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剧”：历史的诗性真实

近来，上海图书馆携手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开展了阅剧场剧评系列讲座活动。5月21日，论坛活动第二场“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剧”在上海图书馆东馆举行。活动邀请了演员黄志忠，作家孙甘露，导演张挺，学者朱康、赵思渊，澎湃新闻记者丁雄飞参与论坛，制作人、影评人谭飞担任活动主持。

活动海报

描摹古代中国的市井人情和政治图景的历史剧，始终在中国影视剧类型之海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历史剧不仅再现着中国的过去，也联动着当下的现实，在表现和想象历史中，描摹着当下时代的精神样式。

黄志忠作为演员，成功塑造了《大明王朝1566》中的海瑞，《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杨立仁，《功勋》中的袁隆平，《天下长河》中的靳辅等众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人物，可以说他的演艺生涯见证了国产历史剧的发展与成长。

“演员要接近历史人物，首先要往回看，找大量的历史资料，不仅从外形上跟人物接近，内心更要不断跟人物对话。”黄志忠谈到，“而在具体的表演上，我们是在不断的试分寸和火候，在长达几个月的拍摄过程中，也不断地调整自己，不断地翻看史实，找到对人物建立有帮助的支点。”

历史剧提供了“人生样本”

“为何观众和行业始终关注着历史剧？”各位影视行业从业者和专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媒体人丁雄飞说，我们的电视剧一直和文学关系紧密，本来就有着名著改编的传统，中国历史剧也擅长使用一些抒情性的视听语言，呈现出一种很文学化的创作方式。“《天下长河》里，最后陈璜在将死时，导演设计了一个他神游星宿海的镜头，这就是一个非常抒情的段落。”他认为，这份文学化表达，又由观众共同完成：“像b站的一些历史剧解说，会把剧中的古诗，人物的典故，为观众解释。这是一种文学评论的方式在鉴赏电视剧。”在他看来，创作者与阅读（观赏）者共同改变了这个时代对于文学的理解和定义，“电视剧越来越像我们时代的文学，而历史剧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天下长河》剧照

对于上述问题，学者朱康则从社会学角度切入，他认为，当代社会本身是一个戏剧化的社会，“人们在生活中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于是人们带着自己的戏剧角色去欣赏电视剧中的角色，而电视剧中的角色又对人的生活构成了一种娱乐和教育作用。所以在这样一个社会形态里边，人们与电视剧的关系非常的紧密。”朱康说道，“我们在生活中戏剧化的角色，同电视剧中的戏剧角色，往往形成了一种互动，一种呼应，这正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里如此愿意去欣赏电视剧的原因。”

张挺导演曾执导《大明风华》《天下长河》等历史剧集，在他看来，观众对于历史剧的关注，是因为历史剧提供了人生样本，“我们没机会像靳辅这样活一生，但他们提供了人生样本。我们人生中的体验，一种是亲身体验，一种审美体验，实际上是通过观赏他人的人生样本增加了人生的丰富性。

历史剧的“诗性真实”

历史剧在文艺和社会评价中，难免被提到“历史真实性”的问题。从严格的知识论的意义上说，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完全复现历史。当历史发生过一次之后，不会有任何人说：我能把历史一模一样地呈现在今天的观众或读者面前。

对此，学者朱康提出“历史的诗性真实”：“历史剧所提供的是一种基于史学真实的诗性真实，诗性真实意味着，它其实与历史是否相符，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那么重要，因为在历史剧当中包含着一个很复杂的时间维度。历史剧中提到的事都发生在过去，但历史剧的再现影像却发生在当下，因此历史剧包含着过去与现在之间一种微妙的时间关系。”

他以《大明王朝1566》为例，该剧以纯粹的虚构事件“改稻为桑”来讲述明朝历史故事，“但对大部分观众来说，却觉得整部电视剧有一种对明代历史的高度忠实还原，特别是各个历史人物的性格，所展现的党争的剧烈。”他认为，关于对历史剧的评价，最重要的并非是它与历史的相符程度，而是在此时此刻创作这部剧，观看这部剧，是想表达这个时代怎样的心态、思想、观察，这才是历史剧所要承担的“诗性真实”的任务。

《大明王朝1566》海报

“不论在文学创作里，还是在历史学的专业研究里，我们都会在某一刻，有某种对历史的想象或者假设，我们该如何面对它？”学者赵思渊紧跟着前述探讨提出这个问题。他引用了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一书中的话语：“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

“我们不是历史的搬运工，但我们在和历史对话的过程中，可以帮助今天的读者和观众，去理解曾经的历史是什么样子，或者它可能意味着什么。”他说，“只要我们记住影视剧和史学论文的区别，就可以郑重的将影视剧视为一种有价值的、甚至有原创性的历史洞察的方式。我们可以以不同的创作身份，面对同一段历史，用不同的方式用不同的角度来提问，大家问不同的问题，这才是重要的。”

“历史学家有基本的工作原则，史料没写的东西我不能瞎讲。但对于文学和影视剧创作来说，在史料停止的地方，是历史提问开始的地方。”

作为创作者，张挺导演说得更加直白：“历史的记载是有很多空白的，通过新的史学研究也在不断发现错误。面对一些可疑的历史材料时，我们创作者能做的，是优先看重戏剧和人物。如果在戏剧中寻找历史，就好像你拿着《西游记》和唐史对照一样，你找不着孙悟空，也没有紧箍咒。”他指出，历史剧最严肃的问题是戏好不好，“戏好了以后，都不是问题，孙悟空都可以从石头里出来，天底下还有什么不能写的？”

历史剧的“个体角度”

讨论中，作家孙甘露提出他的观察，不仅仅是历史剧，历史写作现在也越来越多的从私人角度，器物角度等等来丰富历史的面相。“除了我们熟悉的宏观角度的历史写作，我们也在用更多角度和细节，来呈现历史的真实面貌。这些个人的微观讲述，如同一种从宏观历史讲述当中挣脱出来的努力。”

《天下长河》的第一集是讲康熙十五年高家堰决口的历史，赵思渊提到，乾隆的《淮安府志》里曾记载，在洪泽湖边上有个村子叫洪泽村，这个村子在康熙十五年大决口时被淹没。一直到乾隆时，有人看到水下的房子，询问当地人才知道这段历史。“曾经这里有上千户人家居住，却没有除此之外任何关于这个村子的故事留下，没有人知道那些村民经历了什么，康熙不知道，靳辅不知道，我们作为当下的历史学家，当代的人，我们非常想知道他们的故事。”

这种对于知晓宏观历史叙事下个体历史的渴望，就构成了创作者的创作前提，和观众的欣赏角度的变化。

张挺说，《天下长河》的创作初衷，来自他阅读《靳文襄公奏疏》时，对于靳辅与陈璜友情的感动。在他看来，我们正在面对历史剧的分野。“我们的历史剧逐渐呈现着由官方历史的视角，向私人历史的视角转化的过程。”像早期的《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与如今的《天下长河》，在整体的历史观上已非常不同了。“古代的历史表达是有权威性的，有国家史官统一记录的，而我们现在更关注历史中小人物的命运，个人视角的表达，现代人的观点和视角。它表现了这个时代个体迫切的声音，我们不再满足于古代史官的描述，我们开始用现代人的视角，更新颖的方式来观察历史和表达历史。”

他认为，这种改变，来自于当下时代人们个人意识的觉醒，“我认为个体意识的觉醒和情感体验的丰富性，会变成现代历史剧最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