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帝国新论》

本文选自新书《帝国新论》，作者：俞可平，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

《帝国新论》书影

从政治的角度看，20世纪是人类的悲惨世纪，在这个世纪中爆发了人类迄今仅有的两次世界大战，战争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20世纪同时也是人类解放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统治人类数千年的帝国体系寿终正寝，至少在正式的制度和道义上，种族歧视和奴役破天荒地失去了合法性。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人类不分民族、肤色和国别一律平等，强国不得侵略和干预小国，民族国家的主权不受侵犯等，被载入了《联合国宪章》，并由各国签约承认，而所有这些在帝国体系中是不可想象的。帝国的终结，彻底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深刻地扭转了人类的政治进程，使全人类朝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帝国的终结，也深刻改变了人类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文化，自由、平等这些根本的政治价值不再仅仅是西方列强的政治追求，而成为全人类的政治追求和政治评价标准，“帝国”概念本身也首次在人类主流话语中从褒义转变成贬义。正如马丁·托马斯和安德鲁·汤普逊在其所编的《牛津帝国终结手册》中指出的：在上个世纪，殖民地统治的崩溃和帝国的终结，重新塑造了世界的政治地理。去殖民化对统治体制和政府的意识形态影响也同样深远。拒斥殖民主义成为建立新的民族国家和政治制度的必要条件。此外，20世纪帝国的终结也标志着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集中的国家建构进程，关于主权、公民、权利的流行观念得以完全的重构。帝国的终结促进了对民族或种族的不同归属感，并催生了新的社会运动和国际合作的形式，它使殖民地人民得以驱逐那些拥有更大军事权力的帝国殖民者。

然而，令人深思的是，在经过对帝国的短暂否定和批判之后，当全球化对民族国家主权带来深刻的冲击，以及冷战结束后并没有产生理想的全球秩序之后，各种不同政治信仰的人又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帝国。

从当代西方左翼政治理论的角度看，最有影响的要数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激进学者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合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他们试图运用三种基本的分析手段对全球化时代的帝国做出新的界定：第一，考察全球化现象；第二，分析民族国家的危机；第三，追溯本体论层面的社会变化，即在物质劳动、生产合作和由此产生的生命政治等方面的变化。在考察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权力体系后，他们明确主张，进入全球化时代后，一种新的主权体系已经形成，“它由一系列国家的和超国家的机体构成，这些机体在统治的单一逻辑下整合。新的全球的主权形式就是我们所称的帝国”。他们说，全球化时代的帝国是主权、贵族和民主的糅合。帝国的结构通过三种层面的权力而运行：首先是美国君主政体层面，它具有军事、金融和文化的霸权。其次是“大型的资本主义的跨国公司”和“贵族式的统治”。最后是“大的民族国家的残余，它们致力于形成同盟”。这种新的帝国主权与现代时期主要在欧洲、美国和日本形成的帝国主义是完全不同的。现代帝国主义建立在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国家主权基础之上，它意味着将国家主权延伸到外国领土。与现代时期的帝国主义相比，今天正在出现的帝国不建立在国家主权的基础之上：这是一个真正的全球化帝国，内部与外部的界限消失了。

与哈特和奈格里等左翼学者对全球化时代的新帝国主义所持的批判立场不同，更多的学者重新关注帝国问题，“很可能是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的深层变化让帝国具有了当代价值，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帝国的兴趣。这确实是帝国热潮最为重要的原因”。因而，许多学者重视帝国问题，除了试图对当今世界特殊的权力体系作出新的理论分析外，或许还寄希望于新的帝国能够为冷战结束后依然动荡不定的世界带来新的秩序，甚至为人类在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间产生新的冲突的背景下带来新的和平与繁荣。当代美国政治家、“鸽派”代表人物威廉·富布赖特（James William Fulbright）在其《帝国的代价》一书中，其实也表露出了这样一种期待：一方面他承认，干涉就是插手别国的内部事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干涉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种干涉也包含着大国的责任。“只有超级大国才有力量——而且也有责任——来维持我们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的表面秩序。……只有超级大国才有力量通过合作的方式，去限制世界的动荡和骚乱，制止大的冲突，化解小的纠纷，约束民族主义和野心勃勃的过激举动，其中包括他们自己的极端行为，只有做到这一切，才可以使得处在当今热核时代的世界花篮尽可能的安宁。”

