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广府地区的男女平权运动

胡汉民一生，在追随孙中山从事政治革命、军事斗争之外，致力于建设一个适应世界潮流的社会制度，推动男女平等，1930年通过《中华民国民法》立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确立了完整的妇女财产权、继承权，将男女平等原则贯彻于整个民法所规定的家庭制度之中，这是近代民主革命最重大的成果之一。1977年，民国史学者蒋永敬先生撰成《胡汉民提倡女权的思想及其成就》一文，首次对胡汉民的推动男女平权的贡献作了精辟阐述。

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强调，历史人类学的区域研究要“从人的行为及其交往关系出发去建立历史解释的逻辑”，也十分重视社会变迁中“人的能动性”。胡汉民女权思想的形成，一方面是受到晚清维新思潮、革命思潮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成长于传统上女子权利较强的广府地区，很早就对粤中女子“不嫁主义”加以研究，他与中国第一代女权运动领袖张竹君的密切交往，是促成他毕生关注并推动男女平权的重要契机。

中国由一个个区域组成，每个区域各具特色，都对“全局”有所贡献，区域研究要摸清区域内部的结构与变迁，在此基础上作“跨区域”研究，并将区域与“全局”的联系揭示出来。有些人认为，对“全局”的研究“高于”区域研究，这是十分狭隘的观点，对认识“何谓中国”“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十分不利。与此同时，区域研究若能重视“区域”与外部的互动与联系，政治史与人物研究若能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或可避免过度“碎片化”的弊病。

女性姓名权、财产权“革命”

学界有些人从“西方中心论”出发，认为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完全是西来的，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但往往因此忽视中国女权运动有其本土渊源——明清以来广府地区的“不落家”、“守清”、“自梳”传统。

在广州府所属南海、番禺、顺德、香山等县，至迟从明末开始即出现了“不落家”（归宁不返）现象，随后也扩展到肇庆府。因广州、肇庆文化差异甚少，本文的“广府”包含广州、肇庆两府。所谓“不落家”，即女子结婚后仍长住娘家，只在重要节日或翁姑生日时在夫家住宿一两天。从事反清复明运动的著名诗人屈大均是番禺人，他的发妻即实行“不落家”。这一风俗的起源，学界至今未能得出一致结论，我个人认为与古越族女子地位较高的传统有关。不管其起因如何，这种风俗到清代已经带有抵制包办婚姻、家庭专制的意味。1900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日报》刊出《男女平等之原理》一文，注意到“不落家”是对包办婚姻的抵抗。该文指出：“今居中国，男不识女，女不识男，互昧平生，强作婚姻，非其志也，迫于礼已。其或不顺，势必至男则休妻再娶，女则归宁不返。”

从“不落家”传统，又演变出一种新的形势，叫做“守清”，即未婚女子特意与刚刚去世的青年男子牌位“拜堂”，取得所谓“名分”后独立生活。这种形式更进一步，明确表示对包办婚姻的反抗。

在“守清”之外，大约在清代中期，广府地区又出现更具普遍性的“自梳”。旧时代姑娘扎辫，已婚妇女梳髻，“梳起”则是未婚姑娘梳髻以示终身不嫁，是一种非常隆重的仪式。自梳女为维护自身生活方式，往往义结“金兰”，居住于共用的“姐妹屋”“女屋”之中。我们今天往往是用欣赏奇风异俗的眼光去看待自梳女，但她们的不婚、自养、自由支配财产的权利，是数代女子以死拒婚、付出惨烈代价争取得来。

