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一洲评《黑格尔传》︱黑格尔和他的死亡诗社

他是由于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而自由地出卖了自己。

名人传记算得上受众最广的文化读物之一，可哲学家的传记却一直处于吃力不讨好的境地，一方面和动辄伏尸百万的王侯将相比，哲学家的私生活在情节上不过是小打小闹，难以勾起一般读者的兴致；另一方面私人生活的过度曝光很容易阻断阐释者的自由发挥，尽管他们同样热衷于阅读、汲取或批判这些传记。哲学研究总和哲学史交织在一起，很容易把哲学史写成大哲学家到大哲学家之间的接力跑。哲学史并不像它的词性所表现的那样，始终是哲学而非历史，而学术类出版物中林林总总的哲学家导读书大都属于这个序列。

然而传记始终是历史而非哲学，还原时代背景与梳理线索始终是历史学者的必要工作。鉴于阐释之间的巨大差异，哲学家生平材料终归比其他领域更难厘清，甚至更难获取。不理解这种哲学与史料的两面夹击，很难评判一本思想家的传记是否成功，也很难理解这本《黑格尔传》所秉持的那种激昂究竟意图何在。在这一点上，作者董特一开始就是站在历史的立场，以哲学史上周正却粗疏的黑格尔形象为假想敌的。这同时也意味着他与一般读者保持了距离——并不是说本书涉及哲学讨论，而是作者并不愿点透太多思想公案，除非他另有解读。

当然，作者并不试图贬低黑格尔哲学的分量，须知作者董特本人也是法国的黑格尔专家。只是历史研究很难不在钩沉中看到传主不为人知也不愿为人知的一面，甚至是文本之下不便宣之于口的意图与机心。难道不是每一位想成为元帅的士兵的包袱里都藏着一根擀面杖吗？人生本就是复杂的机缘组合而成，哲学家的公共形象更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与哲学家传记的研究对象一开始就是不同的，并不存在对错。黑格尔哲学当然不是黑格尔生平的必然衍生品，反之亦然。

全书以黑格尔的葬礼开篇，就是作者心中争夺解释权的微型战场。普鲁士官方对黑格尔葬礼的弹压到底是顾忌霍乱，还是如作者与送葬者所想的那样，全然为了抹除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然而，从送葬的规模和致辞的激烈程度来看，这必然不只是为一位年高德劭的老教授送行，而是为一位尖锐的旗手与先驱送行。这个倒叙非常明确点出了全书最核心的判断——黑格尔在内心里是，且一直是一位叛逆者。他的理智只是对世界的妥协和屈就，他留给后世的形象不过是冷寂后的余烬。董特想探求的是，这种周正平和的哲学下曾包裹着怎样的火焰。

这不只是作者的判断，而且是时人的风评。事实上，自康德草创以来，“为自然立法”的观念论本身就是叛逆者的同义词。无论大学生对观念论本身的掌握到了何种层次，学习观念论本身就带有一种决裂的姿态。像文学上的浪漫主义一样，观念论对时人而言，首先是一场运动，其次才是一种风格。这场葬礼异端云集，致辞火药味十足，主角完全可以换成李大钊或萨特，足以窥见在时人眼中，黑格尔的形象更接近疯言疯语的齐泽克，而非老成持重的平卡德（两位均为当代观念论学者）。

作者显然对可能遇到的反驳有所准备，哲学史以马克思为轴心，劈开所谓传统哲学与当代哲学，由是观之，黑格尔的老战友都被扣上了“黑格尔右派”的帽子。作者非常直率地点出，这样的划分只在黑格尔学派内部才有效，而整个黑格尔哲学在时代意识形态中都是左的（18页）。只有理解黑格尔这种思想底色，我们才能理解黑格尔生命中反复出现的决绝姿态。

他的第一重决绝是他的出身。后来的研究者习惯于把落后当作抽象的反面予以鞭笞，可对十九世纪初的德国知识分子来说，落后却是急于摆脱的切肤之痛。当康德写《何谓启蒙？》时，他抬头就能望见哥尼斯堡外的山峦。以今天的标准衡量，这座普鲁士的文化故都也不过是一座集镇而已。这种强烈的文野之别让他没有理由不渴望启蒙。生活在中产阶级的黑格尔同理，他长期领着实物工资，直到法兰克福时期才拥有独立的房间。黑格尔的主体概念当然不限于这点内涵，但成为主体的渴望肯定包括这一层现实含义在内。

