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言宏论｜美国联俄制华？中国对俄美互动宜泰然处之

俄美赫尔辛基峰会前夕，国内一度再次流传美要联俄制华的战略预判，警惕俄罗斯靠近美国并对中国战略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声音不绝于耳。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去年不顾94岁高龄接受俄罗斯最重要的智库之一——俄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邀请，在参加普里马科夫讲坛之外与普京的对话也被重新重点关注起来。而特朗普与普京一对一小范围会谈前表示要和俄罗斯总统谈谈中国，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双方对此却只字不提，更是增添了俄美中三边关系新动态的神秘感。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执行主编卡济亚尼斯新发表的美俄联手对付中国的政论文章更是将相关战略疑虑进一步抬升。

无论是中国媒体，还是部分专家学者，似乎都自觉不自觉地将当下的中俄美三边关系与冷战期间的中美苏战略三角关联起来，并运用后者互动的历史逻辑来解释当下的现实问题。俄罗斯是否是可靠的伙伴、在多大程度上会坚守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本面、会否弃华就美等等问题变得格外引人注意。自然而然地，中俄美三边关系到底有多少战略价值、中国面对俄美互动的新态势，采取何种方略予以应对方为最优选择等问题，亟待我们做出准确的判断。

过度诠释与思维定势

实际上，类似的观点并非第一次出现，颇有常在、常谈、常兴的存在感。自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来，俄美关系共经历了三个从蜜月到疏离直至僵冷再正常化的互动周期。“俄美关系处于/降至后冷战时期的最低点”，此前也曾被用来表征北约东扩、科索沃危机、伊拉克战争、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五日战争”后的两国关系状态。

真实的轨迹似乎是，每一次危机过后，俄美关系在短期回升后又下降到没有最低只有更低的新拐点，然后才能艰难地重新爬坡，直至下一场危机。而中俄关系每一次都没有受到俄美关系重组的巨大负面冲击，反倒是在俄美关系下行复下行的底色中一路扶摇直上：从早期的互相视为友好国家过渡到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到从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显然，每一次俄美关系的危机，最终都赋予了中俄开展全面战略对话与合作新的动力。但每一次俄美的重新接近，虽然没有实质性影响到中俄关系的稳步深化，却都会引发国内各界差不多的所谓美联俄制华、俄弃我就美的战略疑虑。

问题是，严格说来，这些明明与中俄关系以及中俄美关系在后冷战时期发展轨迹并不符合的认知怎么会如此的牢不可破，以至于每一次都会在特定的时刻被广泛传播，甚至有时候甚至可能会部分影响到政策选项？如果说，这些可能只是被阴谋论构建起来的地缘政治想象，那么，它究竟忽略了哪些需要高度重视的其他因素？

在笔者看来，对中美苏战略三角的过度诠释是导致当下某种思维定势的关键成因。而将后冷战时期的中俄美关系与之比附，则进一步强化了那些拉一方打一方的意象，导致了想象多于事实、感性超越理性、判断先于逻辑的知觉错误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传播和误导。

被夸大的中美苏三角

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便在冷战期间，恐怕严格意义上的三角互动即便存在，三组大国关系的相互嵌入和影响程度可能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澳大利亚前高级外交官波波·罗认为，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苏美三角。中美之间的战略对立，并未导致莫斯科、北京与华盛顿之间形成一种真正能起到作用的三角关系。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冷战时期的政治极其明显地体现在美苏之间的两极对立。两个超级大国的政治、军事实力远远大于第三国。中国当时远不是一个独立的、有影响力的第三者，不具备构成战略三角的主要条件。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的破冰之旅，一般都被理解为战略三角形成的标志性事件。但在波波·罗看来，这一时期的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影响被明显夸大了。

一方面，中美接近只是部分地改变了苏联的行为。苏联仅在限制战略武器和欧洲安全问题上作了让步, 而在阿富汗、北越等其他领域苏攻美守的基本态势继续保持。而且，苏联软化了其对美政策,但中苏关系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只有两组大国关系互动，缺少中苏关系的调整严格意义上讲使战略三角不那么完整。

