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评 | 卫风阳：反叛的规训与伦理失序的重构：殡葬电影《人生大事》的叙事呈现

反叛的规训与伦理失序的重构：殡葬电影《人生大事》的叙事呈现

卫风阳

摘要：《人生大事》是出身殡葬世家的导演刘江江的用心之作，以殡葬工作和家庭亲情两条叙事线索串联故事，既展现了平时不为人所知的丧葬文化内容和真实的殡葬师从业现状，也呈现了父子代际矛盾的解读与消解和新型家庭关系的建构。本文将从电影的叙事呈现和主题表达两方面对《人生大事》这部电影展开解读，挖掘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人生大事》；反叛；规训；亲情；伦理

电影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

反叛原型的人物构建与线性叙事

中国自古以来对死亡讳莫如深的集体无意识使殡葬主题很少成为艺术表达的题材。《人生大事》作为一部殡葬主题的影片，在叙事策略上非常有特色，将死亡主题弱化，以亲情线作为线索和铺垫，把对道德伦理的失序重构以及殡葬行业现状的反思与思考融入影片叙事。影片整体是一种轻喜剧的风格，在幽默与严肃相交织中展开由一件件葬礼事件串连起来的叙事结构，使死亡这样沉重的话题在叙事上显得相对轻松，在笑与泪中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和深刻思考。

在《人生大事》中塑造了两个非常具有反叛色彩的主要人物形象：抵触来自父兄辈的规训、生性不羁但内心温柔的莫三妹，和天不怕地不怕、时常闯祸、拥有自己的坚持和倔强的小文。小文作为孩童形象的出现，本身就弱化了电影作为殡葬题材主题的沉重性，使影片带有温情和治愈的底色。与此同时在构建两个主要人物形象时借用了孙悟空和哪吒这两个中国传统神话人物的隐喻象征，在赋予人物更鲜活的形象特征的同时也使电影叙事具有童话色彩。在剧组的内采资料中，编剧导演刘江江用朴素的语言阐述了人物设定的初始动机，他说：“在我们首先是一个童真的视角，孙悟空跟哪吒这两个人物，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是覆盖到每一个人的童年的。小文的性格里边有一部分是跟哪吒一样，不服输、会惹祸，然后也有被抛弃的经历，他们的身世有契合的地方。”孙悟空和哪吒，是目前为止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两个超级英雄原型形象，在《人生大事》中透过莫三妹和小文，在武汉充满市井气息的底层生活中再次呈现出原型形象鲜活的特色魅力，也诠释了与这两个英雄形象相关联的在中国电影叙事中无法规避的“父与子”、“叛逆与规训”的永恒主题。

电影一开头出现的哪吒壁画和孙悟空玩偶就已经预示了电影中主要人物的隐喻形象（见图一）。小文出场的形象扎着两个红发绳绑起来的冲天揪，手拿红缨枪，对死亡毫无意识的小孩天不怕地不怕地追寻着死去的外婆，直接又形象地再现了这一神话人物的经典形象。后来在骨灰盒上画画、大闹殡仪馆等一系列行为也都符合哪吒“闹”的经典桥段。小文的反叛在于对传统教育观念中小孩应该成长为什么样的形象的反叛，她认为自己无父无母，在外婆去世后剥离了与直系亲属的初始联系，反而在与莫三妹的相处中培养出了父女感情的认可，置身于这样的家庭关系下的小文本身就是被抛出了中心价值体系的叛逆者。她不认可世俗意义上的对与错，可以认为殡葬行业是一种值得骄傲的职业，也在生活观念上只遵循自己接受的体系。这种带有“遗世独立”特点的孩童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奇观叙事色彩，而在整个电影叙事里其发挥的主要作用是帮助主要反叛角色找到人生价值完成成长蜕变的功能性作用。

图一

莫三妹对应的则是孙悟空这个在西游宇宙中最具有反叛色彩的神话人物，在后文会具体分析莫三妹反叛的原因和主题意义。电影一开始的莫三妹就像“被压在五指山下”，也通过电影画面表达了这样的意象（见图二），在面临与父亲的冲突、买房与抚养小文的经济压力和惨淡的殡葬行业行情时，翻掉的沙发就像五指山一样压在他的身上。莫三妹虽然叛逆，但就像孙悟空一样正直仗义，见不得妖魔鬼怪欺负弱小，也正是因为他的善良底色，才会在叙事线索和感情线索的推动下慢慢接受亲情与职业的询唤与规训。孙悟空这一人物形象的命运就决定以此为原型的反叛形象最终都会走向被规训与传承。电影整个叙事对于莫三妹的人物成长循序渐近，整体都合乎情理且节奏合适，但是有一个情节我个人认为值得商榷，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人为什么会在小文的亲生母亲找来时却又突然归顺于传统伦理道德，甚至不考虑小文和朋友的想法直接将孩子送还。我们可以解读为这种情节带有强烈的叙事目的，为了推动情感线索的发展而这么写，但不是情感应该真实的走向，反而会减少叙事的真实感和合理性。

