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纳粹治下德国艺术界的“净化”行动

1934年，希特勒杀掉了恩斯特·罗姆及其他数百名冲锋队队员，从而铲除了党内政治异己，此后不久，他在1934年的纽伦堡党代会上发表演说，开始更明确地规定艺术的可容许范围。他指出，立体派、未来派、达达主义等流派的艺术家，如果认为新帝国的缔造者愚蠢和不坚定到可以被他们的废话糊弄—更不要说被吓住，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会发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化艺术工程的委托工作，会毫不眷顾地忽略他们，好像他们从来不存在一样。

但是，在给新“艺术殿堂”的开幕展挑选展品时，明确原则的持续缺失还是显露了出来。尽管汉夫施滕格尔对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心存抵触，1936年7月，他还是奉命到慕尼黑帮新博物馆挑选作品。希特勒想要一场“全方位、高品质地表现当代艺术的展览”。但是，画作评估团（包括一些二流艺术家，比如在艺术圈以“阴毛大师”之称闻名的现实主义裸体画画家阿道夫·齐格勒，以及设计了“艺术殿堂”的建筑师保罗·特罗斯特的妻子格尔达·特罗斯特）现在只清楚哪些作品不能接受，至于哪些可以接受，他们仍然一头雾水。评估团只好决定公开竞选。参选的唯一要求是具有德国国籍或属于德意志“种族”。当汉夫施滕格尔问道，诺尔迪和巴尔拉赫是否可以提交作品时，那位出身巴伐利亚的内政部长答道：“我们拒绝的是作品，不是画家。”最后总共提交了1.5万余幅作品，其中900幅入选。然而，希特勒亲自来看选出的作品时，还是在盛怒下扔掉了其中8幅，吼道：“我不能容忍这些半成品绘画。”这是他诸多暴跳如雷的著名场景之一。

为提高后续展览—未来七年中每年一次—的水平，希特勒开除了评估团的大部分成员，任命时任其首席摄影师和艺术顾问的海因里希·霍夫曼主持全局。霍夫曼很快就在决断被提交来的成千上万件作品方面变得相当高效—他坐着一把机动轮椅穿梭在画廊中，每经过一幅画就冲后面小跑着的助手喊一句“要”或“不要”。他自豪地告诉一位同事：“今天我一上午就驶过了两千幅画，要不怎么能按时开展？”同年11月底，戈培尔进一步加强了文化控制，禁止一切艺术评论：

我们取得政权后，我给了德国批评家四年时间自我调整，以适应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然而，1936年艺术批评领域却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的进步，我现在命令：自即日起，禁止任何此前那种艺术批评行为……艺术批评家将被艺术编辑取代……以后只允许这些艺术编辑进行报道，他们将以纯洁的心灵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念处理该项任务。

1937年6月30日，戈培尔授权齐格勒（他不仅从评估团清洗中幸存了下来，还被进一步提拔为帝国文化协会一分支机构的负责人）“从帝国、州和市属的收藏中精选、预备一批1910年以来的德国堕落艺术品（包括绘画和雕塑），以筹备一场展览”。

齐格勒并非伟大的艺术家，但作为一名展览组织者是绰绰有余了。虽然齐格勒在6月30日才接到收缴艺术品的正式命令，他和他的委员会还是早早“精选和预备”了数百件作品，将其分类，并在7月19日组织了一场展览—一场任何博物馆馆长都会羡慕不已的盛宴。齐格勒行动之迅捷让藏品主管们几乎没有时间反应。在柏林的文化部官员匆忙给普鲁士的博物馆去电，警告即将到来的清洗运动。为让画作离开展馆，藏品主管们立即归还从私人藏家和艺术家那里借来的作品，比如埃里希·赫克尔的名画《帐篷布上的圣母像》（清洗期间，画家把它埋在自己的画室里）。“国家画廊之友”收藏的毕加索、布拉克、杜飞及蒙克的作品被该协会主席埃德蒙·冯·德海特男爵存到了蒂森银行的保险库里。1938年的一道法令称不再给被没收的艺术品支付赔偿金，于是国家画廊之友惊慌地卖掉了这些作品。

