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学人｜张文魁：如何稳住民企预期、提振民企信心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经济运行与去年相比明显好转，不过仍然受到一些因素的掣肘，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民企的发展动能仍显不足。如何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激发动能？澎湃新闻记者就上述问题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

张文魁在2022年出版的最新专著《稳增长》一书中强调，要通过新一轮市场化改革来稳住民企预期、提振民企信心，并争取促进一些民企成长为您定义的“增长之梯踏板企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

经济增速回升与民企民资表现疲软的反差

澎湃新闻：如您一直所强调的，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之一来自于民营企业。现在，各级政府也在以各种措施为民企纾困。您如何看待民企困境对国家发展产生的影响？

张文魁：从当前来看，民企民资信心不足，对经济恢复造成了一些影响。今年4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但国有企业增长了6.6%，私营企业只增长了1.6%，国企增速是私企增速的4倍以上。今年前4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国有企业增长了4.1%，而私营企业只增长了1.9%，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0.6%，即前4个月国企增速大约是私企增速的2倍、外企增速的7倍。在投资方面，今年前4个月，全国固投增长4.7%，其中国有投资增长9.4%，民间投资增长0.4%，国有投资增速是民间投资增速的20多倍，完全不成比例。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增速的严重失衡，也不是今年才有，实际上过去几年都存在，但疫情基本过去了，国家今年以来又再三给民企打气鼓劲，这种失衡还没有消除，就会对当前和长远经济发展形成掣肘。民企表现疲软与经济增速回升之间的反差，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我在《稳增长》这本书中，也分析了深化国企改革、让民企更多享有公平竞争环境对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意义。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发布了研究报告，认为进一步促进公平竞争可以提振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否则中国经济增速在未来几年可能滑到5%甚至4%以下。中共二十大已经提出，要在2035年使中国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经济增长受到严重掣肘，就不利于这个目标的实现。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提振民企信心、增强民企动能，关乎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 

澎湃新闻：今年初开始，各地努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铆足劲拼经济，您认为营商环境的核心是什么？

张文魁：营商环境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应由民企来打分，特别是由小微民企来打分。过去几年，中国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排名有了大幅度跃升，许多企业也能实际感受到这个变化，但也出现了一些营商环境新问题，譬如对国企，特别是对央企，更加信任和放心，不但项目和资源都趋向于给国企，而且贷款和资金也趋向于给国企。任由国企民企间的这种“趋避效应”继续下去，就会使营商环境在国企和民企之间出现分化，这不是好事。此外，由于疫情给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带来很大压力，政府对民企的应收账款拖欠也比疫情前更加严重。当然一些政府部门没完没了地检查和整顿也具有较强的随意性和强制性，甚至会损害企业和个人的基本权益。

营商环境的核心是什么？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核心还是权力应受到限制，就是说有权不能任性。现在，世界银行改变了有关指标，要用宜商环境（business-enabling environment, BEE）来衡量一个地方的商务环境，其中一些指标就涉及争端解决，包括对法律规则和法庭诉讼的评估，以及对执法的评估，也就是说，还是需要法治。不过，光是靠这些显性指标，也很难完整准确地反映宜商环境，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就是市场化改革还在进行中。坚定不移地深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应该是中国建设宜商环境核心中的核心。 

建世界一流企业民企如何把握机会

澎湃新闻：您多次提到，我们要鼓励更多企业发展成为主导型企业，将一些主导型企业锻造为世界一流企业。为什么中央这么重视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民企如何把握其中的机会？

张文魁：我的一些研究表明，不同阶段的宏观经济增长，很可能需要由不同特质的微观经营群体来成就。具体而言，一个经济体在人均GDP从几十、几百美元向几千美元迈进的阶段，我称之为迈入增长之门的阶段，即使缺乏有全球竞争力的大企业群体，大量中小微企业仍然可以成就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但进入上中等收入之后，特别是人均GDP从１万美元向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水平前进，并向人均GDP2万、3万以及更高水平攀登，我称之为攀登增长之梯，除了仍然需要大量中小微企业之外，还需要一批外向竞争大企业来成就持续的经济增长，这就是我讲的踏板大企业。踏板大企业不但能够在创新和升级转型中实现自身发展壮大，而且还能带动其他企业，包括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不断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经营质量，所以它们是企业群体中的“关键少数”，发挥着主导性企业的作用。

