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ICU，他就是陈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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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从最初的一张床到学科成立，从ICU的种子撒遍中华大地到重症医学比肩欧美、领跑全球，几十年艰难跋涉，“重症医学”这颗星，陈德昌摘到了。

“我完成了从零到一的工作，从一到一百的进步有一批学生在推动。”使命完成，2022年12月10日，陈德昌因病去世。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在悼词中称：“陈德昌教授的逝世，是我国重症医学事业的重大损失，我们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名师。”

陈德昌

少年时，盼望拥有一颗星星

陈德昌出生于1932年，浙江舟山人，从小跟随家人生活在上海。彼时正值日本侵略者不断入侵，中华大地生灵涂炭。但在小家庭里，陈德昌享受着父母的呵护，安全而快乐。四五岁时，师范毕业的母亲便开始教他背唐诗。虽然一字不识，对内容并不理解，但当陈德昌在长辈面前有韵律、有节奏地背诵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时，那随之而来的赞美声让他对古诗词自然而然地热爱起来。家和外部社会截然不同，这是陈德昌对世界最初的认知。

1937年淞沪战役爆发，陈嘉居住的宅院被炮弹击中，全家人逃到法租界。兵荒马乱之时，母亲仍不放松对孩子们的教育。七岁时，陈德昌进入附近的一所中法学校就读。一天，母亲发现他脖颈双侧有成串的、肿大的淋巴结。在那个谈结核色变的年代，母亲不敢怠慢，立刻为他找了一位海归名医。经过定期治疗，没动手术，没淌一点儿血，肿大的淋巴结全部消失。同时，陈德昌每天照常上学，完全没有耽误课业。这个奇妙的体验，在陈德昌年幼的心里埋下了学医的种子。

中法学校是天主教会创办的，以法语教学为主，学校里除了几位中国老师，多数是法国修士。为了补上中国文化这一课，母亲亲自教陈德昌学习古文，并立下一个不成文的家规：每一篇文章都必须通篇背诵，如果背不下来，就不能上床睡觉。“你是中国人，哪能不学中文！”这是母亲最常说的一句话。母亲的严厉让陈德昌深感苦恼。学到《吊古战场文》时，他朗读了好多遍，还是背不下来。但母亲毫不妥协，直到他熬夜背完全文。苦读之下，陈德昌不仅法语学得轻松，中文成绩也名列前茅。

“中文第一名”，这个荣耀是母亲带给他的。国家意识，是母亲为他建立的。几十年后，陈德昌回忆往事时，对母亲的教育充满感恩：“妈妈认为语文是文化和历史的载体，古文和诗词是中国语言文学的根本，如果我把中国文化的根本丢了，岂非得不偿失，事与愿违耶？”

在母亲引导下，陈德昌爱上了阅读。父亲的书柜就是他的小小乐园，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紧紧地抓着他的心。父亲有买书的癖好，家里中英法等各国名著应有尽有，几个寒暑假读下来，陈德昌发现了一个现实世界之外的崭新大陆。

因为涉猎广，渴望表达，高中时，陈德昌写了几篇“奇文”。在管教严厉的教会学校，一位法国老师颇为他担忧。陈德昌高中毕业时，这位老师也即将返回法国里昂。临行前，老师特意留给他一封短信，并以自己的洞察力提出忠告：“不要过多地偏执于语言学和文学，要更多一些向科学发展。”法国老师的建议，陈德昌听进去了，他想起了童年时治疗结核的奇妙体验，决定学医。

因成绩优异，经中法学校推荐，1947年，陈德昌直接进入震旦大学医学院就读。在大学，他做的第一次生理学动物实验是观察乌龟的心脏搏动。新鲜的心脏，在离开身体的情况下仍然能自主跳动，这让他颇感新奇。求知欲被激发，他开始思考：“每个人都有一颗心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停顿地搏动着。那颗不知疲劳的心脏，总有一天停搏，人就死了。有人短命，有人长寿，为什么？”

从昨日之我走向今日之我

1953年，陈德昌大学毕业，成为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的一名外科住院医师。然而，不断的实践之后他发现，自己的选择是错误的，他完全不具备外科医师应有的操作技能。“长此以往，不可能有所作为。”陈德昌陷入矛盾和痛苦中。凭借外语优势，他多次被调去做涉外工作，专业因此更加荒废。就在他感到越来越迷茫时，一次机遇意外到来。

