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之子 刘允斌

文 / 司马文森图 / 张录

刘允斌（1924－1967），湖南宁乡人，享年43岁。父亲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文革”中被诬为叛徒、内奸、工贼而打倒，1969年被迫害于河南开封。母亲何宝珍，1934年被国民党杀害于南京雨花台。1938年刘允斌和妹妹刘爱琴被周恩来带到苏联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生活，1945年在苏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毕业于苏联钢铁学院，与大学同学玛拉·费多托娃结婚，婚后生下女儿索妮娅和儿子阿廖沙。1955年又从莫斯科大学核物理专业毕业，刘少奇要求他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在内蒙古包头二○二厂投身我国原子弹核燃料的研制。在“文革”中遭受到严酷非人的批斗，1967年11月21日刘允斌在包头卧轨自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刘允斌，苏联名字叫克林姆·允斌。1925年出生于湖南宁乡，1938年赴苏联，他在苏联生活近20年，先后在莫斯科钢铁学院、莫斯科大学求学，1955年获莫斯科大学副博士学位，之后曾在我国驻苏大使馆工作。1957年回国从事核燃料研究工作，1962年1月调入二○二厂创建第十研究室并任主任，负责热核材料的研究试验工作。据刘允斌的妹妹刘爱琴回忆：父亲生前不止一次地对他们兄弟姐妹们说，要向你们的大哥学习，不能靠父母，要有点真本事，文化大革命之前，每次大哥从二○二厂回北京，父亲都很高兴，都要抽出空来和大哥聊聊，或召集全家在一起吃顿饭。王光美认为，刘允斌是刘少奇的骄傲。

刘允斌对工作有强烈的责任心和紧迫感。他从小在列宁的故乡长大，在那里读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和研究生，并且在那里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儿女，他对苏联有着深厚的感情。但他为了建设自己的国家，舍弃了一个常人所不能舍弃的一切而回到自己的国家。回国之后，作为高干子弟，他放弃了在北京原子能研究所优越的工作条件及生活条件，肩负着重任来到内蒙古荒凉的草原。当时二机部部长刘杰找他谈话时，说是借调到二○二厂两年，户口仍留在北京，但他却要求在包头安家落户。

 

没有傲气、官气的红色专家

刘允斌已逝世四十八年了，但他那平易近人的形象却始终深深地印在二○二厂人的脑海里。他虽然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长子，一个不寻常的高干子弟，同时又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红色专家，厂党委委员，但在他身上丝毫看不到一点点傲气、官气和特殊的优越感。反之，他衣着简朴，说话和气、平易近人，待人总是那么和蔼可亲。

由于刘允斌平易近人，不管是对技术人员、还是对待普通工人，都是平等相待，所以大家有什么心事都愿意找他谈，征求他的意见和指导。心中有什么苦衷，也愿意向他谈。他对同志们无微不至地关怀，有什么困难，他总是想方设法去帮你解决。困难时期末期，鸡蛋很难买到，当时研究室的曹似馨怀孕，他知道后，特地把自己的鸡蛋省下来送给孕妇吃。还有一些上海的年轻姑娘来到塞外包头，生活不习惯，他和后来的妻子李妙秀经常去宿舍看望她们。有的姑娘病了，还让妻子做了面条送去。

(刘少奇与5岁的阿廖沙)

塞外包头的深夜，即使在夏天，也颇有凉意，他和妻子李妙秀带着手电筒，一间房、一间屋，一个床一个床的查看，把蹬开的被子盖好。建厂初期，男光棍多，许多人年龄都不小了，他十分理解家庭的重要，为解决他们的恋爱婚姻大事他勇当红娘，为他们穿针引线，并从上海特地招来许多女青年，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春节时，在职工大食堂举办舞会，他带头跳舞，还动员大家一起跳，有不会跳的他就当教练，教大家跳。平时他和大家一起紧张工作，周末常常到单身宿舍里同大家一起打桥牌娱乐，有时也请大家到他家里去坐客，拿出最好的糖、烟款待大家，使大家感到生活在一个温暖的集体中。

他能平易近人，还表现在对待他家的保姆身上。他的夫人李妙秀刚生下第一个孩子时他一个人忙不过来，后来请别人帮他找了一个老保姆，他对待保姆和保姆的丈夫，始终像对待自己的老人一样，没有一点点主人的架子，他们之间的感情很深，刘允斌死的时候老保姆的丈夫帮着一起把刘允斌安葬。

