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子被藏匿了，“人贩子”是丈夫

不是所有母亲都愿意在今天谈论母亲节。

有一个叫“紫丝带妈妈”的群体，孩子在离婚期间遭到暴力抢夺和藏匿，而施害者绝大多数是曾经同床共枕的丈夫、孩子的父亲。

她们被迫常年骨肉分离，但报警也无济于事，因为对方也是合法监护人，这种行为不属于拐卖，孩子也不会被认为是失踪。

藏匿方会突然不留痕迹地“社会性消失”，辞掉工作、弃置房屋、电话失联。于是每次去找孩子时，这些妈妈都像经历一场谍战，四处打听，又唯恐打草惊蛇，导致对方再度转移。

我们记录了几位紫丝带妈妈的故事。她们所面临的人伦和法律困境，似乎正在走向一个无解的深渊。

撰文丨花瓢白

视频丨徐霞客

出品丨局外人

01

消失的孩子

在韶关妈妈雪芬眼中，前夫就是一个“合法的人贩子”。

2022年11月18日，在外地工作的前夫回家，说要带近一岁半的儿子出去溜达。雪芬没多心，还嘱咐说孩子有点不舒服，中午要带回来喂药。

前夫承诺得好好的，但一去就杳无踪影。

雪芬遍寻无果，一直到第三天才听说男方的住宅突然有人回来了，匆忙赶过去，发现孩子果然在男方的父母手中，但无论她怎么哀求，对方就是不开门。

孩子曾被藏匿在这处住宅。图/局外人视频

因为听到宝宝一直在哭喊，心急如焚的雪芬只能报警，结果孩子的爷爷奶奶直接把屋里的灯全关了，假装屋里没人。

民警到现场后，协商了许久，爷爷奶奶才肯打开了窗户的一条缝，让雪芬隔着铁丝网看了10秒钟——那是让雪芬十分崩溃的10秒钟，因为她发现孩子还穿着三天前被带走时的那套衣服。

孩子自出生起一直都是跟在母亲身边生活，这次父亲把他仓促带离，老家也没准备什么换洗衣物。

许多同类案件显示，爷爷奶奶会充当帮凶，因为觉得是自家的血脉，俗称“隔代隐匿”。“在很多传统家庭里，夫妻没离婚时，孩子就是母亲自己的，谁生的谁带；但一旦要离婚，孩子就是父亲家的，母亲不能带走。”雪芬说。

一说到孩子，雪芬就止不住流泪。图/局外人视频

很多事，雪芬都是后知后觉的。那段时间，她和前夫的感情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裂痕，不久前才提起离婚诉讼。只是她不知道这会导致孩子“失踪”，也没料想到对方会极端到这一地步。

不久之后，雪芬发现自己的电话和微信都被拉黑了，男方的住宅也人去楼空，全家“社会性消失”。

在孩子被藏起来的第148天，记者陪雪芬回了男方的住宅一趟，发现门窗紧闭，杂草丛生，门口的泥地上散落着许多碎石块。

住宅大门紧锁，空无一人。图/局外人视频

二楼和三楼是雪芬和前夫婚后才加建的砖瓦房，但至今还是毛坯状态，窗户都还没装上，露出空落落的几个大洞。

雪芬随后又找到男方的祖屋，这是男方跟法院谎称的孩子所在地，但只见蜘蛛网挂满外墙，一辆废弃的拖拉机停在门口，明显长期无人居住。

雪芬觉得对方是早有预谋，因为他们连农田也提前租给了别人，甚至清明也没有回乡祭祖。记者也曾尝试给男方家打电话，但显示的都是“已停机”。

祖屋门前荒草丛生。图/局外人视频

在最无望的时候，雪芬甚至想过找私家侦探，但对方要价500块钱一天，还不保证能找到，雪芬觉得难以负担。

此后，雪芬看到孩子的玩具和衣服都会应激，还产生过轻生的念头。“他本该有一个很快乐的童年，现在被藏匿起来了，也不知道爷爷奶奶会不会带他出去玩，还是天天躲在家里怕被发现。”

她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因为孩子身体弱，一岁半要打的疫苗，也没有被带去打。她也报过几次警，但警察都是以家务事为由，表示无法协助。

藏匿自家的孩子，在法律上算是一种什么行为？

2020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四条明文规定：“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尽管法律明确了这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没有明确它的惩罚措施，因此许多藏匿方心存侥幸，一直在钻空子。

一路以来，雪芬求助过村委、妇联、派出所、民政局、未保办、检察院、法院，尽管奔劳，但她从没放弃过找孩子。因为工作是每周单休一天，她差不多每周跑一趟男方老家，有时候晚上11点才摸黑过去。

