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家族》：去魅的日本映像，归真的底层人生

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且娱乐至上的时代，即便在戛纳拿到了金棕榈奖，《小偷家族》这类艺术片仍然看者寥寥。在一个小放映厅里，时间一到，灯光暗黑了下来，一束强光打在了正前方的白板上，映射出了影像。奇怪的是，影像中仿佛暗含着一种奇异的魔力，我心中完全没有在影院看美国电影时的那种骚动，情绪只是静静地伴随着影像似清泉般的流动。

的确，《小偷家族》没有一丝一毫的所谓“娱乐性”，一切哗众取宠的商业因素都被驱逐了，只有仿真或者说逼真的人生情态。当故事中几个人物纷纷亮相，我不禁自问：为什么他们彼此间关系会让人感觉怪怪的？我一直在努力辨识着这一家五口的人物关系，试图搞清楚他们几人的家庭位置。在这里，只有那位慈祥的“奶奶”是相对明晰的。我一度甚至觉得编导疏忽了对这一组家族关系的交代，急匆匆地进入了情节的推进。

所有的人物关系直到进入尾声时才渐渐明朗起来。一道骤然而至的思想之光，迅即照亮了这部充满着晦暗而又苦涩，让模糊不清的人物关系瞬间透彻了起来。尤其是当片中的那位“妻子”信代在警察署受审，当被问及她将两个孩子“偷”来作为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因为自己不能生孩子时，一个极为惊人的镜头出现了：信代先是一愣，然后沉默了一下，目光有些恍惚地看着镜头，突然仿佛有一股极度的悲伤袭上心头，她欲言又止，拼命压抑着，偏过头抹了一把脸，看向镜头，却没忍住泪水，又抹了一下脸——在这个长镜头中，信代的这一看似呆滞的表情动作无声地反复了几次，最后终于隐忍着喃喃说了一句：“嗯。”

这时，我眼中涌动的泪水几近夺眶而出。作为演员的信代，将这个静场似的无声表演演绎得极好，情感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从心灵迸发出的力量击碎了这个世界被粉饰的道德面具，使观者陷入了一种难言的感动和百味杂陈的心酸。

果然，这个“小偷家族”根本不是一个正常的家庭组合，家庭成员之间都没有血缘关系。就连“奶奶”也不是血亲意义上的“奶奶”，她在过往的生活中被丈夫遗弃。“妻子”的信代和情人治出于正当防卫杀死了她的前夫，两人一起被“奶奶”收留，也照顾她的日常起居。奶奶是这个家族中唯一一个有稳定收入的人（国家发放的养老金），治与信代打工为生，但随时面临失业的风险。男孩祥太是信代夫妇偷车时从一辆破车里“偷”来的，之后就跟着这一家人从事“偷窃”来维持生计。这些作为影片“前戏”的人物关系背景并没有在影像中实际表演出来，只是通过台词的交代让观众间接了解。电影中直接予以展示的，只有被丈夫治“偷”来的那个受尽家人虐待的小女孩，这个瘦弱得像一杆豆芽菜似的小女孩也跟着“哥哥” 祥太踏上了“偷盗”之路。

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彼此“偷”来的家族组合，这也就是为什么电影中人物关系多少显得别扭、怪异， 但这个家族的异样生态又不时展现出他们之间相互依存的温情与温馨。

有人从伦理角度对这部影评中奇异家族和他们的偷窃行为加以批判，但在我看来，身兼导演、编剧之职的是枝裕和并不想从一般伦理学的意义上来处理这组复杂的人物关系以及他们的“反社会”行为。他刻意回避了这一社会学视角，从而让艺术回归了对人生、命运以及人性的透视。是枝裕和将他的人物放在显微镜下，透过镜片小心翼翼地辨析他们作为社会存在的肌理和组织结构，不论其行为的善恶与是非，而是致力于探究人性的合理与悖谬，而最好的艺术作品往往都是反常规和悖论式的。

很难想象是枝裕和是如何完成这一艰巨的拍摄任务：场景之选择全为实景，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将机器架设在“家族成员”居住的那个逼仄狭窄的空间里，还要在其中完成对人物的镜头塑造（小全、中景、近景或特写），交代出人物的底层身份和性格特征，以及繁华都市对穷人的无形压迫和欺凌。这一切都是由“镜头”来言说。

