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教授⑤｜张红霞：做院长是一种牺牲，学术研究没时间做

【编者按】

2018年高考录取工作已结束，录取通知书或许已到考生手中，或许还在路上。这个暑假，每个高考考生都会憧憬自己的大学生活。澎湃新闻请讲栏目陆续刊发一组南京大学教授的口述，这组口述选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的《我的高考》一书，77级、78级参加高考的南大教授们讲述了自己的高考经历以及他们的大学生活。

时代变迁，科技进步，大学生的视野更开阔了，综合素质更高了。但无论什么时候，一位青年强烈的求职欲望不会改变，对专业刻苦钻研的劲头不应减弱。

今天刊发的是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张红霞口述。

采访时间：2017年4月20日

采访地点：南京大学仙林校区逸夫楼

故事从头说起

我是1977年在江苏省淮安市（当时叫清江市）高中毕业的，当时只下放了半年，就迎来了恢复高考的机遇。但我不幸错过了良机，半年后重新参加高考，成为七八级南京大学地理系的本科生。

到报考的时候，我对专业的概念一无所知，于是就很糊涂地去咨询老师，老师们有的说考文科，有的说考理科，最后我决定还是考理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理科也要考语文的，我觉得我语文特别好，高中的时候老师经常拿我的作文在班里念，给我的评语也非常好，所以我的语文老师在知道我报考理科后，说你语文一定会拿高分的，因为和理科的学生在一起阅卷。

我是淮阴人，也是在淮阴参加高考。1977年冬季的考试是分省出卷的。第一门课就是语文，考试的时候我是相当狂妄的。我们考场是一个人一张课桌，中间空得还挺远的。这与我们上学时一个教室多达六七十人的情景非常不同。考卷只有A4纸的一半大，上面的字印得密密麻麻，幸亏当时近视眼少。考卷的反面只有一两行小字，写的是“以《苦战》为题目写一篇作文”。这一行字是在恢复高考三十年时《扬子晚报》上刊发的照片上我才第一次看到。我印象太深刻了，我考试的时候就是没有看见。其实对于《苦战》的主题，这篇文章我应该很会写，因为我在农村里天天苦战，一定能拿高分。

我那天进考场前是非常紧张的，因为怕考不好。后来一拿到卷子又很狂妄，我觉得题目太少、太简单了，所以大概一个小时都不到就做完了，而且我反复检查以后，还没到时间。我看别人都还在埋头做题，当时也想到过，不可能人家和我差这么多吧。可我就是没有看到反面那一行字，也没想到反面还有一道题。当时的卷子印刷得非常不正规，也没有写明每个题多少分，否则可以算出来是不是少答题了。最后那个作文题孤零零的，前一个题目又刚好在第一页结束。因为纸张紧缺，据说邓小平特批将印《毛选》的纸改做印考卷的。所以纸很小，字也很小。由于时间紧迫，更谈不上排版。我们也很久没有正式地考过试，就连上课都没认真上过多少。我当时想，可能今年不考作文吧。因为之前谁都不知道考什么题型，作文又不太容易批得公正。考前就有老师讲，很可能今年不会有作文题，说我作文好就吃亏了，所以要多复习成语什么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印象。

我在交卷之前问还过监考老师：“老师，今年考试没有作文吧？”照理老师应该告诉我，这个不应该是违反考场纪律。他说：“不知道，你不应该朝别人看。”我看别人一直在拼命写，写很长的东西，可是并没有看到是在写什么。老师就说你不要去看别人，你这样是作弊行为。我对这样的话当时有点赌气，你说我什么都可以，但是你说我作弊，我是坚决不能容忍的。我想对于我哪里需要作弊，于是我就赌气地交卷了。交完卷到了门口，我突然觉得我一定错了，但我不知道错在哪里，于是我就看坐在第一排的考生，我突然意识到那是在写作文。我马上问老师：“老师，是有作文的吧？”这个老师现在告诉我：“有啊，你自己怎么没看到。”我当时就哭了，说：“我又没有作弊，我能不能现在进去补做？”她说：“不可以，这是考场纪律问题。”那一年，像我这样作文漏做的，据说整个淮阴市一共有十七人。其实也不是那位监考老师的责任，她也是被培训说这个高考太重要了，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所以她必须保证万无一失。现在想来这也是我自己的问题。

总而言之，我第一年就这样错过了机会。因为第一门语文课就受了很大打击，其他科都不想考了，但是我还是坚持考完所有科目。当时假如我愿意，是可以上一个较差的学校的。但我觉得很冤枉，当时我妈妈说应该去，这样至少不是农村户口，明年谁知道又会有什么意外情况呢。当时再回生产队的压力也是很大的，因为向生产队长请假的时候已经是非常艰难、非常破例了，总之回去是相当没面子的事情。但是没有其他办法，人生就是这样。

