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教授⑥｜张立新：我的大学同学大概一半国内一半国外

【编者按】

2018年高考录取工作已结束，录取通知书或许已到考生手中，或许还在路上。这个暑假，每个高考考生都会憧憬自己的大学生活。澎湃新闻请讲栏目陆续刊发一组南京大学教授的口述，这组口述选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的《我的高考》一书，77级、78级参加高考的南大教授们讲述了自己的高考经历以及他们的大学生活。

时代变迁，科技进步，大学生的视野更开阔了，综合素质更高了。但无论什么时候，一位青年强烈的求职欲望不会改变，对专业刻苦钻研的劲头不应减弱。

今天刊发的是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高级工程师张立新口述。

采访时间：2017年3月10日

采访地点：南京大学和园小区

录取了，我还不知道生物系是做什么的

我家在苏北响水县的城区。父母都是小学教师，我是老大，家里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当时我们是十年制，我六岁上小学一年级，小学念了六年，初中念了两年半，高中念了两年，十六岁高中毕业，这十年也刚好是“文革”十年——1966年到1976年。

我于1976年高中毕业，毕业以后就下放到老家的乡村，运河公社新丰大队周庄生产队。我们干农活的那个小组叫棉花专业队，是种棉花的。

当时我们有七分多自留地，还蛮大的，种完棉花就可以耕种自留地。我们也不会种蔬菜，自留地就种花生。播了花生种子以后，我们也不怎么管，松土、除草之类的也不会，结果大花生都种成了小花生。我们把花生收了，就一人一个麻袋带回县城。我们回家要走五十里路，坐公交太贵，就跟人借自行车回去。就在收花生回家的路上，我们听到广播，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路上碰到几个中学同学，问我是否打算考试，我说我一点准备都没有，肯定来不及，得到消息早的人都准备很长时间了。回家以后，我父母是教师，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情，就不让我回去了，让我向生产队请假，在家里复习。

当时有几个“文革”前的中学老教师，知道要恢复高考了，就组织起来办了补习班，政治、语文、数理化都有。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复习，就跟着参加了。辅导是短期的，主要还是看个人基础，有的学生基础比较好，题目拿起来就做，复习起来就比较容易，一听就听进去；要是基础差的就不行，复习起来就比较困难。当时就有一个理科生报名报错了，报成了文科，这样就得参加文科的考试，文科要考试史地，他没办法，就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准备，每天就背书，背完就做题，非常辛苦，不过最后也考上了哈尔滨商学院。

那年我们分初考和统考。从10月10日开始复习，大概到11月22日初考，一个月的时间。初考是盐城市组织的，我是去我们公社的运河中学参加考试。那年11月很冷，那时候也没有羊毛衫，我就套件小棉袄去考试。考完之后定下来分数线——一百二十分可以参加江苏省统考。我父母做教师，刚好找到市里面的人问我的分数，是一百二十四分。过了以后我就留下来参加统考，我有几个同学不到一百二十分的，就又去劳动了。盐城市超过一百二十分的没多少人，为了各个市人数平衡，后来就降到一百分。

初考再过一个月，我记得是12月22日，到原来我上高中的县城中学去参加统考，我们班里只有两个人参加统考。那时候我们考语文，有很多笑话：有个考生，自己知道考不上，父母逼着来的，就在卷子写了一首打油诗，“小子本无才，父母逼着来。白卷交上去，鸭蛋滚下来”；那时还有道题要求解释“粪土当年万户侯”是什么意思，有的学生想了半天，就写一万个猴子在粪土上面跳舞；我记得有个成语，叫“万马齐喑”，我之前没有接触过，我看有个“口”字旁还有个“声音”的“音”，应该就说是声音很大的意思，回来以后，我跟我父亲讲，我父亲是老师，他就说全反了，闹了个大洋相。

其实当时参加高考学生之间差别也不很大，就算毕业的时候有的人基础好，两年以后也忘了，所以分数线划得也不高——四门课，一本划二百六十分，二本划二百四十分，二百分也有学校上的。我们那时候考多少分都不知道。那年“老三届”考得好一点，一开始规定结了婚的“老三届”女同志不能考，往届生结过婚的也不能考，后来部分政策放开了，又补录了一部分，到第二年就都放开了。

