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天佑先生逝世30周年︱孙竞昊：当往事变成记忆

2018年4月28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举办了谢天佑教授逝世三十周年暨历史研究范式问题的学术追思会。与会者大都是谢先生的学生，还有学生的学生，只有年届八十的王家范、黄丽镛教授系他同事多年的故旧。大家不仅温馨地追忆他作为师长的慈爱，还严肃地讨论他的探索留给当代学者的思考。

我早在2月份寒假期间动笔写怀念文章，但迟迟未竟。现在是暑期，静下心来再思量，怅惘良久。三十年光阴的流逝没有消磨我对他的缅怀，有些出乎自己的意料。因为这三十年来，无论个人经历，还是生活的这个世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现在也快到了他离世的年龄。而且我之后又幸运地拥有王家范、孙隆基、卜正民先生三位理想的研究生导师，治学路数也多有变化。但在我的记忆和情感里，始终有个位置，是留给他的。如果说在当年《谢天佑教授纪念集》里我那篇《回忆与悼念》试图全面铺叙对他的了解和感受的话，三十年后再提笔，涌入心田的则是岁月过滤后沉淀在记忆深处的一个个片段。

谢天佑先生

一、他的音容仿佛就在昨天

多年前，看到相声演员刘伟突闻马季先生猝逝的反应：“我师傅没了！”勾起了我同样的感受。记得在谢老师发病前最后一次遇见，是在校园历史学系楼前小丛林里，他刚刚打完太极拳。后来，家人说他刚看过电影《红高粱》，十分兴奋。记得1988年4月25日凌晨，系办的一位工作人员敲门，喊：谢老师中风了。我一时懵懵懂懂，“中风”、“伤风”分不清，以为是感冒、发烧。赶到华师大的公费医疗单位市六院急症室后，他已处在昏迷状态。听说夜间值班是位外地进修医生，拿不准诊断，就当成脑血栓处理，挂了吊瓶。大家期待正式的医生，要等到次日8点上班查房时才来。结果，医生来时，好像近10点，判定是脑溢血，已无力回天。当26日子时宣告死亡后，我去师大一村接他的幼子——还是中学生的贯虹对父亲的离去愣愣地不知所措。我握老师的手，好像还有热度。接下来的好长一段日子，我有种恍惚：怎么好端端的一个人，一下子就没了？！许多年后，家父在2014年夏被诊断胰腺癌，两年后离世，我又产生同样的感觉：书房井然有序，似乎他随时会回来。

八年前我回到暌别二十载的母校工作——当初离开，从没想过归来，不禁冥冥中有宿命的感觉：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当初起步的地方，老校园的很多景物曾留下过我的老师的身影。

邵勤师姐三十年前在《文汇报》发表的《痛悼我师》一文，悲切和激愤感染了很多人。每次与后来在美任教的她见面，我们都会回忆与谢老师在一起的时光，充满了绵绵的思念。邵勤讲到老师的严厉，每次会面，都问她有什么新思想。但几年后，他带我时，则更多的是慈祥和亲切，经常带着宽和的微笑。在我们共同的记忆里，他朴实，率真，大气，坦诚，毫无文史学者常有的或多或少的矫情或委琐。他的眼睛清澈透底，一种书卷气的干净。

1980年代，谢天佑与邵勤在桂林

谢老师秉性仁厚，但个性鲜明，性情外溢，是个有脾气的人。他从不经营关系，包括师生关系，毫无“江湖”气，做到了君子有道，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以道会友。他对普通人又是那么谦和、关爱。追思会上，曾经在那个非人年代身陷囹圄多年的孔祥骅先生回忆到，当时不解谢先生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谢先生回答：“因为你受过太多的苦。”

在日常生活里，傲气足，不开玩笑，不食人间烟火，却常常是弱点和缺陷。与家父一样，谢老师黑白分明，表里如一，说话做事直截了当，没有含混和灰色，容易得罪人。这也是他的挚友王家范老师在追思会上何以痛惜地说：“天佑心情能够平和些，从容些，30年后的今天，再来检点自己的学术成绩，会是何等的规模？作为同事和朋友，也就不会有，什么都未了而却一走了之，那种心头永久的痛。”

在一篇《郑板桥的怪》杂文中，谢老师写到：“说郑板桥怪，怪在何处？怪就怪在他狂。”是他“怪”，还是官场、社会“怪”？“那些堪称中华民族脊梁的人，都有这么点‘怪’。源远流长，几千年一脉相承。今天仍要发扬它。”潘人杰老师在纪念郭圣铭先生的《先生何以教我》一文中其实直抒自己的情怀：“从什么时候起，‘清高’竟成了一种毛病？‘清’不好，难道要‘浊’不成？‘高’不好，大家都‘低’在一起就好了吗？”潘老师还给我讲过王养冲先生即便在文革蹲牛棚时，依然不掩对红卫兵粗鄙和愚蠢的蔑视。这种自尊和威严是来自骨子里的士人的高贵。

