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研究︱食为媒：全面抗战时期陈克文的饭局

全面抗战时期，民生维艰，吃饭问题尤为重要。目前学术界围绕战时日常生活已有诸多研究，但重在探讨中下层社会物质文化生活，对政府官员的衣食住行等关注不多。其中，国民政府官员的饭局，不仅与时局格格不入，而且折射出独特的政治文化，值得专门探讨。不同于其他社会问题，在饮宴基础之上形成的饭局具有普遍性特征，难以全面梳理，相关史料比较分散。陈克文日记对战时国民政府官员的饭局有大量记述，对于还原前方“吃紧”背景下后方官员“紧吃”现象有一定助益。陈克文日记呈现出明显的记事特征，所录生活内容既真实且丰富，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从当事人视角观察国民政府官员借饭局之机，行政治运作之实的案例。本文拟以该日记为中心，考察战时国民政府官员的饭局实态，梳理饭局频次，展示饭局中的人际互动和权利运作，以期对战时国民政府官员的饮食政治进行深入探究，为理解战时国民政府官员的日常政治运作提供新的视角与参照。

《陈克文日记：1937-1952》

战时陈克文饭局的整体写照

陈克文自1935年起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等职长达13年之久，因交谊甚广，又长期负责实务，得以频繁接触政坛人物，更与不少学界、文化界人物相熟。因此，在陈克文的日常生活中，饭局在所难免。全面抗战爆发后，陈克文随国民政府先迁武汉，后至重庆。日益紧张的战局扰乱了陈克文的生活秩序，但包括饭局在内的日常消遣照样开展。即使在抗战中后期，大后方持续通货膨胀、物价不断上涨、民生愈加困难的情况下，陈克文的日常聚餐与应酬仍然应接不暇。

1937年底，陈克文随行政院内迁武汉，武汉的饮宴之风因大批政府官员的到来而变得更加火热。此一时期，陈克文有时甚至一晚赴约两地、应酬两次，对此，他常生内疚之感。

1938年8月，陈克文离汉赴渝，开始战时大后方生活，同样忙于出席各种宴会应酬。他甚至认为“现在一切的娱乐都没有了，请朋友吃喝也可当为娱乐之一”。此后，日军不断对重庆进行轰炸，民众日夜奔波于跑警报、躲空袭、藏防空洞。但陈克文的日常应酬和娱乐活动仍较为频繁，经常“几个约会都碰在一个时候”。有一次“五芳斋吃过了，又到某一家咖啡店里闹了一两小时才回到寓所来”。他有感而言：“现在做官的人，似乎常常有这种应付不暇的苦。”

笔者根据陈克文日记，对其在全面抗战时期的饭局频次进行了量化统计。1937年至1945年，陈克文的饭局共950次，平均每年约136次，折合2.6天1次。其中1938年最多，为231次，约1.5天1次；1937年较少，为111次，约3.3天1次。而其他年份，约2—3天1次。

有学者指出，抗战中期以后，大后方公教人员薪金收入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速度，生活的贫困化给公务员带来严重影响。正如陈克文自己所言，“物价的不断上涨，公务员的生活愈来愈觉困难，岌岌不可终日”。其结果是“公务员及其他恃薪俸为生的人，真到了山穷水尽之势”。但陈克文除了花钱“请人”之外，更多享受“吃请”的待遇，经常应邀参加各类宴会、聚餐，而且多是“肴馔丰美”。他在享受筵宴的同时慨叹道：“公务员生活虽苦，这种宴会也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享受的。”甚至在桂林、柳州失陷后，前方战局危急，“难民困苦凄惨”，“朋友见面无一不谈战事，又无一不怀着沉重失望的心情”之时，陈克文仍应酬不断，应邀出席各种聚会。