雪芬在跟邻居打探消息。图/局外人视频

有一次，雪芬碰巧遇上了回家取东西的前夫。两人起了激烈的争执，男方一怒之下把雪芬摔到了地上并进行殴打，直接导致她眼角裂伤和尾椎骨折。

男方的父亲就在一旁，但丝毫没有来劝架。雪芬报警后，被救护车送往医院住了三四天，经司法鉴定轻伤一级，男方也因此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拘留了。

这其实不是男方第一次对雪芬动手了。在婚姻存续期间，男方就多次家暴，有时候是一巴掌，有时候是掐脖子，但雪芬都因为一时软弱忍耐了下来。

然而，男方进了看守所，在某种程度上更糟糕——因为寻孩子的线索就完全断了。男方拒不交代孩子位置，称除非雪芬放弃所有财产、不要抚养费，同时给出谅解书。雪芬觉得这完全是不平等条约，坚决不接受。

这一条路，雪芬不知道走了多少回。图/局外人视频

今年4月11日，雪芬拿到了一审判决书，赢得了孩子的抚养权。如果对方不上诉，15天后就会生效，之后就可以申请执行。

但执行的前提是，需要有孩子的线索。因此，雪芬打印了许多寻人启事，想着等生效后到周边的市场和商铺派发，不然挨家挨户找，等同于大海捞针。

然而，在一审判决即将生效前夕，男方突然上诉。二审还要等两个月，而孩子下个月就满两岁了。

根据1993年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两周岁以下的子女，一般随母方生活；对两周岁以上未成年的子女，父方和母方均要求随其生活，子女随一方生活时间较长，改变生活环境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的，可予优先考虑。

因此，雪芬就像被挂上了一个有倒计时的炸弹，若男方刻意藏匿，拖延到孩子两岁之后，抚养权的判决标准可能会发生改变。

最让她伤心的是，孩子恐怕很快就要忘记她了。

前夫家的祖屋，门锁都生锈了。图/局外人视频

02

漫长的“谍战”

然而，取得生效的抚养权判决书，只意味着寻找孩子的第一步。在实际案例中，还有许多紫丝带妈妈手握抚养权，但孩子依然“失踪”。

北京的沈汐就是其中一位。从一审、二审到高院再审，她和前夫经历了6次开庭，法院均把孩子抚养权判给了她，但她依然见不到5岁的孩子帆帆。

截至目前，帆帆已经被藏匿了664天。在这期间，沈汐只见过孩子两回。

第一回在2021年8月，是前夫在沈汐的强烈要求下，把帆帆载到了她的单位门口。但他把孩子锁在车里，甚至连车窗都没有完全摇下来，只让沈汐隔着玻璃看了5分钟。

那种感觉，就像在动物园看小动物一样，沈汐想抱一下孩子都很困难。

家里都是孩子最爱的奥特曼，很多都是全新的，寄不出去。图/局外人视频

第二回，就已经到了2023年的2月。当时二审已经完结，执行局要求男方过来交接帆帆。但是19个月没见的孩子不愿意跟沈汐走，对母亲带过去的玩具和礼物重复着说“不要”。

当时，法院规定只给沈汐30分钟，如果孩子不愿意走，就不能带走他，毕竟孩子是个人，不是物品，无法强制执行。

沈汐当场就心碎了，只能眼看着前夫再次把孩子带走。事后，她觉得前夫有挑唆之嫌，是他给孩子灌输“不要妈妈”。执行局也尝试过进行调解，但没有成功。

我们也联系到了沈汐的前夫，但他给出了完全相左的另一套说辞。他说，并非他造成了这一切割裂，而是因为前妻性格强势且偏执，喜欢“鸡娃”，导致孩子惧怕她，哭着喊着不愿意回去。孩子还称曾遭妈妈、外公和外婆三人围着打，被关进小黑屋，胳膊上还有伤痕。

但这些说法在法庭上并没有被采信，孩子依然被判给妈妈。前夫对此判决并不服，目前已在另一个法院起诉，申请变更抚养权。

沈汐维权用过的部分资料。为了方便打印，沈汐还专门买了个打印机。图/受访者提供

这一场拉锯，仿佛在被无限期延长。离婚判决生效后，前夫擅自将孩子户口转移到孩子奶奶名下，并拒绝将孩子户口迁回原来的学区。

沈汐每天就像生活在“谍战”中，为了寻找线索费尽心思，又唯恐打草惊蛇，导致对方再次转移。

最初，沈汐还能争取到每周有1—2分钟的视频通话，从零星的信息中推断帆帆被藏匿在哪。

比如，帆帆在幼儿园玩耍，沈汐看到那个滑梯很特别，由很多大轮胎和橡胶垫组成。结合孩子的核酸信息，她知道孩子被转移到了房山区，于是通过百度进行“地毯式”搜索，从上百家幼儿园中锁定其中的3—5家。

