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教授④｜黄卫华：现在大学是平民教育，以前是精英教育

【编者按】

2018年高考录取工作已结束，录取通知书或许已到考生手中，或许还在路上。这个暑假，每个高考考生都会憧憬自己的大学生活。澎湃新闻请讲栏目陆续刊发一组南京大学教授的口述，这组口述选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的《我的高考》一书，77级、78级参加高考的南大教授们讲述了自己的高考经历以及他们的大学生活。

时代变迁，科技进步，大学生的视野更开阔了，综合素质更高了。但无论什么时候，一位青年强烈的求职欲望不会改变，对专业刻苦钻研的劲头不应减弱。

今天刊发的是南京大学数学系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教授黄卫华口述。

采访时间：2016年10月16日

采访地点：南京大学仙林校区逸夫楼

我的乡村教师生涯

我于1957年出生在江苏靖江，那个地方不是很大，现在尽管变成了市，但也是县级市，归泰州市管，原来是扬州市管。我一直是在靖江上的学。我们家里，我爸对我们的教育很重视。我们家兄弟姐妹六个，我上面两个哥哥三个姐姐，都至少上到初中。像我二姐，成绩非常好的。但是“文化大革命”，上高中都要领导推荐，有人说你们家文化水平这么高，都是初中生，那人家三代，有的还是文盲，就让给人家去上了。轮到我的时候，正好是邓小平的所谓“右倾翻案风”，又看成绩了，我二姐就说，这是我家最后一个了，我这个弟弟学习蛮好的。考试我考得也可以，这样，我才上了高中，要不然也没有机会。我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就是，只要能上就去上。从扬州专区来看，我们靖江地区的文化水平还是很高的，我们1977年考取高校的比例，是全专区第一，扬州专区十几个县，现在一分为二，一部分在扬州，一部分在泰州。

我小学是在靖江市越江中心小学上的，我们简称越江中心小学。我是六岁上的学，农村一般是七岁或八岁上学。那时候家里小孩要有老人带，但我奶奶去世早，家里没人带，我父亲就说你去上学去，这样就去了。那时候就学语文算术画画这些常设课程，四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就不是很正式了。后来我初中就对数学比较感兴趣，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那时候高中不分科，什么都学。我们高中才两个班，一个班不到六十人，就是学物理、化学、数学、政治，没有历史地理，因为“文化大革命”时，“知识越多越反动”。我们能够继续上课，还是邓小平1973年出来抓教育以后带来的好气象。

我于1974年高中毕业，毕业以后，因为是从农村出来的，回到家乡，不算插队知青，美其名曰：回乡知青。回来之后，因为姊妹六个我最小，我父亲说我不适合干农活，就给我找了个代课教师的工作。那么就是说，我从1974年9月开始做代课教师。我先是给小学生——小学四年级——做代课教师，教数学。做了两年之后，又去“戴帽子的中学”——就是小学里面办的中学教书——教初中数学和英语，同时在我们县文教局办的教师进修学校进修。这个进修对我帮助很大，“文化大革命”里，初中教学实际也不是很全面，教材都不是统一的，还是扬州专区编的教材，内容不是很扎实。我们当时是有教师用书的，也有教学大纲。我每周都要备课，认认真真地写每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上课讲什么内容、举什么例子、该怎么板书以及学生上来做的题目，都要设计好。

农村里面做老师就两条路，一个是公办教师，一个是民办教师。公办教师就是县文教局发钱，是有编制的；民办教师，国家只发一半工资，另一半由地方财政，就是大队或者公社筹资来支付。我那时候是代课教师，不是公办也不是民办，不是正式的。这样公办教师大概一个月四十多块钱，民办教师一个月三十多块钱，代课教师就二十块钱。我代课换了三个学校，因为代课本来就是哪个地方缺老师就去哪里。缺老师的原因，一个是老师生病了，一个是小学里面办初中，师资本来就缺，但又没有正式编制。那时候代课教师可以参加考试，考得好可以成为民办教师。我考完高考也去考了，考了全县第一，但是当我要转的时候，我已经接到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

当初回到农村，其实我已经做好扎根的准备，因为当时要通过推荐上大学，我家的成分是下中农，也算贫下中农，但没有继续上大学的机会。因为我家不是干部家庭，当时要大队干部的小孩或者所谓的能人才可以，所以这个我没有想过。我是代课教师，但是农忙的时候，还要回来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农村是集体劳动，无论你在哪个队，都是要干一定量的活。像我去代课，每个月要给生产队交一定的费用，我一个月拿二十块，要交十块钱，否则就不可以分配到粮食等农业物资。

