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中国与世界女权组织的第一次握手

2018年的“三八”妇女节，我意外地收到一封荷兰发来的邮件，来自两位荷兰纪录片制作人Djoeke Veeninga 和 Marlou van den Berge，她们正在拍摄一部关于荷兰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的纪录片——2019年将是荷兰妇女获得投票权一百周年纪念，这部纪录片2019年会在荷兰公共电视台NTR Television播放。她们的摄制团队打算在6月份专程飞到中国来拍摄，并希望我能接受她们的采访。说来惭愧，我这个以民国妇女史为研究主业的大学老师，是通过这封邮件，才第一次听说了Aletta Jacob这个名字，才第一次知道Jacob女士1912年的中国之旅。

在邮件里，她们这样描述这位荷兰妇女运动的前辈，“她是一位坚强的女士，乖乖女的外表，却有着极其鼓舞人心的一生。她的一生充满着一系列反叛的行为与观念：在女孩不被允许接受中等教育时，她去读了高中。当妇女不能进入大学时，她去学医并通过了医师资格考试。当时的妇女在婚姻中不被允许成为独立的人，而她找到了自由结合的婚姻。妇女没有投票权，她数十年坚持运动以求改变法律，直至胜利。与此同时，她还和丈夫一起骑自行车环游欧洲各国。当她上了年纪，成了寡妇之后，她开始周游世界，并宣传关于妇女参政权与妇女自由的观点，与世界各地投身这些运动的妇女们交流会面。”

Dr. Aletta Jacob

1911-1912年间，美国人Carrie Chapman Catt（1859-1947，近代中国报刊称其为嘉德夫人）——万国女子参政会（International Women Suffrage Alliance, 1902年成立）主席和Altta Jacob（1854-1929,近代中国报刊称其为解古柏斯博士）——万国女子参政会荷兰分会主席——展开了一场环球旅行。1911年，她们两人从英国出发，乘船前往南非，沿着非洲大陆东海岸一路向北，先后访问了北非、中东、爪哇、菲律宾……这两位均已年过半百的白人妇女，身着丝绒长裙，戴着宽沿帽子，一路上搭轮船、坐火车、搭驴车、乘轿子，在各地旅行。两人都写了大量的旅行笔记，解古柏斯的旅行报告在荷兰当时的重要报纸上发表，后来又结集出版，题目为《寄自非洲与亚洲的旅行报告》。

解古柏斯：《寄自非洲与亚洲的旅行报告》，1915年版。

1912年8月16日，她们搭船离开马尼拉，前往中国，先到香港，8月22日抵达广州；8月26日返回香港坐船去上海，在海上还遭遇了强台风，直到8月31日才死里逃生来到上海。在解古柏斯笔下，民国元年的上海已经是个发达的国际化都市，她们在上海首先拜会了外交家伍廷芳，还参观了丝厂、卷烟厂和瓷器厂——女童工的情况触目惊心；同时她们开始寻访中国的妇女组织。近代有很多名人曾经把中国作为他们环球旅行的一站，包括罗素、爱因斯坦、桑格夫人等等，他们的故事在中国近代史上口耳相传，但嘉德和解古柏斯的故事却已经罕人知晓。当我们打开尘封的民国报刊，那些中外妇女活动家的故事分明留下了足迹。1912年9月5日的《申报》记载：

万国女子参政会会长嘉德夫人与荷兰女子参政会分部长解古柏斯女博士于上月底由斐列滨抵沪，寓居南京路口汇中西旅馆。沪上神州女界协济社张昭汉、舒蕙桢、杨季威、韦秀英、张侠魂、谈社英诸女士特于昨日假座静安寺路张氏味莼园开欢迎大会，中西士女到者约八百余人。会场中间上悬中国国旗，以下挨次悬挂英美法德俄荷六国国徽以表欢迎之意。午后二时三刻，嘉、解两女士同时莅会，在会中西女士全体拍手欢迎。至三时，由张女士奏琴开会，首由临时主席张昭汉女士报告开会宗旨并致辞欢迎，即由嘉德夫人登台操西语演说，由张文贞女士代译。