从日记记述来看，陈克文饭局次数较少的时段主要分布于1937年6—9月和1943年12月。1937年6月，陈克文母亲和妻子生病，他在医院陪护，应酬和娱乐相应减少。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消息传来，人人失望。大家相见，都摇摇头，‘完了完了’叹息不止”。面对不利的战事消息，他无心吃饭、喝酒，“情绪极为郁郁”。相较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的“不愿吃”，1943年12月陈克文的饭局数量较少，则是由于吃酒略多，导致“痔疮破裂”，不得不住院手术治疗，然后卧床休养。

战时陈克文的饭局场所层次不一，既有豪华饭店、办公场所，也有家庭私宅，还有一些“小馆子”。除了自己的居所之外，陈克文还经常在甘乃光、端木恺、陈之迈等人家里出席各类饭局。在宴饮之际，有时还伴随着轻歌曼舞和灯红酒绿。关于饭局中的食物，陈克文日记中记录不多，有时也会描述“菜极可口”“酒亦醇美”等。陈克文似乎较为关注“和谁吃饭”“在哪吃饭”，而较少关心“吃什么”。由此可见，战时陈克文的饭局所呈现的不仅是应酬消遣和休闲娱乐实态，更有其人际关系的某些面相。

陈克文饭局中的人物关系

饭局是战时陈克文日常交往和消遣娱乐的重要手段，饭局中出现的人物，显然是其重要的人际交往对象。综观战时陈克文950次饭局，有确切姓名者共达608人，主要是国民党中高级官员，也有一些文化界和教育界人士。与陈克文有1—2次共餐者435人，3—6次者94人，7次以上者71人。通过对这608人进行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他们与陈克文存在地缘（同乡）、学缘（同学、学生）、业缘（同事、上司）、政治派别、趣缘等关系。

首先是地缘关系。在与陈克文共餐7次以上的71人中，广东籍12人，广西籍5人，两广籍占比24%。陈克文生于广西，早年求学、从政于广东，故与两广地区人物过从自然较多。与陈克文交往最为密切的是甘乃光，战时陈与甘共餐127次，占比13.4%。陈与甘同为广西岑溪人，又同在广州读书，相交甚好。陈通过甘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并结识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人；1926年甘出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陈为该部秘书。全面抗战爆发后，两人交往更加频繁，陈克文经常被甘乃光邀请出席党政军要员的应酬活动。陈亦每周参加由甘组织的读书会，帮助甘处理一些舆论新闻问题。陈克文经常参加同乡会宴请活动，并与两广地区政府要员，如余汉谋、张发奎、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雷殷、马晓军、程思远、黄同仇、李任仁等人联络交流。此外，全面抗战初期，陈克文作为汪精卫的故旧和亲信，经常参与汪精卫及其部下的聚餐活动，与陈公博、曾仲鸣、谷正纲、林柏生、汪彦慈等人来往密切。

其次是学缘关系。1923年，陈克文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与同学苏熊瑞、潘学增、李加雪、谢康等发起创立广州知用学社。1924年陈克文与余鸣銮同谒邹鲁、廖仲恺，获资助开办知用中学。1927年陈克文出任农民运动讲习所常委，并担任讲师，期间的学生有颜退省、谢崇周、方冰、王少南、姚毓松、萧漫留等人。这些同窗、学生，也于战时出现在陈克文的饭局中。学缘人群中与陈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李朴生。李1920年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其后历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行政院参议、行政院行政效率研究会专门委员等职。在陈克文的战时饭局中，李朴生出席67次，可见其与陈关系非同一般。颜退省次之。战时颜任职于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后升任行政院秘书处书记官。工作之余，颜经常和农学会同学拜访老师陈克文，陈也时常邀请农学会一些学生聚餐。此外，陈克文的同学郭天怖、苏熊瑞、李加雪、龙詹兴等人，也是其饭局中的常客。

再次是业缘关系。在战时与陈克文共餐超过7次的71人中，同事、上司有35人，占比约49%。其中端木恺出席次数最多，为177次；此外，陈之迈92次、张平群66次、黎琬57次、徐道邻41次、张纯明41次、蒋廷黻36次。前文所述李朴生实际上后来也成为陈克文的行政院同僚。