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增长进程来看，踏板大企业的意义不可低估。日本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攀登了人均GDP2万、3万美元的高位，尽管从产业结构角度来看，也有钢铁、汽车、电子等主导性产业的强大带动作用，但从微观层面来看，那些迅速做强做优做大的企业，可以认为发挥了主导性企业的作用。韩国更是如此。中国台湾在较长时间里主要靠大量中小企业推动经济增长，而进入本世纪以来则冒出了一些主导性企业，譬如台积电、联发科、纬创等企业，它们与大量中小企业形成了协作和竞争兼而有之、带动与颠覆兼相作用的关系，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企业方阵和发展生态，从而在人均GDP从2万美元向3万、4万美元攀登的进程中，由于有了这些发挥主导性作用的踏板大企业，中国台湾比韩国所花时间更少一些。

韩国人均GDP在1977年突破1千美元，到1994年突破1万美元，即变成10倍所花的时间是17年；然后于2006年突破2万美元，于2017年突破3万美元，即每增加1万美元的时间分别为12年、11年。中国台湾人均GDP在1976年突破1千美元，而16年之后的1992年则突破1万美元；再过19年，到2011年突破2万美元；10年之后的2021年则突破3万美元，达到3.3万美元。

中国正处于攀登增长之梯的阶段，无疑需要有一批发挥主导作用的踏板大企业，与大量中小微企业一道，来成就未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其中一些应该会发展为世界一流企业。中共二十大提出，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而且从中共二十大报告前后文来看，所指的世界一流企业涵盖了国企和民企。因此毫无疑问，民企也有机会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当然这需要更加公平的宜商环境。 

澎湃新闻：不管是民企还是国企，要成为世界一流企业，企业家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张文魁：很难设想，没有世界一流企业家，会有世界一流企业。中国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我想首先问一个很多人都在问、都会问的问题：中国有没有或者能不能出马斯克这样的企业家，以及特斯拉这样的企业？大陆有没有或者能不能出像台湾张忠谋那样的企业家，以及台积电那样的企业？事实上，这些出色的企业都是与出色的企业家精神联系在一起的。特斯拉、台积电都不是国有或政府拥有的企业，马斯克、张忠谋也不是政府指定或培养出的企业家，但一定会有不少人将这两个企业视为世界一流企业，将这两个人视为很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从实际情况看，到底目前中国是有更多的国企称得上世界一流企业，还是有一些民企称得上世界一流企业呢？这可能是个问题。如果从美国《财富》杂志列出的世界五百强大榜单看，绝大部分都是国企，民企很少。但是不能光看五百强大榜单，因为这是一个规模榜。一些企业集团是几个国企合在一起，规模马上就很大了。尽管现在也有一些国企做得不错，但国企中如何能出现、能接纳优秀企业家，能让企业家精神得到发挥和弘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民企在这方面更容易一些。

当然，也不能把企业家精神同成功企业和世界一流企业画等号，很多没有成为世界一流的企业背后也有企业家精神，甚至很多从来都没有成功做大的企业背后也有企业家精神。所以，那些成功了并被视为世界一流企业的创立者，不要忘记，“凭君莫说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他们背后有很多并未做强做优做大的企业。而且，许多企业家精神很强的人都争议颇多、是非不断，马斯克就是。很多企业家都桀骜不驯，但如果他在公司内部不违背公司治理，在公司外部不触犯国家法律，就应该容纳他。所以简单地总结，就两个字：宽松。弘扬企业家精神不需要很多文件，只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就行，而底线就是国家法律和公司治理，只要我们守好这个底线，给一个宽松环境，企业家精神就会得到释放和弘扬，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否则就会是相反的结果。 