报道里提到的“汇中西旅馆”就是今天的和平饭店南楼，“张氏味莼园”就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张园。“神州女界协济社”1912年3月16日于上海爱尔近路纱业公所成立，总部设于四川北路九号， “以联合五族女界，普及教育，研究法政，振兴实业，提倡国货，养成共和国高尚完全女国民，协助国家进步为宗旨”。 社长张昭汉（1884-1965），字默君，湖南湘乡人，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同盟会会员，也是南社成员；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诗人、书法家。辛亥革命期间，张默君在苏州创办《大汉报》，组织女子北伐队。民国成立后，她在上海参与组织女子参政同盟会、女界协赞会，为北伐募捐，还组织红十字会女子救护队，参加北伐。报道中提到的另外几位女士在近代史上也各有名号。张侠魂以“中国第一个登上飞机的女性”闻名，杨季威和谈社英是《神州女报》的正副主编，杨季威毕业于务本女校，是费孝通的姨母，是1922年创办的江苏省立第三女子中学的首任校长；但除了谈社英以她的《中国妇女运动通史》 后世流名之外，其他人估计今日已经很少被人知晓。

张园

对这场9月4日在张园举办的欢迎大会，《民立报》有长篇报道，嘉德夫人在演讲中称“中国为新民主国，美国为旧民主国”，进而提到世界各国女子参政路径之差异：

女子参政运动，各国大约相同，惟英国结军队党，以武力攻击议院，然此法无甚效力。其效力不过使人知有英国女子参政党之一名词而已。中国运动最好选举一女子国会，因北京国会不能代表女子，组织一女国会，各处派代表议决一切要求各事，其唯一条件即要求男女教育平等权也。……民主国根本即在民智，中国现为民主，虽地大人众，一时不能教育普及，然女子必兴学堂，以女子于今日不设学堂，即不能有国民资格。国民当尽天职，非选举一层，必要尽力社会，改良社会恶习惯，以女子本为社会上之人物，非合世界之力，将社会罪恶扫除净尽不可。女子国会机关部，宜时时留意各地事情及政府行政，如政府于教育有损女子之处，则女子国会即宜研究要求改良，则吾人目的终可达到。

会后各国妇女在张园的合影。

《民立报》还记录了解古柏斯的演讲，跟嘉德一样，她也特别强调发展女子教育之重要性， “吾谓女子宜到处演说，使女子有学问，知外势，养成其国民资格。予此次来华回国之后，必对本国国民宣扬中国为极新之国家，为有知识国民之国家。”

解古柏斯在寄回荷兰旅行报告中这样描绘这场与中国女界的盛会：

（中国人）为我们举行了一场超过500人的欢迎大会，有男有女！会议大厅不仅装饰着漂亮的中国旗帜，还插满了五色彩旗。真是做梦都难以想到，我们会被邀请到坐满了热情的中国男子和女子的会场演讲，要知道这是中国！我们的演讲不断地被这些热情听众的掌声打断，在这些年轻、热情又志同道合的亚洲人中间，我们一见如故。会议井然有序，年轻的女孩担任翻译与速记，担任主持的女孩如此出色，跑来跑去地组织，数百名年轻男子从头到尾聚精会神地倾听……

对于嘉德夫人提倡的和平推进女子参政权的主张，神州女界协济会的会员们是赞成的，张昭汉在致辞中亦表示，“嘉德夫人又言，英国要求参政以激烈为手段，美国出以和平，故英国所得甚少，而美国则大著成交，此可以吾女同胞一最良之模范也。”她亦认为提倡女子教育为当下第一要务，因为“凡男子所知者，吾女子无不知，男子所能者，女子无不能，则要求参政，男子亦无所藉口，而女子始当之不愧矣。”

大会后的第二天下午3点，意犹未尽的张昭汉等人专程到酒店与嘉德和解古柏斯晤谈三小时之久，她们送给外国姊妹的礼物是一幅绣着“同心共济”四字的朱缎挂轴和两柄折扇。Sophia Zhang——解古柏斯在行记中这样称呼张昭汉——告诉她们，女子参政权运动的领袖唐群英已经去了北京，向新政府、向国会、向孙中山争取妇女的政治权利，也报告了革命军起义时妇女们如何英勇地参加武装斗争与战地救护。嘉德夫人表示，万国参政同盟会现有十七国参加，在成立之初就想联络中国，不过当时听闻“中国程度甚幼稚，女子并无智识”，但此次访华，让她们看到“沪上中国女子之程度实不亚欧西，且超过其他各国”，希望中国能“早日加入万国同盟会以谋女界幸福”，并望未来“可常将中国女界运动参政情形随时函达该会”，万国同盟会也会将一切情形报告神州女界协济会。老同盟会员张昭汉此刻跳出“女界”视野，还恳请两位夫人能推动美国与荷兰尽早承认中华民国。