重要的人生使命

因为中小学没上什么正经课，大家基础都很差，起点都很低，所以只能靠自学。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物理课讲振动、单摆之类的，基本上就没几个人在听，都在打扑克，一个班多的时候十几副扑克。因为当时老师不能要求学生必须读书，真是靠学生自觉。我不太喜欢打扑克，我父母亲也要求我不可以参加打扑克，加上我对物理也蛮有兴趣，所以有时就我一个人听课。记得有位数学老师叫张晓琪课上得好，但讲“鸡兔同笼”的一元二次方程组应用题时，还悄悄说你们不要传出去，因为题意不革命。1977年高考之后，因为缺中学教师，淮阴市颁布了一个政策，把高考某个分数以上的这部分人抽去做教师，所以我在1978年五六月份开始被抽去城里“老坝口中学”做中学教师，同时教两个班的初中物理和语文，但户口还在农村。我做了两个多月教师，然后就收到了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我于1978年再战高考，考上南京大学。两次考试只隔了半年时间，第一次是12月，第二次是7月。

我印象深刻的老师，有我们地理系的，还有地质系的、数学系的、物理系的，因为他们教给我们的东西终生受用。地理系的话，有一位院士，现在已经去世了，是任美锷先生。他在开学典礼上给我们讲过，地理学知识太多了，而且更新很快，更新周期大概是五年。因为发展非常快，所以基础最重要，一个是数学，一个是英语。他对我们这一届的数学的要求是和数学系一样的，我们学的是I类数学，难得要命。但是一直到今天，数学的思维对我做教育研究、社会科学，做定量，都很有帮助。以前地理学研究不用定量，是凭经验，但是这样不能传承，也不能写成文章让同行评议或者让别人验证，是不符合科学研究规范的。那个时候的地理学更多可以看作是文科性质的。但是在我们读大四的时候，邀请国外的专家来做报告，发现国外已经是普遍用定量方法了。前几代的老师数学往往不够好，但他们已经清晰地认识到我们这一代应该好好学数学。任美锷先生给我们的远见，就是打好数学基础，学好英语这个工具，未来一定很有用。今天我给学生上研究方法课、定量统计知识，都是靠那时候打下的基础。所以我在教育研究院做院长的时候，其实更早一些时候——大概十几年前——就提出要推广实证研究方法，不可以空谈大话。

还有一位老师叫王富宝，地理系的教授，当时很少见到他，因为他经常去青藏高原研究冰川。他说学地理和学数理化不一样，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我后来的硕士生导师，朱大奎教授，是研究海洋的，对我们说的一句话很受用：无论别人让你做什么样的工作，都不能说不会；做了就会了。我们是地理系“文革”后第一届（1977年没有招生）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所以很多任务需要边干别学。朱老师的夫人王颖教授，现在是院士，也经常指导我们（他们夫妻学术不分家），她的吃苦耐劳精神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她是全世界第一个乘坐潜水艇深潜到一千多米海底的女科学家。搞海洋确实非常辛苦，做全潮水文观测要二十四小时不睡觉，因为一旦睡觉，错过了一个小时，跟你同步观察的其他船上的工作就会受影响。我做过几次，相当辛苦。

我们班应届生很少，像我这样只耽误半年的，就算很幸运的了。我们班1978年高中毕业应届生大概只有三四个吧，我们都叫他们小毛孩。全班二十四个人我大概排在第九第十，还算比较小，最大的是1949年出生的。很多“老三届”都有小孩了，我们班长的孩子都上小学了，我们叫他“老吴”，后来叫“吴老”。

班里学习氛围非常浓。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我们排队打饭的时候，都是很整齐的一列一列，也是“低头族”，头低着背英语单词，排到自己了，再抬起头来。第二个例子，我们早晨六点钟起床，早上大喇叭响，必须起来跑步，围着八舍半小时跑完以后，都拿着英语朗读，冬天是在路灯下朗读。那时候还不能公开听英语广播，那叫听“敌台”，弄不好是刑事犯罪。敌台“美国之音”有很多干扰，“咝咝啦啦”听不清楚。晚上十点熄灯，我们觉得太早，但对知识如饥似渴，因为这个学习的机会太不容易了，而且半夜“敌台”干扰小，听得清楚一些。熄灯了我们就搬凳子坐到厕所里，厕所里不熄灯，因此里面经常有很多人在看书，所以当时的学习氛围是相当浓厚的。晚上有时实在饿得睡不着，就到汉口路用粮票换几个茶叶蛋。