他在五十年代中后期，有“小吴泽”之称。同时期政教系的丁桢彦老师也有“小冯契”之誉。据说丁老师有名言：“政治上靠党，学术上靠冯先生。”但谢老师选择了走自己的路，其与吴先生的师生关系也如邵勤所说，是那个时代“无穷无尽的牺牲品之一”。当年的历史学系、史学所人事纷扰，谢老师与我闲聊中提及了一些，但从未议论过吴先生。

这种特立独行的人格充分体现在思想和学术追求上的锐意创新。谢老师厌恶讲假话、套话、空话，不痛不痒的乡愿之辞。他说：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思想，绝不提笔；如果一篇文章就能把思想表述完了，就没必要弄成一部书。而没有困惑和痛苦，何以产生思想？邵勤师姐近年一次与国内研究生的座谈时也说：“不要读平庸的作品，这会让你越来越平庸。”这应该就是所说的师承吧。

谢老师对激荡的八十年代的诸多前沿探索十分支持。一次，我们讨论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一书。他说：金观涛等运用自然科学的范式和方法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尝试如果能再进一步的话，堪比郭沫若一辈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的贡献。

二、时代与思索

对谢老师的怀念自然地与那个启蒙的八十年代连在一起，他出现在我为学、为人的奠立阶段。去年我曾在一篇题为《历史与现实的纠葛》的短文中谈到新启蒙的1980年代，包括史学研究在内的学术阵地的一大主旋律：源于现实反思的思想性。我们的老师那辈，也即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受制于时代大气候，功力和学识难以与民国时代过来的老先生们相提并论，凤毛麟角者如谢天佑、王家范、潘人杰成了我们思想和品行的导师。多年后，我对后生讲：我们1980年代是“读李泽厚先生的书长大的”，寓意也在此。八十年代对独立人格的追求，还有刘再复先生对“主体性”的弘扬，正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续脉。

第一次见到谢老师，是1983年底或1984年初他为“青年史学社”开设的一次题为“让历史焕发出青春”的讲座上。他这样的一席话令人震撼：我自己糊里糊涂地活了半辈子，才发现“右派”是对的；我后悔没有当“右派”，我要向“右派”学习。

从此，我开始了与他的个人交往，而且越来越密切，并水到渠成地成了他的研究生。在众人甚至家人眼里，他的生活非常单调，因为师母把家里的一切都料理起来，读书、写作、思考，还有教学，几乎是谢老师的全部生活内容。他几乎从来不看电视。

我们平常的交谈总是徜徉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他说过：历史学家不仅要读线装书，还要读社会这本大“书”。他读历史，本身即为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所驱动，源自一种赤子之心的深重使命感。他说：一个社会如果上面烂，下面不烂，或者相反，都可救；但若上下一起烂，就没救了。

我1985年夏去沂蒙山区考察的成果《费县农村考察报告》得到他的褒扬。我的本科论文《时代·思索·厄运：孔子的中庸思想及其社会悲剧》，主标题是他起的。 王家范老师这样形容“50-60年代史学出身”的这代人：

“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常被用来描述我们一代人。粘着于“单位”，从一而终，经历了许多许多“运动”，不知道“道问学”、“乘桴游于海”的快乐。“为学术而学术”，乃是属于一再被批判或自我批判的内容。学术始终与现实密切关联，当年看重的是如何“古为今用”。为了服务于“现在”，所以要去理解“过去”。“理解”的结果，不管是肯定“现在”，还是否定“现在”，都看成是社会担当，七分认真，三分天真。这些，我并不认为是优点，但也不认为是缺点。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1980年代，谢天佑（右）王家范在西安

三、理论的魅力

思想的张力体现在谢老师治学开阔的视野上。我的学士论文源自大三“中国古代思想史”课上一篇关于孔子中庸思想的作业，担任此课教学的朱贻庭老师给予了悉心指导。写就后，我拿给谢老师看。他的一番评议，让我登时觉得理论思维的高度。类似的情景十多年后再现：转学到多伦多大学后，我把在孟菲斯大学时期写的英文处女作《解释延安文化》投稿，没想到专家评审送到了导师卜正民教授那里。他要求我rewrite（重写）的谈话，使我猛地忆起谢老师与我谈话的那一幕。

