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陶金：上清宫遗址是近世中国宗教变革的缩影

【编者按】

在2018年4月评选出的“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赫然在列。鲁迅在《小杂感》中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原生的宗教，在近代化的历程中遭受了巨大的冲击，道教的圣地龙虎山大上清宫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坍塌倾覆、沦为废墟、不为人知。那么，历史上的上清宫为什么重要？为什么历年的考古发掘中又少有道教的建筑、遗址入选？带着这些问题，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陶金先生，他是上清宫遗址的发现者之一，同时也正在致力于该遗址的保护与利用工程。2015年，凭借茅山德祐观的设计，陶金获得德国建筑杂志BAUWELT的“First Work奖”提名。这也可能是中国大陆第一个现代风格的宗教建筑。

与上清宫结缘

澎湃新闻：您最初是怎么介入到大上清宫遗址发掘的？

陶金：最早是2014年初，江西省鹰潭市将于当年的年底举办第三届国际道教论坛，为了承办这项国际性的盛事，鹰潭市决定在龙虎山重建于上世纪初期毁于大火的上清宫，作为活动场所。龙虎山道教协会辗转联系到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3月的时候，中心的副主任崔光海博士和我一起来到了龙虎山。当时我们到上清宫遗址的现场一看，发现了很多翠绿色的琉璃瓦碎片。我是北京人，从小在北海公园玩，到处都是这种颜色的琉璃瓦，所以比较敏感。

直觉告诉我们，这些琉璃瓦碎片底下有东西，我们于是当即建议有关单位暂缓施工，并展开考古发掘。鹰潭市的有关部门积极响应了这一提议，2014年6月，考古队正式入驻。后来，果然在这下面发现了大上清宫的遗址。

澎湃新闻：听说您所在的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为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的保护和发掘提供了许多帮助，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陶金：我们主要是提供一些技术支持吧。近代以来，道教经常被看作是迷信和糟粕，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以至于包括鹰潭本地老百姓在内，其实都不太清楚上清宫的重要性和它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我自己的兴趣之一是道教仪式研究，但凡讲到道教仪式，就绕不过张天师和龙虎山。中国台湾和法国的相关学者们，对龙虎山有着很深入的研究，我主要也是参考了他们的研究。从我个人而言，首先是给考古队提供了一些资料吧，比如雍正时期上清宫的图片就是我从美国出版的图录上扫描并提供的。还有博物馆里的一些文字和图片材料，帮助整理上清宫的历史。其次是开始启动遗址保护和利用的相关规划与建筑设计。比较老派一些的文物专家会觉得，你既然是一个遗址，那最好就放在那，一动不动地展示给人看。但我们的团队认为，上清宫是道教圣地，道教本身并没有走入历史，相反在最近几十年里反而经历了很大程度上的复兴。那么，上清宫作为道教圣地，我们应该把遗址和它的过往以及未来联系起来，沿着这个思路去做遗址保护，比如我们既保留老上清宫的地基，但也可以在地面加盖保护建筑，并作为仪式空间。以后龙虎山的宗教仪式，比如授箓和传度，还可以在这里举行。这是我们在清明前报的方案，现在国家文物局也基本通过了，以后遗址上面会有建筑。更何况，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就是像现在一样，把遗址暴露在外面，也起不到保护的作用。江西的夏天温度很高，冬天又很冷，几个春夏秋冬下来，对现在的遗址会造成巨大的破坏。

北孔南张

澎湃新闻：从考古发掘的成果上来看，上清宫的建筑与江西本地和其他地区的道教建筑相比，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陶金：过去江西人到外地做生意，彼此之间相互帮助和提携，成立江西会馆，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江西会馆又叫万寿宫，里面供奉的是许真君，他是魏晋时候的名士，后来被尊为江西的地方保护神，供奉他的祖庙是南昌新建县的玉隆万寿宫，规模十分宏伟。像万寿宫这样的建筑，是典型的江西本地式样。

但上清宫是北方“官式”。

我们去看上清宫遗址上的墙面，砖和砖之间缝隙很细，没有灰浆，这是很复杂、很费工、费钱的一种工艺，叫“磨砖对缝”。像颐和园、圆明园以及紫禁城里的一些墙面都是这么个做法。上清宫现存的建筑是清代官式，但我们通过查考资料和考古发掘，可以发现宋明两代的上清宫，也是官式风格。明朝在江西有很多藩王，地方王府里面的工匠与南北二京保持建筑风格上的一致，偶尔也会支援地方上的建设，所以有明一朝，在江西出现官式建筑并不新鲜。