图二

“一部影片之所以能给观众以某种新鲜的感受，心灵的触动或情感的激荡，除了其主题的深刻和人物形象的丰满充实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其叙事结构的架构别出心裁并恰当得体，富有叙述上的层次感、节奏感和艺术韵味。”影片《人生大事》采用平淡无奇的线性叙事结构，遵循叙述时间为影片故事的主线，为此安排了六场环环相扣的葬礼，建构了一个别出心裁又恰当得体的叙事结构，导演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这些葬礼都巧妙地进行了铺垫和对应，具有极强的叙事张力，有效地达到了影响观众心理和情感的目的，深刻地塑造了人物和解读了主题。

电影《人生大事》故事中贯穿了两组父子（女）关系，作为对抗双方的老莫与莫三妹；作为冲突双方的莫三妹与武小文，这两组关系成为贯穿这个故事的基础性线索，为普通观众建构对这个故事的现实化理解，找到了情感层面的切口，形成对观众底层情感的召唤。在父亲指导莫三妹给遗体化妆这场戏中，该意象象征着代际的传承。莫三妹终于懂得殡葬不再是另类职业，明白父亲每次教训他，不是为了打压他，而是希望他终有一天能够独当一面，接纳殡葬业才能有意义地重新开始。一对父子的对立与和解，类似父女关系的冲突与构成，都具有较强的社会性与真实性，这为整部影片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底色。

失序、规训与伦理重构

《人生大事》这部电影可以直接感受到的第一个主题是家庭伦理的失序与重构。中国千年来形成的稳定的传统家庭伦理基本是以血缘为纽带，以家族为本位，以等级差序为基本结构的体系。父亲在传统伦理的家庭中占有绝对权威地位，并且父亲的意志对家庭后辈具有不可违抗的指令性作用。电影中从事具有中华传统封建文化底色的殡葬行业的莫家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以传统家庭伦理为基底的家庭，子承父业、代代相传，但电影从莫三妹角色的建构中表达出这样的传统家庭伦理已经受到了动摇。

然而在现代社会伴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个人意志与自由意识的增强，这样具有强服从性的家庭关系不再适应现代社会，家庭伦理在各方面上走向失序并进行着现代重构。电影也通过几组家庭关系的呈现展示了现代的矛盾并探索了现代家庭伦理的新出路。如果留心关注影片中出现的家庭主体，不难发现基本都是存在着畸形的矛盾与冲突：不知生父、被母亲抛下给外婆抚养的小文家庭，男性失去话语权对孩子病态教育的舅妈一家，为了拆迁款充满争吵内斗的老刘家庭等等。与此同时，通过莫三妹、小文、建仁、白雪组成的新的“家庭”提供了一种现代对于家庭、亲人关心的新定义，建仁和白雪通过合法收养手续收养了小文，莫三妹和小文也在长期的相处中建立了胜似父女的羁绊与依赖，血缘不再是家庭关系的纽带，亲情成为更加重要的融合剂，相对来说这样的家庭结构更加开放包容，不因血缘而排斥他人，情感是维系家庭结构的基础。

在传统家庭伦理关系中父子关系是家庭关系的轴心，由此引出了《人生大事》的第二个主题——父子关系的规训、反叛与和解。在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差序结构中，父为子纲是父子关系的核心，既因为血缘上的关系，也有观念、权力、财产和事业的承继。在莫家，老莫是父权的拥有者，即使年老也依旧有着家庭财产的支配权，莫三妹也在老莫的引导下传承着家族殡葬手艺并以此谋生。但父子关系的矛盾就来自于老莫并不认可莫三妹具备承继家族事业和财产的能力以及莫三妹本人对于父辈规训的反叛，而再往上追溯这种反叛我的理解是来自于莫三妹童年成长中来自父亲关爱和肯定的缺失，老莫对于早逝的二哥的偶像化和对三妹过于严苛的管教让他产生自我放弃的反叛心理。但实际上莫三妹对于父亲的感情是矛盾的，他内心深处渴望得到父亲的认可，父子走向和解的过程也是莫三妹自我成长、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得到了父亲的传承和认可，也收获了自我价值和认可。

电影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

父子之间的第一次传承是老莫将房本交给莫三妹进行过户，然而由于小文尿床而使房本被误放入洗衣机从而过户失败象征着第一次传承和规训失败。电影中的戏剧冲突产生于叛逆者莫三妹和小文的种种事迹，而莫三妹一次又一次的出格行为导致父亲的愤怒与无奈。和解的契机也来自于出格的行为：为了帮因车祸去世面目全非的前情敌恢复样貌，莫三妹带着茅台酒主动请父亲出马。在父亲指导莫三妹完成容貌修复的过程中完成了第二次传承，莫三妹也在这个过程中真正领会到了这个行业的意义和价值，对自己从事的行业产生了发自内心的认可。最终的和解和传承则与那瓶茅台相关。老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是一个反叛的人，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却仍然在儿子带来酒时欣然接受；明明是从事殡葬行业最一丝不苟遵循着传统丧葬习俗和伦理的人，却要求在自己死后以不一样的方式下葬。在老莫因为那瓶酒倒下住院后，向莫三妹讲述了二哥去世的原因，在父亲的叙述中这种面对殡葬行业和生死的精神力量和认知维度使莫三妹真正觉醒，不仅与父兄完成了最终和解，也对家族传承的殡葬行业产生了敬畏心与责任感。

