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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我是叛徒(演讲)
这让我想起中学时期一次难忘的经历。那时候我在山西汾阳、一个晋西北的县城里生活,县城里刚刚开始有摇滚乐,我们从广播里、从卡带里听到那些音乐。有一天,收音机里说,在山西省会太原,会有一场崔健的摇滚乐演出。我们这些中学生非常向往,我和几个同学结伴,骗大人说要买参考书,凑够钱之后,我们每个人花了两块八,坐长途汽车前往太原。汾阳到太原的公路距离是一百多公里,那时候长途车大概开了五个小时,辗转反侧,兜兜转转,才到达太原。我们最后买到票,在太原的一个体育场里看了这场音乐会。这是一个很遥远的距离。我们这些生活在县城里的年轻人,如果你想分享音乐、分享城市的文化,你必须行走,必须离开你的故乡,必须前往更大的城市,才能获得这些资讯、资源。
一年之后,我高考落榜了。我父亲跟我讲,你应该上一个大学,但你数学太差了,肯定补不起来,还不如赶紧去学美术,没准你可以考一个美术类学校,因为那个时候考美术不用考数学。我想,用一年的时间学好画画、考上大学的几率,应该比学好数学的几率高,所以我就离开故乡,去了省会城市太原学画。我记得是在秋天时,又有一个信息传来:在北京,在首都,会举办罗丹的雕塑展。对于梦想成为一个画家的年轻人来说,这个消息就跟我一年多前在县城里听到省城有崔健的音乐会一样,同学们奔走相告。我们一帮男孩子商量,要去北京,要去看罗丹的雕塑展。我们一起买了火车票,从太原到北京的火车要坐整整一个晚上,晚上七八点上车,第二天早上六七点才能到达北京,我们几乎是一夜未眠。到了北京之后,出了火车站先去买当晚的返程车票,再坐公共汽车去看展览。为什么要买当晚回来的车票呢?因为我们当天回来可以省掉一晚住宿钱。大家到了美术馆时,实在太早,大门还没开。后来,我们看到了迄今为止我看过最全面的一个罗丹雕塑展,包括他的很多手稿、素描跟速写。
一次看音乐会,一次看展览,它们成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经历,而且它们引发了我对这个社会的一个思考: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乡村、生活在县城的人来说,我们想要寻找更多的文化资源时,我们需要移动。我们需要从县城到达省会,需要从省会到达首都。1949年之后,整个中国社会变成一个垂直管理的社会,大的资源、重要的资源,都集中在最大的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接下来资源丰富的是省会城市,还有大的工业城市,然后才一点一点地到县城、到乡村。也就是说,对于生活在田野和山区的中国孩子来说,我们要分享到这些文化资源是非常不容易的,必须要流动。90年代初的流动机会,就是考大学,或者当兵,这样就可以离开自己的土地,到别的地方发展,获得个人发展的机会。
到了90年代末,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大概是1997年、1998年的时候,学校外边正在修三环路,整个沿三环路的路边,都是用帐篷搭的工人工棚,里面住了很多来自外省的农民工,全是从外地来到城市的面孔。很快,一年接一年,城市外来人口越来越多,整个城市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人口迁移,就是从基层向大城市流动。造成这样的流动首先有经济的因素,因为你会逐渐地发现农业是不赚钱的,仅仅依赖土地,个人的发展空间、或者说你的收入是非常有限的。另外一方面,则是精神的需求。直到今天,我们要看电影的话,最主要的电影院还都密布在大城市和中型城市,几乎所有的小镇都是没有影院的。我们要同步地、第一时间地看最新的首轮商业大片,只有在北京、上海或者其他偏大的城市。包括音乐厅,包括美术馆,包括飞机场,包括所有的城市设施和一些工作机会,它们都密布在这些资源集中的大城市里。