在传统中国，女性姓名权并非普遍的法定权利，有一定上层社会的女子会有完整姓名，庶民女子则长期没有这个权利。我们耳熟能详的古代女子，如班昭、蔡文姬、李清照等，是以其史学、文学成就名世，梁红玉、秦良玉等则以军事才能而著称。其他许多女子，多作为妃嫔、妻妾、名妓而传世。以改良棉纺织技术著称的黄道婆，按笔者的理解“道婆”并不是她的本名，而是因她信仰宗教，故而别人对她如此称呼。庶民阶层的女子，在法律文书及其他正式场合，未嫁女以“X氏女”出现，已婚女子以“X门Y氏”“XY氏”出现，或者在父姓、夫姓后面加上“X娘”“X姐”，实际只是排行，并非现代社会的正式名字。汉唐宋元时期，礼法尚未曾十分严苛，偶尔也有一些碑刻中庶民女子使用姓名全称的例子。到了明清时期，理学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男权社会达到顶峰，庶民阶级中女子姓名权更加衰落。

然而，在帝国“边陲”的珠江三角洲，从清中期开始，随着自梳女的出现，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女子姓名权“革命”。广东民间文物保护组织“金石遗珍”余国强、康志斌，曾对广州黄埔长洲岛道光九年（1829年）《重建金花古庙各家乐助碑记》作了全文释读。笔者从《碑记》捐助名单中，发现“花女曾桂香、曾悦好、曾金凤、曾瑞好……”连续18个未婚女子姓名，排在“信妇曾门黄氏、曾门梁氏……”等13个已婚女子之前。

暨南大学刘正刚教授，释读了广州黄埔村嘉庆十八年（1813年）《重修洪圣宫殿碑记》，发现其中梁氏家族部分有“花女梁玉藏助金一员、花女梁观平助金一员、花女梁配莲助金一员……”等26条记录，而胡氏家族的“花女”则有29名。这些名字都非常正式，与现代女性名字相类，并非以前“梁八娘”“梁八姐”那样的排行称谓。广东省社科院陈忠烈研究员依据田野调查做了解读，认为“花女”指未婚女性，碑文中的“花女”应该大多数指的是不愿意结婚的自梳女。

姓名权与财产权难以分离。财产总是登记于一定的姓名之下；有了独立的姓名权，财产权才能有明确标识。独立姓名权的普遍出现，显示在珠江三角洲部分地区，女性财产权已突破了传统礼法限制。她们在向庙宇捐款时，不再使用“X氏女”这样的称谓，显示她们的捐款来自本人工作、经营所得，而非来自父亲的赠与。

自梳女财产权的取得，是在广州府得到广泛承认的“习惯法”基础上实现的。在举行正式“梳起”仪式、入住“姐妹屋”之后，社会默认自梳女已拥有独立财产权，她们从事雇佣工作、经营工商业、置业收租、放债收息等所得归她本人所有、支配，不必将所得上缴于男性家长。自梳女年老之时，可按本人意志，立遗嘱将遗产由其侄子或“契女”（干女儿）继承。

张竹君对胡汉民的深刻影响

清末中国女权运动有三个中心，一是留学生众多的日本，二为华洋杂处的上海，三是广府地区。张竹君以一人之身，横跨了广府、上海两个中心。

中国第一代女权领袖张竹君正是出生在“自梳”风气极为浓厚的番禺县，在教会所办的博济医院跟随两位美国女医生学习多年，又饱受维新思想的熏陶，在20世纪初年脱颖而出，迅速成长为女权运动的实行家和宣传家。也正是在20世纪最初几年，胡汉民与张竹君的密切交往，促成胡氏一生都关注男女平权。

张竹君（1879-1964），广东番禺县沙湾螺阳乡岐山村人，出生于十三行行商家庭。十三行行商为清政府授权的外贸商人，专门与来华贸易的西方人打交道，见识通达。张竹君少时入教会所办的博济医院学习西医，1900年1月毕业后，即创办南福医院于广州，医院的建设费、开办费应有部分来自家庭的支持。张竹君奉行“不嫁主义”，主张女性自立自强，跟她出生成长的地域有重要关系。沙湾所在的番禺禺南地区，与相邻的顺德、南海、香山各县，乃是“不落家”、“守清”与“自梳”风气最为盛行的地区。