我在学校很少参加课外活动，因为觉得时间可惜了。我的体育成绩是够得上校田径队的水平的。有一年在地理系运动会上，我拿了铁饼、手榴弹两个冠军，四人接力我跑最后一棒，也得了冠军。所以体育部的一位老师就跟着我讲，劝我去参加校队。他们正准备参加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举行的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但我一口咬定坚决不参加。我说我没有时间，当时的高等数学给我压力很大，还有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有几位老师讲苏南和浙江方言，非常难懂，比外语还难，所以只能非常用功才行。那个老师非常遗憾，还跟我们辅导员讲，能不能动员我去参加运动队为校争光。那时候有手榴弹项目，我相信即便今天也很少有人能破我的纪录。这要归功于中学时代“学黄帅”运动的时候，大家都不认真上课了，我做中小学教师的父母不同意我打扑克，但同意我参加运动队。另外那时候开始流行交谊舞，我挺传统的，觉得这是玩物丧志。本来我还喜欢用业余时间看小说、写小说，但是后来都坚决戒掉了。我跟我自己说要“戒”，全力以赴投入学习。大三开始的时候班长吴老告诉了我一个意料之外的消息，前面连续两年我是我们班考试成绩总分第一的人。

当时没有电子资源，更没有网络资源，图书馆借书有时要排很长时间。借书限期一个月，可以续借一次，最多两个月必须还。当时也没有复印机，都是手抄，我的本科学位论文就是手写的，硕士论文是油印的。教室也没有现在这么多，但是学生很多，晚上需要占座，有的学生备有一把锁，把自己的书包锁在位子上。我也做过，但当然也不是非常欣赏这种做法。我基本上是六点起床，读书读到六点半，然后（去）食堂之后到教室上课，中午午睡一会儿，大概半个小时，又去教室，然后又是食堂，晚上又去教室，一直到熄灯回去，就是这么个节奏。

至于西方思想的影响当然是有的，或许是理科生的缘故我当时没有太关心，但暗潮涌动的校园文化是能够感受到的。当时也没有“思想解放运动”这个词吧？倒是没有注意。不过，记得有过关于好像是叫潘晓的人的“人是自私的”观点的大讨论，这个观点当时像一颗原子弹。记得当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很流行；“英语角”很流行。不过印象深刻的是1980年代开始有大量的西洋古典音乐、港台校园歌曲过来，目不暇接，相见恨晚。还有一系列西方经典名著翻译本，商务印书馆的，还有一些学术报告，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多元文化的概念，理科学生都是凭兴趣自己学的。有些同学还热衷于听“敌台”，学外语，准备出国。我们这些买不起收音机的人，只能学油印的地学专业英语教材。

直挂云帆济沧海

地理系的培养方案要求在大一结束时有一次自然地理基础实习，全系所有专业同时进行，地点在南京郊区的湖山。湖山是天然的地质实习点，武汉大学的学生都来这里实习。我自告奋勇地去“打前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帮助大家打扫住处，结果不小心一个铁钉扎进我的脚，帮了倒忙，让带队的潘老师用自行车拖到附近的矿工医务室打破伤风针。但是我觉得不能休息，休息很可惜，因为实习不可弥补，所以我就瘸着腿上山。后来听说带我们实习的地质系的周老师马上要调回福建了，他夫妻分居几十年，要不是有带我们的实习任务早已经在福建了。这个老师很好，教了我们很多知识，我们非常感激。因为大家认为我语文好，班长就来跟我讲:“你反正脚坏了在家休息两天，给我们写一个节目，最后要开个欢送晚会，或者能不能写一首诗送给周老师，找几个人朗诵一下。”我就写了首长诗《湖山之歌》，四个女生全部出动，手抄之后登台朗诵。这首诗我们全系同学到如今都还有印象。

我跟先生高抒（注：高抒，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地理学系，现为南京大学教授、兼任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原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院长。）是同班同学。我们班的其他同学都很奇怪，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是极少数几个能够看到的在校园里自由恋爱的人中的一个。因为我是一个挺保守的人，也不参加课外活动，也不和男同学跳舞，而且我觉得不应该很早地谈恋爱，但结果，我在大二年级二十岁时开始恋爱了。我先生比我大三岁。那时学校是不鼓励自由恋爱的，我经常看到的校园里另外两对情侣，听说下场都非常惨。我先生也是认真学习的人，但他倒不是像我这样什么业余爱好都不要了，他是校民乐队拉胡琴的。我很喜欢听，也很欣赏。