一般的砖瓦工艺

但在地方上发现清朝的官式建筑就很新鲜了。首先，清朝在江西已经没有藩王了，清代扩建上清宫的这些工匠应该不是来自江西本地，很可能是由杭州织造组织选派的，清朝的杭州织造与明代的藩王有些类似，他们都是属于内廷这一个系统的，有别于外朝。

上清宫的扩建是在雍正朝，因为上清宫的道士娄近垣治好了他的病，他很感激。扩建用的是内务府的银子，也就是皇上自己的钱，搞清楚钱从哪里来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雍正二年，山东曲阜孔庙火灾，也是皇上自己掏的内帑修复，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上清宫和曲阜孔庙同等重要，北孔南张，说的就是曲阜的衍圣公和龙虎山天师。

（现藏美国华盛顿密森尼学会弗利尔和沙可乐美术馆）

总的来说，清朝是一个相对比较节俭的王朝，不太乱花钱。即使是敕建，也是把是把银子拨到地方，让地方上招工匠营造，所以也都是地方建筑风格。像上清宫这样，又给钱又派人，说明了雍正皇帝对上清宫的重视程度。

除了建筑风格以外，关于上清宫，还有一点是我们一般所不注意的。整个上清宫周围的山谷里全是道院遗址，密度非常高，相当于一个山城。上清宫有三十六房道院，这是中国之最了。一个道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个师父带着徒弟们焚修，而整个上清宫就像是一个大的宗族，维系他们的是法脉，也就是虚拟血缘，因为上清宫的道士是要出家的，天师府的道士则是在家的。

澎湃新闻：在宗教考古中，佛教做得比较多，特别是对洞窟、石窟寺的研究，做的工作很多，但相反对道教考古做的工作较少。为什么历年的考古发掘中，少有道教的建筑和遗址入选呢？

陶金：佛教从一开始，释迦摩尼的那个年代，就有比较完整的僧团系统。出家人在一块住，参修佛法，这样的一种组织形式很容易形成大规模遗址。但是道教不一样，道士们往往是一两个人结伴，住在茅庐静室里，互相之间相对独立。当然这都是佛教和道教最早期的情况，两种截然不同的修行方法，导致了聚落空间形式的不同。

从教义上来说，道教和佛教也很不一样。虽然中国的僧人与道士都归隐山林，但是佛教徒把山开凿洞窟，然后在里面雕刻佛像，其实是将山变为人形。但在道教的观点反过来，认为自然本身就是最好的。道士们希望能够通过修行，把自己的身体变成自然的一部分，要进入洞天之中，这等于是把人变成了山。这背后是中亚与东亚物质文化的本质区别，中亚物质文化背后实际是两河、地中海，而东亚则是本土的。现在我们经常谈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互通，很多西方学者习惯性的将在中国发现的东西都归结于来自西方的启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对于我们本土文化到底都具有什么，还不是特别的清楚。

所以刚才说佛教和道教，其教义出发而引申出的修行方式和组织形式，使得道教不像佛教那样热衷于大开石窟，再加上乾隆以来对于道教始终采取压制状态，很多道观倾颓，建筑遗存自然就少了。

道教信仰、国家祭祀、儒家思想的调和处

澎湃新闻：上清宫在历史上有“百神受职之所”之称，这个说法是从何而来？龙虎山大上清宫在在整个中国道教史乃至宗教史上的重要意义，又该如何理解？

陶金：这个问题要说远一点，先说说古代中国的信仰世界。

其实古代中国的信仰是以祭祀为核心。皇帝要祭天，诸侯祭山川，老百姓祭土地，这些神不隶属于任何一个现代意义的“宗教”，或者说他不是一个西方意义的“宗教”，但却完全渗透进了国家乃至一般老百姓的日常起居，比所谓的制度化的宗教：比如佛教乃至后来传入的基督宗教的影响力要大得多。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自清末以来，尤其是五四以后，政府把这些统统看作是迷信，政府的观点来自于西方，根源上是明清以来传教士。法国汉学家施舟人教授对于这个“误解”的过程有着深刻的反省。于是乎，在西方的观念下，本来作为国体的祭祀制度被当做封建糟粕给扫荡了，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现在的一些地方基层干部仍然致力于拆除土地庙。

