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细节︱吴谢宇还有机会吗？

5月19日，吴谢宇弑母案在福建高院二审开庭。在此之前，他一审被判死刑立即执行，随后提起上诉。在二审中，吴谢宇依然表现出强烈的求生欲望，哭求法庭给他一次机会，用余生来赎罪。二审辩护律师申请为吴谢宇作司法精神病鉴定，但法庭未当庭作出是否启动的决定。

除此之外，辩护律师还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辩护理由，扩大性自杀。吴谢宇的行为是否属于扩大性自杀？如果认定为扩大性自杀，是否会影响他的刑事责任？吴谢宇弑母的行为，是否必须用死刑立即执行来体现报应？这些问题，都是本案主审法官要直面的，也值得我们思考。

一、扩大性自杀

扩大性自杀一般是指自杀者在抑郁情绪的影响下，考虑到自杀后亲人的不幸或痛苦，从同情和怜悯的角度出发，先将亲人杀死后再自杀。不久前媒体报道，某地一母亲用绳带将自己和女儿缠缚后，投河溺水身亡，其中两个女儿大的8岁，小的年仅2岁。此案后续调查还在开展，如果查明母亲本身严重抑郁，那这种情况就符合扩大性自杀的表现。

扩大性自杀会给案件侦办带来两个问题：一是有人死亡，需要明确案件性质，确定是自杀、他杀还是意外。二是当自杀者自杀成功时，需要确定死亡的先后顺序和真实原因；而当出现自杀未遂的情况时，又需要对自杀者的精神状态做出司法鉴定。在吴谢宇案中，如其所述，还出现了“自杀者打消自杀念头”的情形，此时，对他的精神状态认定就更加复杂了。

一般而言，扩大性自杀的行为人在杀人前一定存在强烈的自杀念头，这是判定此类案件性质的重要依据；而在杀人后随即自杀，则体现了扩大性自杀案件的内在逻辑。畏罪自杀与此不同，凶手在作案之前并不存在强烈的自杀念头，作案后也不一定会立即自杀，往往走投无路了才会选择自杀。

反观扩大性自杀的当事人，在案发前可能多次尝试自杀或准备遗书，同时在杀人后自杀意图坚决。当然，也有关于抑郁症患者携子自杀时，因看到孩子拼命挣扎而突然醒悟，进而抢救孩子并放弃自杀的报道。无论如何，强烈的自杀念头至少持续到杀人时是扩大性自杀的一个重要特点，把握这个特点才能避免放纵犯罪。

国内通说认为，对于患有抑郁症的扩大性自杀者，其实施犯罪是在强烈的自杀念头与病理性抑郁情绪支配下进行的，其辨认、控制能力下降或丧失，因此可评定为限制责任能力或无责任能力。在司法实践中，也有多起判决做出了对行为人有利的认定。那么，吴谢宇的行为是否构成扩大性自杀呢？

根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被告人吴谢宇悲观厌世，曾产生自杀之念，其父病故后，认为母亲谢某某生活已失去意义，于2015年上半年产生杀害谢某某的念头，并网购作案工具”。在一审中，吴谢宇称，自己与母亲相处的过程中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他想自杀，又因为担心“自己先走了，母亲会崩溃痛哭”，于是杀害母亲。这些细节基本符合扩大性自杀的特征，因为扩大性自杀又名“家族自杀”，行为人杀害的往往都是自己最亲近的人，比如子女、配偶等，往往出发点都是“我死了，你也受罪，你也好不了，不如一起去死”。

但吴谢宇的另一些行为，又与典型的扩大性自杀矛盾。比如，一审公诉人曾经问他为何要在入户门口装摄像头和报警器，他供认说是为了观察何时被人发现，被人发现他就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种择机自杀的心态与扩大性自杀并不吻合。根据他的陈述，在得手之后，他突然“顿悟”，失去了自杀的勇气。这也使得扩大性自杀的认定有一定难度。

辩方辩称，一些精神障碍者遇到重大事件时，患者会突然清醒，终止自己的危害行为。这理由不假，前文也提到抑郁症患者携子自杀时突然清醒的例子。但是吴谢宇为何“顿悟”，为何清醒？为何在犯罪过程中如此心思缜密，并且体现出极强的反侦查意识？这是不是事后找理由？他现在如此强烈地想活，是否真的曾想过要自杀？他的求生欲望是一向如此，还是因为母亲的死亡激发的呢？这些疑问还需要进一步证明。

二、吴谢宇案发时的精神状态

千古艰难唯一死，吴谢宇在入狱之后渴望生，在弑母之后也没有选择自杀，他有他的理由。但是，在事后判断他的行为是否属于扩大性自杀的时候，自杀本身就成为重要根据。因此，他在案发后表现出的自私和怯懦，他的逃亡和苟活，呈现出与扩大性自杀不相吻合的特征。