刘允斌工作原则性很强。当1960年苏联撕毁协议，停止一切技术援助项目后，刘允斌决定自己干，全面铺开了裂片产物的放射性研制，他根据从苏联带回来的FP分析方法，用一年时间解决了从工厂流程溶解去污、去裂片到分离、纯化铀、钚的八个流程，为我国的后处理作出了特殊贡献。他精心研究萃取流程代替苏联的沉淀流程，经过三年的努力用717萃取流程代替716沉淀流程，最终解决了101元件中提钚，为我国超钚工作做出了突破性贡献。    第十研究室是一个很温暖的集体，在刘允斌和刘静宜的带领下，业务和技术配养十分扎实，还成立了科技、学术课题小组。一次在由钱三强、彭桓武和苏联专家扎克洛宾列席的学术大会上，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得到钱三强的啧啧称赞，钱三强说，这是一支思想觉悟高，科学作风好，严谨求实、能打硬仗的科学队伍。

在1964年4月，邓小平、彭真、乌兰夫等中央领导来二○二厂视察，刘允斌参加了汇报。作为热核材料方面的专家，同时也考虑到他与邓小平等中央首长都互相熟悉，由他来汇报这方面的工作最准确合适。果然，邓小平在二○二厂见到自己的老上级、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显得非常高兴，听完汇报后对二○二厂领导班子成员说：“你们做出了成绩，工程技术人员是有贡献的。”

刘允斌在生活上很简朴，家里没有漂亮的家俱、高级的摆设，平时穿着极为平常，一双旧皮鞋总穿在脚上，同普通职工没有任何区别。他经常进行家访、谈心、嘘寒问暖、了解工人、技术人员的困难，他的足迹走遍了工人村各个角落。刘允斌当时每月工资只有100多元，但却总是每月交纳几十元党费。他真正地实行着党所号召的“三同”。他吃在厂区，即使妻子李妙秀从北京来包头安了家，他也很少回自己的家里住。

(刘允斌（右一）与著名核科学家王淦昌在俄罗斯)

奇异的身世与婚姻被揭开

曾在二○二厂工作过的乌兰夫的儿子乌杰，在苏联留学时学的也是理工科。回国后分配到二○二厂第一研究室即中央分析室任项目组组长。后任包头市市长，山西省副省长，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曾数次回到他一生难以忘怀的二○二这个我国第一座核燃料元件厂。他说，关于在苏联的婚姻，刘允斌曾与他深谈过。刘允斌说，“我在苏联学习时，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知识都学到手。就这样，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刻苦攻读，几乎把身体累垮。那时，中苏同学都很佩服我的刻苦精神，但又不同意我这种玩命的学习方法。当然我也没有精力去考虑婚姻问题了。后来，我的年纪越来越大了，而且又不能马上回国，所以就在1950年时，与追求我很长时间的苏联姑娘结了婚”。刘允斌的苏联妻子玛拉和他是莫斯科大学同系不同专业的同学。玛拉是家中的独生女，她的父亲是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红军，在莫斯科的一个区检察院工作，母亲是教师，这在苏联是一个极普通的家庭。

“我的学业即将结束时，父亲给我来信让我回国参加建设。说实话，接到父亲的来信，我的心里也非常矛盾，也知道祖国花那么多钱送我们出国学习是为了什么，但此时我已不是独身一人，我已有了妻子和孩子。我和妻子的感情很深，我怎么舍得离开他们?我一直动员妻子跟我回国来，但她不懂汉语，而且两国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和生活水平又差异很大，她也曾来过中国两次试了试，但怎么也无法适应这里的生活。我试图动员她和我一起回来的希望破灭了，我爱我的妻子，也爱我的孩子，可我更爱我的祖国。我下决心非回国不可，而她坚决不跟我来，我们只好过起两国分居的生活，这样拖了几年才离了婚。我愧对她们母子呀!在我们许多人的想象中，好像苏联人结婚、离婚都很随便，其实各有各的规矩，特别是一个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的妇女，再想找到理想的伴侣在苏联也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曾带玛拉到外交部办过出境手续，她只会几句简单的汉语问候语，我不在身边，她几乎寸步难行，而我忙于工作，所以很难抽出时间来陪她”。

玛拉最后一次来中国是1958年。离婚之后，玛拉终生未再婚，她默默地拉扯着一对幼小的儿女。直到1998年去世，她一直都住在莫斯科和刘允斌在一起生活时住的那套房子里。刘允斌回国之后，由于中苏交恶等各种原因两人就中断了联系。数年之后，刘允斌又组成了一个家庭。