最后，陈克文饭局中的政治派别与趣缘也值得关注。陈克文中学毕业后，受五四新思潮影响，考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毕业后投身政治活动。1928年11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成立，主张“改组国民党，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陈克文参与其中。后来，改组派虽然解散，但陈克文与一些成员仍保持联系，时有聚餐。1937年2月，经梁栋、张国干介绍，陈克文加入以“阐扬三民主义，力行三民主义”为宗旨的中山学社。该组织不定期组织茶话会、座谈会与聚餐等，陈克文经常参与其中，有时亦参加社员之间的私人饭局。此外，陈克文曾担任过《南华日报》总编辑，与同学陈家骥共同编译《世界著名探险家》一书，独译《欧洲政治思想小史》《日本工业和对外贸易》等著作，加之他喜欢阅读、写作，经常在期刊发表相关文章，与一些学人常有交流和联系，故而在他的饭局中，学者、戏剧家如梁漱溟、金毓黻、曹禺、郭斌佳等也经常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战时陈克文饭局的地缘、学缘、业缘、趣缘等关系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呈现出高度的重叠和交叉。如甘乃光和陈克文既是同乡，又是同僚；李朴生与陈克文既有学缘，又属同事；梁栋和陈克文不仅都供职于国民政府行政院，同时均为中山学社成员；等等。此外，地缘、学缘、业缘、趣缘也与政治派系有着密切关系，“多年出任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是汪精卫的下属，也是坚定的改组派成员之一”。围绕政治人物和政治派系形成的“圈子”成员，不仅是陈克文日常饭局的常客，也是其政治运维的助推者。这种紧密复杂的饭局人际网络，构成陈克文社会交往的某种格局，强化了群体身份认同，从而对他的官场活动空间与政治生活土壤产生重要影响。

饭局中的情感表达与权利交换

在战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人际关系在个体生命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尤为突出，而饭局无疑是维持人际关系的纽带之一。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在互动仪式理论中提出，仪式是一种情感性能源，可以激发情感性力量，能够创造共同的情感和符号。

社会学理论揭示出人情的作用在于维护和巩固关系，这种人情、面子的确立和再生产是通过交换活动来实现的。饭局就是这样的一种形式，通过饭局，共餐者可以彼此了解，形成认同，相互交流，从而促进情谊的维系、关系的培养与情感的增进。

1939年12月15日，陈克文之子陈方正出生，一家人很是欢喜。亲朋好友闻讯前来祝贺，陈克文多请客感谢。1940年1月13日，陈克文为其子举办满月席，宴请陈之迈夫妇、甘乃光夫妇、郭威白夫妇、李朴生、郭斌佳、林翼中等人，餐后又一起打牌，直到深夜3时才散去。其后，陈克文又陆续邀请行政院上司、同事，以及同乡、学生等会餐。据陈克文日记所载，聚餐场面热闹非凡、觥筹交错，他饮酒甚多，有几次酩酊大醉。

政府官员的饭局自然少不了政治色彩。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的时期，饭局与政局的联系更为密切。1944年5月，国民政府五届十二中全会和全国行政会议相继在重庆召开。期间，陈克文与会议代表，特别是广西代表多有互动交往，并参加相关聚餐活动。到7月初，陈克文为竞选重庆市代表大会代表，又开始忙于宴请、联络与选举有关的人物。兹摘其日记数则，可见他当时应付饭局之忙碌情形。

（7月1日）正午铸秋邀往吃午饭，座中有吴开先、洪兰友、陈访先、方希孔、吴绍澍、鲁佩璋、邵华。前四人都是此次重庆市代表大会中央指定的选举指导人，也可以说是想操纵选举的人，希望当选的自然不能不和他们取得联络，获得他们的好感。