其时中产阶级子弟并没有太多优越感可言，些许富足不影响其上不着天、下不落地的社会地位，唯一的优势只在知识上。他们能走上文化道路都与牧师有关，是这个阶段的德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图宾根神学院的教育条件堪称优厚，也有毕业的公务员编制，只要付出宗教上的忠诚。这唯一的条件与德国农民战争的酷刑相比不值一提，但受法国大革命耳濡目染的年轻谢林、荷尔德林与黑格尔而言，却是不堪忍受的重负。这就是《死亡诗社》里那种生活——严格的仪轨、宽松的师长与诗意的远方，无一不助长着年轻人内心的叛逆。他们诗酒年华、寻衅斗殴，偏偏这几位天才还有能力同时维持着阴阳两面的优秀，也把这种撕裂维持到自己生命的尽头。

宗教是那代德意志知识分子永远的梦魇。一方面，宗教是他们的源头活水，这个时间段的德语文学和哲学几乎都是“隐蔽的神学”，这个时代晦涩的风格也始于这种吞并神学的野望；而另一方面，学校的宗教仪式又是符腾堡公爵倒行逆施的具象化，尽管这里本来是培养牧师的机构。年轻的谢林与黑格尔一无所有，都不愿出卖他们仅有的骄傲。他们对宗教又爱又恨的情结几乎和他们的胎教呈正相关，康德只需要外在地与人周旋，谢林就干脆活出了十九世纪德国文学史的大趋势，从批判者复归宗教经验之中，黑格尔介于两者之间，可他的开场同样决绝。董特对以往的轻描淡写十分不满，尖锐地指出，黑格尔逃离唾手可得的牧师职位，其决绝不下于《玩偶之家》的娜拉。

社会的捶打总是比学校来得更直接，黑格尔对自己近十年家教生涯三缄其口。他毕竟不是诗人，不同于荷尔德林的张扬，但这种沉默所体现出的自尊心有过之而无不及。Subject既是主体也是臣仆，没有人比家庭教师对这种身份更为敏感。雇主提供了当时最优厚的条件，却换不来哲学家和诗人的尊重，因为作为打工仔的诗人和哲学家居然反过来勾引小姐、索取尊重。当黑格尔写信求职时，他心目中的雇主该是一帮社会改良人士。事实也确实如此，但等他到法兰克福时，又轮到哲学家嫌弃市民身上的市侩气。他的决绝可以逃脱牧师的职务与教师的待遇，可只要他还没有彻底皈依烂俗的世俗精神，他的逃离与退让就必须继续。

也许有读者对本书俯仰皆是的共济会线索感到不耐烦，观念论哲学仿佛也成了共济会阴谋的一部分。董特的表述确实很容易被误读，他对共济会线索的罗列不乏对史料的炫技成分，但他意不在证实黑格尔是不是一位活跃或在籍的共济会员——如果能的话他早就做了。黑格尔的交际圈显然充斥着共济会和光照派的成员，但这种范围如此之大的共济会没有多少秘密可言，只是改良派社会名流的别名而已。各地共济会主张不一，往来也取决于具体的人脉。黑格尔有意识地结交这些名流，显然只是内心的改革意识作祟。这是个人人思变的时代，而结社只是时代焦虑感的体现。共济会的教义即使真的存在，也是毫无约束力的政治公约数而已。董特频繁地点出黑格尔身边共济会和光照派成员，也是要勾勒出这种时代精神的流变。

黑格尔从孩童时代热衷、求职信中引用，甚至在葬礼时被人们如是回忆的古希腊隐喻，虽然意指不断迁移，但在最广泛的意义上，都不过是对基督教文化的反动。所谓暗语不过是些“你懂的”之类的话梗，警察未必通晓其中的具体含义，但讽刺语调难道还听不出来吗？可只要不付诸行动，当权者还很少追查这些文人的牢骚话。南德光照骑士团的案子恰恰证明了这一点，要侦破这种案件，难度不在于调查取证，而在于舆论能多大程度引发正统基督教社会的警觉。

