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记忆②｜淮剧在上海：难留的乡愁与最后的坚持

杨子，博士，上海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2009年作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在读二年级博士生，她以视觉文化研究为方向，选择了上海的剧场为研究对象，包括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下河迷仓、民间淮剧杨四戏班等。其中民间淮剧戏班的演出和剧场成为杨子论文中非常独特且重要的一部分。“从剧场的生产发展、剧场的现场表演和文化生态来探究一个城市的文化发展与社会变迁，是一个对我颇具吸引力的挑战，需要在跨学科的视域下去探索剧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2018年5月，杨子在工作的上海艺术研究所。 张洪斌 图

2009年8月，杨子第一次走进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瑞虹路的新兴淮剧团的剧场，在第一篇田野日志中她写道：

“2009年8月17日下午3点半 天气：雨转晴

下午侃文（杨子做纪录片的朋友）带我去瑞虹新城附近的苏北人聚集区，那是一片破旧的民居区，与周围的高楼及现代商厦形成鲜明的反差。在逼仄狭窄的巷路上行走，心里不禁担忧这片小区的未来：一旦被拆，这群客居者将何去何从？多年来这里持续上演的民间淮剧是不是面临永久的谢幕？

剧场位于一个破落的堂屋内，舞台狭窄，正在上演一出古装戏。舞台左边坐着管衣箱的老头，侃文说，2002年他来拍纪录片时，老人家88岁高龄，7年过去，老人应该95岁了，精神看起来很好。舞台右边是三位琴师。看见我们走进堂屋，无论是琴师还是舞台上正在唱戏的演员，都将视线转向我们，但嘴里唱的戏，手上弹的曲依旧进行着。三四个演员在台上表演，丫鬟小姐轮番上阵，浓妆之下还是能看出演员已过中年。拉开的红色幕帷积满了灰尘，那可不是一年两年的灰尘啊。管衣箱的老人旁边垒着三个老式的木头箱子，最顶上的箱子一侧用粉笔写着‘周桂香’三个字，大概是某位演员的名字吧。衣箱上立着一块小黑板，写着‘二度梅’三个字，这应该是今天下午这场戏的戏名了。剧场空间不大，观众席摆着六七排椅子，能容纳六七十人。演员在台上咿咿呀呀地唱着，台下零星做了十几位老妪，还有一位老翁，年龄都在60岁以上。他们对我和侃文两个外来客充满了好奇，视线从舞台转向我们。

90年代初，淮剧演员在后台准备。 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侃文找到他拍纪录片时认识的一位中年男子，40多岁的样子，显然他想不起来侃文了，侃文尴尬地拿下墨镜，几经启发，中年男子终于有了记忆。在侃文介绍我给他认识，并说出我‘对淮剧等地方戏有兴趣，想为此写一本书’的目的时，中年男子转向我，微笑后蹙眉说道：‘没有什么好写的。’侃文问及剧团目前的经营状况，他指向零星的看客，说，‘你都看到了，根本没钱赚。’”

位于瑞虹路1号的上海新兴淮剧团剧场“隐藏”在一片棚户区密密匝匝的小楼之间。 张洪斌 图

11年过去了，上海每天都在发生变化，民间戏班的数量不断减少，新冠疫情对剧团和观众的影响更是直接。目前，新兴淮剧团只是断续演出。观众的人数并没有增多，不过是各自的年龄都更大了一些。班主们没有结束戏班的意思，也并不打算为了吸引观众做更多的努力。相比起来，2018年5月，当杨子与澎湃新闻谈起民间淮剧时，戏班的境况还更好一些。杨子老师讲到民间淮剧在上海的发展、辉煌时期，也对民间戏班生存的艰难及其保留的价值，以及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城市发展之于情感与记忆的尊重，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地点：上海艺术研究所

时间：2018年5月17日

澎湃新闻：请跟我们介绍一下淮剧进入上海的起源和演变？

杨子：淮剧起源于淮河流域，苏北以上的地区，也就是今天江苏的阜宁、盐城和淮阴等地。距今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1906年，淮河洪水泛滥，所以很多难民沿着京杭大运河南下，来到了苏南和上海地区，寻求生计。他们当中的淮剧艺人就将他们的盐淮小戏带入到上海。19世纪中叶，开始移入苏南及进入上海的苏北人，由于文化程度低下，又缺乏专门的技术，他们不得不去从事当地人不愿意从事的苦力活或低等的职业，所以淮剧早期的观众主要是从事冶金、纺织、手工、运输、码头等等这些行业的贫苦百姓。他们的居住也主要是在黄埔江和苏州河沿岸的码头，以及市区的边缘地带。因此，成为社会偏见和歧视的对象。“苏北人”被“污名化”的历史在移民南迁的背景中拉开了序幕。