澎湃新闻：世界一流企业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标准？应该如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张文魁：我个人提出了“一个前提、四个维度”来看待是不是世界一流企业。 一个前提，就是外向竞争和跨国存在。为什么要有这个前提？主导型企业的崛起，以及世界一流企业的形成，有效机制是市场竞争，而不是政府保护、政府指定。只有在大致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企业，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企业，也才能发挥增长之梯的踏板作用。当然，世界五百强大榜单也有国外的一些资源型企业，但它们还是外向竞争的，同时有跨国存在。在中国国内竞争获得市场份额和经营规模，不算特别厉害，因为中国本来有一个超大规模市场。比如钢铁行业，中国本土的年表观消费量有10亿吨规模，美国大概1.3亿吨规模，所以中国钢铁企业在国内获得5%的市场份额，就足以上世界五百强大榜单了。而外向竞争，特别是跨国存在，为什么很重要？因为跨国存在要应对不同国家的劳动法、环保法、税法，这才是真本事，而且要管理不同国家的员工，适应不同国家的公司治理要求。

第一个维度是世界一流产品。一流产品其实也包含创新在里面，只有不断创新，把创新成果内化到产品中去，产品才会成为世界一流。所以，我不单独讲创新能力。

第二个维度就是世界一流的经济效益。企业可以通过大规模投融资来打造高质量产品，但可能导致负债累累，甚至是亏损。因此一流企业必然注重经营效益。这里讲的经济效益是广义的，可以是利润等财务指标，也可以是企业在资本市场的估值或分红，因为一些历史较短的企业，特别是处于迅速成长期的高科技和互联网企业，它们很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是亏损的，需要不断“烧钱”，但它们必须要以很高的业务成长速度和不断提升的资本市场估值来加倍弥补一时的利润指标的不足。

第三个维度是生产率。经济效益不等于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是不是高，资本生产率是不是高，为国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做了贡献还是拖了后腿？所以世界一流企业要有高生产率。

第四个维度就是世界一流公司治理。世界一流公司治理就是让企业不但是做强做优做大，还要做久。良好的公司治理能够保证一方面发挥企业家精神，另一方面又保证公司作为相对独立的法人跟企业家自然人是分开的。当然，世界一流企业最好还应该有良好的文化气质，以及必要的社会责任感。

总的来看，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最应该做的就是加快营造公平竞争的宜商环境，特别是要加快构建外向竞争的国际环境，从而让市场来选择、来评判，尽管政府也可以发挥适当的引导作用；最应该避免的就是搞成一个政府评优扶优的政绩项目。 

鼓励创新需改善资本和数据方面的政策

澎湃新闻：2022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今年４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指出，要推动平台企业规范健康发展，鼓励头部平台企业探索创新。互联网平台企业基本上都是民企，下一步该如何促进平台民企的发展？

张文魁：中国数字经济体量较大、发展迅速，而且主要由民企民资所推动。不过，近两年一些互联网平台企业发展速度放缓。在全球数字技术日新月异、数字业态不断创新的大潮流中，跟不上步伐就会落伍。中国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与美国还存在差距，这种差距有拉大的趋势，十分值得注意。譬如在人工智能领域，一个ChatGPT就把差距凸显出来。此外，还应该注意，中国数字技术、平台经济不能与国际体系断链脱钩。

怎样才能防止差距继续拉大，并防止断链脱钩？根据我个人的一些调研，觉得除了要加大数字技术的基础研发之外，有两方面的政策可以改善。一方面，应该改善对资本进入数字经济领域的有关政策。我把数字经济诸多产业视为创迭型产业，即严重依赖创新，而且迭代又非常快，所以需要大量资本投入，特别是风险资本投入。通俗地讲，就是需要大量“烧钱”，而且不知道“烧钱”会有什么结果。如果有成功的结果，就会有爆炸性成长的经营规模和丰厚的投资回报。同时，投资者也会在多行业“押宝”，形成横向和纵向广泛投资现象。这些风险资本，大部分都是民营资本。必要的、适当的规制政策是需要的，但有关部门不能把那么活跃、频繁的投资活动都纳入模棱两可的前置审查程序，更没有必要把资本投入与资本泛滥画等号。另一方面，应该改善数据跨国访问与流动的有关政策。如果这方面的政策滑入不必要的僵硬化逻辑，就会导致数据孤岛化问题，这并不利于中国数字经济的长远发展。如果这两方面的政策得到改善，头部平台企业就可以在科技创新和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一些平台民企也可以成为世界一流企业。

总之，不管是传统领域还是数字经济领域，民企民资信心不足问题要得到化解，与其出一个又一个文件，还不如干一些具体和得体的行动，而基础性工作就是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全球化方面的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