我当时考完就下去劳动了，种完棉花要去捡棉花、送棉花。棉花捡了以后，堆在公社的仓库里。我们去看棉花的人，租了不少被子，就睡在那里，怕冬天感冒。劳动了一段时间后，就被通知去体检了，我那天感冒，不过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体检结束后就等通知了，也不知道能不能上大学。那年我十八岁，过了年虚岁十九，到了当兵的年龄，我就跑到乡里去报名参加当兵体检。当时公社武装干事跟我讲，你参加过高考体检了，能不能今年你把机会让给别人，万一你被录取了，就浪费了一个名额。我说行，他就给我讲，如果高校没有录取你，明年当兵没问题的。

后来录取通知就来了。当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南京大学数学系，第二志愿是苏州师范学院，第三志愿是苏州医学院，然后第四志愿要求填大专，我填的盐城师范专科学校，然后还加上一句“如果以上志愿不能录取，愿意录取到盐城师范”，盐城师范是培养小学老师的，肯定是能被录取。那个时候关于专业我们基本什么都不懂，在中学我一直觉得自己数学还可以，也没做过干部，就从小学四年级当数学课代表一直当到大学。我那年数学考了八十二分，是我们班第二。后来到南京大学一了解，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报了数学系，能上南京大学的、数理化还不错的，都报的数学，所以当时就把我分到了生物系。通知书没到的时候，有个电话打到我们县教育局，说我被录取到南京大学生物系了，问我们家同不同意。其实我们那时候只要能走，都是愿意的，但是人家也得问一下。所以我应该是我们县第一个接到通知的，虽然书面通知没到，但是人家打电话来了。我周围的人都说，以后养小狗小猫种蔬菜来找你，我那时候也不知道生物系是做什么的。

我们高中本班同学还有个考上大专的，另外有几个考上中专。第二年又考了一个本科，这个同学还不错，蛮厉害的，考到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我们那一届一共三个班，1977年每个班考了一个本科，后面两年又上了几个，不少同学考上了中专。

来之不易的青春之歌

我第一天来南京大学报到就出了麻烦。当时接到的通知是2月26日到28日三天报到。我不早也不迟，就2月27日来。但是当时响水到南京就一班车，那天路上遇到车祸，道路瘫痪，就晚点了六个小时，本来下午三点多到，结果晚上九点多才到中央门，我们就在车站坐了一夜。我记得当时和我一起的有三个人：有个哲学系的，还有一个化学系的，后来在学校里见面还经常打个招呼，现在就没有联系了，另外还有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那时候二月底很冷，我们轮流眯糊一下，等了一夜。其实门口就有一路公交车（通宵的）可以到学校，但是我们不知道，就在车站傻等，等第二天早上第一班校车来了我们才去到学校。

到了学校以后，先来的两个同学带我们去宿舍，我们宿舍有闽南的同学，还有天津的同学。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很远的地方了。那时候我们就去过周围两个县城，火车都没坐过。我第一次坐火车，是去琅琊山实习，那时候是绿皮车，我还闹了个笑话——我连火车上的烟灰缸都不认识，当痰盂往里面吐痰，结果痰吐了，脸上都是烟灰。

上大学其实是比较辛苦的。那时候我们家收入比较低，父母拿七十多块钱的工资，我家六口人，我奶奶还在。所以到学校以后，根据我家庭的情况，学校给我评定的是甲级伙食费，是十四块七毛钱，这是最高等级的伙食费。那时候也有助学金，实际上就是零用钱。我没有助学金，家在农村、没有收入的同学才有甲级伙食费加助学金，不过我吃饭也是够的。我们的同学各种家庭条件的都有，条件好的就完全没有补贴，其他的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补贴。一般来说，城里来的就少一点，像我们这边，县城和农村差不多的，就会多一点。助学金分三等，分别是：两块钱、三块钱、四块钱。后两年物价涨了，1978年、1979年的伙食费涨了一点，甲级伙食费从十四块七毛涨到十七块七毛。有很多东西还是用票供应的，所以有些我们买不了，我就记得那个绿豆糕，当时是凭票供应的，我买过一次，太油太甜，之后我再也不买了，也不便宜，可能南京人爱吃，供应紧张一点。那时候粮票也蛮有意思的，我们是一毛五分钱一斤，一毛五分钱再加上一斤的粮票，买的东西就是十五分，一般我们吃饭，中午男同学大概吃四分，换算成两的话，五分钱就是三两三，我们一般就按照几分几分去买，但现在刷一下卡就行了。