7月7日，展览委员们出现在国家画廊，手上拿着单子。齐格勒亲自带队，助手有鲍迪辛伯爵、沃尔夫冈·维尔利希（《德国艺术殿堂的净化》一书的作者，疯狂的种族主义者）和其他几名同类人物。汉夫施滕格尔拒绝接待他们，陪同的工作再次落到了他的助手保罗·奥尔特温·拉韦头上。

在第一轮突袭中，68幅油画、7件雕塑及33件版画作品被掠走了。这种场面在全德各博物馆重复上演。在不来梅美术馆，瓦尔德曼教授引用清洗者自己的理论，说李卜曼是犹太人，其作品不能拿去展出，只能被封存起来，而且不能被转移，从而保住了该艺术家的9幅作品。从埃森的弗柯望博物馆被拿到慕尼黑的作品竟达1202件，因为其纳粹馆长鲍迪辛伯爵对保护这些作品毫无兴趣。其中就有不久后被约瑟夫·普利策救走的《浴者与乌龟》（马蒂斯作）。汉堡损失了1302件作品。卡尔斯鲁厄“有幸”为筹划中的展览贡献了47件作品。星期五，即7月9日，齐格勒一伙抵达慕尼黑，来到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的馆长办公室，要求馆长带他们去新州立画廊、图书馆展室及库房。但国家绘画收藏馆这次只损失了16幅作品，因为其馆长与元首关系密切。

评估团和委员会疯狂活动的高潮，出现在恐怕是艺术界有史以来最怪诞的三天。7月17日，帝国文化协会召开年会。希特勒坐在听众席，戈培尔称“这个时代沉重的致命疾病—它的可怕病症正以傲慢的、挑衅般劣质的艺术品为形式—潜伏在我们博物馆的地下室里地阁楼上”。齐格勒为了奉承地回应元首近来的数次怒火，补充道：

谁把我们的青年画成瘦弱的白痴、把德国的母亲画成尼安德特穴居女，谁就表现出了不可否认的堕落性；谁向这样一座完美的艺术之家提交劣质的、二流的或者未完成的作品，谁就没有理解我们的时代的文化需求。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那个被宣布为“德意志艺术节”的美丽星期天，慕尼黑人民见证了一场非同寻常的盛大表演。由七千余人、动物及车辆组成的演出队伍蜿蜒穿过街道，走向新博物馆。从这个队伍可以看出，纳粹对“日耳曼”一词的解读非常宽泛：金色的维京船只混在古日耳曼服饰中；队伍中有萨迦中的祭司和先知；查理大帝走在狮子亨利和腓特烈“巴巴罗萨”前面；装扮成文艺复兴时期德意志艺术家的人紧跟在一队穿盔戴甲的雇佣兵后面；此外，新的纳粹建筑的巨大模型也包含其中。纳粹机关报《人民观察家》兴奋地报道：

正是在他们的宝剑的护佑下，丢勒、霍尔拜因和克拉纳赫才能为德国人民创造出艺术作品。艺术家和士兵，他们难道不是兄弟吗？

可能为了不给这一论点留下任何疑问，表演的最后一个“场景”由国防军、冲锋队、工程部队、摩托化部队和党卫军组成。希特勒在其第一座公共建筑那光彩照人的大理石前，向德国的现代派收藏发出了致命一击。拉韦为我们作了这样令人胆寒的描述：

人们期待希特勒考虑到艺术之家开放的美好时刻，会突然说些喜庆的话，并给他的人民一些认可和鼓励。然而他的讲话中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在长期的政治运动中，人们已经习惯了谩骂和威胁，但这次开幕演讲有一种异常骇人的气氛。经过一段冗长乏味的、不如略去不说的引言—关于现代派和日耳曼观念的对比……和艺术中的意志与知识之类艰深的学术问题—之后，希特勒确实赞扬了新艺术之家的优点，以及自己为之所作的贡献。突然，他话锋一转，用一种为权力痴狂的、夸大其词的、蔑视的口吻，表露了他真正想说的话。他禁止艺术家在画中使用任何不见于自然的形式。如果他们愚蠢、病态到继续使用当前的形式的话，那么医学机构和刑事法庭将出手阻止这种欺骗和腐化。如果有人不能在一天之内就实现自然形式……那他的不利形势就不远了……谁也不要自欺欺人。每说一句，希特勒的语气就多一分焦躁。他激动得发怒……嘴里淌出涎水……以至于他的随从都惊恐地看着他。如果一个人严重扭曲着、不住挥手且来回锤着拳头，他是不是个疯子……？“从现在起，为了反抗压迫我们的艺术的最后因素，我们要领导一场不屈不挠的净化之战、一场不屈不挠的灭绝之战。”他咆哮道。