无论是怀抱昔日的帝国梦想，还是期待帝国为今日的世界带来秩序与和平，无论是对帝国政治及帝国主义政策采取批判的态度，还是以赞赏的态度认可权力体系的存在，这种认为人类在全球化时代后已经或者必将重新进入帝国时代的判断，是缺乏令人信服的事实依据和理论依据的。在我看来，大英帝国是人类帝国的绝响，人类的帝国时代随着大英帝国的解体而正式宣告结束。无论人们喜欢或承认与否，作为一种人类普遍追求的政治价值和作为一种国家权力体系的政治结构，帝国已经退出世界历史的进程。帝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完全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正式告别了延续数千年的帝国体系，而进入了“后帝国时代”（the Post⁃Imperial Age），民族国家成了“后帝国时代”的主要角色。尽管现实世界仍然存在着实力强大并足以控制和影响其他国家，甚至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国家，尽管这些强权国家的政治精英中确实不乏缔造新帝国的野心，但任何现存的权力体系，都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帝国，也不可能演变成这样的帝国。

首先，建立帝国的主要工具已为人类文明的主流所抛弃。作为历史的常态，所有帝国的建立都以军事扩张和征服为主要途径，战争与暴力是帝国存在的伴生物。不用说，古代帝国建立在赤裸裸的军事征服和暴力镇压之上，即使是那些强调民主和法治价值的现代帝国，最终也必须以暴力作为其帝国统治的最后依托。于尔根·奥斯特哈默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在横向上，帝国必须将领土的各个区域与核心区联合在一起；在纵向上，帝国必须千方百计使其在殖民地社会的统治和影响力得到保障。横向融合最初总是离不开强制和武力。所有帝国在建立有效的法律秩序之外，必须以持久的暴力威胁作为立国之本。即使帝国并不具有长期恐怖统治的特征，即使我们至少在19世纪和20世纪英帝国的例子中看到，除去镇压起义的特殊情况外，它大体是在依照法治国家的基本准则行事，但是这仍然无法改变一点：帝国永远都处在紧急状态的阴影下。”帝国统治者的辉煌建立在对其他民族和人民残暴血腥的镇压和剥夺之上，对于宗主国的统治阶级来说，特别是对帝国的专制独裁者来说，帝国强大的军事暴力是其荣誉和权力的象征。但是对广大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和其他被统治者来说，帝国的暴力和战争意味着奴役和牺牲。任何一个强大帝国的建立，无不充满着血淋淋的故事。不消说像亚述、波斯、马其顿、蒙古这类纯粹建立在大规模杀戮之上的帝国体系，即使是后来像西班牙和英国这样的所谓“文明的”海外殖民帝国的建立，也无不以牺牲被占领地人民为巨大代价。例如，“作为欧洲征服美洲过程中最大的悲剧之一，西班牙入侵之前可能供养了大约2500万人口的墨西哥次大陆在不到一个世纪后就只剩下一两百万居民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帝国征服美洲新世界的结果是毁灭性的：“根据有些人估计，整个新世界的人口从1亿减少到500万。”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帝国的军事暴力和战争征服，已经彻底失去了其先进性和道义基础。过去用来展示帝国荣誉的战争机器，作为人类自相残杀的主要工具已为人类文明所不齿。帝国的统治者过去用来对本国人民炫耀的博物馆、大规模阅兵、凯旋门等，在绝大多数国家现在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供民众和游客参观浏览。不仅如此，一个国家对另一个主权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和军事占领，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共同缔结的《联合国宪章》所明文禁止。各成员国承诺不得使用战争和军事暴力手段解决国家间冲突，并将“联合国之宗旨”确定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何大国对其他国家的军事侵略和占领征服，都不仅不再具有任何合法性依据，而且将为全世界进步力量所唾弃。