我们那时候用饭盆吃饭，饭盆就随便往桌子上一放。一开始不发饭菜票，菜来了以后放在上面，大家慢慢打着吃，水瓶就放在食堂门口。过了几年，应届生上来了，想法就不一样了，我们那个时候还比较单纯。后来食堂的大圆桌就撤掉了，因为来的人多了，各个地方的人都有，南方、广东那一带的思想更开放一点，饭盆就都给我们装起来加了锁，水瓶大家自己都拿回去了，这也是一个变化。但是工农兵学员就从来没有这个事情，能推荐上来的都不错。他们班里面有些男同学饭量很大，女同学可以把饭菜票支援给他们，但是到我们的时候就没有这种事情了。我们这边入学的就总觉得是自己考上的，所以不欠别人什么东西。虽然大家也不占什么便宜，遵守社会公德是绝对没问题的，但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的互相帮助、互相友爱确实不如工农兵学员。

我们吃得也简单，早晨一两分钱，弄个馒头，弄个稀饭，基本上就够了。中午一毛五到两毛五点个荤菜，晚上的话，就五分钱青菜，青菜有时候有点油渣，算下来的话还可以。我们上学的时候，南京大学的菜还可以。印象特别深的是大学唯一一次吃螃蟹，后来再也没吃过那么大的，那么大的我也吃不起了。当时是一块钱一斤煮熟的、野生的——那时候也没有家养的。看到那个菜我就狠了狠心，买了一只，七两多，公螃蟹，现在要卖，肯定很贵。结果吃完螃蟹，弄得我有一周半都只能吃一毛五的荤菜——芹菜肉丝，那是最便宜的荤菜。

原来的校门口邮政所附近，有个小吃部，馄饨七分钱一碗。但七分钱一碗也不是谁都能吃得起的。那时候我的计划性还是蛮强的，因为家里给的钱少。大学前两年家里每个月给我五块钱，我那时候买一双袜子都要两块钱，就等于把我的大部分钱都用掉了，有时候总还要买点文具之类的。我们那个时候倒不用交学费，但是买书总要花点钱。所以我们每月剩下几块钱还要省着干别的事情，就偶尔吃一次，经济条件好的同学可以天天去吃。我记得我们二十年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在一起还提到过这件事情，后来涨价到九分钱，然后一毛一，最后到一毛三就不去了。后来经济放开了，学校也有小吃部，那时候开了一个南芳园餐厅，里面有阳春面，大家就去吃阳春面了，具体多少钱不记得了，反正肯定比一毛三划得来。馄饨店后来开不下去了，因为南京大学里面小吃也多了。

当时我们系在西南楼。我们这一届的学生，基本上用的都是油印的讲义，因为“文革”前好多教材都很旧了，或者说也没有印刷，断掉了，“文革”后的教材还没出来，所以我们那一届学生都用的讲义。那个时候学校里还有工农兵学员，老师给我们油印的讲义，给他们看资料，对他们的要求和我们也不一样。我们七七级、七八级进学校以后，工农兵学员的学习积极性也上来了，他们不学不行。他们的素质都很好，都是非常优秀才能推荐上来的，集体形象都不错。我们这边考上来的从素质上来讲也不错。

我们和七六级工农兵学员一起住过一个宿舍，最多的时候宿舍里住过十个人，因为我们那一年招了两级，我们是2月底入学——我是2月27日到学校的，10月还有七八级的入学，所以宿舍不够住，我们就和工农兵学员一起住。他们学习也很认真，班里有几个人非常聪明。我记得他们有个班长岁数不大，各方面都相当好；住在我上铺的是一个从部队过来的，我们俩同一张政治卷子，他能考一百分，我只能考八十多。可能总的来说，我们的成绩要好一点，但他们里面确实有很多人才。

