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望︱变化中的中亚之二：安全风险来自哪里？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中亚国家有一个具有共性的特点，就是特别强调外部威胁，把外部威胁视为主要危险，并以此作为看待国家安全问题的主要视角和解释框架。

这是有原因的。

从独立伊始，安全问题就一直是悬在中亚国家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不知哪一天会突然掉下来，令中亚国家提心吊胆，其中又以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三股力量为甚。

中亚国家独立之初的1990年代正是三股势力甚嚣尘上的时期。中亚地处新月动荡带，立国未久，经济脆弱，社会不稳，三股势力通过各种方式向中亚渗透，内应外合，对国家乃至政权安全的威胁不仅非常现实，而且十分危险。

中亚宗教极端势力活跃，它主张在中亚建立伊斯兰宗教国家，不接受世俗政权，必欲推翻现行国家体制和政权，为此不惜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1999年2月，极端势力组织了对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的暗杀，6枚炸弹分别在卡里莫夫总统车队行进路线上爆炸，卡里莫夫总统幸免遇难。1999年夏和2000年春，几股武装向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发起了攻击，对中亚国家造成了极大冲击。2004年3月，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和布哈拉发生了恐怖爆炸，而较小规模的恐怖事件在中亚更是时有发生。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成为中亚国家的心头大患。

在苏军1989年从阿富汗撤出后，阿富汗又陷入残酷的内战。中亚与阿富汗在地理上山水相连，其中三个国家与阿富汗接壤，这意味着在中亚周边存在着一个长达2300多公里的动荡带，中亚是它外溢的天然通道。

1996年塔利班夺取政权，中亚的安全形势更加严峻。这时中亚面对的不仅是一个混乱的地区，而且是一个特别的国家政权。塔利班可能南下的传言使得中亚国家心神不安。地区内外许多恐怖主义组织在阿富汗找到藏身之所，如“基地”组织、“乌伊运”、“伊扎布特”、“东突”等等，阿富汗成了三股势力的渊薮，本土恐怖组织在中亚国家眼皮底下安营扎寨，使中亚国家如坐针毡。

美国推翻塔利班政权后，阿富汗依然内战不息，恐怖势力泛滥，各种跨境犯罪有增无减，阿富汗对中亚安全的威胁依旧。紧接着美国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后又爆发了“阿拉伯之春”，中东陷入混乱，“伊斯兰国”顺势崛起，并且欲一统穆斯林世界。中亚大量受极端思想影响的人投奔其中，有资料说，在中东的恐怖组织中，来自中亚的人员约占20%。他们潜回中亚后，渗透进社会内部，随时可制造恐怖事件。

与此同时，“颜色革命”突如其来。“颜色革命”受境外势力推动，从中东漫延到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紧接着进入中亚。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郁金香革命”，导致执政15年的阿卡耶夫总统一夜之间垮台，如此严重的后果不能不使中亚国家感到震动，外部输入的“革命”成为一种新的安全威胁。

时至今日，外部威胁仍被看作是主要安全风险。在哈萨克斯坦官方评估2022年1月阿拉木图暴乱的原因时，外部势力仍被认为是主要元凶。尽管阿富汗形势已经变化，但中亚国家对阿富汗的未来仍心存疑虑，仍把阿富汗看作是地区安全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毫无疑问，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外部因素仍将是中亚国家的重大安全威胁，对此没有任何疑问。

不过，在对安全风险的评估上，在重视外部威胁的同时，中亚国家或许需要对内部因素给予更高的关注。事实上，从中亚国家独立后的经历看，尤其是从近10几年以来的情况看，内部因素对于中亚安全稳定的作用远大于外部因素。

不管是恐怖活动还是“颜色革命”，它们的主体都在国内，主要是由国内因素引起，也主要是由国内力量实施的。即使是境外针对本国的恐怖组织，也多是由本国公民组成。当然，内外因素相互交织，难以分割，但内部因素是基本的。外部因素虽然危险，但它只有通过利用内部事态才能掀起大浪。打个比方，如果说国内是炉灶，境外是扇子，没有国内的炉灶，外部的风扇不起火，而且火势多大主要取决于炉灶干柴多少，而不仅仅是外部风力的大小。

从造成的危害结果来看，内部事件也更猛更烈。塔吉克斯坦在独立之后即爆发长达5年的内战，造成数万人死伤。2005年5月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骚乱中至少有169人丧生。在吉尔吉斯斯坦2010年4月的比什凯克骚乱中，示威者占领了国家电视台、议会大厦、政府大楼，并抢劫和焚烧了总统府，至少65人被打死，400多人受伤。2010年6月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骚乱和民族冲突中，至少124人死亡，1500多人受伤，乌兹别克斯坦方面说被杀的乌兹别克族人超过500人，10多万人流离失所。2011年12月哈萨克斯坦的扎纳奥津骚乱导致70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对2022年1月的阿拉木图暴乱人们还记忆犹新，这次事件中有225人死亡和4300多人受伤。所有这些事件都伴随着暴力、混乱、抢劫、纵火、破坏，给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造成重大损害，甚至使国家政权处于危险之中。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将长期存在，难以根除，并且一有适宜环境会迅速膨胀，但与十几年前相比，国际恐怖组织的势头有所减弱，对中亚威胁最大的基地组织、伊斯兰国、东突、乌伊运等已不像十几年前那样来势汹汹，而中亚内部极端宗教势力的隐患并未消除。塔利班在2021年重新夺取政权后，承诺不允许恐怖组织从阿富汗国土对周边国家进行恐怖活动，包括东突和巴塔，尽管它能否真正做到还需检验。