在博济医院期间，张竹君也从来自美国的两位女医生富马利（Mary Hannah Fulton）、赖马西（Mary West Niles）身上，学到女性独立自强之道。从1886年开始，赖马西医生负责管理博济医院女病房，同时收养了一批女盲童加以教养，进而建立华南地区最大的盲童学校明心书院。她还奉行不嫁主义，一直在广州服务到年老退休。1899年，富马利医生独立筹款，在广州西关创办中国第一家女子医学院夏葛医学堂，与张竹君保持着长期的师生友谊，1915年因病到上海休养，与张竹君携手创建上海第一家粤语教堂。

康有为胞弟、“戊戌六君子”之一康广仁，也是博济医院毕业生，张竹君的师兄，1895年在广州发起创办“不缠足会”，1897年在上海与友人创办女学堂，这一系列保护女性健康、提升女性知识水平的举措，相信对张竹君产生了一定影响。

1901年，张竹君在广州河南创办南福医院，在主持医疗事务外，主持演说会，倡议兴办育贤女学堂，“一时新学志士多奔走其门，隐然执新学界之牛耳。”其时胡汉民任《岭海报》总主笔，对张竹君的女权运动赞襄最力，几乎将《岭海报》变成张竹君的机关报。胡汉民一度东渡日本留学，不久又回粤，继续编辑《岭海报》。其时《羊城报》记者莫任衡对张竹君等人言行不满，写成《驳女权论》。胡汉民与张竹君相善，乃与《亚洲报》主笔谢英伯相约，联手向《羊城报》反攻，扶持女权运动。张竹君常在夏秋之际，雇一只紫洞艇（陈设豪华之花舫）停在珠江边，以为纳凉之所，胡汉民常与友人到艇上叙谈。1904年，张竹君前往上海，先后创办女子兴学保险会、育贤女学堂、女子中西医学堂、上海医院等，在女子教育、医疗、互助救济方面开创出宏大事业。

1908年，胡汉民留日期间，在法国《新世纪》杂志发表《粤中女子之不嫁者》，一反士大夫对自梳风气的抨击，率先加以肯定，指出“以为世界可哀可敬者，莫此等女子若也”，认为不落家、自梳是对野蛮礼教的反抗，“乃真野蛮恶风所生之反动力也”，肯定其抵抗包办婚姻、解决经济独立、组成团体以抵抗社会压力的重要意义。最后，他对女权问题提出四点意见：一是男女不自由配合为大逆人道；二是经济革命而后男女可以平等，顺德等地自梳女因从事丝业得以独立维生，故能历久不衰；三是女子抵抗强权之能力不弱于男子；四是强者每怀私利以弱者之抵抗为非理。可以说，以孙中山、胡汉民为首的革命派，比维新派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致力于表彰女子追求独立的反抗精神，尤其重视经济独立对于女权运动的意义。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张竹君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赤十字会”，自任会长，组织医疗队前往武汉进行战场救护，并掩护黄兴等同盟会高级干部成功抵达武汉。几乎同时，广东光复，胡汉民出任广东军政府都督。他在组织广东省临时省议会时，为确保有一定人数的女性当选省议员，胡汉民主持拟定议员选举法时，特制定比例代表制，确定同盟会代表名额20人，男女各半，故而顺利选出议员程立卿、李佩兰、廖冰筠、邓惠芳、张沅、伦耀华、庄汉翘、易粤英、汪兆锵、文翔凤10人。这是中国女子正式参政的起始，在全亚洲也属于创举。

1930年《民法》确立男女平权

1920年，胡汉民撰成长文《从经济的基础观察家庭制度》，鲜明地揭示男女关系方面世界上的新趋势：“（一）妇人地位于私法上与男子平等；（二）结婚尊重本人之自由意愿；（三）关于离婚，夫妇有同等底权利，不比从前宽于夫而严于父；（四）贞操问题，夫妇同等，为双方义务之要求。”这些原则，十年之后都体现在民法条文之中。