如同其他同代学者，谢老师的理论素养主要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原典的研读。而马、恩的知识与理论离不开欧洲文化与思想的基础和学脉。那么这种“西方”式学术的一个主要特点也即近年来所津津乐道的 “问题意识”。对理论的重视由鲜明的“问题意识”导向使然，旨归在于追寻超越经验主义工作的意义。也即回答so what的问题。谢师、王师当时对门生的领引，与北美学术训练的路数相谐和。所以，我个人出国后虽然体验了显著的文化、教育差异，还是感受到学术路径的一致性。所以，迄今无论从事如何微小的个案解剖，都贯穿着终极的义理追索和人文主义关怀。

记得几年前，一位名教授在华师大做演讲时，号召摒弃所谓西方学者走马灯式变幻的“理论”、“范式”，而要岿然不动地专注于具体的实证研究。当时也在华师大访问的邵勤教授提出异议：虽然“理论”思潮在不停地更替，但人类对自身与世界的认识在扬弃，精华在积淀。我本人也多次对学生讲：理论来自经验，但高于经验，因为人类不仅仅在简单地反映和总结，而且还有演绎、提升和抽象，所以具有或多或少的普世性。而且“理论”也不仅指特定的可套用范式、学说，而且重点在思维和方法的训练上，这是提高“史识”最重要的途径。

八十年代，谢老师关于中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乃至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主要参照的是政治经济学。西方发展起来的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现代经济学理论、范式与方法突破了中国传统的章句考据或义理式的解读。谢老师讲自己是读了《资本论》后，才佩服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其方法论意义不局限于对资本主义、以及历史上的各种“资本主义”的分析。他认为应该更为宽泛地看待“资本雇佣”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也是一种“资本雇佣”。沿着这一思路的国家商业资本理论，在他的遗著《秦汉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史稿》一书中得到精湛的阐发。他以帝制时代的中国为例，分析了国家通过垄断流通领域，从商人那里攫取资本，然后根据国家的需要进行财富分配，取得所谓“民不加赋，而饶用足”的效果。这种专制主义集权国家的经济统制的法门源自《管子·轻重篇》：“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谢老师开设本科生课程“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讲解政治经济学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研究生课程“《资本论》研读”在他家里上，茶几上备有水果和茶水，气氛活跃。受谢师、王师的影响，同门对胡如雷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特别重视。谢老师的目标是写一部“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学”；也曾以之引导我，还要求我读《盐铁论》，认为籍此可以楔入丰富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宝库。因为他的去世，我自己的研究焦点转移。拖延几年之后才细读《盐铁轮》，终于在1990年代中期出国前夕，拖拖沓沓写出一篇题为《盐铁会议的歧异与缺憾：简论中国古代商人资本的性质和历史作用》的札记。其发表却在十余年回国以后，我记下如是感言：“虽然物换星移，时过境迁，却也发现许多巨变中还是有连续性可寻的。今将札记整理成文，谨以纪念先师和那个消逝的年代。”

四、从农民战争史到历史上的专制主义

解放后的新一代历史学家，还有他们老师辈的学者，都自觉地不自觉地涌进伴随着政治运动起伏的重大问题的讨论，如著名的“五朵金花”。今人感叹他们的精力和才华耗费在为意识形态所左右的教条主义纷争上，不无道理。但他们执着地研读马列经典，不能否认“假命题”之下对运用带有普世意义的参照系检验中国历史的心血，尤其是把中国经验置于世界史与比较语境里去的尝试。文革中，历史学沦为政治斗争的婢女，批判史学、映射史学泛滥。文革梦魇过后，“五朵金花”等大问题在反思传统和现实的拨乱反正氛围中，一度得到张扬，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才归于沉寂。　

谢老师在1959年代后期即以农民战争史研究之专长进入史学园地，卓然成家。他不仅对农民战争史相关的所有理论问题做了思考，还主编了《中国农民战争简史》一书。他倡导成立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担任副会长和秘书长，举办了前几次农战史讨论会。多年后，孙祚民、安作璋先生都向我提起，对当时还是研究生的邵勤富有锐气的发言印象深刻。农民、农业、农村，是几千年来中国最大的国情，也严重制约着开埠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法忽视。邵勤1985年在《历史研究》发表的《析“民本”》、我读本科时关于平均主义的习作都紧扣时代的脉搏。谢老师临去世前夕，把自己农民战争史的重要文章结集为《泥径鸿爪》，作为半生研究的一个告别。

大浪淘沙，1980年代中期前后，谢、王二师都从农民战争史研究圈淡出。他们在1987年专程到济南，把中国农民战争史学会秘书处移交给了山东大学，由孟祥才先生接手会务。谢师转向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聚焦于秦汉时期，但所思所论贯通古今；王师进而剖析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机制，其关于明清市镇、消费的专题研究则直接推进了大陆学界江南史研究的勃兴。