还有一件事，也是在湖山实习，就是大家都不喜欢吃肥肉，特别是女同学，不吃就把肥肉扔掉了。我先生其实也不喜欢吃肥肉，但是他说：“哎呀你们这样扔了可惜了，都给我。”后来他告诉我，是因为以前在工厂里一个月只有一次吃肉的机会。他是在锁厂工作了三年才来念书的。结果他碗里的肥肉堆得满满的，根本吃不下，这是我后来听别的女同学说的，别人是为了笑话他说的，说他傻不拉叽的，我听了以后却感觉完全不同。

当时学校纪律是非常保守、非常严格的。我们恋爱也有同学会议论，不过是极少数人，当然他们也是响应学校的号召，政治上特别积极要求进步。大多数同学，尤其是我们女同学，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对或者不理解，而且我们女同学大多数都悄悄地有男朋友，但她们不像我这么公开而已。其实我也没有想过什么公开不公开，我觉得我该这么做就这么做。现在看来我好像有点自我中心。我甚至很有一种——就今天来讲可以这么说——朝好的一面说是创新精神，朝坏的一方面说是特立独行、不守纪律。

但是公开也是有很多问题的，当时估计有三对谈恋爱的——就是校园里我经常能看到的——有一对我觉得是非常美丽的情侣，那个女孩子梳着两个长辫子，而且长得非常秀气，好像是中文系的，男孩子也很文气，跟我们俩比完全不同。但是后来我听说这两人非常惨，是否属实我不知道，据说毕业后一个分到了新疆，另一个到了西南很边远的地区。我们俩要毕业的时候，都想考研究生，但是很困难，因为当时有人认为我和我先生思想品德有点问题，用现在的话说是“不过是另类”。我先生最后还是在朱大奎教授的帮助下考上了研究生。第二年我报考时还有人说我的政治品德不够，是朱老师再次争取，我才有了考试的资格。结果在九个考生中以第一名被录取，也只有一个名额。朱老师在我们后来的成长过程中，多次给予及时有力的帮助，令我们终生难忘。

我先生不管在班里还是考研究生，学习成绩都非常好。我们结婚后一直是以他为中心。我很传统，是一个对家庭非常devoted的人，只要我先生需要，我可以牺牲任何我的兴趣。我和我先生在大学时代就用英语做练习的方式写过这样的共勉的句子：“I am devoted to you，we are devoted to science”。当时生活还是很艰苦的，一个家庭要夫妻双双干事业太辛苦了，于是我主动提出一个概念叫“二保一”，就是妻子包揽家庭事务，保证丈夫工作。能做到这样真的是很不容易了，像生炉子，买煤饼这些都是我自己做。

我后来的经历还是相当曲折的。硕士毕业以后，听从先生的安排，不在同一个海洋所工作，我转向做地理教育，去了浙江省教育学院。后来我先生先被公派出国，被推荐去欧洲海洋学的中心——英国的南安普敦大学海洋系攻读博士学位。那时候出国是很难的，两个人都出国就更难了，带孩子更不可能。虽然我是“二保一”，但我还是用空下的时间尽量发展自己。我自己考了EPT（出国进修人员英语水平考试），因为当时浙江教育学院可以公派了，我当时是教研室主任，学校给了我一个公派名额。我通过了EPT，但护照却拿不下来，就是因为我坚持带孩子出国。因为我小时候一直跟外婆长大，与父母亲不是很有感情，这是很大的遗憾和教育上的缺陷。我恋爱很早，可能跟这个缺陷有关系；而且我先生也有同样的寄养在亲戚家的经历，他也舍不得。

我先生出国两年后我才出国。夫妻分居整整两年，靠每周一封信保持交流。偶然打国际长途电话，我要背着孩子，骑几公里的自行车到市中心的电话亭，排队进去。但是当时跨国电话很贵，差不多五分钟的通话费要半个月的工资。因此很少打电话。我们的信可能有三十万字。当时有一件事现在还记忆犹新。学校本来同意我带孩子出国，我已经开始办理护照，但后来他们莫名其妙、不由分说地反悔了，要我自己从公安厅撤回我的护照申请，有一句话很厉害：“你不撤是不行的，我们是有组织的。”那时候真的觉得很无助，老百姓没处说理去。我又继续等待，直到1989年下半年。

