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在国家目标与区域特色间发挥创造性

长江三峡自然保护区风光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当前中国规划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2019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2020年9月，全国政协以“推进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情况”为题，召开第十七次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2021年8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2022年1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宣布，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涉及上海、江苏、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西藏、青海等共13个省区市。根据长城、长征、大运河、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前期经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将会形成核心区、次核心区和相对边缘区，核心区、中心段位的品牌和名誉将会成为湖北等沿江省市高度关注的焦点。 

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国家目标

《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形成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这其中就内含了国家目标。

（一）通过确立和传播中华文明的标志性符号象征，强化中华文化的对内凝聚力和对外传播力、影响力

与西欧北美民族认同型国家和中东宗教认同型国家不同，中国具有以历史文化传统为核心的文化认同型国家属性。其国家文化软实力（即对内凝聚力和对外影响力）来源于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而民族文化符号和象征体系的建立，是提升文化认同和增加文化自信的基础工程。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文化领域的基础工程。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世界中，一国的国民要形成对国家的认同，首要条件是必须寻找并定位一种“具有独特性的共同性”，而不能被淹没在同质化和共享性的一般性特征之中。但这是异常困难的。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就拥有这种“符号识别”的独特功能：以长城、黄河、长江为轴线，向西联接丝绸之路，向北联接蒙古高原，向南联接江南水乡。在中国东部，以大运河联通长江稻作区与黄河麦作区。国家文化公园通过彰显中华文化的总体特征而提供一种总体性把握方式，架起强化国民文化身份认同的通道。

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为例。梁启超认为，中国“过去历史之大部分，实不外黄河扬子江两民族竞争之舞台也”。与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文明”不同，中华五千年文明可以概括为“（长）江（黄）河互济”驱动的“超级两河文明”——以“江河互济”为内在动力，以“两条对角线运动”（即西北——东南文明交流对角线和瑷珲——腾冲经济地理对角线）为表征的文化结构系统。这也是我们深入理解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以“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的核心内涵所在。

（二）通过打造中华文化的超级IP，创新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情感叙事结构和“地理媒介”能力

从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开始，西方学界开始关注历史上的情感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重新解释历史事件中情感的作用和影响，进一步提出并非只有理性，情感同样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

国家文化公园的建立，建构了一种独特的情感叙事结构。它利用“事件、功能、插曲、主题、状态、核心、行动和空间”等来描述事件境况和历史场景，借以联通表层故事背后的深层结构——族群和国家的精神文化状貌和核心价值观，一定程度上让这些沉淀在族群共同体中无时间性的深层结构，在国家文化公园叙事（如文化旅游线、城市景观轴线等）中得以展现。

长江、黄河、长征、大运河、长城均为富含象征、意义、符号、价值、情感和记忆的场所或地点，这些具体的文化空间具有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的独特作用，具有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话语权的“地理媒介”能力。

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化时代，对湖北和武汉来说，长江是全球顶级的地理传播媒介。地理空间不仅仅是旅游载体，而且在数字技术时代更具有传播媒介的功能。作为地理传播媒介的长江，对湖北和武汉文化旅游品牌的形象塑造和对外宣传能够起到非常明显的作用。长江干流流经湖北省达1061公里，构建了湖北的生态基底、文化根基和经济形态。武汉“两江三镇”的文化地理格局，“水、中、通”的三大比较优势，天然地形成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核心腹地。 

二、在国家需求和区域特色交叉中定位湖北的创造性作为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要针对当前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遇到的问题找准创新方向，要从湖北的人文地理特色入手发掘区域性优势，即在国家需求与区域特点的交叉定位中体现出湖北亮点。

（一）针对当前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痛点、难点问题，定位创新方向

尽管2019年以来，在各省负责建设的国家文化公园中逐渐形成重点段落、核心项目，探索形成了一定的经验，但也发现存在如下问题和难题：

1、国家文化公园是一种与美国国家公园和欧洲文化线路既有理念联系又有内涵区别的“大结构叙事”，既超越了省—市—县—乡的层级壁垒，又跨越了不同文化艺术门类和产业门类的类型区隔。超级体量的公园（公共文化空间），文化领域历史上不曾有过，怎么管理和运营？

2、国家目标（民族象征和代表性符号）与地方目标的既一致又不完全一致。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战略安排，但却是地方实践，现在是“中央看地方，地方看中央”。作为中央与地方共享事权，技术层面上怎样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49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公共文化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0〕14号）都没有涉及。要推进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和发展，下一步中央如何形成对地方的激励机制？

3、近十年来实施的系列文化和旅游战略（项目），如大遗址公园、非遗文化生态实验区、全域旅游示范区等，国家文化公园与这些文化和旅游战略（项目）之间是何种关系、在政策上如何协调？

（二）基于湖北特有的人文地理特色，找准区域性比较优势

在国家文化公园这种超级体量、涵盖多个省市的国家重大工程中，立足于区域特色、找准突破口是基本方法。例如，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中，江苏扬州规划建设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全流域、全时段、全方位展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价值，占地200亩，总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一经建成亮相，便轰动世界。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议中，河南规划建设“郑汴洛黄河文化国际旅游目的地”、黄河文化博物馆群落、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数字云平台，郑州在黄河沿岸划出专用地块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每年举办“黄河文化月”。河南联动郑州、洛阳、开封，打造“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系列文化旅游活动，并且向国家积极争取“世界古都论坛”与“世界大河文明论坛”落户郑州。

