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巨头下乡、入局农业，新型都市农业给村民带来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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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进入初夏，市场上果蔬品类越发丰富。如果留意产地，会发现不少瓜果都来自上海本地。

据《上海市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1-2025年)》，上海本地蔬菜的份额占到了总量的40%。作为一座城镇化率接近90%的一线城市，达到这个数字，上海城郊都市农业的快速发展功不可没。

上海9个区县的蔬菜种植情况。
图表来源于《基于稳定同位素的上海地产蔬菜种植模式及产地判别》一文，作者：刘星等

都市农业是指地处都市及其延伸地带，紧密依托并服务于都市的现代农业。由城市的消费需求决定种植方向的都市农业，主要有两种形态。

一是类似家庭农场，它拥有较为固定的客源——本市城里的市民，往往每周开小型皮卡进城，沿途按照朋友圈中客户的订单配送一圈。其他的分销渠道也包括淘宝等平台，或者社交媒体，比如微信朋友圈。这类家庭农场由本地居民自行打理农产品生意。它的主理人在当地算是能力出众的人才，也会雇佣本地农民参与劳作。

这被称为 “订单式农业”模式。此类模式下，大城市周边的农业明显降低了粮油作物的比例，偏向特种果蔬。果蔬保鲜期短，且大城市差异化消费需求多，新鲜果蔬需求更为强烈，种植成本虽高，收益也高。

第二种是由大平台主导、农民参与的现代农业，在近年飞速发展。一些头部企业正参与到订单式农业的发展中，并通过数字技术重塑区域的农业生产方式与农产品供应链。这既包括了阿里、京东、拼多多等互联网巨头，也有传统农业产业龙头例如首农、北大荒、中化。

无论新零售平台还是农业产业龙头，这些企业掌握了更成熟的供销体系、生产技术，他们的介入更有效地组织农户开展生产，将从农村分散的生产单元整合进入现代农业数字产业链的一部分。

这些企业也正“跑马圈地”，探索一套与农村区域合作现代农业的模式，大城市郊区的农村成为目标区域之一。

例如2020年4月，盒马就宣布总部落户上海浦东，后续其与上海浦东新区、崇明区等区域共建一批“盒马村”，即根据订单为盒马种植农产品的村庄。并着手建设生鲜商品加工中心、半成品及成品食材研发中心、无人自动化冷链物流中心等平台，涉及物联网IoT、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上述总部建设的系列项目，计划投资在1亿美元以上。

据了解，业内数字农业案例，投资通常以亿元为单位，是巨头们的“赛场”。当城郊农业与城市的科技、资金、市场形成更紧密的关系时，它成为更为名副其实的“都市农业”，城郊强调其所处地区，而都市强调其属性。

近年，都市农业成为现代农业中的一种重要现象，作为一种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业态，它的发展受到各界关注。

在平台主导型的都市农业下，农民的角色也发生变化。在农民与巨头之间，往往还有合作社这一环节。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农民将田地出租给合作社，在合作社统一开展生产时，再受雇回去参与劳动。如此，农民既可以收田地租金、又能获得“做工”的劳动报酬。发展好的地方，通过新零售平台，合作社的农户可以普遍实现增收。

在平台主导的订单农业合作基地，随着产业链的深入，更多的工作岗位在诞生，比如农产品分拣、加工、包装、保鲜等环节的工作，农民从单纯的种植变成为“产业工人”。

尤其大都市城郊，科技更迅速地进入田地。以上海崇明区、大平台为主导的订单农业基地为例，在技术型企业的推动下，劳作者可以通过传感器、无线远程控制、无人机等技术赋能，实现省肥、省电、省人工。甚至收集数据、邀请专家分析果品的生长过程。

一方面，村民只需要配合种植基地的相关设施，原本的农活强度大大降低。比如去除垄与垄之间的障碍物，为无人值守机器人等顺利开展工作提供便利等。

但也需要注意，在技术和产业融入乡村时，并非所有村民都能跟上这种变化，村民之间会加速形成分化。比如，对电子产品更有感知的农民，可以通过操作手机上的系统，实现农业灌溉，担任现代农田里信息化设施的操作员。一些对数字化较陌生的村民，更为无所适从，不排除反而离开土地，前往城市从事保洁、家政等工作的情况。

而参与到产业流水线环节的村民，大部分岗位也属于低技能劳动。能在车间担任要职的，更多来自具有一定技能的年轻人、中年人回流。更高级别的技术、以及对供应链、产业链的建设，几乎完全掌握在都市的人才群体手中，农民对于土地的掌握感渐渐模糊。

当技术、资金“下乡”时，这种现象难以避免、也无可厚非。关键在于，在技术赋能农业过程中，村民能否渐渐地学习到更多技能、实现自我提升，最终使人的发展能跟上农田现代化、农业数字化的步伐，如此，才能实现以人为本的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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