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鸣三年：与新冠同行

钟鸣在今年1月23日才第一次“阳了”。那是大年初二，他回南昌老家吃了顿团圆饭，歇了一晚就赶回上海工作。在轰隆隆的列车车厢里，他打了个盹，结果“越打越冷”，感觉疲惫而虚弱，体温一点点被抽走。这位新冠重症专家，没反应过来自己已经成了病人，还以为是冬天畏寒的缘故，默默把羽绒服裹紧了一点。

这几乎像一个轮回。三年前的同月同日，钟鸣接到任务赶往武汉金银潭医院。从此，疫情在这个人身上反复浓缩地重演——长春，郑州，贵阳，海口，扬州……每去一个地方都是临危受命，人们期盼着他能整肃、重振、力挽狂澜。在别人的印象里，他始终绷得像一根蓄势待发的弦。

直到今年除夕前送走第一波重症高峰，钟鸣的神经才逐渐松弛下来，他“泡在阳堆里三年都金刚不坏”的身体，也终于在此刻被病毒趁虚而入。看到抗原检测上的两道“红杠”，他想，“这下圆满了”。

钟鸣的朋友圈。

帷幕正缓缓落下。在钟鸣工作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1月下旬，“大白肺”病人一个个转出；2月，临时ICU和亚重症病房陆续关闭，床位从高峰期的100余张减少到30张左右；3月，新冠危重症病人基本清零。5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也标志着全球范围内新冠大流行的结束。近日，“二阳”潮悄悄到来，人们不再给予高度关注。

新冠救治退居次位，专家钟鸣回归常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回到原点。三年来，我们与钟鸣进行了多次对话，每次对话都留下一个珍贵的切片，也因此看见了疫情在他身上留下的微妙痕迹。

准确地说，我们目睹了一个重症专家的艰难“进化”。这是一个倒叙的故事，你首先会看到三年后的他，一个坚决果断的“超人”，然后一点点推回到最初一刻。

“三头六臂”

同一个科室的医生何义舟觉得，如果自己是“二师兄”，钟鸣就是“孙悟空”。在他看来，孙悟空的特点就是有“三头六臂、七十二变”。

重症高峰期时，钟鸣的一天的确和孙悟空不相上下。他有多个分身——第一个是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科室里近百名重症患者等着他一个个过，是平时五倍的量。第二个身份是上海市乃至全国的新冠重症专家，这个任务最重，要参与市卫健委组织的巡诊，出席全国性的培训，还要处理上海很多区县医院发来的会诊请求。第三个则是一名普通医生，身边的亲朋信任他仰赖他，感染后都会发消息咨询他如何用药和治疗。

对于每天的问诊量，钟鸣表示“记不清了”，但另一个数字或许能作为参考——当时同一科室负责某分区的值班医生，一天能接200个电话，在科室里走3万步，而钟鸣的工作量显然还要翻好几倍。

“巴不得把自己劈成几百个才够用。”钟鸣回忆，从睁眼到闭眼，他没有一秒钟敢慢下来发呆或走神，睡眠时间常常不足4小时。但多位同事表示，他始终表现得精力充沛，处于亢奋状态。

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动力来源，“因为有需求”。对这些“需求”，他几乎来者不拒。他还给自己布置了额外任务，“做好面向大众的新冠科普工作”，因此硬着头皮答应了不少采访邀约。“科普能救更多的人，上千万上亿，但在医院你只能管眼前的一百来人，这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他人“需求”的重视，贯穿了钟鸣的人生。当初选择学医，也是因为家人有“需求”——整个家族都没有学医的人。“高中三年长辈一直给我灌输，说他们也有老的一天，很希望家里有一个医生。”关于这一点，清洁工梁登发也提到一个细节，有一次他感觉喉咙有点疼，钟鸣立刻走过来帮他检查，又拨电话给认识的五官科医生，拜托对方帮忙看看。

某种程度上，钟鸣喜欢被人需要的感觉。他爱看战争片，一到大场面就热血沸腾，“来精神了”。

何义舟回忆，这种奋力奔跑的状态，钟鸣持续了不只三年，“跟他比起来，我更像八戒，佛一些，他就是一直进，一直跑。”

他对病人的关注可能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54岁的护工秦多倪在中山医院干了快三十年，还是经常被钟鸣的“神出鬼没”吓一跳：“晚上十一二点，我都准备下晚班了，他突然出现在病区巡逻，我也不敢走了。还有时候是凌晨三四点，有时候是早上六点。你以为他已经走了，不知道又从哪里冒出来了。”