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地处长江中游、荆楚文化核心区的湖北，同样需要立足区域特色，彰显比较优势。

1、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湖北段的人文地理条件——“千里江山，楚天画卷”。长江西出武陵山区、长江三峡，进入江汉平原沃野千里，东出大别山南麓，跨越了中国地理的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省内流经干流1061公里，再汇合汉江、清江等重要支流，自然地理地貌多样，文化多元厚重，历史文化名城、文化遗产分布广泛，湖北最重要的经济和文化资源均沿长江分布，如恩施、宜昌、荆州、咸宁、武汉、鄂州、黄冈、黄石等，土苗文化、荆楚文化、三国文化、红色文化、武汉都市文化异彩纷呈，是一幅全球罕见的和天然的“千里江山，楚天画卷”，应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战略背景下，系统规划、整体规划，贯彻落实“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理念，重点建设湖北长江国际黄金文化旅游带，打造湖北沿江生态经济和文化廊道，形成世界性的文旅品牌和长江旅游目的地。

2、大河文明交流的影响力高地——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对话。2015年武汉长江文明馆建成开放。2017年以来武汉市先后完成了长江新区、长江文化主轴、长江文明之心的规划建设。2019年以来实施了武汉江汉朝宗景区、长江灯光秀等重点项目，形成了全国的特色亮点。武汉市政府联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别于2016、2018年连续举办两届国际“大河对话论坛”，2021年湖北省政府联合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社科院主办“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对话论坛”，均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三、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先行区的规划思路和项目建议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要特别注重前期理论分析和项目支撑，尤其是在理论可行性和政策分析上要考虑周全，然后在此基础上将其作为先行区的项目规划支撑。

（一）作为规划思路的理论、政策研究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战略的确立，本质上是文化认同型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战略因应和政策表达：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就是要整合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

国家文化公园既是新时期的国家战略性概念，又是“行业大结构”概念，涉及到新时代文化体制和旅游行业改革发展的核心问题。因此，既具有实践创新的要求，又有大量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创新的需求。湖北既然确立了以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湖北先行试验区为目标，就必须要发挥先行示范的作用，在实践创新（体现为规划文本和落地项目）之前，必须加强理论、政策研究。

如在理论研究上，尤其要重点关注：（1）线性文化遗产本体的小范围保护与文化遗产整体生态区治理问题；（2）国民身份认同体验与国家文化公园的符号表征问题；（3）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生产和消费场景建构问题等。

在政策研究领域，尤其要重点关注：（1）已有世界文化遗产、重点文物、大遗址保护、非遗文化生态区保护体系与国家文化公园体系的协同问题；（2）基于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之上的中央与地方协同激励机制问题；（3）在“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原则下，国家文化公园的分段规划与国家总体规划的协同问题等。

（二）作为先行区的项目规划支撑

围绕“以城市文化空间营造促进长江文明传承”，提出构建“战略性+普惠性”文化空间体系，积极谋划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先行段,谋划多层级、多类型文化战略功能区。

1、湖北省委省政府联合文化和旅游部、水利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文物局等共建中国长江国家博物馆，先期谋划在武汉选址立项长江国家博物馆建设，同时向中央和国家部委提出报告，争取“长江国家博物馆”命名。

2、规划打造世界级“长江文明之心”武汉旅游目的地。以“江汉朝宗·两江四岸”为核心区，规划建设以南岸嘴为核心、3.5公里半径的“长江文明之心”，以南北向长江主轴、东西向山水人文绿轴带状连通，构建“一心两轴，一桥两山，两江四岸，三镇鼎立”的空间发展格局，打造世界级长江文化景观和武汉名片。构架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时空框架，即以空间上“两江三镇”，承载时序上的长江文明系列——早期青铜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等完整系列。

3、建设“武汉·世界大河对话论坛”永久会址，在原有基础上连续主办和提升“长江文明与大河文明对话论坛”、长江文化旅游博览会等，将长江论坛和博览会打造成为湖北、武汉通往世界的形象窗口。

4、联合武汉大学、长江水利委员会等组建中国（武汉）长江文明高等研究院，作为支撑中国长江文化旅游博览会和世界大河文明对话论坛的学术支持平台，推进长江文明走向世界。

5、在武汉武昌东湖村和风光村规划建设珞珈文创聚集区，打造武汉版的“798”和“宽窄巷子”，建设文旅消费场景示范点。武昌东湖村和风光村具有独一无二的位置，紧挨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具有打造全球文创产业园区和全国文旅消费场景的潜力。它可以将东湖绿道的文化和影响力的溢出价值（每天100万人流量）收拢于文创园区，实现“空间的价值生产”，即让空间产生价值、催生传播媒介以扩大社会影响。

（作者傅才武系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文章原题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国家目标、区域特色及规划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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