我那个时候基本不参加什么学校的活动。一般是班里的活动——去郊游、步行去雨花台还有组织唱歌跳舞等等。当时组织学跳舞，我学了两次，人家说我跳舞像“拉大锯”，我就再也不跳了，再组织跳舞我就上街逛街。我们那时候比较单纯，像我们七七级、七八级，很少有谈恋爱的，那时候一谈大家就都知道。到七九级入校后，女生跟男生关系都不错，还有女生帮男生洗衣服，我们这些老大哥就躲在一边看，惊叹还有这种事情。我们有少数年纪大一点的，上大学前就结婚或有对象，那时要是想离婚或分手远不像现在这么简单，会影响进步和分配工作的。我记得文科一个同学闹分手，女方还到学校贴了大字报，我们系也有一个同学差点因此取消预备党员资格。

我们入学的第一年，天特别热，可能有学生中暑了。我们第一学期是没有考试而提前结束的，回家以后老想着看书，因为开学要考试。那时候夏天睡草席，我们就放一盆凉水在席前，床窄不能翻身，热的话就把毛巾拧一下，擦擦汗，然后醒了再把水换掉。1979年，溧阳地震，六级左右，我们住在二楼有感觉，有人就喊“地震”，喊的人是天津的，他经历过地震。然后我们就跑到楼下或者操场，大家就聊聊天，那是我第一次经历有感觉的地震。

我们那个时候学习氛围非常好，大家都觉得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我们这一届是四十二个人，两个班，一个是我们班植物班，另一个班是动物生理班，我们基础课在一起上，但是其他好多课都不在一起。我们班是十九个人，动物生理班有二十三个人。最大的1947年出生的，最小的1963年出生，差十六岁，相当于差了一代人。我们年龄有大有小，岁数大一点的，阅历丰富，能够把社会活动组织起来，我们有时候也会参加一些。我们这个专业，学植物，有时候也会出野外，照片要自己印，印得很小，因为买相纸要花不少钱。

我们那时候，上课水平好、知识面很广的是上植物分类的“小耿先生”，虽然他六七十岁了，大家还是叫他“小耿先生”。“小耿先生”的父亲，是中国禾本科的奠基人耿以礼先生，大家尊称他的父亲为“耿先生”，所以叫他“小耿先生”，一直到他退休以后，大家见了他还叫“小耿先生”，他心里有一种荣誉感。另外还有一个是王正平先生，他的水平很不错，但没给我们上本科生课，带过我们野外实习，现在九十多岁了。我们专业的老师，各有各的不同，讲课也不一样——讲得细一点的，可能就比较琐碎——但是专业课老师讲得都不错。我印象比较深的，外系讲得不错的老师，就是地理系的雍万里先生。

现在我们班大概一半在国内一半在国外，有去英国的，有去美国的。除了我之外，我们年级还有一个同学在学校——左成慈，他是生理班的。那个时候好多年没建新宿舍，就把学生宿舍改为教职工楼，几个人住，像我们刚毕业就住在十三舍，七七级、七八级、七九级好像都在那里面。十四幢就是结婚成家的人住的，我在十四幢住过，后来到十六幢，十六幢就是校外了。

世上有一条唯一的路

毕业的时候，有几个人考了研究生，没考的人就实习、分配工作。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还不如当时直接参加分配工作。继续读研的几个人一个留校了，现在在上海，已经是院士了；还有两个在南京大学读研的，一个去了江苏植物所，另一个分在南京师范学院，现在都在国外；还有一个去美国读研了，现在在北京大学。那时候考不考研究生分配工作也差不多，没考上研究生的分在上海中医学院、江苏林学院、江苏农学院，跟南京师范学院也差不多的。当时氛围不像现在，大家不愿去机关，江苏省教育厅当时给我们班两个名额，结果没人去。国家教育部，我们班有两个名额，结果只有一个人去，而且那位同学是不得不去，因为他是天津人，想回老家。我们这届成为院士的是团总支副书记——学生里最大的干部之一（团总支书记是老师）。

高考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时候我如果考中专，就分配到老家，当时中专出来就是公务员。如果我去盐城师范专科学校，补个本科应该可以的，出来就会在教育系统，在中学当个老师。我的第三志愿算是白填，因为苏州医学院比苏州师范学院分数高。如果考不上，就争取当兵，当兵回来到了企业，谁也不知道自己以后有什么发展。但是有高考这个机会，就让我有机会去选择自己的道路。

张立新简介

张立新，江苏盐城响水人，1960年生。1977年考入南京大学生物系植物专业，原南京大学生物系副主任,现为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高级工程师。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原题：“改变命运的选择”。本文刊发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