因此，黑格尔与共济会的关系并不是一出《达芬奇密码》，反而中肯地点出启蒙一直以来的问题。如阿多诺所说，启蒙的自明性实际上是建立在对神话的反对之上，至于神话的内涵则取决于具体社会环境。对阿多诺是纳粹与美国的文化工业，对十九世纪初的德国人则意味着基督教文化与邦君的双重宰制。这些秘密结社（共济会、光照派）、文化潮流（崇古、希腊）就其社会性质而言，与后来学运时期的青年文化并无不同。结社是社会交际的一部分，并没有多么神秘。康德和费希特在共济会刊物上发文，只是因为思想上的亲和力。作为法国大革命的拥趸，黑格尔岂会缺席这场盛宴？

如果读者不急于对共济会阴谋感到厌烦，那么本书对黑格尔《厄琉息斯》的考察其实是相当精彩的文本考据，让我们看到一个肉眼凡胎、为了求职还略有些机心的年轻黑格尔。我们也看到缺乏对历史的掌握，即使是大哲学家的解读也不免荒腔走板。老黑格尔形象的缔造者不乏黑格尔研究名宿和狄尔泰这样的大哲学家，如果说卡尔·黑格尔裁剪他父亲的形象是别有用心，那狄尔泰们歌颂黑格尔个人情怀的强解就可以说是天真烂漫了。以同样的原则，不难把观念论和浪漫主义都解读为希腊精神和基督教精神某种程度上的中和。缺乏必要的信息和线索，大而无当的研究始终是了解哲学家的障碍而非臂助。难道可以因为黑格尔与荷尔德林老死不相往来而忽略荷尔德林的影响吗？哲学研究并不能脱离史料，文本研究更不能局限于文本，特别是黑格尔这种善于沉默的作者。

耶拿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发迹之地，他的青教岁月包括僧多粥少的教职竞争和贫困线上的生活水平，所幸他还有谢林的庇护。这种庇护是十八世纪知识界的常态，也是文人的宿命，歌德和席勒都不能例外。一场近乎儿戏的博士论文答辩像极了如今观念论的学科形象——黑格尔自诩科学和历史，可他的研究一直是这两门学科的反面教材。他之后的行动也和其他理论家别无二致，主编刊物、论战并撰写自己的大部头。一个多世纪后，哈贝马斯几乎找美、英、德、法的哲学家单挑了一个遍，沿着相同的轨道冉冉升起。本书没有讨论他的哲学是否真的优于他的论敌（包括康德、费希特在内），只能确定这一时期的黑格尔在学界表现得极为好斗，思想的创造力与成名的渴望皆有之。

他的报刊编辑和中学校长生涯严谨而称职，体现了黑格尔德国人的一面。当然，没有什么比私生子的另一面更抓人眼球。作者董特浓墨重彩地描写黑格尔的私生子显然也是怀有敌意的——不是针对黑格尔，他对私生子的教育虽然堪称失败，却足够负责，而是针对之后十九世纪的黑格尔研究者，他们一直心照不宣地掩盖这个事件，共同完成对黑格尔的造神运动。狄尔泰、罗克都秉持着自己的寄托把黑格尔塑造成道德楷模，可近代市民社会远不止单向度的新教伦理。真实历史总是纠缠在七情六欲中，即使最抽象空灵的哲学也不可能没有个人生活的影子。黑格尔遮掩丑事的小动作是人之常情，沉默的史家却很难原谅。

以本书来看，海德堡时期也许是黑格尔生命中最惬意的时光，他家庭和睦、教职稳定，哲学写作也终于能有条不紊地展开，可见“中产阶级生活”对人生有再造之功，连哲学家也不例外。他到柏林后虽然声望和身价水涨船高，但也卷入了是非的漩涡。大革命潮起潮落，普鲁士的政治光谱也随之来回摆荡。不意识到这种二十年一个周期的轮回，就不能理解十九世纪上半叶从歌德到马克思那些复杂并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政治倾向，只能得出某种进步-保守的粗糙对立。