因此《人生大事》这部电影第三个主题也就是除了亲情家庭之外贯穿整部电影的另外一条线索——殡葬行业的职业伦理和行业处境。前文中提到，莫三妹整个人从反叛到被询唤到和解的过程，也是他个人对自己所从事的殡葬行业产生敬畏之心和价值认同感的过程。“执事以敬”是职业伦理的优良传统。现代社会中，从业者对职业的敬意需要经历“仅作为谋生手段——自我价值实现——服务他人和社会——树立职业信仰”的阶段过程。莫三妹从小跟着父亲学习殡葬手艺，成年后也只是将其作为谋生手段，但用烧纸钱的火点烟、一言不合与死者家属大打出手、利用小文获取死者家属同情签署合同、时不时想着关店改行都体现他对这个职业并无敬畏之心。但事实上这也是社会大环境对殡葬行业的态度所致，在电影中也表现了殡葬师在现实中受到大众的歧视和冷眼的状况，惨淡的寿衣店与婚庆店开在一起形成鲜明对比，婚庆店老板娘更是出言中伤，话里话外透露出对做丧事人的嫌弃与看不起；当小文在幼儿园表演殡葬礼仪时透过其他家长和幼儿园老师的态度也能看出他人的目光成为殡葬行业从业者容易产生自卑心理的原因。这一现象形成的理由既有中国传统观念里对死亡讳莫如深、“乐生恶死”的态度导致人们对从事与死亡相关职业的排斥，也有社会越来越物质至上化后对于原始的满足精神价值活动的轻视。与此同时影片中也揭露了一些殡葬行业内伦理失范的现象，例如众多丧事代理人守候在早逝的小女孩的父母旁争抢生意，包括莫三妹为了高额报酬给活人办葬礼等，这些缺乏同理心和人情味的行为归根结底还是缺乏对亡者的尊重和对行业的敬畏。影像世界伦理生活的失序，其实就是我们的社会伦理生活失序。虽然《人生大事》中最终赋予了殡葬从业者“种星星的人”这样具有童话色彩的诠释，也构建了和睦的新型殡葬家庭的美好结局，但现实中殡葬师的尴尬处境和行业乱象仍然存在，并且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原因使这样的歧视将长期存在下去，直到中国社会的普遍生死观发生巨大的转变。

电影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

《人生大事》是在国内鲜少触碰的沉重敏感的殡葬题材电影中获得票房口碑双收的较为成功之作。其结合亲情主题、轻喜剧风格叙事的复合类型策略使其增添了温情和积极向上的底色，而其深刻的主题和反思性社会意义也为其作为商业片增加了深度。其采用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原型形象，进行叙事的创新呈现，唤醒群众的集体记忆，在反叛与规训之中找到平衡走向和解，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强大力量。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人生大事》在叙事呈现上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作为第一部以殡葬师为主角正面表现中国殡葬文化的电影，其独特的题材吸引着观众的好奇心，但对影片抱有“中国入殓师”观影期待的观众可能对片中殡葬文化吉光片羽式的呈现难以餍足，社会对殡葬从业者的歧视偏见问题也未能呈现出转变。另一方面，精心编织的故事巧合致使戏剧生活失真，高潮迭起的故事节奏致使观众情绪疲软，观众沉溺于泛情化共鸣之中。值得肯定的是，《人生大事》融合了亲情、喜剧、职业等类型元素，一波三折的动人亲情、笑泪交织的故事情节、浪漫诗意的生死哲思都可圈可点。《人生大事》积极拓宽电影叙事题材，创新家庭伦理片的叙事模式，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为未来我国复合类型影片的创作提供了更多借鉴和改进的思路。

参考文献：

[1]李显杰：《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例》，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

[2]黄茵，秦洪：《<人生大事>：殡葬题材电影的伦理叙述》，摘自《视听》，2022年第11期，第103-106页。

[3]杨紫惠：《从奇观叙事到真实表达：电影<人生大事>的内容策略》，摘自《新闻研究导刊》，2022年第13期，第236-238页。

[4]田卉群:《<人生大事>：父与子的规训与传承》，摘自《电影艺术》，2022年第5期，第60-64页。

[5]刘彩霞:《<人生大事>：叙事的隐喻表达》，摘自《西部广播电视》，2022年第43期，第122-124页。

(本文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影视与文化批评》2022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2年优秀影视评论”）

原标题：《锐评 | 卫风阳：反叛的规训与伦理失序的重构：殡葬电影《人生大事》的叙事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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