吴谢宇弑母，到底是不是扩大性自杀呢？这个辩护理由很重要，但也可以说“意在沛公”。因为二审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吴谢宇在案发时重度抑郁症发作伴精神病性症状，作案时辨认、控制能力下降或丧失。我理解，这个辩护意见兼顾了被告人的精神状态和犯罪心理。也就是说，即使法庭不认定扩大性自杀，也应该考虑吴谢宇当时的精神状况。这是在一审判决中也确认的“悲观厌世，曾产生自杀之念”，这个事实可能会对吴谢宇的刑事责任产生影响。 

吴谢宇案发当时的精神状态到底如何？是否需要对他做精神病鉴定？这是从一审开始就被反复讨论的问题。二审辩护人申请对吴谢宇做精神鉴定，有个重要原因是其父亲家族有精神病史。对此，检方确认吴谢宇的两位姑姑分别患有精神分裂症以及智力障碍，但根据有关证人的证言证词，检方认为上述两位亲属的精神病症是外力刺激所致，而非家族遗传，因此不建议多此一举。

检方不愿对吴谢宇启动精神鉴定，是可想而知的——一旦鉴定意见有利于行为人，他就有可能不负刑事责任或者限制刑事责任。这样一来，鉴定人和法官就将面临来自案件当事人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但一般情况下，如果行为人有医院门诊、住院病历记录证明有精神异常史的；或者有精神病家族史的；或者虽没有明确病史，但有证人反映其明显异于常人、头脑笨拙、动作幼稚、有抽搐史等的，再结合行为人的目的、动机、方式、过程有悖常理，一般应当启动精神病鉴定。再看吴谢宇案的情况，两位近亲都受外力刺激导致精神病症，这个概率未免也高了点。从常理看，可以启动精神鉴定。

其实从医学角度来说，持续抑郁的人因受到特定事件的刺激，导致抑郁情绪急剧加重而做出杀人和自杀举动，可以说是事出有因。而在法律的层面，如果行为人本身的主观恶意不大，且造成的社会危害较小，给予过重的刑罚既不利于对其改造，也不利于社会示范。

三、可杀可不杀吗？

吴谢宇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二审是否有可能改判为死缓加限制减刑，是否也能体现刑罚相当呢？我国的死刑政策是——虽然还不能废除死刑，但应逐步减少，凡是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为什么还不能废除呢？这可能是死刑唯一的正面意义，它能实现报应从而平复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仇恨。

减少死刑的第一个理由是实用主义的，那就是死刑可能会错杀。当然本案没有这个风险。

第二个理由还是功利的，就是威慑犯罪的关键在于惩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不是惩罚的强度。坏人是要惩罚的，可以用自由刑去罚，严重的可以无期加限制减刑，但是没必要用死刑。因为死刑本身并不能有效地震慑犯罪，换言之，杀人杀不出敬畏心。但这一点和人们的直觉并不相符。大部分人仍然觉得，只要多死一些坏人，这个世界就会变好。在吴谢宇案的评论中，也有大量的声音说“谎话连篇赶紧杀了”。

第三个理由，就是死刑本身的正当性，这个问题见仁见智。总之，我国《刑（八）》废除了13个罪名的死刑，《刑（九）》废除了11个罪名的死刑，我国的死刑政策就是要确保死刑这一最严厉的刑罚，真正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不堪教育改造的犯罪分子。那吴谢宇是这样的人吗？

从媒体刊登的吴谢宇狱中来信和母亲生前日记可以看出，吴谢宇的原生家庭负担很重，父亲家族贫穷又有精神病史，母亲家族贫穷父母都是盲人。这两个人都是家族中唯一的大学生，需要承担照顾整个家族的重任。吴谢宇只能依靠学习来出人头地，但父亲的去世成为影响他和他母亲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从那时起，他“一步步踏上了自我毁灭的不归之途”。开导母亲似乎是吴谢宇难以完成的任务。面对无力挣脱的控制与压力，只有死才是解脱。

也许这个故事原本的结局是吴谢宇弑母后自杀，由是成为一场匆匆谢幕的悲剧。然而吴谢宇并没有去死，他逃亡并苟活于世，即使在法庭上，他也哭着求法官让他活着赎罪。故事变得失控，说好去死的人没有去死，让我们不得不一层一层剥开洋葱，发现人心和社会最深处的秘密。

故事还有另一个更伤感的情节。在吴谢宇的狱中来信里，他提到，他作案后才慢慢意识到，当他陷入绝望时，母亲其实正在慢慢走出来。母亲的邻居说，在出事之前她的状态正在好转，“我跟她聊天，整个人的精神已经有变化了，讲话时的语气都比较轻松”。有位网友评论说，这才是本案让人感到最绝望和最无力的时刻。我同意这个判断，如果时光能重来，是否能够告诉那个少年，“别放弃，其实你还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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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碧，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法治中国，不在宏大的叙事，而在细节的雕琢。在“法治的细节”中，让我们超越结果而明晰法治的脉络。本专栏由法律法学界专业人士为您特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