1958年的一个夜里，两名炼钢工人被钢水严重烧伤，救护车载着他们紧急驶入广慈医院。专线电话铃声大作，正在宿舍休息的陈德昌直奔手术室。面前的患者全身烧伤，面目全非，一股烧焦的气味冲击着医护人员的嗅觉神经。站在伤员身边，陈德昌的心在颤抖，这种烧伤总面积超过全身体表百分之八十九的情况，医院还没有救治成功的先例。广慈医院成立了医疗小组，二十六岁的陈德昌是唯一的住院医生。尽管大家全力以赴，可是四天后，其中一位患者还是去世了。另外一位叫邱财康的患者用虚弱的声音恳求陈德昌：“你要把我治好！”邱财康是高炉的炉长，眼力非凡，能通过火焰颜色的变化判断钢水出炉的合适时间，曾受到苏联专家的赞赏。陈德昌俯下身来，贴着他的耳朵向他承诺：“我不离开你。”

此后，在几位教授的指导下，陈德昌换上消毒衣，亲自帮助病人侧身，更换湿透了的敷料；抱着一本《烧伤治疗学》，他静心阅读，仔细研究；在病房的贮藏室内，他铺开一张折叠床，全天守候。从这时起，他开始了真正的医学生涯。

严重烧伤后的机体反应，引起陈德昌的强烈兴趣。当他第一次用手提式取皮机取下病人的自体皮时，那种为患者争取到生存希望的兴奋感无以名状。一年时间里，陈德昌和医疗小组的教授们朝夕相处，获益匪浅。在大家的全力救治下，邱财康幸运地重生了。邱财康出院那天，陈德昌陪他回到钢厂。汽车刚驶入大门，人群便如潮水般涌来。在早春的阳光下，那生命的凯歌，悲壮而感人。

广慈医院创造了一项世界医学奇迹，医疗小组受到卫生部的表彰。不久，烧伤科从外科独立出来。1964年，陈德昌以烧伤科主治医师的身份，被调入北京协和医院，师从曾宪九教授。

曾宪九是现代医学基本外科的重要奠基人，他建立的外科代谢实验室在国内只此一家。那时，欧美国家纷纷创建重症加强护理病房，曾宪九敏锐地意识到，一种新的学术理念已经诞生。曾宪九梦想能开设一间三张床位的“休克病房”。

陈德昌有治疗重度烧伤病人的经验，曾宪九欣然接纳了他。不久，陈德昌赴阿尔及利亚工作一年。没想到，当陈德昌期满回国时，“文革”已拉开帷幕，曾宪九教授靠边站了，实验室的工作被迫中断。陈德昌自己也没有躲过被审查的命运。在压抑、惶恐和忧虑中，陈德昌挣扎着。正当他苦恼于自己是“老九”，是“无用的人”时，他被派往了西藏阿里。

1971年，作为第二批中央赴阿里医疗队队长，陈德昌奔赴雪域高原。沿着古丝绸之路，大卡车载着医疗队一路西行，卡车颠簸着，人在车厢内跳动着。陈德昌思念着家人，思考着未来，穿过起伏的山峦、无边的戈壁滩，那些理不清的杂念，被抛洒在这条“搓板路”上。

那时，西藏通信不便，到达阿里几个月后，陈德昌才收到妻子的来信。原来，他离家两月杳无音信，妻子急了，写了封航空信，按他留下的地址投寄“西藏阿里狮泉河”。可是寄信时，邮局的职员说，地图上没有“阿里”，更没有“狮泉河”。妻子不甘心，多次去书店查找地图，终于在其中一张上发现了“阿里”的标志，并说服了邮局。

阿里物资匮乏，生活艰苦。陈德昌和医疗队一次次深入牧区，尽力为牧民提供医疗服务。牧民居住分散，帐篷与帐篷之间往往骑马要走上一天，几个小时下来，陈德昌便全身酸痛难忍。遇上大风时，飞沙走石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然而，纯朴的藏民令陈德昌感动。一次出诊完，一位老人骑着马把他送上山头。告别时，他握住陈德昌的手碰了碰自己的额头，没有任何语言。那一瞬间，一股暖流涌上陈德昌心头：“我是被需要的人。”在牧民的接纳中，陈德昌内心的创伤悄然愈合了。他组织讲课，开展手术，安排巡诊。他像高原的天空一样，整个人澄澈下来。

在高原巡诊，危险无处不在。一次，陈德昌长途出诊夜宿羊圈，因极度困乏沉沉睡去，半夜醒来发现自己差点被大雪掩埋。还有一次，陈德昌在深夜里与向导失散并且迷失了方向。恐惧中，他靠着一匹识途老马回到了驻地。尽管经常胆战心惊，但不可否认，西藏高原也带给了陈德昌宽慰和力量。他不断告诉自己：“站在高处，应该看得更远。”

1972年夏天，陈德昌结束任务返回北京。卡车行进在盘山公路上时，他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今天的我不再是初到阿里的我，我的心里有着两个我，从昨日之我向今日之我转型。”