但我们翻开过去老的县志，都是地方上的神祠排列在先，佛教寺院排列在后。

道教从唐代开始，在皇帝与朝廷的授意下，开始接手五岳的祭祀，到了宋代开始接管地方神祠。比如城隍庙，最开始跟道教并无关系，后来在国家权力的渗透下下，城隍庙基本都由道士来负责管理，同时城隍所辖阴兵也在雷法的仪式中扮演了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经典的道教信仰与国家祭祀之间，上清宫扮演了一个接驳点。与其他道观相比，上清宫由朝廷认定，成为从道化的角度赋予地方神信仰合法性的重要作用。我们知道“忠孝节义，死而成神”，在中国古代某地的一位乡贤去世了，老百姓逐渐把他供奉成了神，逢年过节还要拜他祈福。但不是每一处的乡贤都能成为地方官府所承认的“正神”，这些地方长官受儒家文化影响，常常会认为这些是“怪力乱神”的“淫祀”（指不合礼制的祭祀，包含了越份之祭与未列入祀典之祭两种），必须禁止。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根据我们所能掌握的文献，龙虎山天师扮演了调和官-民关系的角色，他可以利用自己的官方身份（历代天师皆由皇帝敕封）来在上清宫举行醮典，为这位地方上的神明参授正一法箓，使其归顺大道，从而成为能够造福一方的正神。被“授箓”后的神明，犹如进了“封神榜”，由于龙虎山天师的威信、上清宫的合法地位，地方长官也予以认可，并允许当地百姓建庙祭祀和敬拜。由此，龙虎山上清宫才被称为“百神受职之所”。我们刚才说了，古代中国社会很大程度上是靠国家与地方祭祀凝聚在一起的，也就是一个礼乐社会。从宋以后，道教就开始与帝制中国的祭祀系统合轨，而上清宫起到了调和以儒家思想为本位的士大夫群体与老百姓所崇奉的“淫祀”之间矛盾的重要作用。

上清宫是唐宋道教变革的集中载体

澎湃新闻：道教的教义和组织形式，是否以唐宋为界，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陶金：是的，中国传统的宇宙论、身体观，在道教里有着系统的保存。看唐以前的道教，其实很有意思。道教从东汉开始，成为一个制度化的、所谓的“高级宗教”。当时的人们热衷谶纬，这样根据周易的推衍，发现这个宇宙就像六十四卦一样，有生成也有毁灭，到了一个“阳九阴六”的时节，整个时空都会陷入混沌。由此，为了能够救度善人免于混沌，老君下降，为天师张道陵授受了“三天正法”，教给老百姓行善、谢罪的方法。这个宇宙在混沌中经过很多年，会从一个点重新化生出来，也就是所谓的三生万物，在上一世奉行大道教诫的道民，便能够在混沌之后的太平之世“回骸起死”，成为新世界中善的种子。简单的说，早期的道教的核心在于“救度”。那么道教作为一个改革性的宗教，它是坚决反对祭祀的，因为《道德经》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大道是不会降福给一个有罪的人的，单凭祭祀是无法获得上天的祝福，所以道教的斋仪都是以谢罪作为祈福之法。

龙虎山恰恰是从唐末开始，在南宋逐渐成为道教的中心，也正是唐宋道教变革的集中载体。这里有几条线索。先是北宋徽宗朝，把天坛上祭祀的昊天上帝与道教的玉皇上帝划了等号，也就是说，道教内部有了一位皇帝，这就给收并各路地方神提供了一位宗主。再一点，从南宋以后，龙虎山张天师将当时活跃的各个道教法派统一了起来，这些法派各有各的神谱神系，通过朝廷设立“万法宗坛”，这些道法被官方地整合了起来。另外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张天师在龙虎山掌理道教，而京师以及地方上的道士则开始管理祠庙、负责祭祀，道士们从众生的救度者转变成了地方信仰与国家的纽带，现在各个地方基层，都存在着所谓的“散居道士”或者“道士先生”，他们往往是本地文脉的主要承载者，掌握着地方人生礼仪的全部知识，有时甚至是地方非遗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