被这一席话惊得目瞪口呆的观众，陆续走进被讥为“庸俗之宫”和“慕尼黑艺术品集散地”的新博物馆。里面的陈列呆滞乏味，内容被严格限制为理想的徳国农民家庭、商业裸体画和英雄战争场景，其中很多作品是评估员齐格勒自己的。刚刚经过调教的艺术媒体尽责地报道说，“粗制滥造的东西已被严格清除掉了”，“被接纳的只有那些在同类作品中属于经过充分创作的典范之作，以及不会让我们对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心生困惑的画作”。尽管元首被画成“一名身着银色盔甲、手擎翻滚旗帜的马上武士”，而且“一幅女性裸体画被摆在突出位置……她表现了健康人体中蕴藏的快乐”，但是此次展览从根本上说仍是失败的，参观率很低。40作品销售就更差了，希特勒最后只好为政府买下了大部分作品。

相较而言，在这场“德国艺术的激情”之后三天开幕的“堕落艺术”展，却表现得完全相反。齐格勒现在一定极其疲惫，他又一次以一篇演讲启动了展览，这篇演讲一方面呼应了希特勒前几天的讲话，同时又斥责了那些想要让其同胞看这种“堕落典型”的博物馆馆长们。

一座曾用来贮存石膏模型的破败建筑中，塞满了前几周从其他博物馆清理出来的数百件作品。其中一处展厅的门的上方写着“给过他们四年时间了”。没能理解这句话的113名艺术家的作品被当作反面典型在此展出。施莱默和基尔希纳的作品说明是“野蛮的表现方法”，迪克斯和格罗斯的反战作品被称作“反兵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工具”，表现主义雕塑因对黑人的雕刻而被指提倡“对种族意识的系统根除”。另一间屋子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无数犹太垃圾中的精选代表作”。梅青格尔、鲍迈斯特和施维特斯的抽象派和构成主义作品直接被称作“十足的疯癫”。展品图录是本印刷糟糕、内容混乱的小册子，里面混杂着希特勒的艺术演讲中最恶毒的话。展厅墙上满是嘲讽性涂鸦。为“保护”儿童，他们不许入内。

截至11月30日停展前，涌入的参观者超过了200万人，有时展馆内太过拥挤不得不临时闭馆。但也有不同声音。一个德国军官协会致信帝国文化协会，抗议展览中竟有战死凡尔登、曾获铁十字勋章的弗朗茨·马尔克的作品。于是，马尔克的《蓝马塔》被迅速撤走了，但是他的另外四件作品仍留在展厅中。尽管汉诺威收藏家伯恩哈德·施普伦格尔博士急忙从一家慕尼黑画廊买走了诺尔迪的水彩画，而且许多艺术爱好者都赶来看他们喜爱的作品最后一眼，但是亨岑和拉韦都悲伤地指出，政治宣传已经产生了作用：所有德国人都想忘掉近期的艰苦，都想忘掉当前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动荡，政府成功地利用了这些愿望。然而现代派画家不允许他们这么做。不过新的现实将由纳粹政权独力塑造。

这些重要仪式过后几周，“彻底净化”真正开始了。藏品主管们继续他们的拖延对策，清洗者艺术原则的混乱也给了不小帮助：

在柏林，委员会起初没收一切哪怕只带有一点印象主义风格的作品……但第二天早上齐格勒缓和了指导原则后，一大批画又被放回去了。而在霍夫曼先生眼中，什么东西都是“堕落的”……尤其是斯莱福格特和科林特的风景画……科林特的《因塔尔风景》（1910年）……在霍夫曼看来，是天才与堕落结合在同一幅画中的典型……地上风景是绝妙的，但天空却是颓废的！