“闹剧终将成为过去，歧视、仇恨和暴力不应该是人类社会永久的常态。”这是阿里一年带给陈德昌的感悟。

陈德昌

巴黎之行，改变命运

回到北京后，陈德昌不再纠结，坦然面对命运的不公。令人欣慰的是，曾宪九教授此时结束了下放。在门诊，他们可以每天见面。似有意，也似无意，曾宪九经常向陈德昌抛出问题，诸如：“胃溃疡可以内科治疗，为什么还要外科大夫做手术？”“休克是外来语的译音，什么意思？说是毒血症，毒是什么？”

自知“知识肤浅，思维不严谨”，陈德昌只得拿起书本恶补，对老师所说“外科发展，要靠生理学和病理生理学，外科大夫不是理发匠”逐渐有了认识。那时，政治运动还没有结束。陈德昌非常庆幸，在外科门诊那条长廊上，他是曾宪九唯一的学生。一天，曾宪九突然问他：“现在，外科发展的里程碑是什么？”陈德昌一时怔住了。在身边狂热的喧嚣里，在未知的命运中，还在靠边站的老师却在冷静地思考外科的发展。那一刻，他肃然起敬。

1978年，科学终于迎来了春天。曾宪九兴奋地说：“我们要马上抓住这‘天赐良机’，发展危重病医学。”在危重病医学方面，欧美已经发展了二十多年，曾宪九迫不及待，而陈德昌无疑是赴国外留学的最佳人选。“留学是礼物，也是责任。”1979年，四十七岁的陈德昌飞往法国，在巴黎第五大学科钦医院开始了崭新的学习生涯。

然而，第一次进入法国医院的ICU时，各种床边监测仪，陈德昌从未见过；仪器上闪烁的数字、曲线，他也看不懂；由于缺乏内科基本知识，他不知道什么是“前负荷”，什么是“后负荷”；有些医师用首字母缩略词讲话的时候，他完全听不懂，去病房巡诊时一头雾水。自然，陈德昌的医师资格也不被承认，他不能参与病房的工作，只能“列席旁观”。他渴望有老师来指导他，他天真地以为上级大夫会一一为他分析讲解。可是，除了大家的彬彬有礼，他一无所获。

所知甚少本已胆怯，却偏偏还要面对主治医师的突击发问。一天早晨，陈德昌被一位比他年轻的主治大夫叫进办公室。对方要他勾描出低钠血症的不同临床分型和定义，并由此推断临床治疗的原则。陈德昌忐忑地交上答卷，对方只微微一笑，说：“不要有自卑感，要好好读书，学习不是抄袭处方。”显然，那份答卷并不能令人满意。对方又问：“你住在哪儿？搭什么车来医院？”得知陈德昌需要倒两次地铁再换乘公交车时，这位年轻的法国医师颇不在意地说：“很好，你乘地铁，就可以读书！”

尽管这位法国医师态度平和，但陈德昌还是深感惭愧。后来，回忆起这次经历，他这样形容：“我像一只胆怯心惊的老鼠，实实在在地落在精明的猫的两只爪子之间。”

“在高效运转的专业群体中，我竟如此低能和笨拙，认输吗？不，这不是我的性格！”此后，陈德昌每天下午直奔图书馆，短短时间内便记录了五大本阅读笔记。在巴黎大学城的宿舍里，他过着修士般的生活。但只要想到遥远的祖国，他的精神就无比振奋。他牢记着临行前曾宪九教授的叮嘱：“要重视学习危重病医学的系统理论，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要做具有科学思维能力的临床医师，而不是技工。”心甘情愿坐了一年冷板凳后，经名誉导师推荐，法国卫生部、教育部、劳动部等行政部门批准，陈德昌获得“巴黎公立医院医师”资格证书，获准参加临床工作。

1981年，陈德昌学成归国。在曾宪九的推动下，陈德昌开始集中精力开发ICU新天地。尽管空间狭小，只有一张病床，但他坚持配备六名护士——那时的医院没有ICU的人事编制，不得已，他只好到各科室招募了六名志愿者。后来，麻醉科医师马遂也志愿加入，成为陈德昌的搭档。人员到位，血流动力学监测仪、呼吸机等设备到位，中国第一个ICU诞生了！

然而，新的难题接踵而至。首先是没有病人，ICU能干什么，很多人不知道。为此，陈德昌和马遂经常去其他科室游说，说服他们把危重症患者转过来。很快，一位患急性呼吸功能衰竭的高龄外宾被争取过来。因病房没有输送高压氧的管道系统，陈德昌和马遂要每天从推车架上把灌满的氧气筒抱下来，再把空的抱上去……不久，耄耋患者顺利出院，陈德昌和他的小小团队赢得了第一场胜利。此后，新的患者陆续到来。一个夏日的傍晚，在曾宪九和另外两名教授的观摩下，陈德昌成功为患者实施了肺动脉漂浮导管插管。这在协和医院是第一例。