重症科老年病例占大多数，由于年龄大、身体弱、基础疾病多，患者往往对康复没有信心。为了缓解科室里凝重的情绪，钟鸣想出一个办法：让患者试着吹气球，既能锻炼肺功能，又能活跃气氛。

秦多倪回忆，当时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不愿意下床配合康复锻炼，“一直躺在床上愁眉苦脸的”。护士吹了一串气球，挂在病房里哄她开心，粉的白的黄的紫的，摇摇晃晃坠在天花板下面，像《飞屋环游记》，“她一看就‘哇’地笑了，很灿烂的。”

患者看到气球后，开心地笑了。 

掌控感

钟鸣是一个自信的医生，他最常说的一个词是“预判之中”，配合着眉头舒展、眼神坚定的微笑，让人心里踏实下来。在新冠重症治疗上，钟鸣调侃自己已经从“少年”过渡到“老年”阶段——这意味着处理过成百上千种情况，没有什么新鲜的，患者的病情走向几乎都在他“预判之中”。

医生吴威和钟鸣共事多年，他记得2020年从武汉回来后的一段时期，钟鸣远没有现在这样“淡定”。“他对病人的病情变化非常敏感，碰到一点状况可能就急了，啪一下拍桌子训人。”

吴威感觉到，钟鸣对病人有些“过分投入”，以至于任何微小的、“预判之外”的状况，都会剧烈牵动他的喜怒。他觉得这或许是一种“应激”的表现。有一次，患者只是某个化验指标轻微偏离了正常值，钟鸣严厉地盘问了管床医生很久，让对方细数前三天都采取了哪些治疗手段。

另一次，一名患小肠淋巴瘤的患者在治疗中发生肠穿孔，出现了血压过低、感染性休克的症状，值班医生判断应适当补液，但没想到补液后患者情况更加严重了。第二天钟鸣得知后非常生气，甩出了一连串重重的责问，声调越提越高，吴威站出来缓和了两句，结果钟鸣连他也“一块骂了”。

原本年轻医生们挺喜欢跟着钟鸣负责的组，因为“他之前比较温柔，会适当调侃你一下，诙谐幽默地讲问题。”但那段时间，科室里“气压很低”，周围人都有点害怕他，不敢靠得太近。

钟鸣一向对“病理”分外执着，关心发病时细胞、组织、器官的作用原理。他常常强调，“be a scientific doctor”，并把这个作为座右铭。这也奠定了他的工作风格——查房时，会详细解析症状背后的机制，抓住本质的联系，只要大方向是对的，他不会过多地干涉治疗细节。2017年，钟鸣决定前往美国进修，到伊利诺伊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也是出于这种执着。他曾在闲谈中向吴威表达，看文献已经不足以解答他的困惑，必须深入到基础医学层面。和其他人不同，他在美国不是为了积累临床经验，而是去实验室做实验，从事内皮细胞机制的研究，以理解细胞在某些极端情境下的变化规律。

吴威难以想象，对于这样一个医生，失去对患者病情的掌控感是多么大的打击。

这一年是关键的分水岭，没人知道钟鸣私下下了多少苦功。他说，自己做了大半年的思想准备，不断回想当时每一个病例的治疗细节，看文献，复盘，总结，问自己到底错在哪里。

一般人或许不能理解，这是一项多么严酷的练习。讲起那段时日，现在的钟鸣调侃自己“当时精神不太正常”，就轻轻揭了过去。但2021年的钟鸣却说，他常常一个人莫名其妙哭起来，“那种情绪的反应，好像已经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你都来不及想中间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如此伤感，神经冲动就直接传导到情感中枢，眼泪就流出来了。”

钟鸣在办公室。

2021年1月19日，武汉回来一年后，钟鸣再次接到任务，前往吉林长春支援。他把厚衣服塞进行李箱，准备好应对东北的凛冽。在另一次媒体采访中，他形容自己“像一个练了很久的士兵”，终于有机会到战场上接受检验。

钟鸣一到长春的病房，就仿佛回到了武汉，因为当地的医护也曾去武汉支援，病房陈设布置都很类似。但这一回，他发现自己能跟上病毒的节奏了，对病情走向和治疗对策的判断，基本都能踩在点上。

“我就觉得我看清它了，虽然不一定能打败它，但它接下来要出哪一招，往哪个方向走，我很清楚。”钟鸣又在隔离酒店过了个年，但是他觉得很轻松，他找回了从前那种科学的、有逻辑的工作状态，“心里的包袱终于放下了”。

2022年9月，吴威随钟鸣一起到贵州省将军山医院支援。那时钟鸣已辗转支援过扬州、莆田、哈尔滨、海口、郑州多地，还经历了上海保卫战，无论专业上还是心理上，都完成了一次蜕变。