幸运的是，这幅画中的地上风景更胜一筹，所以它才能在柏林展览至今。（科林特的早期作品被普遍认为是“非常日耳曼的”，他造成的问题仅仅通过禁止他在1911年之后的画作就解决了，而那年他中风了。）

全德上下，藏品主管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借口保护他们的收藏：作品不是正在照相馆就是正在修复中。科林特的《特洛伊木马》之所以得以保存，是因为拉韦建议国家画廊赶紧用它从科林特的寡妻手里换了一幅“堕落”程度小一点的画。有些博物馆管理人员拒绝执行任何非书面的清除命令。在柏林的印刷坊，净化委员会找到一大堆盒子，里面装着2000余幅版画。他们只检查了其中588幅就身心俱疲地离开了。当晩，印刷坊藏品主管维利·库尔特设法从其他博物馆找来同作者的次一等版画，替换出一些最珍贵的作品，从而保住了蒙克、基尔希纳和毕加索的许多无价艺术品。然而，也不是所有博物馆都这样认真负责—汉堡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将一批禁画交给了迫不及待的画商，其中包括一幅德加的作品。但是这些逃避手段也只能抢救极少一部分藏品。到最后，没收委员会从德国各公共收藏机构清除了将近16000件作品。

现在新问题来了：怎么处理这么多艺术品呢？“堕落艺术”展（在慕尼黑开幕后开始在德国巡回展出）只接手了其中几百件作品。清洗来的艺术品只好运到柏林，暂时储存在哥白尼大街的一家仓库中。运出之前，巴伐利亚博物馆认真给所有作品上了保险，申报说它们有“巨大的市场价值”，帝国文化协会慷慨地支付了保险费。

戈林最早意识到这批无主财宝的潜在经济价值，因为他搞收藏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于是，他派自己的代理人泽普·安格雷尔去挑一些在外国很值钱的画作，这次小试牛刀让他入手了塞尚、蒙克、马尔克的作品以及至少4幅凡高的作品。戈林随即将其变现，以购入他喜欢的早期大师作品及壁毯。安格雷尔将塞尚的《石桥》及凡高的《杜比尼的花园》和《嘉舍医生像》卖给了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弗朗茨·柯尼希斯，得了大约50万帝国马克。在表面工作上始终一丝不苟的戈林向国家画廊支付了16.5万帝国马克，算是给被清洗作品的补偿，这笔买卖很划算，据拉韦说，仅《杜比尼的花园》一幅画就不止25万帝国马克。

因为急需外汇，其他纳粹领导人也在利用这个财源偷偷赚钱，但他们的买卖只是九牛之一毛。1938年3月，没收委员会主席弗朗茨·霍夫曼宣布了一批要进行“净化”的博物馆。而剩余收缴作品的命运还等着元首来决断。其实希特勒在1月份已经去看过这些储存品了。后来他在6月签署了一项法律，规定政府可以不必给“受保护”（Safeguarded）的作品任何补偿。这是官方第一次使用“受保护”这一委婉说法，此后十年，该词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暗语。希特勒这一行为，实际给不受限制的贸易大开了方便之门。戈培尔很高兴，他在日记中表示，希望自己可以“从这些垃圾中赚点钱”。

于是“堕落艺术品利用委员会”便应运而生了，其委员有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艺术品交易机构的主管罗伯特·斯科尔茨、齐格勒、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以及柏林的画商卡尔·哈伯施托克。其中，哈伯施托克靠在保罗·卡西雷尔公司工作起家，与欧洲的主要画商都有联系，安排他进委员会的做法使得现代内幕交易丑闻看上去有些幼稚。为避免露出任何不当之处，委员会成员应该在交易时回避。实际处理这些非凡货物的销售工作的是四位著名画商：卡尔·布赫霍尔茨、费迪南德·默勒、伯恩哈德·伯默尔和希尔德布兰德·古利特。他们接触现代艺术品都有好多年了：默勒是诺尔迪和法宁格的代理商；伯默尔是巴尔拉赫的朋友；古利特曾因展出现代派作品，被逐出茨维考博物馆；布赫霍尔茨则是库尔特·瓦伦丁的导师，后者将他在纽约的画廊命名为“布赫霍尔茨”以示敬意，卢塞恩拍卖会上也有瓦伦丁的身影。

