩唱和集》，登在《雅言》杂志上。从“宸章褒宠主恩宣，拜赐遗臣一泫然”等句来看，夏孙桐笃守君臣之礼。不过，结尾“在野自甘名士翳，殷殷说项赖群贤”恐怕并不仅仅是交待始末、感谢友朋这么简单。一方面它表示谦卑，另一方面主要强调了自己的山野名士身份，匾额是他人奏请。题目中“蒙行朝颁赐匾额”的“行朝”即行在，谓流亡或行旅中的天子政权，只能是承清王朝而言。就伪满洲国而言，“行朝”二字实属不通。可见，夏孙桐的“纪恩”，立足于清王朝遗臣身份。如此多不动声色的修辞处理，包含了对伪满的否定，至少是一种悬置。它反映出的心理或认知，完全可以与《南楼令·宫怨》里的“留得凋残金粉气”互相发明。

夏孙桐内心的这种认知还可以与他的其余诗作对读。1938年，夏孙桐作为蓬山话旧第五集（前清进士雅集）最年长的一位，在诗中写道：

玉堂旧梦原天上，汐社新盟又酒边。落落晨星余几辈，沧田遑问义熙年。（《为傅沅叔题蓬山话旧图二首》，《观所尚斋诗存》卷二）

结句“沧田遑问义熙年”是说：面对当下时局，“清遗民”身份已是过去时；并不是这一身份真的不复存在，而是说在国土不断沦丧的当下，基于国家内部政权更迭的这些身份，没有意义，也并不重要。置身北京沦陷区，真正能感受到的是中国人身份。这也许可以解决我们前面的疑问。夏孙桐“劫灰畔、默省因缘”之句，明明是不满意中华民国，而把它的失败归因于“分党相争，同归于尽”或时人的“尽趋时好”的，却在1939年的《自述》中调整了关于清、民易代的经典“叙事”，将过去惯用的“国变”二字，变而为“武昌肇乱，遂致改革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