90年代初，淮剧的观众人数和演出剧场面积都大大好于现在。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之后，淮剧的地位得到了迅速的提高。这个和淮剧主要的受众群体——产业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得到迅速提高是有很大关系的。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淮剧在新中国的地位得到迅速提高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当时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总理的故乡是淮安，淮安又是淮剧的起源地之一，周恩来总理的个人魅力，也有助于淮剧在新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淮剧剧场边缘性的地理分布也在上海解放之后得到了一个彻底的改观，市区各大剧场都向淮剧开放。而且政府也设立专属淮剧演出的剧场，譬如说像1957年上海文化局就将北京东路的金城大剧院设立为专演淮剧的剧场，并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题词为黄埔剧场。

1950-1960年代新中国的“戏曲改革运动”简称“三改”（改人、改制、改戏），部分民间戏班被改造成国办剧团，对剧目的改造同步进行，涌现了一批优秀传统剧目和现代题材剧目。但与此同时，一些传统戏被禁演，导致部分剧团无戏可演或因剧目单调被迫解散。其后接踵而至的“文革”更是给淮剧带来灭顶之灾，不论人民淮剧团还是散落民间的戏班。

2018年5月，忙完家务事，新兴淮剧团的老板娘赶紧上妆，马上就轮到她上台开唱。 张洪斌 图

80、90年代，上海民间淮剧戏班开始重兴，原因之一是1984年的时候，国务院颁布了相关政策，放松了对人口流动的限制。这个政策为改革开放后新一代的苏北淮剧艺人进入上海，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也为剧场源源不断地提供了新的观众。而此时的上海社会依然存续着对苏北人的刻板印象，所以上海本地出生的苏北移民后裔，将摈弃苏北文化、融入上海主流文化，作为摆脱偏见与歧视的主要途径。这一时期，观众的老龄化以及新一代的苏北移民的后代对乡土观念的日益淡薄。换句话说，他们不会去听淮戏，不会去看淮剧了。

加之80年代，影视业的发展，大众艺术欣赏的渠道和倾向多元化，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上海国有剧团面临着新生代的淮剧观众造血机制欠缺的窘境。作为上海市唯一的国办淮剧团，在80年代初期就已经面临着这个熊市。90年代初，观众流失日益严重，很大程度是因为彼时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制造业整体外迁，留下了大批的下岗工人，而在他们中，淮剧受众占据了一定的比例。有些老的观众退休早，工资少，消费能力低下，所以淮剧市场就愈加萎缩了。

90年代初，淮剧团的观众。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和上海淮剧团的市场萎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海民间淮剧戏班，由于他们的地理分布广泛且票价低廉，所以，民间淮剧戏班反而开始进入市场分一杯羹。

来自苏北的民间淮剧艺人，他们在苏北人聚集区开设各种简易剧场，以低廉的票价吸引了苏北籍观众来进了剧场来看戏。所以80年代末南下的新一代移民和老一代移民观众，一同构筑了上海民间淮剧戏班在90年代兴盛的这样一个景观。在它最鼎盛的时候，上海民间淮剧戏班的总数达到17个之多。但民间淮剧戏班的兴盛，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到21世纪初，民间戏班开始衰微，具体的时间是2003年。那一年，我们国家发生了非典，非典是民间淮剧戏班兴衰的一个分水岭，但并不是它衰微的一个绝对的原因。

观众的老龄化，同时，城市拆迁改造运动，给了民间淮剧戏班的生存最致命的一个打击。根据2001年到2007年的《上海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得到就是2002年和2003年这两年，是从1996年到2006年这十年当中，全上海市拆迁户数总量最多的年份，同时也是主要的3个苏北人聚集区杨浦区、虹口区和闸北区拆迁户数总量最多的年份。所以城市改造运动或者说是资本的空间运动，给了民间淮剧戏班一个致命的打击。它把大批的观众，迁移到分流到了郊区，观众流失严重，同时这些分布在苏北人聚集区的剧场，也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

新兴淮剧团的剧场本来是一处仓库，受到演出营收不断减少的影响，内部也根据需要不断地调整改建。 张洪斌 图

澎湃新闻：民间淮剧班的特点及独特性在哪里？如果不是客观原因的影响，为什么能对老一辈观众的粘性如此高？

杨子：在民间戏班的剧场里面，观演之间的互动无论是在演出前、演出后还是在演出当中，都是无处不在的。观众走进剧场的时候，演员就开始端茶倒水，和观众互动来联络感情。这样的一个前期的感情联络，其实是为他在表演当中的互动，最重要的一个观演互动“打彩”奠定情感的基础。什么叫打彩？其实就是给小费的意思。演员在表演的时候，观众可以因为被剧情所打动，或者是表达对演员的喜欢，上台去把钱交给演员，那么演员在表演的时候，不会因为打彩而中断他的演出。所以，在观演之间是不存在第四堵墙的，剧场里的戏剧表演始终处于自由的、不间断的创作过程之中。