“颜色革命”的风险依然存在，但它的模式已为人熟知，防范手段也更为有效。自2013年乌克兰那场“颜色革命”后，尚无新的成功例子，2020年白俄罗斯的“颜色革命”最后也以失败告终。而且，有中俄和上合组织在中亚的存在，外来势力要在中亚搞成“颜色革命”并非易事。

现在中亚遭受外部恐怖组织大规模袭击的可能性也不大，相对来说，对付这种攻击也比较简单。外来恐怖团伙通常是小股武装，如果是明火执仗，并不可怕。而且，中亚还有集安组织作为军事安全保障，有中国作为安全合作伙伴，有上合组织作为政治后盾，完全有能力应对恐怖组织的武装攻击。

而应对国内事件要困难和复杂得多。由内部因素引发的群体示威往往泥沙俱下，多种成分混杂。面对国内群体性示威，国家在处理手段的选择上会左右为难，平和方式可能难以阻止时态的发展，武力手段又可能激化矛盾，导致诸多更严重的消极后果，甚至执法力量也会出现动摇和分裂，这在哈萨克斯坦动乱中也有明显表现。

从以往的经验看，中亚国家一旦发生大规模民众聚集示威，要保持长时间的和平非常困难，它极易转变为暴力活动，并快速从暴力变为暴乱，从街头打砸抢发展到攻击和占领政府机构，甚至可能推翻国家政权。这使得中亚国家的群体事件含有特别大的破坏性和危险性。

如此种种都说明，内部事件对中亚安全的风险更大，危害更深，应对更难，后果往往也更严重。

如果说内部因素是最大的风险，它的主要根源又来自哪里？通常这不会是来自单一因素，而往往是各种因素的混合。无序的权力斗争、社会的政治分裂、极端宗教势力的侵蚀、地区隔阂、民族矛盾等等，这些因素都可能是造成风险的原因。不过，最普遍的原因是来自民众的不满，这种不满又主要源于贫穷、失业、贫富分化、贪污腐败、家族裙带、社会不公等。这些都是中亚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

中亚国家在过去30年努力发展经济和进行社会建设，取得了明显成绩和进步。同时不能不看到的是，许多方面不尽如人意，大部分中亚国家经济还很落后，民众仍比较贫穷，就业困难，年轻人发展机会不多。

乌、吉、塔三国都还是中低收入国家，还存在大量贫困人口，吉、塔两国现在仍有约四分之一的居民处于贫困线以下。根据世行的资料，以1992年与2021年相比，乌兹别克斯坦人均国民收入从600美元增加到1983美元，30年间增加了3倍多。吉尔吉斯斯坦从520美元增加到1276美元，增加了2倍多。塔吉克斯坦从280美元增加到897美元，增加约3倍。尽管有这些增加，但绝对值都不高，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实际增长更低。2022年的塔吉克斯坦的平均月工资只有160美元，乌兹别克斯坦为340多美元。乌吉塔每年都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背井离乡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等国打工，他们的收入成了这些家庭的主要生活来源。

民众的不满不仅仅来自贫穷，更主要的是来自分配不公、贫富极化、官吏贪腐、大家族大肆敛财，等等。去年发生骚乱的哈萨克斯坦并不是穷国。因为有石油和天然气，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是中亚的富豪，土库曼斯坦2019年人均国民收入7344美元，哈萨克斯坦2021年为10373美元，而且最高曾达到12080美元（2014），都被世界银行列为中高收入国家。

但是，国家不穷不表明民众不穷，事实上，尽管哈萨克斯坦比乌吉塔三国富裕得多，但百姓所得不成比例，因此获得感甚至更低。托卡耶夫总统在阿拉木图骚乱后曾说，哈萨克斯坦一半的居民年收入不高于5万坚戈，约合1300多美元，每月只有110多美元。与此同时，出现了一批豪门巨富，最富有的162个人拥有全国一半的财富。因此，哈萨克斯坦民众的不满和怨气更强烈。

既然内部问题是最大的风险，那么，未来中亚保持安全稳定的主要途径应是消除内部的积弊沉疴，即使是为阻隔来自外部的危险，其屏障也首先应建于国内。事实上，中亚国家对这些问题已有越来越深的认识，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正在进行的改革也是为此，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发展经济，消除贫困，铲除腐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高民众生活水准，让人民满意，以保证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当然，这可能将是一个漫长和曲折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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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华胜，系复旦大学教授，北京国际对话俱乐部学者。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