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欠当”的凶杀案：男子30年前被判死缓再次申诉，吉林省检曾建议再审

刘雪峰在当年案发现场附近。

吉林省检察院决定向吉林高院发再审检察建议4年多后，未等到进一步消息的刘雪峰，日前再次向吉林高院提出申诉。

他被法院认定是1991年一起杀人案的凶手，该案在当时影响恶劣——被害人为一名校警，其身中三十余刀，左右两侧脸颊各被划出六七厘米长的伤口。法院一审判处刘雪峰死刑，二审虽仍认定他“杀人手段残忍，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但认为判死刑“量刑欠当”，改判死缓。

留下一条命的刘雪峰及家人多年来不断申诉喊冤，1995年，吉林高院受理刘雪峰父亲刘景瑞的申诉，于1998年作出驳回申诉通知书。2009年，刘雪峰经过数次减刑后出狱，继续申诉。2018年，吉林省检察院认为“原审法院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向吉林高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但此案此后再无进展。

目前，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高文龙、杨岚正免费为刘雪峰代理申诉，他们研判案卷、实地走访后，日前已向吉林高院提交申诉材料。律师认为，原审判决中除刘雪峰供述外，全案没有客观证据或言词证据能够直接证实刘雪峰作案，本案不能排除真凶另有他人的合理怀疑。

一起“残忍”但“判死刑欠当”的杀人案

刘雪峰生于1970年，中学没毕业便成了松原扶余市三岔河镇的一名苗圃工人。21岁时，刘雪峰的人生轨迹发生改变。1991年8月1日21时40分许，三岔河镇一中校警辛某某在校外胡同遇害，其身中三十余刀，左右两侧脸颊亦被人用刀划破。

刘雪峰告诉澎湃新闻，案发后，警方在周边走访时，他曾主动向警方提供证言，称其在路上偶遇过辛某某，当时他从未婚妻家出来回自己家，先后与辛某某、一骑车男子迎面而过。后又遇见一熟人，打过招呼后便回到家中。

随着警方的调查，刘雪峰成为疑犯。1991年11月15日，刘雪峰“因杀人被收容审查”。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1985年《公安部关于严格控制使用收容审查手段的通知》及1991年《公安部关于进一步控制使用收容审查手段的通知》，刘雪峰属于“本地作案，身份清楚”之人，并不适用收容审查措施，依法应当“采取拘留、逮捕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其他法律措施”。而从1991年11月15日至11月27日，刘雪峰一直处于被收容审查状态。

1991年12月4日，刘雪峰被批捕，后由吉林省检察院白城分院向白城地区中级法院提起公诉。1992年11月6日，白城中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书共两页，不足千字。

该一审判决书称，白城中院经公开审理查明：1991年8月1日21时40分许，被告人刘雪峰因琐事在未婚妻张某某家与张发生口角，赌气从其家出来，行至三岔河一中西侧胡同时，与迎面走来的三岔河一中校警辛某某相撞，继而发生口角。被告人刘雪峰掏出随身携带的尖刀，照辛的背部、胸部连刺数刀，后又照辛的脸部两侧各划一刀，致辛当即死亡后逃离现场。经法医鉴定，被害人辛某某死于大失血、气血胸。

判决书称，上述事实清楚，有证人证言，现场勘查笔录，尸检报告，物证在卷为凭。被告人刘雪峰虽推翻原供，但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白城中院认为，被告人刘雪峰目无国法，仅因走路相撞发生口角，而持刀行凶杀人，致被害人辛某某死亡，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手段极其残忍，情节及后果特别严重，实属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经该院审判委员会1992年度第38次会议讨论决定，依照《刑法》第132条、第53条第一款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之规定，判决被告人刘雪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一审宣判后，刘雪峰不服，上诉至吉林高院。上诉理由包括，其没有作案时间，认定的作案凶器不符。其辩护人认为，认定刘雪峰作案证据不足。

二审并未开庭审理。1993年8月31日，吉林高院经过书面审理后作出二审判决。吉林高院审理查明，原判认定刘雪峰用尖刀将辛某某杀死的事实，有证人张某等人证实，刘雪峰有作案时间，并有现场勘查记载及法医鉴定等佐证，足以认定刘雪峰作案，其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二审判决书显示，吉林高院认为“刘雪峰杀人手段残忍，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原审判决定性准确”，但并未维持一审判决，而是改判刘雪峰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改判死缓的理由为：“但据本案情节，量刑欠当。”

2018年，吉林省检称复查后认为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出狱后继续申诉，吉林省检曾建议再审

白城中院、吉林高院认定的刘雪峰“杀人手段残忍”，从尸检报告可见一斑，尸检报告显示，被害人辛某某身中30余刀，有8刀刺入胸腔，其左右两侧面颊各被刀割出六七厘米长的伤口。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实行“严打”的刑事政策，该案一审判决引用的《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即于1983年开展“严打”时获通过。在这种背景下，法院一方面认定该案“手段残忍，后果严重”，另一方面认为判死刑“量刑欠当”，被认为是判决“留有余地”。

刘雪峰告诉澎湃新闻，他与辛某某并不认识，案发后他才从别人口中得知遇害的辛某某是镇一中校警，“俩人不认识，怎么可能仅仅因为走路碰了一下，就捅人家几十刀，还把人家脸划破？我是屈打成招的。案发前，一中发生过多次偷盗案件，我怀疑是偷盗团伙打击报复，不然不能有这么大的恨。”