别人办护照容易签证难，我正好相反。因为在外国人看来，夫妻分居两年不光是违反道德的，还违法。英国的法律是：如果丈夫离开妻子三个月，妻子就可以提出离婚。我记得我用英语跟签证官讲我的情况，他很同情，当场就说通过，不需要再跑一趟。所以我到北京办签证，只住了几天，就带着儿子直接飞往英国，这在当时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到了英国南安普敦，还是履行我的“二保一”政策。但英国的家务很少，许多菜都不用洗，更不用生炉子，我觉得没事干很难受。有一天我就跟先生说：“我要读书！”我先生说我跟《高玉宝》的故事一样。他当然同意了，他把之前攒的买车的钱交了学费，后来也申请到了助学金。申请的助学金类型是半工半读，要交六百磅一年的学费，相当于当时中国政府公派留学生两个月的工资。我除了家务外，还在先生的实验室打工，相当于研究助理；有时也帮我自己的导师做一些计算机数据处理的工作。后来我又到大学的学生食堂打工，因为小孩上幼儿园还要钱，而且相当贵。我的工钱是三磅一个小时，刚好是孩子读幼儿园的学费。所以我是边打工边做实验室的工作边读书，然后做一点家务。英国的女性大多数都是在家等小孩长到小学毕业再工作。因为法律规定小学必须接送，早上九点钟上学，下午三点钟放学，这样就会占用很多时间。好在教育研究不需要出海，在图书馆里有个席位就行。

其实我一开始是申请地理系的，南安普敦大学的海洋和地理是分开的两个系。结果地理系解散不久，合到环境学院去了。后来我的博士生导师是从地理系转到教育学院，开始研究地理教育。地理系就把我的申请书转到教育学院。也就是说我的申请信、联系信是寄给地理系的，但我收到的面试通知的回信是从教育学院来的。收到信的时候我也很纳闷，但是我还是决定试试，只要人家要我，我就念！

对我而言，申请教育学的博士学习机会是较为容易的，因为我有南京大学本科和硕士学位，像定量研究方法这些课，都可以免修，考试也比较好过。难的是哲学和心理学，还有社会学。内容看上去并不难，但从理科的思维转变过来比较难，所以刚开始我跟导师有很大的分歧，我甚至怀疑过能不能继续读下去。我觉得导师的观点不对，他们对待孩子的教育太随意、太自由。我跟导师说，英国的教育有问题，口气非常大。每次我和他讨论，导师就会开一串书单，要我去看，开始的两年真的很痛苦。让我痛苦的还有英文，因为我以前学的理科词汇都用不上了，有大量的新词汇还有不同的表达方法。还有一个更大的痛苦后来才慢慢明白，就是西方文化。

开始我完全不理解这种文化，就跟导师争论，后来慢慢地转换思想，转换价值观。我这样一个很传统、很重视家庭的人，也慢慢意识到个人的意义。我们这一代人，像我这样，应该叫不忘初心，始终这样支持先生。但是如果我有女儿，我不会要求她像我这样，我会用另外一个价值体系去衡量。改变价值观真的挺难的，但是一旦改变了，我就不会再轻易地受别人的干扰。所以回国后又有反过来适应的问题。我后来做教育研究院院长，坚持主张要国际化，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要按照国际标准，至少应该做到了解。

回国之后，我跟随先生先到了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在三十九岁时担任了人事与教育处正处长。一年后又跟随先生回到南京大学，就在现在的教育研究院工作。我刚来的时候，龚放（注：龚放教授是南京大学中文系七八级的毕业生。）老师是系主任。我自告奋勇说要开实证研究方法的课，他就把他的传统文科意义上的研究方法课停掉了，让我来上。但是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上，只有一门课。龚老师退任的时候，我接他的班，逐步增加研究方法课程，现在增加到五门。当然，与我在英国留学时候的七门研究方法课相比，还有一段距离。我自认为，这是我做了两年系主任、一届院长的最大贡献。后来我觉得自己不能为院里做更多贡献了，而且也在浪费我的研究时间。做院长其实是一种牺牲，学术研究没有时间去做。所以我决定让贤，申请不再连任第二届院长职务，开始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课题。

回顾七七级、七八级这两级人的前半生，我有一种感慨：理想是船，高考是帆，改革开放是东风。虽然我们基础差、起步晚，被社会嗤笑为“没有大师的一代”，但我们的心中仍然充满理想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虽然我们已经年过半百，但耕耘不辍、壮怀不已，憧憬着我们这些小草有一天会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张红霞简介

张红霞，江苏淮安人，1959年生。1977年考入南京大学地理系，南京大学自然地理学学士、海洋地质学硕士，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教育学博士（Ph.D.）。曾任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现为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原题：“理想是船，高考是帆”。本文刊发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