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动态｜众学者共议增长动能：没有创新，就没有经济增长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复苏，经济增长好于预期，但仍受到一些因素的扰动。突出问题是民营经济信心不足。另一方面，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平台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并带动了其他产业。在重塑民营经济信心、改善预期方面，该有哪些举措？如何看待和认识平台经济的发展？“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

围绕上述问题，近期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讨会。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学术顾问兼首席经济学家魏加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互联网与新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祝华新、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总工程师何霞、毕马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康勇等在会上充分交流。会议由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副会长刘勇主持。

与会专家表示，中国经济持续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政府、企业和老百姓齐心合力奋斗的结果。现在尤其需要维持和巩固良好的政商关系、劳资关系；企业与政府、企业与公众利益应相向而行，共渡难关。当务之急是将既定部署与已作承诺尽快付诸行动，以实实在在的改革开放之举，提振居民和企业的信心，稳定其预期。 

从要素驱动逐渐转向创新驱动

“改革开放45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伴随着‘人口红利’、‘资本红利’和‘技术红利’的消失，今后的中国，没有创新就没有经济增长。”魏加宁说道。

魏加宁分析称，在劳动力要素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在资本要素方面，过去高速增长主要依靠国内的高储蓄率，并从国外吸引了大量外资，但不仅储蓄率在下降，居民负债率还在上升；同时，吸引外资也越来越困难了。在技术要素方面，过去我们一方面引进了大量的国外先进技术，同时也“山寨”了不少技术。但是现在，山寨技术遇到了知识产权保护；而引进技术又遇到了“中美高科技冷战”。

从国家战略层面看，美国知名经济学家阿基翁曾经指出，一个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往发达国家走的时候，技术上一定要从“追赶模仿型”转向“前沿创新型”，否则就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他进一步称，再从微观层面讲，张维迎指出：过去我们主要是依靠“套利型”的企业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能够套利的地方越来越少，因此，今后只能更多地依靠“创新型”的企业家。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就是：未来中国，没有创新，就没有经济增长。”

“十四五”规划和中共二十大报告都把创新放在了新发展理念的首要位置。魏加宁提醒，在创新方面我们一定要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

日本在创新方面有过惨痛的经验教训，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借鉴。日本电子信息产业曾经位居前列，但后来被韩国和中国台湾赶超。

根据日本人自己的反思，首先一个教训就是“误读创新”。错把创新翻译成“技术革新”，所以在日本技术至上、唯技术论非常流行。

其次是“误用优势”。日本电子信息产业的优势本来是在制造环节，后来他们想往产业链上游的研发设计环节走，但是在研发设计环节日本竞争不过美国，因为美国是多元文化，而日本是单一文化。原来具有“高性能、高品质”优势的制造业环节又被具有“低成本、短时间、快速生产能力”的韩国和中国台湾赶超。

第三个失误是“误判时代”。工业时代强调的是纵向一体化，而数字化时代强调的是横向的国际间水平分工。日本人自己认为，现在日本的汽车产业还处于领先地位，是因为汽车产业还处于工业时代，但是电子信息产业之所以衰落，是因为电子信息产业已经进入了数字化时代。反思中国，我们在1950年代“大跃进”的时候，曾经用“农业社会的思维”搞工业化，用群众运动来“大炼钢铁”，结果一地鸡毛。同理，我们现在是不是还在用工业时代的思维来搞数字化，“集中力量办大事”。

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多次提到数字领域的关键词，对建设数字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何霞认为，目前，中国数字化发展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就，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日益凸显。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数字化发展蕴含的潜力会不断释放。

她介绍，截至2021年中国三次产业数字经济渗透率，第一产业10.1%、第二产业22.8%、第三产业43.1%。“数字时代，本质是互联互通的时代，只有基础设施万物互联、数据要素高效流通，才能真正实现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的美好愿景。”

纺织、机械等领域已出现一批中小企业服务平台，推动中小企业产能融入社会化生产体系，并为其提供生存发展的关键资源。使更多中小企业越过平均生存周期2.5年的“死亡谷”，通过数字化转型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面临重大机遇，但也有不少困难和挑战。何霞建议，数字经济作为建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充分渗透至各类市场主体、全产业链体系发展。要强调健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工作机制，加速大中小企业全流程数字化转型，在农业、工业、金融等重点领域加快与数字技术融合，推进一二三产业全产业链数字化发展，有力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

对于数字技术创新，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高度协同的创新体系，凝聚创新合力，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魏加宁指出，进入数字时代，在创新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首先是研发环节发生了变化：工业时代强调专注式思维，是一种求同的研发方式，所以搞“两弹一星”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到了数字化时代，需要的是发散式思维，是一种求异的思维。在这方面，美国是多元化的，所以具有明显优势。

第二个是生产环节发生了变化：工业时代由于运输成本的下降，使生产与消费相分离，因此比较重视“垂直一体化”，但是到了数字化时代，由于信息成本的下降，研发与制造相分离，所以更多的是“横向的水平分工”。