（7月3日）市代表大会竞选渐入紧张形势，今日全日几全为此事而奔走，见了好几个客，晚间又参加吴茂荪的宴会。

（7月4日）为着竞选，上午访方希孔、张道藩、洪兰友、谷正纲。

（7月5日）仍借铸秋的汽车，访问和选举有关的人物。下午又同铸秋同去访问。铸秋的热诚相助，真可谓无以复加了。

（7月6日）晚间与范鹤言共同做东请客，客人皆与此次市代表大会选举有关，席终倾盆大雨，冒雨回院。

（7月7日）下午参加各部会事务会报，仍为竞选事栗碌终日。

（7月8日）正午赴吴茂荪、骆继常、丁骕之约，仍到中缅文化协会吃午饭。到竞选与不竞选之代表共三十余人，各作演说，至下午三时始散。下午五时半，与铸秋同访此次市代表大会监选人中委吴开先于牛角沱。

（7月9日）下午访王阜熙、范鹤言，均为选举事。

但事与愿违，陈克文落选了。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失败并不是我的损失，而是我的收获。收获什么呢？使我对于现实的政治增加深一层的认识，使我多交几个热肠的朋友，旧朋友的真情也更加流露动人。”陈克文与端木恺等几位朋友对竞选事宜详加分析研究，认为“这次选举的表现，是团体组织力量和金钱力量成功的表现”；“个人的声誉地位、学识经验、辩才仪表，是与成败无关的”。

在陈克文看来，竞选成功关键在于团体组织和金钱，于是注意与有影响力的国民党要员“抱团”。1945年2月6日，陈克文参加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关于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竞选的谈话会。在陈看来，“这次谈话会的目的，在以海外代表为骨干，纠合其他无派别或小派别分子，形成一种可以左右选举的力量”。其后，陈克文亦多次参与该组织的聚餐和座谈活动，为竞选做准备。但因重庆地区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职位争夺尤为激烈，“不仅参加之人甚多，且多为政治上有地位有实力之人，故益觉竞争之不容易”。陈克文与好友端木恺商量，“看将来形势如何，再决定以一人作最后之竞选。策略上似以如此为佳也”。最后，陈克文决定自己放弃重庆代表之竞选，以便“全力帮助”端木恺竞选。但结果再次出乎陈克文的意料，端木恺也未成功。在陈克文看来，“最大的关键”是端木恺的背景不深、靠山不强，“没有集团力量的支持”。

其后，陈克文作为广西代表竞选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样以失败告终。陈克文认为他之所以落选，一则是因为广西省名额太少，再则是因为没有获得国民政府军政要人的支持。好友彭浩徐认为陈克文“平日过于重视日常工作，以至社会显露姓名的机会太少，也是一个失败的原因”，劝陈“今后要减少日常工作……多与政治有关的人物往来”。可见，在国民党地域性组织集团、派系间竞逐争权的过程中，饭局虽然为各利益集团接触、联络、拉票、竞选提供便利，但决定不了最终的结果。

从陈克文饭局看战时国民党后方“紧吃”问题

由于战争原因，大后方物资供应困难，物价飞涨，民生艰难。对于物价的大幅度上涨，陈克文自己的感受也非常强烈。早在1938年7月30日，陈克文在购买零碎杂物时，就获悉“物价有涨至一倍以上者”。1940年7月30日，陈克文和朋友在重庆大元饭店吃饭之后，给家中孩子买了3磅勒吐精代乳粉。他在日记中写道：“克宁代乳粉是买不到了，勒吐精也卖到二十四元一磅，比战前大约贵了十倍上下。”1943年8月27日，陈克文和龙大均在重庆上清寺的小馆子吃了个“最简单”的晚餐，“竟化〔花〕一百元”，他说这种吃法“战前最多化〔花〕一元而已”，所以物价涨了近100倍，“这也是一个证明”。此后，重庆物价持续上涨，陈克文在日记中抱怨：“连机关的公务员也几乎到了无可维持的境地了。”

对于有着优渥公廪保障以及其他灰色收入的国民政府官员来说，已明显感受到物价上涨给生活带来的负担，那么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之难就更可想而知了。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即使在普遍谋食维艰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官员依然饮宴成风。陈克文在日记中对自己与官员朋友们的“大吃二喝”情形多有记录，兹摘其1940年的日记数则，以见一斑。