一九七七年的“扩招”

1977年9月的时候，我从代课学校回家，路上听广播——那时候是高音喇叭——听见喇叭里广播说，高考改革，我们可以去考了。我当时就报名了。虽然我一直当教师，但其实很多知识都忘记了，于是我参加了我原来高中举办的复习班，这样通过复习掌握了一些知识。我也不敢完全裸考。我虽然是数学老师，但是有些东西，像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因式分解，以前学的都很简单。像十字相乘法，还是我当教师的时候，把我姐姐的书拿出来自学才学会的。她是“文化大革命”前上的初中，内容比较全。我不会做，但是要去教人家，就得自己看。很多数学知识实际上我是自学和在县文教局教师进修学校学的。

考试的时候，除了数学，其他基本我都是在半裸考，特别是物理。物理四个部分——光学部分、力学部分、电学部分、磁学部分，我就会光学部分和一点点力学，还都是自学的。

那年考试应该说不是太难。因为那么久没有考试，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又不可能像“文化大革命”之前那样考，所以难度就比较适中。难度要历史地看，对于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老三届”来说，可能觉得非常简单；对于我们七四届、七五届、七六届“新三届”来说，卷子是适中的；但是对六九届到七三届这五届来说，可能就难了。因为“老三届”和我们还学到一些东西，但是“文化大革命”中1969年到1973年的，没有我们学的多，难度就大了。

考完以后，我总觉得自己有把握。考试是考四门，一个数学，一个政治，一个语文，语文不考基础知识，就考一篇作文。（注：此处应为老师记忆错误，1977年江苏省高考语文考基础知识和作文。）理化是一张卷子，就是物理和化学，总分是四百分。考完以后，我觉得除了物理，其他的都尚可。我是化学好，化学五十分，我那五十分肯定能拿到。数学差不多九十多分，语文大概八十多分。作文怎么估的分呢？那年正好我老师去批卷子，作文题目是《决战》。农村里有个“双抢”，就是抢收抢种，把前面一季的稻子割完，然后犁田，马上种第二季稻，这样人会非常疲惫，我就以这个为背景写了。因为老师知道我的文风，所以他一看就估猜是我的。阅卷回来他告诉我:“黄卫华，你这次语文，理科生能考到八十多分就不错了。”所以我一算，我的分在三百左右。

我考完就没有太多想法了，继续做代课教师。报考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农村孩子，能够鲤鱼跳出龙门，由农村户口变成国家户口，就不管哪个学校都觉得可以。因为我是老师，视力检查又是色弱，有些专业是限报的，我想可能我报师范学校会好一些。所以第一志愿我报的南京师范学院，那时候不叫大学，叫学院；第二志愿扬州师范学院；第三志愿徐州师范学院，只能报三个志愿。我都是报的数学专业，因为我是数学教师，我想是不是会有倾向性一点，但最后录取基本上都结束了，也没有我的。

我算算我三百分也不是太多，因为十多年积压下来的人都参加了考试，从六六届一直到七七届。当时比较急，但又不晓得自己多少分，也就是说我们那一年高考分数是不公开的，说是保密。我大哥在南京做小学教师，我说你到省招办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也搞不清楚。反正那段时间，心情也不太好，后来我大姐夫跟我说，今年不行我们接着再考。他讲了之后一个礼拜，我说那就算了，就再考吧。正好那个礼拜六我回家——因为那时候我住在代课学校，我父母当时年纪比较大，我总不回去，不放心——回去以后，我妈告诉我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妈只知道是南京的一个学校，具体也不清楚，因为那个录取通知书是发到县文教局的。我第二天去查，是南京大学。

在高考三十年我们系举办的一个座谈会上，叫我谈感想，我说我就讲两句话，一句是感谢邓小平，第二句还是感谢邓小平。第一为什么感谢邓小平？因为他倡导了高考改革，让我们这些没有机会高考的可以参加高考了；第二为什么感谢邓小平，因为我当时已经算是现在讲的落榜生了，后来却又被南京大学录取，就是因为有个扩招问题。因为我们那届基数太大，邓小平他们就说这一批里面有很多好的苗子，希望各个学校挖潜，尽可能多地招一些学生。这样子一扩招就把我扩进去了。