将军山医院的副院长周厚荣记得，他们是凌晨12点左右到达医院的，没有休息，一去就换上防护服，直奔指挥部会议室了解病人情况，听完之后，钟鸣脸色铁青，一句客套话没说就直接“开训”，把所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都“狠狠批了一遍”。

参与会议的都是贵州省的“精兵强将”，抽调自当地最好的三家医院，可钟鸣毫不留情，“明天早上我看不到这些落实到位，你们马上给我撤走，换一批人进来。”吴威在一旁听得心惊胆战。他观察到，其他人的反应并不积极，只是淡淡地“嗯”了两声。

对此，钟鸣不以为意。在他看来，新冠危重症发展迅猛，“病人的生命都是从死神手里偷来的，我没有时间（跟你客套），只需要你们按照我说的做。”

实际上，钟鸣有自己的一套说服人的方式。当时，钟鸣提出要给病人做“俯卧位通气”，每天至少10小时，引起了很多医护人员的担忧。“没听说过这种治疗办法，医护和家属都有点迟疑，而且翻身不好翻，所以大家就执行得不是很到位。”周厚荣回忆，钟鸣发现后立刻要求护士翻过来，指着逐渐向好的呼吸参数说，“事实胜于雄辩”。

这样的例子很多，给周厚荣留下的印象是，“这个人很干脆，专业知识过硬，决策能力很强”，他记得，短短一周后，钟鸣的专业能力几乎“征服了所有人”。

吴威注意到一个有趣的变化——刚到贵州时去查房，“医护人员自顾自地忙，也不怎么搭理你，非要大吼一声‘查房了’，大家才磨磨唧唧地凑过来。”

但当他们快要离开贵州时，查房的场景堪比电视剧《白色巨塔》：“还没去就打电话过来了，一到门口，所有人都已经整整齐齐排在那，就等着他。”

三年穿梭

一个类似的场景曾出现在2020年4月，钟鸣在武汉金银潭医院支援了75天后重返上海。

舱门打开的时候，停机坪上一眼望去，满眼的横幅、鲜花，媒体们已然摆开阵势。被要求说上几句是不可避免的了。

2021年钟鸣从武汉归来。

钟鸣原本准备好一段话，可是走下舷梯后，他在举起的话筒前刚讲了一句就哽咽了。努力调整之后，他没再继续那段想好的话，只说：“我回来了，武汉很好！武汉在恢复！”

在隔离酒店的第7天，2020年的钟鸣接通了记者的电话。“这是一种全新的病毒，”他说，“完全颠覆了你之前的临床经验和医学知识，相当于你被敌人干掉了，连他长啥样都没见到。”

他描述自己第一次走进武汉金银潭医院南六病房办公室，看到监视器上的数字，“呆掉了。满屏都是报警。”

而武汉金银潭医院的护士长程芳回忆起来，并不知道他内心所受的震撼。她还记得，钟鸣第一次到达时，“像学生一样，背着一个大双肩包，很安静地走进来，换上防护服就开始工作了。”在她眼中，钟鸣总是镇定的、坚强的。

但程芳不会忘记，每有患者不幸离世，第二天交班时，钟鸣说话的声音总是很沉。戴着口罩和防护服，她看不清他的表情，只觉得那个声音像一颗石头投入湖底，在场的人眼眶里都被振起小小的涟漪。想起来，日复一日的程式化的交班，因为有这样一个真心实意的人，变得更有人情味了。

2023的钟鸣老了不少。同事们说他头发白了，皱纹也多了许多，“不再是年轻人的样子”。奔波的三年给他带来了不少变化，比如，他快忘了自己有什么兴趣爱好了。以前他喜欢自驾去摄影，带着几个镜头，对着一处风景拍上一整天。

“同一个地方它有不同的光线，换了不同的老镜头又有不同的味道。奶油味的，重金属的，电影感的……你可以蹲在那里不停地拍，摆弄，揣摩这种味道。”

不过，这样的闲适对如今的他有些奢侈。他经常和吴威抱怨，自己家的猫认不出他了。

好在经过三年的愈合，他早已不再被那场海啸侵袭。再回忆武汉，他会笑着念叨宾馆里没有洗衣机的窘迫，每天晚上下班后，他都独自在水池边手洗衣服。

洗完没有地方挂，只好晾在衣柜里，把柜门敞着。衣柜里有灯，亮堂堂的。他睁着眼睛，度过一个个不眠的夜晚。

（原标题：《钟鸣三年：与新冠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