我为自己建造了一座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纪念碑

在人们走过的道路上，青草也不再生长

他抬起那颗不屈的头颅/高耸在亚历山大的纪念碑之上

不，我不会死亡

我的灵魂在珍贵的诗歌当中

将比我的骨灰活得更久长

刘允斌生前非常喜欢普希金的这首《纪念碑》。

 

俄籍儿子的传奇寻根路

何宝珍，阿廖沙的奶奶，刘少奇早期革命伴侣。1902年4月出生于湖南道县一个贫民家庭。1922年离开衡阳省立第三女师后，来到长沙清水塘，与毛泽东和杨开慧住在一起。她白天到自修大学学习，晚上回来。毛泽东经常布置她读些进步书刊。1922年秋，杨开慧将何宝珍介绍给刘少奇认识。1923年4月，何宝珍与刘少奇结婚。婚后，她随刘少奇辗转国内各大城市，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4年，何宝珍牺牲于南京雨花台。何宝珍与刘少奇生二子一女：长子刘允斌、次子刘允若、长女刘爱琴。

阿廖沙，刘少奇的长孙，在俄罗斯隐姓埋名数十年，只在5岁时见过爷爷一次，就连父亲在“文革”中自杀的消息，也是事后20多年才得知。他怎么会在俄罗斯?为什么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对于父亲的死，阿廖沙是这样说的：“我们全家都很悲痛，也觉得不可思议……我对父亲没有很深的记忆，那时我还太小。对父亲的了解是在我成年之后。直到现在，我也不相信父亲会自杀……但我们一直思念着父亲，姐姐对父亲的记忆要比我多，她还写过一首感情非常真挚的诗——《怀念父亲》。”

阿廖沙在俄罗斯生活的数十年里，从上中学直到进入工作单位，他都没有在亲属栏中填写过刘少奇、刘允斌的名字。阿廖沙解释说：在那个年代，中苏关系正处于恶化时期，克格勃监视他们一家。玛拉为了他们的安全，带他们躲回老家。在上学期间，阿廖沙改成母亲的姓，这样他才躲开了克格勃的监视。阿廖沙从莫斯科航空学院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航天指挥中心，以军人身份从事着苏联国防的尖端科技研究，他多次获得国家奖章。退役前，他是指挥中心的高级工程师。

阿廖沙之所以能回到中国，与奶奶王光美的关心密不可分。在北京，王光美时常牵挂在莫斯科的孙女、孙子，一直想找个机会让孙女、孙子到北京团聚。1987年，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费了很大工夫，从莫斯科同学那里打听到了阿廖沙一家的下落，失散多年的亲人终于联系上了。1988年10月，应王光美的邀请，玛拉到中国居住了一段时间。1998年，王光美又委托当时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副主任黄峥给索妮娅和阿廖沙带去500美元，希望他们再能回家看看。

现在，阿廖沙居住在广州。他的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才，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嫁给了乌克兰的一个演员，儿子成了父亲的校友，也考入了莫斯科航空学院。阿廖沙为中俄友好团体机构工作，他依旧保持着中国人的习惯：喜欢吃面条，不太爱喝牛奶，对辣椒也比较感兴趣。

(阿廖沙)

写作背景：

命运巧于捉弄，机会巧于委禽。说起来也是巧，笔者到秦山核电站前，曾在核工业部四○四厂从事过核武器铀的转化工作。1969年元月份中苏关系异常紧张时，四○四厂加紧备战，我们十多人授命被派遣去包头的二○二厂学习四氟化铀转化技术，当时“文革”还未结束，鄙人出于政治的敏感性和对刘允斌的敬佩，利用到二○二厂学习的机会，寻找刘允斌含冤伟哉的地方。一个礼拜天，我悄悄地去了位于包头的阴山角下，来到刘允斌卧轨自杀的铁轨旁，心情异常复杂，斯人已去，感叹万千！我发现在他结束生命的铁道旁有一片细碎的小白花，在塞外寒风中瑟瑟开放，像是无言深邃地向高远的苍天倾诉、抗争。我采了一束敬献到铁道旁。正如陶渊明在《似挽歌辞三首》所说：“四面无人居，高坟正蕉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其实，关于人的生死毁誉这个深奥的千古命题，诗人臧克家说得通俗而又深刻，他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但刘允斌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他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是中国核工业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