他们的转向都有迹可寻。谢、王八十年代的农民战争史研究，越来越更多地与广泛的社会经济史问题连在一起。邵勤指出，谢师关于国家、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度”的思想意义非常卓越, 是对连绵不断的、促使中国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的最精辟、最具有历史性的解释。这里突出了量的规定性，即在既有生产方式下维持农民个体经济的再生产；一旦严重逾过这个“度”，农民的再生产无法维持下去，就会揭竿而起，铤而走险。与实际管理生产的西欧领主制经济相比，中国地主制下小农经济富有弹性。相应地，私人地主的剥削率的升降幅度是有限的, 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剥削率的升降幅度是极大的——这也是秦晖教授后来所讲的为什么是官逼民反，而不是地主逼农民反。秦晖还进一步提炼出“黄宗羲定律”云云。

谢老师早在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具有异常顽韧生命力的皇权主义是一个重要议题，这或许与他后来关注专制主义不无关联。其实，学术界从来不是伊甸园。切身经历过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对于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尤为痛楚。他的未竟之作《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源于同名的一篇文章。该文1986年夏以“内部稿”的形式发表后，收到来自官方的积极反响。吉林文史出版社的编辑宋一夫先生主持该社与香港中华书局联合出版的“历史反思丛书”，力邀谢老师把文章拓展成一部专著。记得谢老师有些犹豫，因为手头还有别的工作。但情面难却，而且还有思想解放的时代召唤，所以他决定一鼓作气赶就此书——这直接导致了他的发病和猝亡。

如何看待历史上的专制主义？谢师、王师那代学人为了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而深刻地反省历史与现实。他们对中国传统的政治和经济的理解，特别重视“上层建筑”——政治方面、国家力量。这些观念深深地影响到当时我对传统社会的基本立场。“大一统中央集权军事官僚专制主义”成了中国王朝国家的标牌。1990年代后期，我在大洋彼岸受到社会史思潮的冲击，修正了原来的观点。远离母邦，隔岸观火，一度觉得自己可以比较“冷静”地观察、区隔历史与现实，淡然从事“纯学术”。但问题的产生、论题的选择、甚至观点的形成，怎能摆脱来自现实的感知和困扰？同样的文本材料，不同心境的阅读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判断，如何做到“客观”？

8年前回国，重做“槛内人”，尤其感受到这点。现实无疑是历史思考的起点，而且现实常常是检验从过往历史经验得出的范式的场域，所谓经历“历史”——历史现场就在当下；历史学家也活在当下。近年来自己又不禁趋于认同谢、王二师对国家权力的重视。形形色色的问题，如王家范老师在评议“黄宗羲定律”时所论：“程念祺早就指出过，研究中国古代经济，离开了‘大国效应’这个中国历史特色，就好比瞎子摸象。”

1984年，谢天佑与夫人陈翠姬

五、天地有正气

谢老师1980年代中期前后还创作了多篇读史札记和杂文，说古论今，褒贬人物，激扬思想，言简意赅，活泼泼辣，充满了热忱、想象力、批判性。今天我们读起来，不禁感慨一个历史学家三、四十年前思想的时代穿透力。谢老师用生命做学术给后辈的一个启示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历史学家不能哑口，不能缺席。历史学家应该明是非，应该辨黑白，应该是扬善戒恶的行动者。

谢老师辞世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还在变化着。在一些波澜壮阔的转折关头，我几次设想：如果老师还活着，他会怎样？有一点，我坚信不疑：天地有正气，他会坚定站在历史的正确一端！因为他是个顶天立地的人，因为他是沉重使命感的赤诚爱国者，因为他是具有独立知识分子品格的学者，因为他是义无反顾的战士，因为他是爱护学生的师长。

几个月前，邵勤师姐又撰文《终生为师》，表达了对谢先生英年早逝的永久的、刻骨的痛。唯一的安慰是他的学术、思想、人性之光，为他的学生继承和发扬；他虽死犹生！我本人的这篇忆旧文字，呈现了现在的心境。二十岁时初入学术殿堂，仰望星空，踌躇满志，理想、激情、幼稚交织着，但遭受丧师之挫，为一生之大不幸。三、四十岁时浪迹远方，自信滋长了理性，但血也没有想象般地完全冷却下来。而今年过半百，理性、感性看似交融着，却也难做到平衡、和谐，也许该信天命了。回顾自幼蒙阶段就没离开过学校的生涯，谢师的精神遗产化作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伴随着我人生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