黑格尔当然不完全服膺于普鲁士，但没有理由不对它的未来怀有希望。相对于南德盘根错节的天主教势力，普鲁士才是德意志王气所钟，这几乎是新教知识分子的共识。普鲁士虽然号称专制，可从黑格尔的邀请人哈登伯格到俾斯麦，这些首相几乎在庶务上无视王室。这并不是权宦的指摘，而是一种相对传统的职能分工，特别是在一个宗教环境空前复杂的时代，君主是不便于染指经营的。即便后来王储对黑格尔的敲打，如今看来也在礼仪上给足了面子。“御用哲学家”高估了黑格尔在学术之外的影响力，却没有低估他这次任命背后的社会关系。黑格尔在普鲁士最开明的时代获得进身之阶，本身就能体现他的哲学立场。

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本来就充满争议。只从生平来看，黑格尔确实从耶拿时代起就断断续续地流露出民族主义的优先性。这个阶段的德国思想始终萦绕着对法国大革命的逆向情愫，黑格尔也难免钟情于他的民族情感和时代精神，但这个阶段的德国不过是分裂与落后的别名。可如果把他和官僚制联系在一起，就过于后见之明了。官僚制这个词在十九世纪并不是韦伯笔下的中性词，本来就有改革色彩在内。他们不是冷冰冰的管理机器，而是胸怀韬略的启蒙信徒，哈登伯格的内阁和黑格尔的朋友圈都充斥着这个群体。黑格尔晚年的两位助教很能体现这一点：甘斯和佛斯特尔——犹太知识分子和普鲁士老兵，德意志的改革派和爱国者。某种意义上，黑格尔就是这两重身份的中和。

因此，柏林的黑格尔一次次既主动又被动地卷入造反派学生的活动，他既有后台撑腰也有教授的责任，并抱着勇气在剃刀边缘行进。即使如此，从本书的材料看来，黑格尔的卷入之深也是超乎想象的，须知他的每位助教都是普鲁士的盯防对象，他自己也不例外。在居赞案中，黑格尔面对普鲁士警察所表现出的勇气和老到都令人击节，但同样让人怀疑，如果黑格尔再活几年，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能否继续下去。黑格尔死于普鲁士政局洗牌的前夜，可以说是上天对他身后名声的一大庇护。

董特不但不想和哲学史妥协，也不接受青年激进晚年保守这种零成本的转型。时代变了，黑格尔却不曾改变。欧洲的气氛随着十九世纪步步迈进，终于把昔日的先行者甩在了身后。史学家把理性和（普鲁士）国家简单划上等号，政论家把自己在宽松环境下的放肆举动拿来炫耀，他们都忘了黑格尔最多只能算半个现代人，在图宾根的学生寝室中如此，在纽伦堡的校长室中如此，在柏林的大讲堂中还是如此。

当然，董特所使用的材料并非无可指摘，比如他很喜欢搬出黑格尔年轻时“废除国家”的激进宣言，可这个文本在各种意义上都是孤证。黑格尔柏林时期的史料最充分，也是各个版本黑传之间差距最大的地方。撇开早期执着于描述黑格尔的美丽心灵或称其为专制鼻祖的那类研究，我们不妨比较董特和平卡德两本传记。董特似乎把黑格尔不能进入科学院当作他与王室角力的后果，只字不提他和施莱尔马赫之间赤膊上阵一样的互斥，须知施莱尔马赫干脆为了阻击黑格尔改组了整个柏林科学院的编制。

更重要的是，董特与平卡德对待黑格尔在《奥格斯堡信条》庆典上的演讲，几乎侧重的是完全不同的面向。平卡德看到，黑格尔对七月革命有消极的抵触，他最后批评英国，连课堂讲义也出现了一些气质上的变化。可董特似乎抱着一种法国人特有的激情，以至于到了把庆典演讲中所有歌功颂德的话当作自保和虚伪，却把《选举法修正案》视为对普鲁士明目张胆的讽刺，置黑格尔于无间道之中。这种材料上的互补很能培养读者自己的判断，毕竟读者没有必要为了维护黑格尔的大写形象而费力，只需要知道，他的伟大始于他曾在时代的激流中负重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