另一方面，美苏缓和的进程在基辛格1971年7月秘密访华前即已启动，自1969年起两个核大国就开始了限制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的谈判。波波·罗因此认为，中美关系的重构可能只是加速了美苏关系本已存在的战略缓和且这种加速效应较为短暂。苏军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标志着苏美缓和终结，美国所打的“中国牌”对莫斯科地缘政治战略的制约作用可以被认为是微乎其微的。

波波·罗的研究似乎认定，一个有效的三角关系关注的重点必然包含大国均势问题，因而必然包含着强烈的地缘政治内涵，并且需要三方拥有同等或相近的国家实力，从而使三方都能够在互动中彼此施加巨大的影响。这也意味着，基于短期考量的、机会主义的、工具性的策略性、反应性政策不宜当作战略三角/三边予以分析和应对。按照这一分析框架，中苏美大三角的战略内涵自然就会因中国实力的变化而出现动态变化，但总体来说他倾向于认为因为实力的高度不对称，这一以往普遍被认为具有塑造国际战略格局的大国三角关系的影响被夸大了。

在笔者看来，战略三角/三边指向的是具有特殊的结构且长期对国际政治产生基础性影响的三个大国之间的互动；它对全球或地区格局的形塑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任意一组大国关系发生变化，都会自动导致其他两组重新调整政策。但其前提条件绝不意味着对称或对等的国家实力对比结构。相反，在真实的国际政治中，绝对的国家实力对称几乎不可能出现，这并不妨碍三组大国双边关系的交互影响。

在此意义上，波波·罗的研究有偏颇之处，但至少也提醒我们：过去我们对中国在中美苏大三角中的作用可能过于夸大了，从而有可能也过于夸大俄罗斯在当下的中俄美三边关系中的作用。历史档案足以证明，当年苏联应对中美苏战略三角的互动调整时其主要对象也是针对其他两方中实力更大、影响更大的美国。

冷战后“三角”有很多

更为关键的是，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国际体系转型、国际秩序重构、国际权力转移、大国关系重组不断加速，给整个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这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的行为模式。它们的共同选择几乎都是着眼于首先止损然后再求谋利的对冲战略。换言之，采用何种行为方略绝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会简单化的一刀切，而会根据不同领域、不同议题、不同利益考量在一个包含着从全面遏制到全面合作两个极端以及牵制、防范、跟随、骑墙等多重中间选项的工具箱中争取找到最优搭配。

这一战略性变化显然会影响到中俄美关系的性质和内容。换言之，与冷战期间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清晰的敌友划分相比，后冷战时期的中俄美三边关系明显更为复杂。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水平，相对更为融洽；而俄美和中美关系都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杂互动。这内在地规定了三方彼此之间可以在符合共同利益的领域展开合作，但并不意味着在利益分歧明显的领域出现摩擦、对抗乃至冲突。也正因为如此，简单化地认为可以联合一方对付另一方的思路可能与这些大国关系的实际并不相符。

此外，我们要看到，当今世界同冷战时期相比有了很大不同，利益布局高度复杂化、多元化，已经没有一种双边的或者三角的战略关系能够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覆盖全球”，而每组双边或三角关系也不再是单纯的结盟、竞争、合作、对抗关系。面对国际体系转移的不确定性。整体而言，除了中美俄之外，还有中美欧、中美日、中俄欧、中俄日、欧美俄等等多组三边关系，共同形成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塑造着全球权力格局。中美俄三边关系只是其中相对更为关键的一组，但绝不是唯一的动力。由此可以看出，中俄美三边关系的相对重要性正在下降，至少与冷战时期的中美苏战略三角难以等同。这样一来，假定美有意联俄制华，即便俄也支持这一路径，这种三边关系互动对中国的影响可能也不见得有多大。