第三个是消费环节发生了变化：在工业时代，大型计算机和大型交换机都需要保质期在20年以上的“高性能、高品质”芯片，在这方面，日本曾经占有优势。但是，现在耐用消费品变成了快消品，例如大型计算机变成了笔记本电脑（使用期3到5年），固定电话变成了手机（使用期2到3年），于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发现，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生产出来的低成本芯片要比日本那些保质期在20年以上的“高性能、高品质、高成本”芯片更具优势。

第四个是决策环节发生了变化：工业时代强调的是垂直的集中决策，所以科层组织非常发达；但是到了数字时代，则强调是横向的分布式决策，多元化的研发团队更能发挥作用。

第五个是企业环节发生了变化，企业间竞争的核心也发生变化：工业时代主要依靠价格竞争，而数字化时代更看重创新竞争。

最后就是企业文化也发生了改变：工业时代强调的是纪律严明，整齐划一，统一工作服。但是到了数字时代，强调是宽松的氛围，思想自由，畅所欲言，以及个性化的服装。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势头良好。根据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乘联会”）统计口径下的新能源汽车出口数据，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出口从2017年的17万辆增加到2022年的112万辆，占汽车总体出口的份额从19%提升至36%。

在康勇看来，近年来中国制造不断升级，品质持续提升，价格也逐渐走高，开始向中高端产品细分市场迈进。“中国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不断提升，对智能化体验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新能源汽车的智能驾驶、智能网联等功能，进一步加速了中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浪潮的形成，迎合了欧洲高端市场消费者的需求。”

他也提醒，中国企业进行国际化时率先布局发达国家市场，有利于企业积累国际化经验、塑造产品的品牌形象，从而提高产品的全球销量。同时，发达国家市场由于准入门槛较高，企业也将面临宏观环境变化增大、市场准入的不确定性、强大的本地竞争对手、产品定位不清，难以满足本地化消费者需求等挑战。

他建议中国企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设计切实可行的欧洲新市场进入策略；第二，采取灵活因地制宜的销售模式并建立当地合作伙伴；第三，实施绿地建设（新建海外投资）及并购并举的产能布局。

互联网经济的迅猛发展，一批平台企业迅速崛起。在祝华新看来，需要对互联网企业的角色和作用重新定义。互联网企业发展和管理得当，不是“割韭菜”，而是科技赋能。不会挤压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而会造福千行百业。

祝华新认为，要重视互联网企业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要鼓励互联网企业创新技术的有序扩张，以强大的算力算法赋能实体经济和社会治理。互联网企业是科技创新发动机，可以向外输出技术人才。

“发展才是最大的安全，落后是最大的不安全。如果我们担心因为数字化越多越脆弱，因此要退回去做专网的话，是更大的不安全。推进国产化的应用替代，但这个替代不是完全不用别人的，兼容很重要。”祝华新强调。 

法治是营商环境的核心

今年两会记者会上，李强总理坦言“去年有段时间，社会上有一些不正确的议论，使一些民营企业家内心感到忧虑。”他表示，“两个毫不动摇”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是长久之策，过去没有变，以后更不会变。

祝华新提到，当前，网上针对企业和企业家，特别是针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各类虚假不实信息时有出现，损害企业品牌形象，侵害企业家合法权益，甚至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导致企业蒙受经济损失，企业家遭受名誉侵害。“中央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企业界反映很强烈。着力维护企业和企业家的网络合法权益。”

他进一步分析称，舆论场上的市场经济质疑者，分成这样几类：一是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利益受损者，如国企改制中的转岗工人，被平台企业挤压了市场空间的个体工商户等。二是千禧年后享受改革开放红利的新生代，他们不太了解改革前中国如何缺乏经济活力，更多地看到分配不公、上升通道壅塞等负面现象，对与市场经济相关的事物，如996工作制、平台、外资等充满愤懑。三是网上一些“大V”以激进和极端的言论，曲解改革开放，自居为市场改革利益受损群体的代言人，用反市场逻辑来解答分配不公等问题。

他直言，社会舆论的关切需要全社会也包括企业界诚恳倾听，积极回应，维护和改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切实提高民生保障。另一方面，也要理解和体谅当前市场主体的艰难处境。经济下行，消费市场萎缩不振，生育率下降、收入分配等多方面条件约束，企业压力和风险加大。

营商环境是影响企业活动的社会要素、经济要素、政治要素和法律要素的总和，其中也包括舆论环境。祝华新建议，优化营商环境，既需要在政府赋能和监管经济运行的程序上消除企业办事的痛点难点，也需要在社会观念、精神文化层面缓解企业家的后顾之忧，让企业家安心放心。

魏加宁则建议要从企业和企业家的需求入手去改善营商环境，并主张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法治建设为中心”。一旦法治环境搞好了，企业的产权有了保障，不需要“招商引资”，也不需要“优惠政策”，国内外投资者就会不请自来。

魏加宁强调，“在数字化时代，必须营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社会大环境和单位小环境”。我们现在老说技术上“被卡脖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专家学者常常被“卡脖子”。“创新的前提是要有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

要想技术创新首先需要制度创新，要想制度创新首先需要理论创新，要想理论创新首先需要思想解放，要想思想解放首先需要信息流通。没有信息流通，就不可能有思想解放，没有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创新增长。过去40年我们有一个基本经验就是：每当我们遇到经济危机、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