来了之后，我才知道我考了二百九十七分，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录取，后来被南大扩招进去？因为南京大学比其他院校早一天，而数学专业以往第一志愿招不满，那年有个作家叫徐迟，写了一篇题为《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报考的人多了一些，但还是不太多。南京大学就把数学好的人档案拿过来，总分和数学一起看，这样拿过去，我第一志愿录不到，第二、第三志愿就也录不到了。就扩招而言，我这个分数就算是高分，这样我就被录取了。我上大学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那个班开始招了二十二个人，后来扩招了九个，后来又从另一个专业——计算技术专业调配了十个，最终我们班（计算数学专业）有四十一个同学。

五光十色的大学生活

报到的时候，我当兵的二哥转业在南京，正好回家探亲，我就和他一起来南京，等于是他把我送到南京大学报到，然后再回自己单位去，实际上我来报到时也算是有家人陪伴了。我们扩招进来的，一共不到两百个人，开学典礼的场面不是很大，就在鼓楼校区教学楼的122教室，由韩星臣主讲。他们第一批1978年2月入学，我是3月底4月初进来的，这样二批学生之间的课程进度就相差近一个月的课程了。正好5月的时候，学校在溧阳有个农场，第一批的就去农场劳动去收割农作物了，劳动了三个礼拜。我们这些扩招的没去，就在学校加紧补课。

我们班“老三届”多一些，九个“老三届”，1956年、1957年、1958年三年出生者居多，班里有九个女生。“老三届”的水平明显高一些，辅导员会组织他们抽时间给我们补高中的数学知识，后来大家水平就比较接近了。我们那时候是五级计分制，就是一分到五分，五分是优秀，九十分以上就是五分，八十到八十九是四分，当时大家的想法就是“保四争五”，没有哪个说我七十多分就行了。其实成绩的影响没有很大，但是大家都很努力，最后成绩都是四分、五分。单位过来要人，也知道我们这一届的水平，比较放心，把指标往南京大学一放，直接报人上去。

我们四十一个人在校学习的时候，大家真是都很珍惜这个再次学习的机会，都觉得这机会来得不容易。所有的课我们都是全到，就算是政治课也都去上，现在的学生可能对这类课程不感兴趣，但我们那时仍然认真听讲，很少在课上做数学作业之类的。所以辅导员不用管学生来不来上课，上课时是否认真听讲。我们那时候的辅导员，是毕业留校的工农兵学员，根本不需要管我们的学习，他的任务就是把我们从教室拉到操场上进行体育锻炼，要把我们的身体搞好，因为出现了一些为了学习而累坏的同学。班里也有个别同学挂科，顶多一门课一两个。我们班现在做得最好的，是在北京大学现代数学研究中心的田刚教授，他早就是院士了，而且应该是全国七七级的第一个院士。

那时候我们用电都受限制，晚上十点关灯，有的同学就会借着走廊上、盥洗室的灯看书，所以我们那届同学真的是很认真学习。我们那届最小的1961年出生，最大的是1947年出生的，相差十四岁，最小的同学就是原计算机系副主任，人称宋公。

我们那一届，大家都有一定的社会经验，气氛比较融洽。应届考的同学，因为小，好像有点小孩子脾气，但是我们都包容他们，所以都很和气。我们年龄差距大，不像现在，干什么事情，大家一哄而上，一呼百应。我们这一届有自己的稳重，各人有各人的想法，但是互相之间也没什么隔阂。

我们那时候教室里基本上没有桌子，都是扶手椅，哪个教室椅子不够了，去别的教室搬一下就行。晚上也可以在那边自习，不过晚上九点就关灯了。宿舍是晚上十点关灯，熬不了夜，除非你在走廊上、盥洗室里。浴室是全校一个。宿舍楼里的盥洗室，就只有一排水池，四五个水龙头。旁边就是厕所，厕所不是现在一个一个的，都是很简陋的。我们洗澡，夏天可以用冷水那么一冲，冬天就要到浴室。浴室也比较便宜，我们洗澡一次三分钱，也不是一直开的，是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

我们那一届住宿比较紧张。我们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八个人一个宿舍，十八平米的房间，高低铺十个床位，八个住人，两个放东西。我们来了以后，一个房间分一个，就九个住人，一个放东西，所以很挤。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三年级。