张昭汉送给解古柏斯的折扇，解古柏斯一直细心保存着这把扇子，现藏荷兰的档案馆。

9月6日下午一点，嘉德二人搭沪宁铁路前往南京，沪宁线条件之好，让她们感叹远超欧洲许多国家。张昭汉为她们的北上行程致信在南京的吴木兰、张英汉，在北京的唐群英和沈佩贞，请她们欢迎接待。在我寻访这段历史时意外发现了不少有关“嘉德夫人中国行”的记载，但主要都是关于这段上海行，对于南京行和北京行语焉不详，所幸解古柏斯的旅行报告对后两程有详细记载。在南京她们受到了女子同盟会的热情接待。女子同盟会成立于1912年1月，会长吴木兰，江西人，曾就读于上海中西女塾，后赴日本实践女学留学，是辛亥革命时女子武装力量的领导人之一。与神州女界协济会温和路线不同，吴木兰成立了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提倡妇女参加武装革命。

解古柏斯笔下的吴木兰“双眼闪耀着坚定的热情”，“一言一行都透露出好战的个性”；“她欢迎我们——最早踏访中国的异邦女性，在争取自由与公义的斗争中与她们保持联系。……从此以后，中国女人将不再容忍来自男人的不平等对待。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她站出来斗争，为了男人和女人争取平等的社会与政治权利。”嘉德她们听说了唐群英等人砸碎临时参议会的玻璃窗大闹南京参议院的故事——女同盟会员掌刮林森（或者宋教仁）的传说没有写入解古柏斯的笔记——再一次证明这只是一个传说。解古柏斯担心中国妇女受到英国妇女参政活动家不久前捣毁伦敦市中心窗户等过激行动的影响，向中国人讲述了芬兰、挪威和葡萄牙女性和平斗争的故事，鼓励她们为争取平权而长期奋斗。

吴木兰女士肖像。

从吴木兰这里得到的讯息，让解古柏斯很是吃惊：“如果无法通过和平途径达到她们的目的，一支一百人组成的敢死队打算采取强力行动，当然在这之前，她们会尽一切和平努力的。”她们还从吴木兰那里得知，在辛亥革命南京之战（1911年11-12月），女性们组织了三个团参与江浙联军，分别有340人、200人和120人，120人的团负责城市治安，另两个团则直接参与了进攻与防御。她们与男人们并肩战斗，在吴木兰自己的率领的团里有12名女战士牺牲。这些女性直接参加军事武装的故事，建立共和国的故事，让两位西方女权领袖大受震撼。

女子同盟会会员徽章。

9月9日，嘉德与解古柏斯从南京乘船沿长江上溯汉口，再由汉口转平汉铁路去往北京。坐了28小时的火车后，她俩在9月14日抵达北京。经过一番周折，她们终于和妇女参政同盟主席唐群英等人接上了头，这个组织1912年2月20日在南京成立，留日回国的湖南奇女子唐群英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9月18日，妇女参政同盟为她们举行了有上千人参加的盛大欢迎会，但是在这个会上给她们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沈佩贞，解古柏斯称沈佩贞为中国的Christabel Pankhurst，Pankhurst母女是英国妇女参政权运动领袖，2015年上映的英国电影Suffragette（中国大陆未有上映，港台译为《女权之声》）讲述的正是潘克赫斯特母女在英国发起、领导妇女参政权运动的故事。