二审判决生效后，刘雪峰被关进吉林省公主岭监狱服刑。入狱后，刘雪峰仍不断申诉，其家属也四处奔走喊冤。1995年，吉林高院受理刘雪峰父亲刘景瑞的申诉，并于1998年作出驳回申诉通知书。

该驳回申诉通知书称，原判“事实清楚，被告人亦多次供认，有证人证言、现场勘查笔录、法医鉴定等证据在卷，认定属实。审理认为，你（刘景瑞）提出刘雪峰没有杀人，没有充分事实根据；你还提出刘雪峰在公安机关逼供下供认犯罪，经查亦无事实根据。故驳回申诉，维持原判”。

此后，刘雪峰及家属虽继续申诉，但无甚收效。刘雪峰说，后来管教也不肯给他寄申诉材料，只是劝他认罪，安心服刑。

经过多次减刑，刘雪峰于2009年7月21日刑满出狱。

出狱后，刘雪峰重新做回苗圃工人。他称，后来他通过媒体得知聂树斌、呼格吉勒图等冤错案获得纠正的事情，于是又聘请律师调出案卷，再由身为刑警的舅舅分析研判并组织申诉材料提交相关部门。

2018年8月，吉林省检察院对刘雪峰作出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称，经复查认为，原审法院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向吉林高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刘雪峰称，此后吉林高院法官曾联系他做过一次笔录，但在那之后便再无消息。

之后，刘雪峰决定向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求助，该所有一项“蒙冤者援助计划”，吉林刘忠林等冤错案当事人曾受到过这项计划的无偿援助。该所在研判过刘雪峰故意杀人案案卷后，决定进行援助，并指派高文龙和杨岚律师代理刘雪峰的申诉事宜。

律师和刘雪峰（戴帽者）在当年案发地附近走访。

再次向吉林高院申诉

杨岚告诉澎湃新闻，他们前不久通过实地走访案发地、研判案卷材料，重新组织了申诉材料，已经提交给吉林高院。

律师针对该案提交的申诉代理意见认为，原审判决中，除刘雪峰供述外，全案没有客观证据或言词证据能够直接证实刘雪峰作案，本案不能排除真凶另有他人的合理怀疑。

申诉代理意见称，根据侦查人员于1993年4月5日出具的《办案说明》，所谓的“刘雪峰作案时所穿中山装”上并未鉴定出被害人血迹，也未体现出是否有血迹。

关于“作案时穿着蓝色中山装”的说法，刘雪峰向澎湃新闻称，他当时被诱供，“因为中山装是深色的，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证人没看到我身上有血迹。其实我那天穿的是白色的衬衣，那么热的天，不可能穿中山装。”

证人张某军证言称，当天案发后刘雪峰由北至南行至三榆路时，其还未发现刘雪峰时，刘雪峰主动和他打招呼、搭话。

此外，律师通过梳理随案移送的证据材料发现，在案证人证言可以分为四大类：关于案发时附近情况、报案经过的证人证言；关于刘雪峰案发当日情况及事后表现的证言；刘雪峰同室羁押人员辛明的证言；根据刘雪峰供述展开询问的其他证人证言。即，本案没有能够证明刘雪峰作案的直接目击证人。

现场勘验笔录记载，现场遗留有不属于被害人的铜质刀鞘一只、红色木质刮刀把一把，侦查人员已提取，具备获取指纹信息的条件，但在案卷材料中并没有相关物证。

案发后，公安机关也曾采集过刘雪峰、姚某某等人的指纹。律师认为，侦查机关采集指纹的目的，应是进行比对。比对的前提，是在案发现场提取到了指纹样本。但现有材料中，既无比对结果，也无比对样本。

关于作案工具的数量及特征，刘雪峰在案共计 9 份侦查阶段讯问笔录，先后形成了至少 5 次不同版本的供述。

在案移送刘雪峰讯问笔录共计10份，包括9份侦查阶段讯问笔录，1份审查起诉阶段讯问笔录。其中，第1份和第3份讯问笔录中，刘雪峰称自己无罪。从审查起诉阶段起，至一审、二审时，刘雪峰全部作无罪辩解。

关于作案工具的数量及特征，刘雪峰在侦查阶段的9 份讯问笔录中，先后形成了至少5次不同版本的供述。律师认为，刘雪峰一方面进行有罪供述，另一方面在作案工具的数量、特征等关键事实上无法形成稳定供述，反而前后矛盾、反复不定，其有罪供述真实性存疑。同时，凶器的来源和去向，最终也未能查明。

关于作案工具的种类，在案3份鉴定结论也不一致，1991年8月7日扶余市公安局技术科出具《尸检笔录》认为凶器“一种为单面刃刺器，另一种为两面钝刺器”，1991 年12月27日白城地区公安局出具的《工具痕迹分析意见书》，以及1992年5月14日白城地区公安局出具的《复核检验意见书》认为，凶器为同一种工具。

对于后两份意见书，律师提出质疑，根据 1987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1980 年《公安部刑事技术鉴定规则》，本案不属于应当报送上一级公安机关检验核定的情形，却在第一份鉴定结论作出后，时隔近5个月再次报送上级公安机关进行复核检验，同时，未依法说明提请复核的原因。

此外，律师认为，行凶人能够于短时间内迅速在胸腹部、两侧肋部、背部、面部造成30余处创口的作案手法，不能排除本案是带有打击报复性质的团伙作案这一合理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