饮食的情况，我们第一年是包伙食，就是一个班十人或者八人一桌，给个大牌子，凭牌子统一打几个菜——用那种大脸盆——打了菜大家一起吃。大家分配好每次谁去打菜。二年级以后就分开了，自己去买着吃。伙食马马虎虎吧，对于我们农村的学生来说，肯定是比在家里好多了。我们在家一天三顿稀饭，根本吃不到干饭，但是我在学校里一天两顿干饭，还吃不习惯，晚上还想找些稀饭吃。我们那时候上大学是人民助学金制度，分一等、二等、三等三个档次，我一开始拿的是二等，一个月十几块钱，一年后给我上调为一等。这是根据家庭情况的变化定的，基本上就够吃饭了。有的同学是带薪的“老三届”，从工厂里来上学，单位还发着工资，那他们肯定就不要了。当时班里大概有四五个带薪的。那时候是有粮票的，我们上学是二十八斤一个月，这是全国的规定：国家户口，成人，一个月就是二十八斤。上大学就从农村户口转到国家户口了，所以是二十八斤。

我们数学系不需要什么设备，一支粉笔或者一张纸、一支笔就行了。老师是比较辛苦的，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没什么书教。工农兵学员是“文化大革命”后隔了好几年才招生，招了之后，有的就是初中水平，上大学后根本不会，所以他们这个书也难教。而且教材也没有，他们还得编教材。既要编教材，又要补中学的课，还要讲课。但是我觉得我们老师真的非常敬业，同学有问题，要问老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是没问题的。你找老师讨论，他很乐意给你解答。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个质疑课，同学不去向老师问问题，老师会把一批学生叫过来，把一些模糊的数学概念拿来提问，所以我现在有些严谨的东西，都是跟他们学来的，他们都是言传身教。“文化大革命”以后，还有职称问题，恢复之后他们基本都是讲师，副教授很少，很多老师也比较年轻。数学系有一个老师，身体不太好，今天宣布提为副教授，第二天就被发现在家里去世了，就是太辛苦了。

当时学校图书馆的藏书非常稀缺，全国基本上都这样。那时候的图书馆就是现在的南京大学博物馆。我们借书就写一个条子，交给图书管理员，图书管理员进去找，找了以后，要是没有就借不了。所以那时候，我们有的参考书，就很难找，即使有，也可能被人家借走了。借书倒也不需要签字什么的，就是有个图书目录，对应着卡片写要借的书。借书就在借书证上做记录，一个人只能借四本书。数学系有自己的图书馆，但是不对本科生开放，到大四做毕业论文时才开放。

我们那时候没有军训，有英语、政治、体育、物理，以及各种数学课程。我们有第二外语，而且是必须的，就是自己选一门外国语。我当时选的德语，我们还有些“老三届”，当时选的是俄语。专业课和现在差不多，难度上肯定是我们那时候难，要是拿来考现在的学生，那肯定是考倒一大片。现在的大学教育是平民教育，我们那时候是精英教育，所以应该说现在学生学得要比我们那时候简单些。我们那时候哪管难还是不难，老师出题考就考了。我记得有一门课程，早上八点钟开始考，我们都是考到十点就交卷，有一个同学考到十二点，老师也就陪她到十二点。当然这是特例，因为那个同学脑子有点小问题，老师就很有耐心，一直在那里等她，我们都吃完饭回来等下午上课了，她还在做。

我们和工农兵学员的培养方式不太一样，他们的水平参差不齐。有个电影叫《决裂》，里面提出一个观点，说这手上的老茧皮子，就是上大学的资格。那时候有个张铁生，“白卷英雄”，他交了白卷来上大学，怎么能跟得上，所以他们的教学没有我们正规。我们是从正常渠道进来的，所以无论是在教学还是复习考核上，都是很正规的。他们的教学内容应该比较简单，不然他们也跟不上，所以后来我们三年级的时候，国家专门有规定，工农兵学员留校，如果没有研究生学历是不能任教的。

我大学时候对于社团、学生会之类的，不怎么感兴趣，也没有人来找我，我也不愿意去，因为还是想学习。因为我丢了三年，又有了学习机会，机会来得不容易，我们大家都很珍惜。但是也有人喜欢做些社会工作。不过我偶尔会去看看电影，学校的大礼堂每个礼拜会放一场电影。我记得放的第一部电影就是《阿诗玛》，杨丽坤演的，还有《五朵金花》这些老电影，伤痕文学改编的电影也有，国内自己拍的，像《苦果》《驼铃》这些是属于记录“文化大革命”的，没有现在看的爱情片。西方电影几乎没有，只有一个日本电影《望乡》，是栗原小卷主演的，她是记者，去采访一个日本慰安妇，场景不在日本，好像是在东南亚，她就希望回到自己的家乡。因为是外国的，又涉及敏感话题，所以我们还是在辅导员那里用一个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看的。为了消除电影的影响，电影前面的铺垫可能差不多和电影一个长度，它就是要你正确地来看待慰安妇问题。我那时候喜欢看小说，就是在考试之前，也会借一本，熄灯之前，看那么几页，就睡了。