其次，帝国成其为帝国的本质特征已失去道义基础。帝国秩序建立在民族和国家的不平等之上，宗主国与殖民地或附属国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宗主国民族与殖民地民族处于本质上的不平等状态。不平等是帝国的内在性质，这种内在的不平等体现在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文化、教育、经济和政治等各个方面，而且这种不平等在帝国体系内是合法的和正当的，是帝国政治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依靠帝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得以保障。霍布斯鲍姆说，帝国主义带来的最严重后果，是“它们造成深刻的不平等，因为母国与属国的关系是高度不对称的。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是戏剧化也是决定性的，而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却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其实，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的不平等是全方位的，不仅是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的不平等，更是个人权利的不平等；不仅是经济收入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平等，更是政治权利的不平等。例如，20世纪后，西方列强普遍实行代议民主，倡导公民的自由、平等和参与，而在其殖民地和附属国中却继续实行专制独裁政治。因而，正如一些帝国研究专家所发现的那样，我们完全可以用不平等和差异性来定义帝国的政治：帝国就是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和差别性的政治。“以往的帝国就是一些巨大的国家，它们设法兼并不同的民族，并且在这些不同的民族之间不断制造等级和差异。历经时日，这些帝国便发展起各种应对差异性这一本质任务的统治策略，我们称这些统治伎俩为‘差异的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这种国家和民族的不平等在当代世界已经彻底失去了合法性，不再具备道义基础，也从根本上违反各国共同认可并签约的《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组织“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之上，并“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任何人或任何国家，如果还主张某个民族或国家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具有优越性，就既违背本国对联合国的承诺，也违背人类社会的普遍道义，必定遭到绝大多数人民和绝大多数民族的反对。

其三，帝国产生的根本动因已不复存在。世界政治史上，列强对外扩张征服的理由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根本的原因就是掠夺土地、人口、资源和财富。无论是古代帝国还是近代帝国，攫取其他国家的物质利益，是帝国建立的根本动力。无论是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政策，还是日耳曼帝国的军国主义政策，根本目的无非是凭借军事力量对殖民地和占领国进行野蛮的掠夺和残酷的剥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扩张的这一根本动因在人类历史上终于逐渐消失。一方面这得益于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畅通，使得强国已经不需要通过战争的血腥手段去获取别国的财富，而完全可以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达的国际贸易来增加国民财富；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使得文明国家内部形成了强大的反战和厌战舆论，对外的军事侵略战争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得人心，从而大大增加了对外战争的成本。即使最强大的国家，如果从战争的成本—效益比来看，贸然发动对外战争往往也得不偿失。以1965—1973年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为例，据美国预算与管理办公室统计，越南战争期间的直接军事开支为1347亿美元；据专家学者的研究数据，美国用于越南战争的军事开支在1000亿—1500亿美元。间接的战争成本无法估量，仅美军在越南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就达5.8万人，受伤人员超过30万人。尽管学者关于越南战争对美国经济究竟产生了何种重大影响存在分歧，但没有人认为美国从越南战争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相反，许多学者认为，美国经济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直至整个70年代进入了一个长期停滞的阶段，甚至还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越战是导致美国六七十年代经济困境的重要因素。