这个滑梯，让沈汐找到了孩子的幼儿园。图/局外人视频

光是这个过程，就花了沈汐近4个月。其后，沈汐通过实地走访，终于跟其中一家对上号，可沈汐刚跟招生老师联系上，前夫转头就被告知了，从此再也没送过孩子来上学。

后来，因为帆帆的医保信息曾在同一个App绑定，沈汐偶然知晓了孩子在昌平区进行体检。她到那家医院把体检报告打印了出来，发现孩子视力下降，十分心疼，猜想孩子可能常常被关在屋子里看视频或手机。

她又开始翻阅昌平区所有幼儿园的名录，最终在某家远郊幼儿园的推文中，一眼就认出了帆帆，因为只有他没有穿校服，非常显眼。

但当沈汐找到园长时，园长一开口就否认了帆帆在此就读。直到沈汐翻出照片质问，园长才不得不承认，是孩子爸爸不允许他们透露。之后，无论沈汐如何求见，老师们都避而不谈，让她跟孩子爸爸联系。

不久后，该幼儿园因疫情关闭了，沈汐就彻底失去了帆帆的消息，备受煎熬，“作为孩子的妈妈，竟然没有权利知道小孩在哪里上学”。

沈汐以为在这个幼儿园能见到孩子，但孩子从此再也没来上过学。图/局外人视频

李莹是沈汐的代理律师，见证了沈汐维权的艰辛历程，也目睹了执行局的伤心一幕。在她看来，母子间19个月的疏离，半小时实在难以消弭，对母亲而言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从事反性别暴力工作的20年间，李莹见过很多“紫丝带”案例，当中的受害者既有妈妈，也有爸爸。有些人想通过藏匿孩子，赢得与伴侣讨价还价的砝码，分割更多财产；有些人是在亲密关系中有无法解开的心结，通过抢夺孩子实施报复。

她认为，这种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是因为我国在这一块的法律责任不明晰，也没有严重的违法成本，甚至不会影响财产的分割和抚养权的判决。

而且，当警方了解到藏匿方是孩子的父亲或母亲时，就可能会觉得爱莫能助，因为对方也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

沈汐的代理律师李莹。图/局外人视频

但事实上，在国外很多国家，这种行为属于严重的犯罪。“如果你未经另一方同意，擅自把孩子带走，在很多国家就属于拐骗儿童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李莹说。

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中，法院可以对不履行生效判决的藏匿方采取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人名单、罚款、拘留等惩处措施。但这些多数都不能真正威胁到藏匿方，很多人会提前把钱转移走、拉黑法院的电话。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看似是最后一道防线，但在实际情况中，拒执罪被应用到此类纠纷案件的数量很少。

2022年11月7日，沈汐向法院提起强制执行立案，在此后的6个月中，法院对男方作出了限制高消费和拘留决定。但男方称，并没有收到这份拘留通知。

所以在很多时候，被侵害方日盼夜盼，仍然发现具体的执行遥遥无期。而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已经一点点长大了，还很可能受到藏匿方的挑唆，开始排斥或记恨自己的父亲或母亲。

茫茫人海中，沈汐不知道到哪里找自己的孩子。图/局外人视频

03

妈妈们的心理危机

除了耗费巨大的精力和时间成本，紫丝带妈妈还要随时面对维权的失败和意外的发生。

2022年年初，新疆妈妈梦芸的女儿被前夫以带出去玩的理由接走，其后一直没有归来。调监控后，梦芸才得知前夫全家带着行李连夜跑掉了，连同5岁半的孩子也被从新疆“骗”到了海南。

她几经艰辛，在一审判决时拿到了女儿的抚养权，但在二审时，法官却意外地改判给了男方——只因男方提供了一份精液分析报告，证明自身“患有男性不育症，丧失生育能力”。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四十六条，对已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父母均要求直接抚养，若父母一方已做绝育手术或者因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可予优先考虑。

梦芸为维权准备的材料。图/受访者提供

这个证据让梦芸感到荒谬：“你好歹要到一个官方指定的机构再次核实，不然我怎么知道这中间有没有猫腻，有没有作假？”

但面对她的质疑，法院没有重启调查。此外，法院改判的另一理由是：孩子在海南生活已有一年多，已适应海南的生活学习环境，再次改变会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