在日本电影史上，是枝裕和的前辈导演小津安二郎也倾心于表现日本二战后的普通都市男女。但小津的电影中明确存在着导演的个人价值观，他的电影几乎都是通过“当代生活”及人物形象的展现，有意无意地表露对过往日本文化传统的向往与迷恋，其中暗含着对当代生活以不适应之形式的“婉拒”。小津的电影貌似在表现当代，骨子里流淌的却是对已逝的历史传统的频频回望，以及对当代都市文明发展的困惑迟疑。

这在川端康成的小说中亦有显现，几乎与小津异曲同工。传统与过往的生活习俗、礼仪惯例，作为一种存在过的或者遗留下的历史痕迹，让小津与川端念兹在兹，然后传统已经成为正在远去的文化幻象，终将逝去，难以挽回。于是，无论是电影导演小津安二郎，还是小说家川端康成，他们的影像或文字中，不时地会流淌出一种一言难尽的惆怅和伤感。

但在《小偷家庭》中，这一传统之文化符码已然彻底缺席，成了一个仅只能与其前辈艺术家进行比照下才能存在的样态。“传统”与传统礼仪在《小偷家族》中是空无的，存在的只有当下，历史的文化深度在这里被彻底消解了。在我看来，这并非是枝裕和刻意要表达的，而是在都市化的前景下，传统已成一个遥远的传说，它并不真正存在于当下，而那些苟活于生活之中，困窘、无奈而又举步维艰的生存者才是真正存在的，一如在电影中呈现的这组非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

这样的当下，还是我们这些域外之人所熟悉的那个日本吗？ 我们通过跨海旅游，通过各类有关日本的书籍、画册，以及各种类型的影像资料，大多萃取到的日本信息皆是符号性的，比如茶道、花道、甚至剑道，还有日本料理、寺庙、枯山水、唐式的古老建筑、酒馆与俳句等等等等。法国著名哲学家罗兰-巴特还专门为此写过《符号帝国》一书。在法国人巴特看来，日本是一个奇异而又令人耳目一新的陌异之国度，它的典型特征乃是处处可见的文化“符号”，这种符号悄然地融入了日本帝国的人物关系中，物景、山水、礼仪、饮食中，它不动声色地存在着，透着一种独特的美学景观，让人忘情流连。中国也有不少人染上了日本旅游痴迷症，甚至一掷千金在日本买下屋产，周末飞去度二天假，周一又飞回上班，显然也是收到日本文化“符号”之诱惑。

但是，作为艺术家的是枝裕和，丝毫没有在影片中表现这些人文景观，所有的文化符号在这里都被剔除了，裸露出的是不被一般人所知晓的挣扎在生活底层的普罗大众。他们是被喧嚣的文明世界忽视甚至遗忘的群体，我作为游客的几次日本之行中也从未注意甚至想到过这里还存在这样一个群体。他们被文明世界遮蔽或掩盖了，无声无息地被突飞猛进的现代社会碾压着、蹂躢着，践踏着， 就像从来不曾存在。

显然，是枝裕和要为这群人“正名”，要以艺术之名庄严地告诉世人，他们是我们这个被命名为文明世界中真实存在着的一部分人，文明世界没有任何理由遗忘乃至背弃他们，哪怕他们生活状态与行为举止如此不堪，甚至以犯罪的形式苟且地存活于世。 尽管这是一个缺少血缘关系的奇异家族，但他们并也不缺少“血缘”般的温情与温馨，如果彼此背叛，也仅仅是出于无奈的生活所迫。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在戛纳电影节的授奖仪式上，评委会主席凯特⋅布兰切特宣布的授奖理由乃是：“它击中了每一个人的心！”试问，还有哪种艺术评价能高于这句崇高的评语呢？这才是对《小偷家族》最高的奖赏，甚至超过金棕榈奖本身。后来，凯旋归国的是枝裕和断然拒绝了日本首相安倍为其接风的请求，誓言绝不与公权力同流合污，这就足以说明他坚守的人民立场了。

（王斌，作家、评论家、编剧。策划过电影《活着》、《满城尽带黄金甲》、《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千里走单骑》等；编剧过电影《英雄》、《十面埋伏》、《霍元甲》、《青春爱人事件》与《美人依旧》；出版了小说《六六年》、《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与长篇报告文学《活着·张艺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