（8月16日）效率委员会调查委员黄式典因为他的兄弟得补了省议会的参政员，请院里的同事好几个人到生生花园晚饭。一桌子的菜竟化〔花〕了九十多元，客少菜多，许多菜没有人下箸。抗战三年，还如此浪费物力，真是一怪现象。这可证我们的组织不够严密，统制不够效率。

（10月4日）会计科的科长吴士瑜到中央信托局去了。晚间请他吃饭饯别，并请齐次青、彭仰侯、罗味真、宓贤弼、申梦青、陈丹忱诸人作陪。虽是小馆子，菜也很平常，到底吃了三十七八元。大曲酒饮了一斤半，出来的时候，有些飘飘然了。

（11月19日）曾养甫和甘乃光请我和之迈到他们那里吃乳猪。曾养甫自诩他的厨子是一个数一数二的能手。菜确很不错，难怪他自己吃得又肥又白。他说乳猪只不过几元的价值，可是烧烤的用炭却费几十元，这也是一件怪事。饭吃完后，还打了八圈牌，十二时才回院。

事实上，战时国民政府出台了许多关于公务员廉洁自律的规定，按照《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社会》一书所收录的资料来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相关部门多次出台取缔、限制公务员宴会的规定，媒体也做了相关报道。

从表1中可见，早在1938年12月，国民政府就出台了关于取缔公务员不当行为的规定；1940年4月，蒋介石发布了取缔公务员宴会的命令；1940年5月，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更是颁布了取缔公务员宴会的实施细则。但陈克文直言对于像他这样的一大批官员而言，“不止禁止宴会的法令没有遵行，每客不得超过二元五角的规定也是违反了。这其中不纯在公务员奉行不力、取缔不严，习俗的难于破除也是极大原因”。

面对前线战争物资紧缺、后方政府官员消遣娱乐的情形，当时一些媒体开始关注并加以报道。1938年11月，《库务月报》刊载一篇随笔文章，较早提到“吃紧”与“紧吃”的状况，指出“重庆如此，成都何尝不如此？……‘望乡台上还要贪吃’，真是要命！”1939年汉口《半月文摘》刊登高龙生的漫画，形象生动地勾勒出战时后方国民政府官员“紧吃”的生活状况。1942年2月5日《节储之友》也刊载了一幅同名漫画，一名战士驻枪站立，凝视着饭桌上觥筹交错的政府官员。可见，战时“吃紧”情况下，官员“紧吃”的现象备受社会关注。

战时陈克文的饭局，虽因战局与政局而有所增减，但一直存续不断，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且一直持续到战后，这为理解战时国民政府官员日常政治生态提供了较好的案例。

饭局空间与国民党的政治亚文化

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作为公共意见的载体得到形成与扩大。宴会、沙龙以及咖啡馆在公共领域公众的组成、交往、讨论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这些公共领域的载体和外在表现形式，即是公共空间。在公共空间里，公众社会交往形式平等，讨论问题批判意识明确，讨论伙伴逐渐组成稳定的团体机制，成为一个潜在的政论团体。

富有中国国情的饭局传统一定程度上就是介于国家与私人之间的“公共领域”。这个“公共领域”，以食物为媒介，把某些人物串联和组合起来，它不仅是私交、公谊的场合，也是团体成员交流讨论的场所。

能在一起吃饭的人，既多熟人，也有生人，一来二往，生人便成熟人。因此，饭局空间既有其不变的一面，也有可变的特点。其不变之处在于，饭局是个熟人空间；可变之处在于，熟人在不断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讲，饭局是个可大可小的空间，同时也是个流动的空间。