1922年秋间，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国民党改进会修改国民党党纲，在“民权主义”部分规定“谋直接民权之实现，与完成男女平等制全民政治”。由胡汉民、汪精卫起草的改进会宣言称：“确定妇女与男子地位之平等，并扶助其均等的发展。”

1928年北伐成功，中国宣告统一，国民政府实行五院制，胡汉民出任立法院长，即开始大刀阔斧地以立法来改良社会制度，促进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他延请伍廷芳弟子傅秉常（广东南海人）担任民法起草委员会召集人，法学家史尚宽、林彬等人辅佐。

经起草委员会夜以继日的紧张工作，1930年12月3-4日，民法亲属篇与继承篇在立法院获得通过。亲属篇规定，女子无论结婚与否，对个人之财产有完全处分的权利；任何权利，均不应男女而有所区别；无论男女，均有资格担任家长。与此相应，《民法》继承篇赋予无论婚否之女子对父母遗产均有继承权、寡妻对丈夫遗产有继承权，革了宗法制度的命。这部民法，是全世界第二部规定男女平等的民法典，在亚洲处于领先地位，与之相比，日本民法仍对女子权利有诸多限制。

召集人傅秉常为此发表《新民法与社会本位》一文，指出：“……新民法总则，外察世界趋势，内审党义国情，毅然撤废男女间一切不平等之规定。”（《中华法学杂志》1930年第一卷第二期）

1930年12月15日，胡汉民在立法院纪念周的演讲中，总结了民法对男女平等的立法原则：“一、否认妻为限制行为能力者；二、离婚条件不宽于男而严于女；三、父母得共同行使其亲权；四、否认单独的夫权之存在；五、无论已否出嫁之女子，对于父母之遗产，都有继承权；此外各种亲属，苟与被继承人亲等之远近相等，也不以性别而有所轩轾。”

中华民国民法立法所处的时代，为新旧并存的时代，起草团队所面临的困难，非亲历者无以知悉，然而他们仍然鼓起极大勇气，力图在减少阵痛、循序渐进的前提下，打破宗法制度，以法律促成新家庭制度的建立。傅秉常回忆道：“吾以为国民党的统治，代表一新阶段的开始，吾人之法律亦应超迈现实，以求掖导社会之进步，但又不宜过分激进，致与现实脱节，无法在社会中发生预期之效力。”

作为男性，胡汉民从1901年就从舆论上声援张竹君的女权运动，之后继续支持男女平权历30年之久，到1930年以一部亚洲最进步的《民法》，将近代女权运动、五四运动的社会进步思潮以法典的形式巩固下来，是对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的落实，部分完成了辛亥革命未能完成的社会革命，也是一项无与伦比的成就。遗憾的是，1931年，蒋介石囚禁胡汉民，随后胡氏被迫离开权力中心，未能在全局性的社会改良方面再做出贡献。

广府女权运动的成果

美国华人陈福霖指出：“在二十世纪的前半期里，中国妇女参与革命而有显著的成就的，真是屈指可数。何香凝从反清、讨袁、护法，到第一次国共合作，二十多年里，和她的革命伴侣廖仲恺坚定地支持和协助孙中山，从事爱国爱民的革命工作。在这期间，她对革命的贡献，绝不是其他的中国妇女（包括宋庆龄在内）所能比拟。”

何香凝在女子参政方面取得的成就，并非偶然，其渊源是清中期以来广府地区渐次兴起的“自梳”运动、“不缠足运动”以及清末以来的女权运动。何香凝出生于南海县一个富商家庭，在香港长大，自小即不缠足，这在内地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她能够坚持下来，与广府地区“不缠足运动”的开展有着直接关系。民国初年，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在广州百子路（今中山二路）购置洋楼两座，购房款全部出自何香凝，这笔巨款来自何所继承的遗产。虽然当时的法律否定外嫁女有继承权，何家主事人仍认为何香凝有权继承部分遗产。蒋介石在广州市区的住所，正是借用何香凝出资购买的其中一座洋楼作为公馆。