国际市场早已为这些买卖作好了准备，因为像鲍迪辛伯爵这样有先见之明的博物馆馆长在希特勒刚上台时就开始出售“无法接受”的作品了。上述代理画商得到指示，买卖只能以外币结算，以免国内对堕落艺术品“产生正面评价”。幸运的是，交易的运作是由一位见多识广的律师、业余的艺术史家罗尔夫·黑奇进行的，他很清楚库房里那些东西的真正价值。黑奇在柏林郊外的尼德尔申豪森城堡设立了拍卖场。在这里，四位大画商可以用很低的价格买到作品，只要他们给的是外币就行。就连德国人也能购买，只要他们手上有美元、英镑、瑞士法郎或者元首感兴趣的任何东西。

一名叫埃马努埃尔·福恩的二流罗马画家在1938年下半年听说了这次买卖活动，他在慕尼黑学院读书时就认识齐格勒，于是立即找他商量，齐格勒让他联系黑奇。黑奇同意接受福恩收藏的19世纪日耳曼风格的绘画，给他一些“堕落”作品作为交换。福恩把这些画拿回了意大利，并保证有朝一日一定将其归还德国。他死后，这批藏品竟真的留给了慕尼黑市立画廊，而慕尼黑是他的妻子索菲耶的家乡。

出售艺术品的消息传得还要更远。瑞士巴塞尔艺术博物馆馆长格奥尔格·施密特成功说服该市议员们给他5万瑞士法郎参与拍卖，他说保护优秀艺术品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这笔钱，他在尼德尔申豪森城堡和卢塞恩拍卖会上都用得很好。库尔特·瓦伦丁当时还是德国公民，这一身份使他能从这里获得作品清单上的许多作品，这些作品使他成了纽约的主要画商，并且他继续频繁到柏林冒险。黑奇卖画几乎不求任何回报，只为将它们清理出德国。战后一项研究表明，仅国家画廊一家流出的艺术品，就能列出20多页的目录。而成交价格读起来让人难以置信，例如：

画家画作成交价及去向

M·贝克曼《南部海岸》20美元，卖给布赫霍尔茨

M·贝克曼《自画像》1瑞士法郎，卖给古利特

W·希勒斯5幅水彩每幅0.2美元，卖给伯默尔

W·康定斯基《宁静》100美元，卖给默勒

（现藏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

E·基尔希纳《街道》160美元，卖给布赫霍尔茨

（现藏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P·克利《歌手罗莎·西尔伯的声音结构》300美元，卖给布赫霍尔茨

莱姆布鲁克《跪着的女人》10美元，卖给布赫霍尔茨

不用说，那四位代理画商转手卖出时通常获利更大，但这一点他们并不总是汇报给委员会。

1938年秋，堕落艺术品利用委员会成员、画商卡尔·哈伯施托克向希特勒和戈培尔建议，公开拍卖可以增加这些极低的收入。哈伯施托克带他的瑞士密友、他在卡西雷尔公司的同事西奥多·菲舍尔到仓库看画。两人从中挑出了126件作品，这就是来年6月那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出现在卢塞恩拍卖会上的作品。这一做法并不早。尽管有这些买卖活动，哥白尼大街的仓库中依旧满坑满谷，令人头疼。为了不折不扣地执行希特勒的净化政策，弗朗茨·霍夫曼努力地处理掉剩下的艺术品—那些被他称作“毫无利用价值的”艺术品。他提议把它们“付之一炬，以此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政治宣传”，他还主动要求“发表一篇讽刺性的葬礼演说”。

闻听这一想法，黑奇和画商们震惊无比，他们尽力把艺术品往外拿。但是戈培尔竟然同意了霍夫曼的计划，于是，1939年3月20日，1004件油画、雕塑连同3825件素描、水彩画、版画，在街边的柏林消防局总部院内作为消防演习的工具被烧毁了。尼尔德申豪森城堡的艺术品躲过了火烧之劫，后来被陆续卖出或换走了。德国艺术界的整个“净化”过程，以及在火中的“最终解决方案”，预示着未来六年将要发生的可怕事件。

（本文摘自林恩·H·尼古拉斯著《劫掠欧罗巴：西方艺术珍品在二战中的命运》，刘子信译，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