其四，无论哪个独裁统治者的权力和能力再强大，并且拥有征服他国的野心，他也不可能挟一国之力建立起现代的新帝国。当代世界的列强，就其军事力量而言，完全不比历史上那些强大帝国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像俄罗斯和美国这样的核大国，其拥有的核武器不仅可以轻松摧毁敌国的一切军事和经济设施，甚至可以彻底毁灭地球。然而，即使是这些拥有核武器的军事强国，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建立起现代的新帝国。核武器可以毁灭敌国，但一旦爆发核战争，最大的可能就是相互毁灭，那将是全人类的末日，因此，一般认为核武器主要用于威慑。当然，即便不使用核武器，当代世界的军事强国也有足够的能力对他国进行战争征服，但即使霸权国家运用其强大的军事机器征服了其他国家，也难以再建立其统治者梦想的帝国。首先，除了如前所述的战争扩张和军事征服代价过大，得不偿失外，对被占领国的管理成本也极其高昂，即使占领者经济再强大，对其占领和管理的成本往往也不堪重负，直至成为拖累占领者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以被视为全球化时代军事占领经典范例的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为例，美国虽然在短时间内以其无与伦比的先进武器一举打败了曾经在中东地区不可一世的伊拉克“共和国卫队”，迅速征服了萨达姆的伊拉克政权，但其极其高昂的战争和管理成本，使得它不可能长久占据伊拉克，而是在扶植亲美政权后撤离伊拉克。美国2003年3月发动伊拉克战争前，时任白宫经济顾问的劳伦斯·林赛估计，伊拉克战争的总体费用在1000亿—2000亿美元之间，但实际费用要10倍于当初的预算。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和哈佛大学讲师琳达·比尔姆斯的估计，如果除了直接的战争开支外再考虑石油价格上涨使美国经济成本增加等因素，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上的总体花费可能高达2万亿美元。尤其是与传统时代帝国的军事凯旋完全不同，即使是如此“完美的”军事征服，也同样对整个美国社会和经济产生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伊拉克战争对美国的经济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布什政府选择了对伊拉克战争进行财政支持就必然要承受战争所带来的连续的财政赤字和不断上升的军费需求的压力。这对于美国是个真正的冒险：混乱的国家预算会破坏私人投资使美元贬值。”其次，更重要的是，巨大的战争成本，加上道义基础的缺乏，导致国内和国际社会对任何对外侵略战争的竭力反对。一方面，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引发了国际性的暴力对抗，如越南战争时苏联和中国的直接军事对抗，伊拉克战争时引发了伊斯兰世界的暴力抵抗，等等。另一方面，这种对外侵略战争不再像过去那样会得到国内民众的广泛支持，相反往往会在国内引发巨大的反抗浪潮。美国的越南战争就是明显的例证，国内的反战运动直接促成了越南战争的结束。因此，完全可以说，世界政治的多极化和民主化，从根本上看，是不可遏制的历史潮流，而帝国的梦想与这一潮流恰恰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关于帝国体制已经完成其在人类政治发展中的历史命运，人类在全球化和民主化时代不可能再重回帝国时代，这其实也是许多明智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清醒认识。例如，对帝国的理论与实践深有研究的德国著名政治学家明克勒十分明确地得出结论说：“历史再一次告诉我们，很多新生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国家都不过徒有其表，它们在政坛第一次大地震中便纷纷落马。事实再次证明，主权国家多元体取代帝国秩序之途布满艰难险阻。然而，即使看到在后帝国空间稳定化过程中问题丛生，都没有动摇人们关于帝国时代已经终结的观点。”他从三个方面来论证这一论断：第一，有可能成为帝国的那些潜在霸权国家的实力相对衰落。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仅不足以支撑其成为全球帝国，而且若它不及时收缩其势力范围，则可能会加速自身的衰亡。第二，那些臣服于某个世界帝国的民族，它们开始自我觉醒，逐渐积蓄更大的抵抗潜能。最后，推行帝国政治不再有利可图。按世界经济史专家统计，19世纪至20世纪初，那些推行帝国主义扩张战略的强权国家往往得不偿失和入不敷出，而且这种逆差只会进一步加大。