信心有了，陈德昌踌躇满志。后来，他说：“一家好医院——北京协和医院，一位好老师——我敬爱的曾宪九教授，两者在一个新的时代，给我新的机会，改变了我的命运。”

硕大的星星，闪烁着光芒

让濒临死亡的患者重获新生，医学界看到了重症医学的力量，陈德昌和他创建的ICU终于得到了认可。1984年，在协和医院老楼十五楼一层，有着八张病床的中国第一家综合性ICU建立了，曾宪九将其命名为“加强医疗科”，陈德昌担任第一任科主任。

科室初建，管理提上日程。按照国外的经验，陈德昌提出对ICU医师和护士进行专业培训，建立封闭型ICU。然而有人担心这会引发矛盾和混乱，甚至影响传统学科的发展。果然，有一天，一位内科主治医师拍着桌子对陈德昌说：“你这样搞很不好，在全院造成很坏影响，国外没有像你这么搞的！”陈德昌努力克制着，行动上却绝不后退。他确信：“缺乏学术上的远见和开拓新领域的勇气，不是协和精神。引进危重病医学，建设ICU，有利于医学的发展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更好地为病人服务，这才是协和精神。”

陈德昌

事实证明，陈德昌是对的。1985年，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因急性胰腺炎入院，在ICU接受治疗。经过专业救治和护理，病人很快康复。出院前，他特地赠给陈德昌一张感谢状，上面印着美国将军尼米兹的一句话：“不寻常的勇气是普遍的美德。”

那时，陈德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ICU医护缺口大，但人事编制尚未制定。于是，他一方面想方设法接收北京市、外省市以及军队的进修医师和护士，一方面从在读研究生中选拔人才。就这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充实进来，为了学到本事，他们争着做各种工作。一位在ICU进修过的医生这样回忆：“大家围争着抢救病人、管理患者，甚至把护士的活都做了，包括吸痰、测血压、量体温等。”

加强医疗科朝气蓬勃，快速发展。进修完成后，一批批医护人员将危重病医学的种子播撒向神州各地。后来，他们中的多位成为重症医学的第二代领军人物，推动着ICU不断发展壮大。一位协和人感慨地说：“这条长廊不长，步行几分钟足矣；这条长廊很长，ICU就从这里走出来。”

ICU的工作逐渐走上正轨，最尊敬的曾宪九教授却过早地因病去世。在大悲痛中，陈德昌决心继承老师的遗志，摘下危重病医学这颗星。为了培养人才，陈德昌像当年的曾宪九教授一样，为学生刘大为争取到科研基金，并委派他赴加拿大进修。十年后，加强医疗科改名为重症医学科，已是骨干的刘大为从陈德昌手中接过了接力棒。

“ICU扎根协和，把院内危重病人服务好；ICU要走出医院围墙，把社会大众服务好。”为着这个理想，陈德昌马不停蹄。学术组织成立了，交流平台建立起来了，他领衔的“全身性感染与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临床与基础研究”，不仅让感染性休克的病死率下降了二十多个百分点，还获得了2002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荣誉与责任并存。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ICU发挥了重要作用。2003年非典肆虐，七十一岁的陈德昌勇担重任，多次参加危重病人会诊。看到生命得到挽救，他作为医生的成就感不言而喻。2008年，国家标准委员会将重症医学定位为二级学科，这成为重症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再后来，全球顶级的学术会议特意为中国重症医学界留出了位置。

“我完成了从零到一的工作，从一到一百的进步有一批学生在推动。”在陈德昌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他的学生刘大为继续完善理论体系，其所倡导的“血流动力学治疗——北京共识”诞生后，感染性休克的病死率再度下降，达到同期国际先进水平。从欧美的追随者到有望成为引领者，作为重症医学奠基人，陈德昌功不可没，然而他说：“如果没有那么几位学生，就没有今天的我。有了他们，危重病医学能在中国生根，茁壮成长，发展成今天的态势，我也有与有荣焉的窃喜。”对年轻一代，他这样寄语：“‘重症医学的春天’不是季节，而是心态，是意志，是想象力，是激情，是对科学的真诚，是对真理的追求。”耄耋之年，在培养博士生之余，陈德昌依然坚持笔耕，对重症医学之路有反思，也有前瞻。

2021年，八十九岁的陈德昌荣获“荣耀医者”生命之尊奖。谁也没有想到，仅仅一年后，他便永远地告别了他的白大衣。斯人已去，精神永不谢幕。陈德昌的名字，将和重症医学一起，刻入历史的记忆。

（原文《陈德昌：摘下“重症医学”这颗星》刊于《名人传记》2023年第5期 文/段雨）

责编丨王苑 责校丨张静祎

排版丨王苑 审核丨许华伟

原标题：《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ICU，他就是陈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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