再一方面,如果沿着这样一个路途,我们离开乡村来到城市,离开北方来到南方,我们去到东莞、虎门、长隆,去到长安、石龙,去到这些广东的密集小镇时,一边是林立的跨国公司工厂,一边是跟乡村同样的寂静——几乎在白天的时候,你在这些小镇上是看不到人的。就是我们那些老乡,我们那些离开土地、离开村庄,前往城市、前往开放的南方去打工的亲戚朋友,他们进入到的同样是一个寂静的、寂寞的精神氛围和精神世界。
就在这样的一些大型工厂里面,年轻工人其实就是生活在一个乡村的社区里面,人们的往来是以同乡为基础的,比如东北人会扎堆,湖南人会扎堆,湖北人会扎堆,可能甚至会细化到某个县、某个乡,实际上他们面对的还是过去的一个乡土结构。另一方面,就像土地约束了人一样,这些工厂也约束了人,你的自由可能是从一个工厂流动到另一个工厂,你可以从一个虎门的电子厂流动到一个长安的制衣厂。城市高速公路、高铁始终是跟这样的人群擦肩而过。在这样的一个精神氛围里面,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离开了土地,来到了城市,还会发生富士康的那些悲剧。这带来了一个分享的公平问题。人口移动,进入到城市之后,应该建立起一个相对来说均等的分享式社会。我举一个例子,看我们的社会是如何堵塞了分享渠道,比如说房屋的限购,汽车的限购,就是从制度上堵塞了分享,取消了一种分享的可能。可能有的人会说,对一个打工的年轻人来说,在北上广买一套房子可能是不现实的,但问题是,你拥有这个权利跟没有这个权利,其中有质的区别。在这样一个背景里面,反而让我们思考自我启蒙的问题,对人的束缚、限制,它是一个常态。比如说你一出生,你至亲的父母就是你自由的束缚者。我们还将迎来社会层面的出生,当我们进入到社会之后,我们所处的社会团体,我们所处的人际关系,都会对身在其中的人有所束缚。一个尊崇个性的社会怎么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涉及个人超越的问题,自我启蒙的问题。这个问题摆在了每一个个体面前。面对束缚自由的常态时,一方面是推进制度的改变,让这个社会的管理更加趋于成熟、人性化;一方面在个人的选择上,我们应该成为个人宿命的反叛者。反叛可能首先来自对多元价值的认同,对单一价值的反叛,比如,当我们整个社会都在用金钱来计算价值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成就感?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生活的可能性?面对另一种可能性,我们是不是有勇气去迈出自己的脚步?当你去反叛整个社会保守的价值观的时候,自由就开始逐渐属于你。
在人潮的流动中,我看到了无数个这样的肖像。在山西的山区,在湖北的山区,与我擦肩而过的这些乡村的年轻人,他们在路边站着,他们在打麻将,他们在上网。我在省会城市见过他们,我在北上广见过他们,我在东莞的那些大型工厂里面见过他们,他们生活在我们周围。他们所能够分享到的东西并不是太多,现在我们有一种信息的假象,如果我们从互联网的角度,可以说我们在信息的分享方面似乎丰富了很多,但是,人们分享了信息不等于分享了生活。那么真正的实体生活,衣食住行,这些触及你个人基本生活内容的改观,它是信息自由化所代替不了的。另一方面,我们并不能够期待网络能带来一个个性化的中国社会,我不相信网络能够带给中国更年轻一代更多的自主性,网络本身所提供给你的价值可能更加单一。因而我想,一个充满反思、反叛的社会,是需要我们共同去建立的,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想获得自由,我们不能仅仅依赖网络,我们不能仅仅依赖外部制度的改变,我们更应该依赖的是我们自己,一个个对自由有渴望的个体。
我是一个叛徒,谢谢大家。
本文为《南方周末》“THINK+2012大声思考”演讲(2012年11月),收录于《贾想II:贾樟柯电影手记2008—2016》,台海出版社2018年1月版,文中图片由理想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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