帝国作为一种国家政权体制和全球秩序结构，在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将不再具有现实的基础，但总有一些统治者和国家试图征服、占领和统治其他国家和民族，也总有一些专家学者会继续倡导和论证帝国体系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因此，虽然帝国的时代过去了，但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政策和战略还将长期存在。例如俄罗斯“地缘政治学明星学者”杜金（А.Г.Дугин），就公开倡导建设“俄罗斯新帝国”。他认为，在当代的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已经过时，国家主权在建构当今世界秩序中也不再有多少实质性意义。当代世界是一个多极化的政治格局，在这个多极化世界政治中，帝国体系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俄罗斯必须认清自己的身份认同：它是帝国的传承者，它的历史使命就是重新建设一个帝国。“俄罗斯历史上就是个帝国，作为成吉思汗欧亚主义帝国的继承者，俄罗斯命中注定地理上就是位于‘欧亚洲’这一区域，注定是欧亚主义大陆文明。新俄罗斯当前自我认同的‘民族—国家’模式是‘西方的陷阱’，这违背了俄罗斯的历史宿命。为了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俄罗斯必须要担负起欧亚洲，即独联体地区的一体化重任，而民族—国家的俄罗斯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历史和文明使命’。所以，俄罗斯必须是一个帝国，为了建设这个帝国，必须实现独联体地区的一体化。”

帝国是一种权力结构，而且是一种超越和压倒其他权力的霸权，因此，只要国家权力存在，这种追求对其他国家拥有霸权的动机和行为永远不可能终止。而一旦强权国家运用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和科技力量对其他主权国家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预，试图征服和支配其他国家的人民，或者迫使其他国家听命于自己，将其他主权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时，无论这些强权国家为这些对外扩张行为冠以什么样的动听口号，它们都是帝国主义的扩张行为。但是，只要这些霸权国家对其他国家的侵略行为没有演变成正式占领并统治这些被征服国家，将这些被征服国家公然纳入霸权国家的领土版图，那么，这样的霸权国家就不能被视为政治学意义上的帝国。这种对外侵略扩张行为虽然与建立帝国的行为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由于其导致的最终结果不同，它也不同于历史上的宗主国建立帝国的行为，它只能被视为强权国家的帝国主义行为或霸权主义行为。

正如我们在前面的概念辨析部分说过的那样，帝国与帝国主义常常难分难解，但两者是不同的概念。帝国是一种国家的权力结构体系，而帝国主义是国家统治者对外扩张侵略的一种价值选择、一种理论主张和一系列内外政策。从历史的视角看，帝国的建立离不开帝国统治者们所奉行的帝国主义政策，但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奉行帝国主义扩张政策未必最终形成帝国。从现实的视角看，尽管如上所述，任何强大的国家即使其统治者怀抱帝国的梦想，也都不可能再返回帝国时代，但强权国家的统治者们仍会试图想方设法奉行各种帝国主义的扩张和侵略政策。在帝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今天，之所以还有不少强权国家继续推行帝国主义政策，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第一，民族优越感。这些强权国家通常是历史上的帝国，帝国时代的辉煌已经成为这些强权国家的政治传统，深刻地铭刻在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的记忆中，从而带有一种内在的民族优越感，帝国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满足这种优越感。“帝国主义者坚持的是他们种族和文化的优越性、坚持统治和控制的权力以及欧洲在世界史上作为文明和进步发源地的地位。”第二，权力意志。权力欲本质上是一种占有欲，当强权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不幸是一位专制独裁者，而且又没有相应的制度对其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时，奉行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政策常常会成为一种自然选择。因为独裁者的占有欲是没有止境的，对他来说除了自己的权力之外，包括人民生命财产在内的所有国民利益都是微不足道的。一些独裁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甚至不惜牺牲本国民众的生命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外发动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第三，实际利益。通过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对其他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控制，对强权国家而言可以带来许多现实的国家利益。当强权国家对其他国家居于支配地位时，它就可以在被支配国建立军事基地，消除贸易壁垒，获得各种政治和经济的优先权益，从而实质性地增加强权国家的安全、经济、交通、贸易和文化等利益。可以说，在全球化时代，如果说强权国家发动帝国侵略战争的代价往往得不偿失的话，那么，奉行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政策则总是利多弊少。由于存在着这样一些原因，即使人类已经进入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现实政策仍将长期存在。