刚入学的时候，有一个集体爬紫金山的活动，后面集体活动就不多了，可能就是校运动会，还有毕业畅谈的时候，一般会以宿舍为单位进行活动，例如去马鞍山远足等，全班的就只有那次爬紫金山的集体活动。我们几乎没有聚餐这些活动，就校庆或者重要节日（例如中秋节、国庆节等）的时候，学校会发一张加餐票，我们会把菜打回来，在宿舍一起吃吃，也没有什么酒。我大哥在南京，那时我们一个礼拜上六天的课，第一学年时，我每周六晚上都会到我大哥家里去，礼拜天下午再回来。那时候有严格的请假制度，不可以随意在外面住宿。

至于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学术方面肯定会学习西方，特别是做毕业论文的时候，会看一些外国的文献。我们主要是看一些国外期刊，像美国数学学会的一些期刊，我们系是最全的。改革开放初期，国际交流还是比较少，出去或者来考察都比较困难，因为还是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后来我们毕业了，才慢慢有些短期的交流，主要是英、德、美、法，苏联倒没有。我们留校的时候，世界银行贷款给学生出去留学，读研究生。不过我没有考虑过，因为我大学身体一直不好，其实是抱着药罐子过来的，一直吃中药调理。我当时就说我能留在南京大学就很好，其他的等我身体好了再说。

“老三届”很多已经结婚了，这是历史造成的，但没结过婚的就不可以谈恋爱。还有的是在家里谈过对象，后来吹了，对象就到系里来告状说：人跳到高处了，就把自己甩掉了。当时哲学系有一个学生，就是男生考进去，女生可能没有上过学，男生要跟女生分手。那时候分手应该说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女生就到学校告状，后来是男生被处分了，留校察看，然后学生就铺天盖地贴大字报，反对学校处分这个学生。可能女方家里也有点背景吧，因为当时学校里分手的也不是他们两个，但也没有像这样处分的。当时也有写“人民来信”的，那时候被写“人民来信”，是不得了的事情，学校就要马上处理，好像你上了南京大学，就了不起，就把人家甩掉了，这个影响不好。

整个大学生活对我的影响就是，站的位置不同，视野也不一样，那关注问题考虑问题就比以前更加细致。你学到一些更高级的知识，考虑问题的体系就更加周密。对我们来说，至少摆脱了农村的那种贫穷落后，当然现在我回去看，农村发展得也不错。但是出来学习，多学一点知识还是好的，知识就是力量，的确是这样。我们那个地方的风气还是非常推崇学习的，能够考上大学，大家还是觉得很了不起的。我爸爸是做木工的，我考上南京大学，大家更加尊敬他了。我一考上，所有的复习材料就都被其他人要走了。

国家需要到哪就到哪

我们毕业后是国家包分配的，国家给指标。我们四十一个人，国家就给四十一个指标，我们有考研究生的，那就可以挑选。但是有个规定，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如果来指标的话，这个指标必须接受，不能空着。我们那一届分配到南京的是最多的，因为那时候师资缺乏，有到南京化工学院的——现在不叫化工学院，叫南京工业大学；南京建筑学院的——南京建筑学院，现在也没有了，和南京化工学院合并成南京工业大学；南京邮电大学的；南京农林大学的等等。我们在南京的大概有17个人，人数比较多，还有部分去了北京，一两个到了无锡。

那时候我考研了，但是当时考研比现在难，就没考上。没考上就分配工作，正好我们计算中心要人，就到了计算中心。但其实我在计算中心仅待了两个礼拜，就又回到数学系做了老师，因为师资比较缺乏。当时我自己也没有一个特别想要的去向，因为那时候人还是听党的话的，党和国家需要到哪就到哪，如果需要我到偏远的边疆去，那我就去，不会像现在都想去北上广。

那时候我觉得党和国家给了我这样一个学习的好机会，那我就要把所学的知识奉献给祖国，我们当时都是这样的，也没有人提出什么特别的要求，也可能我和辅导员接触得不太多。我跟辅导员说我想在南京大学留下来，他去看看有这个指标，我就留下来了。因为给我们的指标、单位都不错，所以毕业分配也没有问题或者矛盾。

作者简介

黄卫华，江苏靖江人，1957年7月生。1978年3月进入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现为南京大学数学系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教授。

（标题为编者所加，原题：“从代课教师到大学教授”。本文刊发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