90年代初，观众为演员打彩。 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我每次去戏班看戏、调研，我也要打彩。我觉得打彩可以分出两类观众。一种是理性的观众，一种是非理性的。理性的像我这样，就是每场演出下来大概消费100块钱左右，要看这个演员有多少，就这一台戏里面，有多少演员在台上演。如果每个演员都去打的话，至少每个演员给10块钱，那么你跟把他关系好的话，有可能给20块或者50块。那么一场戏下来，如果有10个演员的话，每个演员打10块那这场戏的打彩的数目就是100块了。那么，也有一些观众，他为了捧角儿，或者是表达对这个演员的特别喜爱，他可能出手很大方，一次性给个几千块，甚至上万块都有。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是经常有的。

新兴淮剧团的老板娘周桂香在演出中，不时有观众上前打彩。 张洪斌  图

其实现在的“打彩”和解放前的“打彩”是完全不一样的性质。目前的“打彩”是戏班的唯一的一种营收方式，因为大部分民间戏班都没有表演的执照，它只能通过这个在剧场中通过演员收小费的方式来获取收入。然后演员与戏班按比例进行分成，维持戏班的运作，也让演员获取一定的收入。但是解放前的“打彩”，它是在演员演到悲情戏的时候，台下的观众将硬币直接扔到舞台上，或者是将纸币放在鞋子里面，把鞋子扔到舞台上，表达对这个剧情的认同。所以，往往在一出戏散场之后，观众都要跑到舞台上去找自己的鞋子。

演员与观众之间关系的深浅，决定了观众是否给“彩头”及彩头的金额大小。事实上，戏班的观众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当然，也有很多时候，被演员们热情招待的观众，并不是因为对方演技，也只是出于情面上台前打彩。因为彼此人数都有限，演员在台上唱，对谁给自己打过或没打过心中有数。演出后的致谢敬烟等行为，对观众的称呼也是亲缘式的，老年观众皆是“老爹”、“爹爹”、“老娘”、“老奶”等，年轻一点的称呼就是小弟、小妹。演员将自己与观众的关系亲密化、稳定化，通过“拜干亲”的方式，以非血缘性的“亲属”关系来保证经济上的稳定与获利的最大化。

新兴淮剧团的老板娘周桂香不仅是演员，日常还要靠个人关系维持每场演出的观众数。 张洪斌 图

“现在我们这个戏就像以前的旧社会，靠人家给消费维持。以前的旧戏都是这样，观众给小费。所以我们唱戏唱的是‘人情戏’，都是靠自己的戏迷朋友来捧场，吃的是人情饭。”有淮剧演员这样描述自身与观众之间的联系。但正是这种直白的关系构建以最丰富的社会资本资源结构网络，在戏班的生存中发挥着具有实际意义的作用。

这些来自苏北乡镇的民间艺人从原有居住地迁入城市时，依据原有社区的传统人际网络群聚而居，建立起一个独特的演艺与生活空间。正如社会学学者李培林说：“在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这种与现代性原则格格不入的传统社会网络，却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发挥着节约农村——城市劳动力迁移成本和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澎湃新闻：到现在，淮剧包括戏曲民间戏班面对着资本挤压的问题，除了保护性的国营院团方式，对于民间剧团未来有什么样的设想和建议？

杨子：对于一个在外客居多年的，或者是和上海已经融合很多年的苏北籍的观众，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他们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变化。但是，唯一没有变化的是，他们胸腔深处的这样一个乡音。所以，对为什么来到剧场看戏这个问题的回答。大多数的观众的答案都是说，苏北人就要听苏北戏，有一种乡情在里面，所以说，剧场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想象的家园。

2018年5月，剧场并不是每天都有足够的观众。人数太少，演出就取消，演员和观众就拉拉家常，如同亲人串门一般。 张洪斌 图

针对民间戏班的一个地理分布的社区属性，可以将它纳入基层的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范畴。由基层文化单位从场地和资金补助等方面，对民间戏班进行有步骤、有计划的这样一个安排。一方面可以丰富社区文化的生活，另外一方面有可以从社区群众的需求出发，借助社区群众艺术团体的力来促进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其实苏北民间淮剧戏班的这个表演实践以及他们的这个剧场变迁，给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是谁的城市？谁可以在这个城市中被赋予表演和观看的权利？这些弱势群体的诉求，往往是被城市规划师和设计者所忽略，而在他们这些自我营造的剧场空间里面，通过乡愁式的表演，表明了他们在面对强势的、巨大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和城市变革的时候，他们延续他们自己的生活和文化记忆的本能和方式。

部分内容摘自杨子著作《表演上海：剧场空间与城市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