英国电影Suffragette。

解古柏斯印象中的沈佩贞“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在她闪烁狂热的眼睛里有一些超自然的东西。 在革命爆发前一天，她受一位将军的任命，向总督的车厢投掷炸弹。 她因此被捕入狱。她被革命者解救，一个月后马上又投身到最危险的战斗中。……她仔细研究了男人用来反对引入女性选举权的论点，其中最有力的论点是中国不能在伟大的欧洲列强之前引进任何新事物。她讽刺地谴责这个论点：在革命时，中国毫不犹豫地在使用妇女的力量，这也是欧洲国家从未做过的。现在要论功行赏了，却犹豫不决说要以欧洲为师了。”这两张照片是解古柏斯在书里使用的，从签名来看，是当年沈佩贞亲笔签名送给解古柏斯的，一张军装照，一张洋服照。

沈佩贞亲笔签名送给解古柏斯的军装照和洋服照。

与张昭汉、唐群英一样，沈佩贞也是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是杭州女子敢死队的一员虎将，创办上海女子尚武会，后来又北上天津革命。1912年1月11日的《申报》用“女界之伟人”为标题介绍她：

沈珮贞女士，去年曾要求满政府速开国会不允，遂奔走两粤，跋涉三江，提倡革命。此次武昌起义，女士适在天津谋集同志起事，被汉奸某泄其事于陈夔龙，陈派杨以德将女士逮捕，并将所有资财搜括无遗，转辗诬妄，欲陷女士于死地。嗣陈恐激起绝大风潮，暗使杨释放之。女士有母年七十余，必欲女士离津，女士不得已，遂奉母来沪。惟一片热忱，不能遏止，爰创办女子尚武会，以办理北伐军后方勤务为目的。闻刻已禀准沪都督，不日开办。其志愿，要在推倒满政府，扫除专制政体，建设共和民国。才识高卓，诚近今女界之伟人也。

解古柏斯询问：“如果国会不同意你们的诉求，女子同盟会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沈佩贞等毫不犹豫地回答：“如果国会拒绝接收女议员，我们会在国会的第一次大会上投下一枚炸弹。”嘉德夫人问：这种武装斗争的做法是发源于中国，还是你们从英国的报刊上学到的？解古柏斯认为中国人是以惯常的谦恭方式回答：“我们是向欧美的姐妹们学来的。”——显然这两位欧美的姐妹不愿意背这个锅，她们被沈佩贞等人过激的计划吓坏了，力劝中国姊妹不要像男人一样走激进的道路（暴力革命），应该避免使用暴力，目前在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路上采取过激手段的只有英国人，但英国人也无一人为此流血。

有意思的是，此时英国和美国国内妇女争取参政权的运动也正在走向激进。除了英国的女权运动变得越来越武装化之外，1912年5月，在纽约的第五大道，美国妇女为争取投票权举行了空前盛大的示威游行，Anna Howard Shaw——全美女子参政会主席手握一面大旗，上书“NAWSA Catching Up With China”，“NAWSA”是“National American Women Suffrage Association”的缩写，今天我们谁能想到，100多年前，美国的妇女运动曾经深受中国女权斗争的激励？这些内容分明记载在1912年美国的妇女报刊Women’s Journal and Suffrage News中。1915年，Shaw卸任NAWSA的主席，她的继任者正是嘉德夫人，这是嘉德第二次被选为该会主席。

1912年5月，在纽约的第五大道，美国妇女为争取投票权举行了空前盛大的示威游行。

结束北京之行后，嘉德与解古柏斯再北上，过山海关，往下一站：朝鲜。受嘉德与解古柏斯访问的影响，1913年4月，万国女子参政会中国分部在上海成立，同时还出版了《万国女子参政会旬报》。5月，嘉德夫人来电邀请中国代表出席将于6月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万国妇女参政会大会，可惜这时的女子参政同盟在北京政府的打压下，已经声势大减，唐群英退回湖南，组织经费无着，无法支持代表出国参会，中国女权组织错失了一次走向世界的机会。中国妇女争取参政权的运动并未中止， 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之《二五宪法》载明“年龄20岁以上的中华民国公民，按照法律有权选举代表。年龄达到25岁的公民，按照法律有权被选为代表。”中国妇女终于在法律上赢得了在与男性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

6月11日，我在上海历史博物馆接受了这支荷兰纪录片摄制团队的采访，当我们站在历博关于辛亥革命、上海光复的陈列橱窗前，荷兰著名记者Step Vaessen问我：既然中国妇女曾有那么多人、那么努力地参与到1911、1912年的革命，为什么这个博物馆有关这段历史的记载完全没有她们的身影？这真是一个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