近年来，有关近代女权运动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多集中在留日学生界、江浙沪、湖南等地，对广府地区重视不足。正是在广府地区，自梳运动为社会所普遍接受，为女性获得财产所有权与支配权开拓了广阔空间，女性也得以抛头露面广泛参与社会活动，有力地支援了辛亥革命。张竹君的闺蜜徐宗汉，以富家寡媳身份加入同盟会，以奁产投充革命经费，在“黄花岗起义”时护送受伤的黄兴前往香港疗伤，而后缔结连理，乃是亘古未有之惊人举动。胡汉民妻子陈淑子、胞妹胡宁媛，在同盟会多次起义中舍生忘死，扮作新娘用花轿运送枪械，其胆识也不可多得。

国民党妇女运动领袖中，妇女部长何香凝（广东南海）、国民党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沈慧莲（广东番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伍智梅（广东台山），首届“国大”代表邓不奴（广东三水），青年军女青年服务队总队长陈逸云（广东东莞），都是广府人。中共方面，大革命时期杰出的中共女党员谭竹山（广东高明）、陈铁军（广东南海）、区梦觉（广东南海），也来自广府地区。没有晚清以来广府地区广泛深入的女权运动为基础，不可能涌现出如此之多的妇女领袖。

中国女子姓名权、财产权，并非完全外来的产物，而是在清中期的珠江三角洲萌芽、发育、发展，一代代自梳女结成生死与共的“金兰”团体激烈抗争所取得，为此也付出惨重代价。她们历经奋斗而取得的女子财产权成果，为民主革命时期广府地区女权运动、女子参政运动铺平了道路。女权领袖张竹君对胡汉民的深刻影响，随着胡汉民入主中枢，而在1930年的民法立法中体现出来，惠及于全国。张竹君推动女权运动的基本策略，是联合“以平等待我”的男性共同奋斗，例如她创办上海育贤女学堂、中西女子医学院，主要依靠绅士李平书的财力支持。同时代的个别女权领袖依靠煽动仇男情绪来博取掌声，对推动平权不仅不利而且有害。

笔者认为，区域研究与“全局”研究同样重要，不了解区域，也难以理解“全国”。曾经，经济社会史研究试图以某个地域为“典型”来“代表”全国，近年来这种过于的狭隘思路如今已有所改变。正如刘志伟所说，没有什么“典型”“代表性”，有的是一个个独具特色的“区域”，区域的划分也不必固定，可根据研究选题而调整，甚至可以跨越国界。社会史的研究，不存在什么固定的“中心”与“边缘”之分，凡是学者所深耕地域就是“中心”。就我所知，近代跨越省界的民间信仰团体，有不少起源于西南而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催生了数量庞大的民间慈善团体，并延伸到港澳东南亚华人社会；不能因为西南曾经交通不便、经济不如东部发达而不加重视。华南区域研究，是视野的拓宽、史学方法论上的创新，并非要以华南作为什么“典型”，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方史”研究。

馀论

法律上所赋予的妇女财产权、继承权，到今天在许多地区仍未得到完全贯彻，如外嫁女的继承权和农村集体经济收益权问题，依然遭受侵害。在强大的社会习惯势力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真正实现男女各方面权利的平等，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尽管有种种不如意之处，20世纪中国在妇女财产权、继承权方面的进步仍然有目共睹，其中最重大的一步，是由胡汉民及其立法院同仁所走出的。

本文是在民国史学者蒋永敬教授研究成果基础上的续貂之作。如无蒋教授的抉发揄扬，胡汉民在推动男女平等方面的贡献，恐怕至今仍无人知晓。蒋教授已于2018年4月26日逝世于台北，享年96岁，谨以拙文悼念学界先进蒋永敬先生。