帝国主义不仅将长期存在，而且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帝国主义的表现方式和理论依据将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民主化的时代特征而出现新的变化。大卫·哈维说：“不同的国家可能会产生不同类型的帝国主义，1870—1945年间，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所产生的不同类型的帝国主义即是明证。如同帝国一样，帝国主义也具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和形态。”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概括当代帝国主义的新变化，那就是“经典帝国主义”已转变成“新帝国主义”。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形成于20世纪初，以列宁、考茨基和霍布森等人为代表。新帝国主义理论是20世纪晚期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条件下对经典帝国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以大卫·哈维等西方左翼学者为主要代表。对于什么是新帝国主义，没有统一的定义，众说纷纭。霍布斯鲍姆在其《帝国的年代》一书中实际上把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世界主要列强的对外军事扩张和殖民统治，视为区别于传统帝国主义的新帝国主义或超帝国主义，他之所以把1875—1914年这个时期称为“帝国的年代”，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时期出现了“新的帝国主义”。印度学者帕拉玛基特·辛格（Paramjit Singh）在2022年的一篇文章中说：“197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利润率的下降和生产过剩催生了新帝国主义。正如罗伯·史蒂文（Rob Steven）所阐述的，新帝国主义通过一系列多层次的体系而发挥作用，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该体系向世界各地渗透，并且包罗了宗主国与外围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新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当代阶段，想要理解它，必须弄清楚四个相互关联的重要概念，即金融化、资本全球化、第三世界的无产阶级化以及可能的替代性选择。”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新帝国主义是传统帝国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最新发展，是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传统意义，是指宗主国对附属国、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的统治和剥削。所谓新帝国主义，实质上指的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通过全球化过程进行经济扩张和金融垄断的同时，也想方设法将其文化价值、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推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新帝国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是以“全球治理”“反对恐怖”“国家失效”等为名谋求国际霸权。其理论基础主要有：（1）人类利益高于国家和民族利益；因此（2）人权高于主权；（3）人类有全球治理的需要；（4）世界上存在着“责任国家”和“失效国家”。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最近这些年西方国家流行的“人权高于主权”理论，以及各种反“国家恐怖主义”的理论，就是为新的帝国主义进行辩护的理论。当然，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会产生不同形式的帝国主义。大卫·哈维认为，美国已经完成了“从新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向新保守主义类型的帝国主义形式的转变”。其实，对于美国奉行帝国主义的政策，美国的主流媒体并不隐晦。例如，美国专栏作家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在2002年7月28日的《纽约时报》上断言：“美国所有的反恐战争都是帝国主义的演习。这或许会让美国人感到震惊，因为他们不愿意将他们的国家看成是一个帝国。但是在美国将大批士兵、间谍和特种部队派驻世界各地的情况下，你还能称它什么？”美国另一家有影响的报纸《华尔街日报》的编辑马克斯·布特也公开宣称：“美帝国主义可能是对付恐怖主义最好的良药。”随着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的到来，数据、信息和算法技术已经成为国家权力的新来源，从而也成为国家对公民进行监控的新手段。数字技术不仅在国内政治中成为侵犯公民正当权益的重要工具，导致了新的人类不平等，在国际政治中同样产生了国家间的数字不平等和新的帝国控制方式。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又出现了新的形式，即“数字殖民主义”（digital colonialism），而美国又是这种“数字殖民主义”的主要推动者：“数字殖民主义这一潜在的新现象使全球南方笼罩在阴影之中。这种数字结构形式的控制是通过集中拥有和控制数字生态系统的三个核心支柱——软件、硬件和网络连接——来实现的，它赋予美国以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谷歌/字母表、亚马逊、脸书、苹果和微软（即GAFAM五家企业）等企业巨头，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局等国家情报机构都是国际社会的新帝国主义者。被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势力的科技产品、模式和意识形态同化构成了21世纪的殖民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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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新论》
作者：俞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