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必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过于贬低当前中俄美三边互动的战略价值和其重要性。中俄美三方的实力结构确实发生了极大变化，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和前沿问题。但要注意，大国的影响力评估有很多指数，不仅仅看GDP、军力等，不仅仅看各方的建构作用，还要看其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等议题的解构作用。俄罗斯在冷战后始终对国际事务具有较大的发言权，其实际影响力远超其国力，构成了一个不对称的匹配。在此意义上，中俄美三边的互动是存在的，在实际影响方面确实存在着某种较前更为对等的结构。

美国有心，俄罗斯无意

整体来看，美国或许有联俄制中的动机，但落实起来绝非易事。已故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和年事已高但依旧活跃在二轨或一点五轨外交第一线的前国务卿基辛格，甚至包括米尔斯海默这样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家，都持类似观点。特朗普自己也曾经说过美国把俄罗斯和中国推到一边是地缘政治上的愚蠢行为，但他批准的最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又把中俄同时列为竞争对手。可能正因为如此，也受到俄美长期战略互疑的惯性影响，上述美联俄制华的战略设想迄今为止都没有获得俄的认同和支持，尽管俄罗斯战略文化主流恰恰是非常传统的基于零和博弈的现实主义。

赫尔辛基峰会再次表明，俄美关系有其自身特定的、丰富的讨论议题。中俄关系可能是美国做工作的一部分内容，但不会是其主要关切。与调动中国相比，特朗普的赫尔辛基之行似乎更多是把对俄美接近更敏感的欧盟给调动起来了。

而且俄美关系如同各方预期的那样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两国领导人未签署任何政治文件可为旁证。但应该承认，俄美关系在以往四年多时间里持续下行、连创新低的态势开始略有收敛，尽管两国是否正如俄美领导人所言的进入关系更好、合作应对全球性议题的新阶段仍需验证。双方确实在努力构建双边关系的新模式，包括决定组建促进经贸关系的工作组、成立专家理事会推进彼此的相互理解、责成俄罗斯安全会议与美国家安全委员会落实赫尔辛基峰会共识等。但无可否认的是，记者招待会上俄美总统的自我陈述和自由问答都表明，两国总统虽然惺惺相惜，但两国的国家利益却相差甚远。

在俄美各自的内部政治结构的制约下，俄美关系正常化或许可期，但想要重回蜜月期短期内几无可能。而在俄美互信严重缺失、两国关系短期内难以明显回升的情况下，俄轻易改变现有的对华友好合作路线的可能性不大。在极端情况下，俄战略家所期待的坐山观虎斗、笑揽渔翁利才可能出现。至少在目前阶段，相关条件尚不具备。

当然，确实存在着美进一步加大拉拢俄罗斯、俄罗斯顺手接下橄榄枝、在中俄美三边互动中保持相对独立的远景的可能性。在此情况下，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可以和苏美中战略三角中的中国类似。中美都会竞相争取俄的支持，俄的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可能性将会显著增加。也正是在这一逻辑下，俄美在2008年俄与格鲁吉亚发生“五日战争”的情况下依然实现了重启。如果没有乌克兰危机，俄罗斯或许更愿意做中美竞争的中立的仲裁方，而不是选边站。一旦美国内政治力量摆脱现有的排俄反俄的思维定势和战略惯性，中国有可能被迫面临一些地缘政治困境。留给中国的战略机动时间并不是很多，机会之窗关闭的可能性在加大。

好在对我们有利的条件是，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和可动用外交工具的增多，中国在国际大舞台上已经具备了足够多的主体性，一个颠倒的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正在隐隐约约地出现。中国不再是国际关系中被摆布的棋子，或者尽管一度有了棋手身份但棋力有限。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完全可以凭借更健康的大国心态、更精巧的议程设置，充分利用大国对冲战略框架内的有利因素，尽量争取中俄美三边互动的最有利情境。一味担心不受我控制、不以我意志为转移的其他大国互动，反而容易导致我们在发展对俄、对美关系时因患得患失而举措失当，以至于付出更高的崛起成本。7月1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中俄关系充满信心的表态的原因正在于此。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杨言宏论”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杨成教授的专栏，立足于俄罗斯、中亚，放眼全球热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