以陈克文日记中的饭局记录为例，绝大多数为熟人，但也不排除一起吃饭却互不认识的情况。例如1939年2月8日晚间，刘建明在重庆大三元酒家请客，陈克文应邀赴宴，发现座中“除了著名怕老婆的国府委员邓家彦和林翼中两人外，其余都是不认识的”。再如1939年4月29日下午5时，“冉勺庭、赵菊芬两科长宴请陈渠珍于都城饭店”，陈克文应邀前往作陪，席间认识了“一位有名的湘西王”。他在日记中如此描述此人：“年纪五十上下，身体很魁梧，两目耿耿有光，充分表示他是个有本领有魄力的人。和他谈了一二十分钟的话，知道他现在正注全力于纺织、制糖、制纸等项工业。”他还指出，这是他意想不到的“收获”。可见，即使像陈克文这样的国民政府官员，饭局还是可以丰富其人脉资源，使其个人交往空间不断扩展。从陈克文日记可知，他的许多饭局是“被动”参加的，也就是说饭局空间的主体不是他本人，但这种被动的饭局空间可以被部分或全部纳入他的人脉系统，或者对他的人脉系统产生更新或加强的作用。由此也说明，国民政府官员的饭局空间虽然是多元的，但实际上可以进行不同方式的功能拓展与强化，从而增强饭局的整体效应。

然而，与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意蕴不同的是，饭局这个“公共空间”，既是人际交往场合，又是情感寄托、关系维护和权利运维的场所，更是“化私为公”“化公为私”“公私转换”的空间载体。最为显著的例证就是当时国民政府官员为选举拉票而举办的各种饭局，陈克文日记中对此有大量记述。除前引事例之外，兹再举1945年4月陈克文出席为将于次月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而进行的各种拉票饭局：

（4月19日）晚间应韦永成、程思远约，到民生路吃晚饭。座间均系桂皖两省之六全大会代表。

（4月20日）晚间应彭浩徐约，至彼寓吃晚饭，与范予遂、邓飞黄、黄少岩讨论竞选事。

（4月21日）十二时应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副部长余井塘、马超俊之约，到组织部午餐。客共两席，均系各地出席六全大会之代表。席间交换关于大会各项问题之意见。

（4月22日）应白健生先生之约，前往彼寓晚宴。到甘乃光、雷渭南、韦永成、程思远、阳叔葆等，亦系为六全大会竞选而联络代表感情的性质，席间谈话多以竞选为中心。

密集的饭局，显为国民党政治生态的日常表现之一，而在重大政治博弈之际，作为人际关系“润滑剂”的宴饮更可深化为团体利益的“粘合剂”。从某种程度上讲，国民党的日常政治具有多种面相，公务之外的饮宴、餐饮也当视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饭局空间实际上包括餐前、餐中、餐后三个部分，虽然餐中是主体，但前后两部分的作用与意义也不可忽视。尤其是餐后活动，有时候更具有关键意义，至少是观察国民政府官员政治与权利运维的重要场所。参加饭局者一般会在“饭前拉什叙谈”，饭后进一步娱乐。从陈克文日记可知，他们餐后常常喝茶、喝咖啡、打麻将、赌博、看戏、观剧、看电影、下棋、跳舞、访友聚谈，甚至“围桌长谈”。其中，以打麻将较为多见。

有时，饭后也会有一些“特殊消费”，例如陈克文1938年1月16日的日记有如下记载：

陈春圃新从海外劝募公债归来，与朴生、志远、少岩、允文共邀至味腴晚饭，并请陈树人、易次乾、谢作民、甘乃光作陪。饭后被仲鸣强邀至德明饭店，复为我叫来一位身体发达完好的姑娘，面孔虽不甚漂亮，丰满的双乳，却极动人，年纪不过二十左右。他们要我带到甚么地方去，或者到那姑娘的家里。两个月的旅途生活对于女人确实有些感觉需要，但不知为甚么却不应他们的好意。心里觉得这太对不起振姊了，结果给了五元的钞票与那姑娘，冒着雨回来中街睡觉。