梦芸对此更不能接受，觉得这是变相纵容了藏匿孩子的违法行为。“谁施害谁还有理了？那以后是不是就得鼓励大家去抢孩子，谁把孩子抢走了，藏个一年半载就占优势？”

无独有偶，梦芸前夫在法庭上的供述跟沈汐前夫有相似之处，称他从未拒绝前妻的探视，而是因为孩子惧怕情绪暴躁的母亲，不愿见她。

有多少孩子，很久没妈妈抱抱了。图/局外人视频

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局和持续的对峙，对紫丝带妈妈而言是极大的精神损耗，心理防线随时崩塌。

朱莉是“紫丝带妈妈”公益群体的发起人，也是孩子被抢夺藏匿的受害者，曾经单枪匹马把案子推进到拒执罪阶段，用了足足4年才接回孩子，因此深谙个中痛苦。

“每天看她们的群聊信息，就会感受到大家时常焦虑、失眠。即使孩子回来后，还是担心再次被抢夺藏匿，安全感非常缺失，心理状态是很差、很敏感的。”朱莉说。

今年“五一”，朱莉组织了一场线下见面会，让紫丝带妈妈可以互相取暖。图/局外人视频

还有一种精神压力，是来自身边人。比如，有的孩子被爷爷奶奶藏匿后，一些邻居会看笑话，甚至觉得“年轻人都要工作，孩子给爷爷奶奶带也是理所应当的，应该开心才对”。

还有一些亲友会劝说，找不到就放弃算了，再生一个也可以。可见，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她们的困境，轻飘飘的一句话可能让其雪上加霜。

尽管大多数紫丝带妈妈承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但她们每天仍在努力工作，因为她们知道，只有保持住“固定工作”，才能支撑自己继续维权，保证自己有争取抚养权的底气和权利。

04

被藏匿的精神创伤

公开资料显示，以广东省广州市为例，在2020年广州法院审结的933件涉及抚养权、探视权纠纷的离婚纠纷案件中，超过80%存在父母一方或双方将未成年子女私自带走、不让对方行使监护权等情况，占比极高。

在这些来回的拉锯战中，孩子永远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们往往会经历极限的撕扯，在父母的博弈之间成为一枚被动的棋子，或者沦为一个被挟持的牺牲品。

陈爱武是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长期关注着紫丝带妈妈群体。在今年五一假期，她加入到紫丝带妈妈的一场线下见面会，和她们讨论如何修复抢夺藏匿孩子造成的心理创伤。

在这个过程中，妈妈遍体鳞伤，孩子也一样。图/局外人视频

在她看来，父母抢夺藏匿孩子是一种畸形的爱，可能是基于传宗接代的传统思想，也可能是想利用伴侣对孩子的爱对其进行控制和威胁，迫使伴侣放弃离婚。

但无论哪一种，藏匿方都没有把子女看作独立的个体，而是将其客体化或工具化，当作物品一样占有，仅仅是满足自己的私欲。

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会感受到环境的强烈震荡和家庭结构的坍塌，因为每天东躲西藏、居无定所，很少跟其他孩子一样在阳光下玩耍。

这种心理创伤是隐性的，还极可能随时间叠加。“迫使子女跟另一方分离，限制其人身自由，剥夺其享受母爱或父爱的权利，也构成一种精神暴力。”陈爱武分析。

“选边站”更是一件可怕的事，会导致一些幼童产生“替罪羊”的心理。他们会认为父母的矛盾因自己而起，把父母婚姻动荡的责任归结于自身，时常感到恐惧和不安。

被藏匿的孩子，很少在阳光下自由玩耍。图/局外人视频

因此，绝大多数紫丝带妈妈都不愿意暴力“抢回”孩子，不希望双方一碰面就让孩子成为风暴中心，给他们留下一辈子都无法治愈的阴影。

沈汐还因此去考了一些教育和心理证书，除了修复自己，更希望在孩子回来后，可以抚平他内心的创伤，让他生活在一个“有爸爸爱，也有妈妈爱”的环境里。

她还特意买了一本孩子最爱的奥特曼画册“学习”，里面有50多个奥特曼的介绍。她想多了解一点孩子的小世界，这样日后聊起来不至于对奥特曼家族脸盲。

梦芸也一样，在二审开庭后，虽然从法院处得知了女儿的住址和学校，但她左思右想后，还是断了想飞奔前往的脚步，害怕和前夫的争抢再次勾起女儿的难过。“我其实挺担心，孩子突然见到我，又突然见不到了那种心情。”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的雪芬、沈汐、帆帆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