这种餐后“特殊消费”自然也是为将聚餐者的关系绑定，以便结成更为牢固的政治盟友，扩大权利分享空间。

可见，国民政府官员饭局的这个特殊“公共空间”，以食为媒，以局为重，饭局中人吃的是饭，但似乎又不全是饭，以物质消费为前提，却以非物质的权利资源共享、交换与扩大为目的，从而形成了非常庞大的政治次生系统，影响着国民党的政治结构、权力运作与利益分配。显然，这种饭局不仅是国民党“政治亚文化”（Sub-culture）形成的重要途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民党“政治亚文化”的特质。

“政治亚文化”是指在一个政治体系中与主体或主流政治文化相对应的处于次要地位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和政治信念等。通过陈克文的饭局记录可见，国民党党纲和各项政策对国民政府官员的约束有限，他们业余的政治生活是以维系、扩大团体空间以谋取个人私利为旨归。这种常态化的“政治亚文化”也是决定国民党政治文化特质和政治运作能效的重要因素。

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作为社会属性的生命个体，战时陈克文以饭局为中心的人际互动样态与权利关系的日常运作，是以其地缘、学缘、业缘、政治派别、趣缘的社会关系为基础，仍然带有传统关系社会的文化特质。也就是说，陈克文饭局中所表现出的社会网络，依旧建立在人情纽带的基础之上，而维系这一格局的则是陈克文及其交往对象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共同利益。至于国民政府官员所标榜的三民主义等政治信仰，在其社会交往当中并未起到关键性作用。凡此表明，国民党政治文化对官员思想观念的形塑与社会生活的规训作用与效力是有限的。

那么，饭局何以在陈克文一类官员的日常生活中如此频繁，甚至到了法不能禁、令不能止的地步？因为饭局是中国传统关系型社会思维影响下的产物，这种传统观念在国民党党员的意识中没有断裂，而是保持着一种常态化的延续。饭局作为国民党政治生态的媒介，为个人谋取共同利益提供了特殊的场域。这些基于饭局开展的活动依然是国民政府官员构建各种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围绕饭局形成的政治活动，则会对国民党政治运维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当然，也应注意到，国民政府官员这种依靠饭局维持的人际关系与权利格局，实际上只是国民党内更大的利益团体与更深层权谋竞争的伴生物。

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曾指出，人们的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中，即人是嵌入于具体的、持续运转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行动者。革命的现代化逻辑虽然主导着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体制和运作规程，但以陈克文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官员群体传统的“饮食社交”实态仍然坚韧地嵌入国民党的日常政治。通过陈克文饭局的频次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官员的政治操作基本没有脱离传统窠臼，仍局限在旧式乡党、袍泽、朋党网络中，这也显示出国民党离一个现代政党还有较大距离。

反观战时中共治理下的延安及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日常生活，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党员干部普遍节衣缩食，生活俭朴，“八路军的生活常常比当地民众还更艰苦”，一些基本的生活设施也“只能因陋就简”，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艰苦处境与诚朴风尚，民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另一方面，尽管条件艰苦，中共却“尽可能创造较为丰富的精神生活”。在一些中共干部留下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大量关于理论学习与政治培训的记载，而在同时期国民党人的日记中则较少发现。黄道炫注意到：“同样是抗战时期的中高层干部，国民党人陈克文的日记触目可见喝酒、宴请、牢骚以及周边人各种各样的花边新闻，共产党人王恩茂的日记则不断出现学习、读书、讨论、培训的记载。这样的比较绝不仅仅是个案，几乎是两党干部各自呈现的共性。”两党干部的不同作风，就连战时美军观察组成员威尔伯·J.彼得金（Wiber J. Peterkin）也有强烈的感受。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我来到延安，我发现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与之前看到的大不一样。”

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却又朝气蓬勃的局面同奢靡成风却暮气沉沉的国民党政府形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治生态与政党文化，两党后来的政治走向及竞争结局从战时党员干部的日常生活风尚差别中也可得到某种预判。

（本文首发于《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1期，原题为《食为媒：全面抗战时期陈克文的饭局》，作者李有福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